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
就在“二十一条”事件过后不久，中国的政治局势愈发沉重的那段时期，五四运动前期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的转变也渐渐开始了。从1915年的冬天到1917年的夏天，两次帝制运动使全国都骚动不安起来：旧式官僚们忙着准备复辟即位事宜；旧士绅们还不免牵强附会地传播过去官方宣扬的正统儒家教条，替帝制运动建立惯有的理论根据；在没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民众当中，到处散布着“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谣言。因此，新建立的民国不但对外遭遇国耻，同时在国内，也因为军阀、旧式官僚和士绅的阴谋计划而险象环生。面对这个混乱的局面，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忧虑重重地开始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此时，数量众多的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带回了新的观念。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那年秋天他创办了《青年杂志》，这标志着一次根本性改革运动的起点。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并自1917年起着手北京大学的改组，这两者大大增强了这次改革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天，胡适、蒋梦麟也从美国回国，加入了这群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集团。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与旧士绅和旧文人集团的论战，只遭到微弱而消极的抵抗。尽管如此，由于军政方面的权贵固守传统的伦理教条和制度，新式知识分子们仍然深受军阀政府的压制。
1916年冬天，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企图通过收买中国政府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意图用武力统一并控制全国，日本的活动恰好和他们的需要相契合。但民间的反日情绪依然持续高涨，而日本和新兴的中国工商业之间的经济冲突，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而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政府与中国的段祺瑞政府之间，最初发生了财政联系，后来又建立了军事方面的密切关系，这自然很快就引起一般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疑惧。因此，当知识分子逐渐开始运用这些外交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利器时，他们所倡导的新改革运动也就得到正在高涨的反日情绪的鼓舞和支持，该运动成为年轻爱国分子全力以赴的焦点。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
1915年的夏天，在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二十一条”纷纷回国之际，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①也回到了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参加1913年反袁失败的“二次革命”，随后他协助章士钊编辑著名的《甲寅杂志》②，然而，在1915年由于袁世凯的压力，杂志被迫停办。从1913年开始，袁世凯一直压制反对他的报章杂志，唯一例外的是那些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对他的声望有利的报刊。在谈判结束以后，许多反对帝制的报纸杂志便都被查禁了。
陈独秀创办杂志时，社会环境颇为不利。出版自由受到许多严苛的法律限制。名义上，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2这项条款是参考日本宪法（第二十九条）而定的，因此，《临时约法》也在另一条内规定，如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人民的权利就可以受到法律的限制。3由于这种变通条款可以做各种广泛的解释，而且当时总统和他一手操纵的国会可以任意通过并颁布法令，所以在1912年到1914年间，北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命令，以限制人民的权利，包括《戒严法》4、《治安警察条例》5、《预备戒严条例》6、《报纸条例》7和《出版法》。③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总统或地方的军事领袖可以宣布“戒严”；可以干涉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迁徙、财产等自由权利；警察有权控制所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结社，以及其他出版物；可以禁止女子参加政治团体或出席任何涉及讨论政治的集会；此外，如鼓励工人“同盟解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或“妨害善良风俗”等都在被禁之列；还有缺乏明确定义的“破坏社会道德”“妨害地方利益”等行为，也都被定为罪行；所有出版物一定要向警察局备案，缴纳保证金，必须获得同意才能发行。若是触犯了以上这些规定，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所有以上这些法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时间段里都是有效的。由于政府的高压，中国的出版业在1915年以后便不幸地大幅萎缩。实际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中国出版业一度极速发展。当时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包括北京50家、上海15家、汉口6家。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上海减到5家，汉口则只剩下2家了。1912年之后的两年之中，全国报纸发行总数也由4200万份降到了3900万份。9
这就是《新青年》开始出版时的背景。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是热心的反袁分子，但他由“二次革命”的失败经验中总结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他认为，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后来，他和汪孟邹（即他的侄儿汪原放）商讨这件事，汪氏是陈独秀的旧友，是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10在这位出版家和其他人士的资助之下，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出版了《青年杂志》，这个月刊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法文名为La Jeunesse。④陈独秀是唯一的编辑。《新青年》的许多早期撰稿人，如李大钊、高一涵，都曾为当时被查禁的《甲寅杂志》供稿。
《新青年》的创办时间恰逢现代第一份中文杂志诞生的100周年⑤。由于当时严苛的政治环境，陈独秀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他宣称，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而非进行政治批评。在第1号的“通信”中，一位署名“王庸工”的读者建议，杂志应当警惕民众、反抗帝制运动，陈独秀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事实上，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却随处可见，尤其是在“通信”“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三个栏目中。
依当时陈独秀和胡适的观点，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要比一般人平常所想的深刻得多。胡适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而陈独秀却强调推翻腐朽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思想的必要，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的身上。《新青年》第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由陈独秀执笔，他在文章开篇提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3
陈继续说，中国需要的，是要青年能够“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14他建议，要处理这个问题，应该不妥协、不犹疑，要像“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又提出六项青年行动的大原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页2—6）。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攻击守旧主义，并提倡打倒没有价值的传统。他在第二项末尾，用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写道：
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⑥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页3）
陈独秀做打倒传统偶像的努力时，也清楚地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认为，由于帝制运动与其他守旧集团利用传统的教条，尤其是儒家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以如果仅只批评他们政治认识的浅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摧毁他们的根基，因为不通过破坏的阶段，在这个社会和经济制度已腐化了数百年的中国，绝不可能有积极的建设。《新青年》的读者常乃德，后来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之一，曾询问陈独秀，为什么他不干脆鼓励中国人实行西方的小家庭制度，而只鼓吹传统大家庭制度的崩溃？陈的回答是，由于大家庭制是基于儒家的伦理观念，因此只要儒家的教条不被推翻，小家庭的观念根本不可能生根。儒家的教条认为，若是儿子离开父母自组小家庭，那他就是不孝、不德。15陈独秀所要攻击的，是许多基于这些传统伦理观念的中国社会制度和风俗；家庭制度和帝制运动只不过是传统伦理影响下的两个例子罢了。
这项旨在批评传统、唤醒青年的庞大计划在1917年之前，都是由陈独秀和几位撰稿人来推动。1915年到1916年年底之间，陈独秀的活动中心在上海，当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也没有什么组织，这群人包括国内外的吴稚晖、胡适、李大钊、高一涵和刘复。但到了1917年年初，文学革命就逐渐成形了。1916年12月26日，继任袁世凯成为大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元培⑦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7蔡可说是新式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自由主义者之一。在蔡元培的鼓励和庇护之下，新式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于是云集北京大学，而改革运动也因此能大有进展。
北京大学的改革
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蔡于1月4日就职）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这所大学起源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然而，直到1898年8月，这所大学才以京师大学堂之名正式成立（1896年虽有旨成立该校，但因反对强烈而未成立），以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总监督，吏部侍郎许景澄为总教习，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任西学总教习。那时的学生全部是从中上级官吏或科举考试通过者中选拔出来的。1900年，新任总监督许景澄因反对义和团被处死刑，学校也停办了两年；直到1901年年底才恢复开课。1912年民国成立，大学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曾任校长7个月。18
直到1919年年初，这所大学是中国仅有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而且是在首都的、由中央政府供给全部经费的唯一公立大学，它是公认的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包括四个学院：文学院由中文、哲学、英文、法文、历史等系组成，理学院由物理、化学、数学、地质等系组成，法学院由政治、经济、法律、商学等系组成，工学院由土木工程和矿冶两系组成。1911年以前，北京大学每年的预算都不超过10万关平两（Haikwan Taels），在1916年也只有43万银圆。蔡元培任校长后，学校大为扩充：1918年的预算达到67.68万圆，几乎是其他公立大学每年平均预算的6倍之多；1919年和1920年的预算分别为79.2459万圆及95.7579万圆。191919年年初，全校约有50名办理行政事务的职员及202名教授及教员。教授与教员中，除了英国人4名，美国人3名，德国人3名，日本人、法国人、丹麦人各1名外，其余全是中国人。
从1912年到1918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共有612人：其中233人来自文学院，40人来自理学院，209人来自法学院，120人来自工学院。北大在1912年之后的10年内入学者的增加，及1919年春季班的入学情形，可以由下列数字中窥见一斑：20
年份 人数
1912 818
1913 781
1914 942
1915 1333
1916 1503
1917 1695
1918 2001
1919 2228（2413）21
1920 2565
1921 2252
⑧
本科 预科 总计
文学院 341 415 756
理学院 134 362 496
法学院 532 415 947
工学院 60 154 214
总计 1067 1346 2413
在1916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时，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学生们把这所大学作为在政府中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不把它当作求学研究的地方。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流连于赌场或妓院。当时北京大学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等恶名雅号而闻名。22
从蔡元培接任校长开始，北京大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演说中指出，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应是求学，不应当是升官发财。23此后不久，他又提出了办学三方针：第一，大学是学术研究的机构。“研究”不仅包括介绍西方文明“输入欧化”，更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只是“保存国粹”，更要“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第二，学生不应当“专己守残”，把大学当作是旧式科举制度的替代品，而“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第三，大学里应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各种分歧的理论——只要是它们都有严格的学术立场——在大学里都应该得到兼容并收和自由发表。不管是哲学里的唯心论或唯物论，文学美术里的理想派或写实派，经济学里的干涉论或放任论，伦理学里的动机论或功利论，以及宇宙论里的乐天观或厌世观，都可以“樊然并峙于其中”。他还强调：“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24
根据这些自由而进步的原则，蔡元培推行了很多实际的改革。许多观点分歧的教授都同时受聘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团里成立了各种研究与辅导学生的社团。大致说来，大学是由教授们管理的，而不是行政人员或官员；学生也允许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的意见是，一个在校学生最重大的责任是读书。他认为，政治集团和学校之间不应该存在联系。然而，20岁或20岁以上对政治有兴趣的学生，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集团。学校可以对他们加以劝告，但不可干涉他们的自由选择。这个观点与当时北京政府的政策恰好相反。政府时常禁止学生参加政党，他们的理由是，学生“唯一”的本务就是读书⑨。蔡元培又鼓励学生自治，于是各类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包括读书、演说、讨论、出版、娱乐、社会服务、体育等社团，以及其他活动，例如一间学生银行、一家消费合作社、一座博物馆等。一种类似于曾在法国试行的“工读”制度也在北大建立了起来。平等的精神输入了这所大学。以前存在于学生和教授之间的界限，或学生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了⑩。
学生的道德水准也大大地提高了。1919年，进德会成立了，它仿照1912年由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在上海成立的组织，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不嫖、不赌、不娶妾等戒条。该协会的乙种会员除了遵守上列的戒条外，还进一步承诺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他们通过了惩罚的规则，并由会员选出监察人员，当时的会员规模在1000人左右。27不做官、不做议员这两项约法，充分反映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新式知识分子对旧官僚的轻视。在新式知识分子的眼中，旧官僚和军阀是所有罪恶的源泉。
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与《新潮》杂志的创办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改革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他实践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尽管蔡自己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最早会员之一，但在他选聘教职员的时候，却从不让自己受到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影响。1912年孙中山政府任命他为教育总长时，他曾说明他对教育的看法。他理想的教育制度是“超轶政治之教育”，而不是“隶属于政治之教育”。有关教育的目的，他提出五项原则：（一）实施“军国民主义”，以避免军国主义者独控军队势力；（二）以“实利主义”来改良民生；（三）实施基于互助原则的“德育主义”；（四）用“世界观教育”来提升一种宇宙观；（五）最后，以康德哲学的“美感教育”，通过美感的鉴赏，把人民由现象世界带领到实体世界的领域。这项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美学来代替宗教。在论及世界观的教育时，蔡元培强调：“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终始之世界观以为鹄。”29
随后他到北京大学任职，又重申思想自由的立场，坚持凡在理性基础上自成一家的理论，在大学里都应有传播的完全自由。因此，北大的教授团便包括了许多意见极为分歧的人物，从著名的保皇党、守旧派与复古论者，到自由主义者、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纷纷加入。有位中国作家曾大胆地说：“于是很自然地，所有最富于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30
这种教育方面的自由政策，使北京大学成为旧派保守学者和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开论战场所，而且新式知识分子也因此得到了联合的机会。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职校长的时候，他任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与此同时，其他许多新思想人物也都应邀加入北大教授团。
其中有文字学家兼声韵学家钱玄同、语言学家兼诗人刘复、诗人兼书法家沈尹默——他们都是白话诗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人物。这年夏天，刚由美国回国的胡适也在文学院担任教授，他所负责的是中国哲学史课程，教授的观点与传统的见解大不相同。新散文和新诗作家周作人于1917年4月16日开始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9月4日改任文学院本科教授，仍兼原职。反对儒家的学者吴虞自1916年年底就与陈独秀有联系，1919年开始受聘北大任教。鲁迅虽然到1920年才加入北大教授团，但自从1912年教育部由蔡元培主持之后，他就一直在该部工作，这期间与不少北大的自由主义派教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2月，李大钊在北大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下，接任图书馆主任，后来也兼任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方面的教授。（同年10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其他教授还包括：政治学家高一涵、社会学家陶履恭（即陶孟和）、心理学先驱及逻辑学者陈大齐、经济学家马寅初，以及最先在中国研究科学方法的学者之一王星拱。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这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冬天，北京有一群才能卓越的学生，因为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热烈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便合作创办了《新潮》杂志，英文名称是The Renaissance。该杂志最初由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创议，后来罗家伦、潘家洵和康白情等也加入了筹备，他们大多数是对历史和文学感兴趣的学生。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帮助，他们从北大获得了出版该月刊的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胡适担任他们的顾问，并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一起，鼓励支持新杂志的形成和发展。学生们提出了他们出版物应坚持的三种“原素”——“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自然而然地，他们支援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所提倡的种种改革。这个杂志的第1期出版于1919年1月1日，很快地受到全国文学青年的热烈欢迎。
出版该月刊的新潮社是个非常小型的组织。当它在1918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的时候，只有21名会员，他们全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登记入会的会员似乎从不曾超过41名。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五四”事件时的学生领袖，并且从那时起，在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在简单列举其中一部分人的成就如下：
傅斯年：极有影响的史学家和言论家；193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9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罗家伦：史学家、教育家及言论家；1928年，出任北京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担任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顾颉刚：著名的中国古史学家及民俗学家。
康白情：浪漫派抒情诗人。
毛准（字子水）：教育家及国学家。
江绍原：教育家及宗教历史学家。
汪敬熙：短篇小说家，生理学及心理学教授。
吴康：哲学家。
何思源(字仙槎）：教育家；1944年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市长。
李荣第（字小峰）：出版家（他的北新书局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新文学作品）。
俞平伯（原名铭衡，俞樾曾孙）：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和《红楼梦》研究专家。
郭希汾（字绍虞）：作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
孙伏园（原名福源）：《晨报》副刊知名编辑，作家。
张崧年（字申府，笔名张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精通罗素哲学、数理逻辑，有一段时期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诠释者。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中国文学教授，作家，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刘秉麟（字南陔）：经济学教授。
孟寿椿：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朱自清：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
在《新青年》集团和北大发生了联系以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日趋壮大的学生支持。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番新式知识分子在北大的联合只是暂时的，那些领袖人物的见解和兴趣本就不同，陈独秀和胡适二人便是很好的例子。尽管陈独秀当时认同在改造政治之前必先破坏旧式传统观念，但他的兴趣仍主要偏重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然而，胡适和大学里的其他教授则对文学与教育改革抱有更大的兴趣。1917年，当他们因提倡新思潮、反抗旧文人旧士绅集团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之间达成了笼统的相互谅解，即他们的改革运动将着重于各种非政治性的活动。这次联合，实际上是基于一般性的、不曾精确界定的观念，例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后来，当陈独秀对段祺瑞政府的种种活动渐觉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便不由自主地批评起政府来了；1918年以后，他变得更加激烈，并且开始倾向于群众运动。他之所以创办《每周评论》，并将其作为短小却尖锐的抨击政治的利器，实际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相反地，其他自由主义者则逐渐趋于保守或缓和，并且避免卷入政治旋涡之中。然而，这次联合直到“五四”事件以后才告分裂。1932年，胡适对这次事态的发展做了如下的回忆：
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35
新式知识分子的改革观点
尽管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在性质上有分歧，然而1917年到1918年期间，他们也曾切实地把精力专注在思想文化改革方面。陈独秀在就任文科学长之前，已经与易白沙、吴虞形成了他们反孔教的看法，并与胡适合作发展了文学革命的观点。这些人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供稿者。所以在他就职北大的时候，就曾经宣称：
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36
他这项计划同时着重于社会伦理的改革和文学的改革。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新式知识分子不但尝试介绍西方思想和制度，而且也力图重估并批判中国的传统。这个方针并非由某一人策划而成，也不是受某一人的督导。事实上，这个方针代表了一群意见分歧的人们的共同立场。
这些新观念的详细探讨将留在本书下编的几章中，这里先列出“五四”事件以前《新青年》中所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大致上按照刊登的先后安排，以显示五四运动第一阶段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趋势。总的说来，《新青年》反对各种旧的思想和习惯形态，提倡新学；反对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少数人物享有政治特权，提倡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后来还重视社会主义；反对传统的伦理，例如对政权掌握者尽忠、对父母尽孝以及对男子女子适用两种不同的贞节尺度，提倡社会里人人平等；反对传统的大家庭制度（父母与成婚的子女及后代生活在一起，组成家庭单位），提倡西方的小家庭制度，提倡女性的平等和独立，以及恋爱和婚姻自由自主，不受父母的安排。在随后的几期里，《新青年》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鼓励语文改革，讨论国语罗马字化和推行世界语的问题，并且介绍标点符号的用法；反对旧迷信和旧宗教，提倡科学、技术和不可知论；反对极少受到质疑的传统儒家哲学，提倡重估所有的经典；反对只顾及教育者的权威，提倡教育应当鼓励发展人性。《新青年》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以达成思想界领导力量的大联合，以反抗军阀的统治。
这些新思想领袖所主张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两项，依照他们所加的绰号，分别是“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和“赛因斯先生”（科学）。1919年1月，陈独秀为庆祝《新青年》创刊三周年而发文，对上述两项原则做了扼要的概述，并且驳斥了一些对《新青年》的非难。他写道：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37
由于受到教授们和《新青年》的激发，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学生获得了对新思潮更明确的了解，并且在新思想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新潮社的会员都是先锋分子，他们把运动当作是“思想革命”或“社会革命”，并且鼓励读者在中国介绍和传播世界的“新思潮”。他们指出这次运动的精神应当是批判精神，应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警语，就是“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values）。更重要的是，他们“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前代人物道德思想上的“感化”。傅斯年起草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除了要唤起中国学术思想在世界思潮中的地位之自觉外，便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仁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
……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仁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
……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惑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38
新潮社领袖人物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观念显然部分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新潮》的创刊号里，罗家伦论及当代世界的潮流，他说，在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几乎都有它阻挡不住的潮流。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大潮，宗教改革是欧洲16—17世纪的大潮；18世纪的大潮是把民主精神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国大革命；而19世纪的大潮则是1848年革命，其结果是打击了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封建君主贵族体制。根据罗家伦的看法，20世纪的世界新潮流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39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的，然而自此以后的革命都会是俄国革命的类型，即会发生许多社会革命，在这些革命里，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40同期杂志中，后来像罗家伦一样转变为激烈反共分子的傅斯年，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俄国将会兼并全世界，不是在领土方面，也不是在国权方面，而是在思想上。41在以后出版的一期《新潮》中，一位读者提出，此后的革命会效法“美国革命”的形态，但这个见解受到编辑们的反驳。就大体而论，这些学生们的意见似乎要比陈独秀、胡适甚至是李大钊等教授的意见还要激进。
然而，若是断言这些学生领袖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主张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二者的模糊混合体。罗家伦在上述一文中说：“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关的，而不是对立的，而且“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来发展个性。”42他相信这即是新潮流的真正意义。罗家伦对这些政治观点的研讨受到两本书的较大影响，一本是沃尔特·爱德华·韦尔（Walter Edward Weyl）的《新民主主义》（The New Democracy，1912），其副标题是“有关美国若干政治经济趋势的论说”（An Essay on Certa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另一本是斯蒂芬·巴特勒·里柯克（Stephen Butler Leacock）的《政治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1906）。罗家伦反对通过暴力来达到改革的目的，他更强调全体人类与平民的利益，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士麦，不如崇拜佛兰克林。与其崇拜雷朅奴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的经济。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狄生的发明。”43这段话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学生如何偏好笼统的概括说法。但是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和传播他们观念的热情却给改革运动提供了新动力。他们宣称，要想阻止潮流，或逆流而行，会带有极大的危险性，只有顺着潮流而进才能确保安全。“现在世界的新潮来了，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
反对派的批驳和答辩
在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形成期间，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反对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一些保守派的教授、研究员和学生。清朝末年，北大的文学院教授团包括为数颇多的桐城派文人，而另一部分则属于“文选”派。（而法学院里的大部分教职都由留日学生担任，一般说来，他们比留法和留美的学生都要保守些。）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江苏、浙江两省的学者（因此被称作“江浙派”）继桐城派而起，成为北大文学院的一大势力。江浙派学者大多是章炳麟（太炎）的门生和朋友，而林纾可以说是与桐城派有关。在校内，江浙派的教授们便形成新式知识分子的主要反对势力。44
这群旧文学的提倡者以刘师培为领袖，以黄侃（季刚）、林损、辜鸿铭、马叙伦和国史馆中的一批较为年长的学者为后盾。他们通过《国故》杂志向公众宣传，提倡文言文、儒家和旧伦理。这些学者受到大学里保守派学生以及文人的拥护。45
然而，这个保守的反对集团在思想方面的宣传效果并不明显。他们的出版物，缺乏可读性，有时甚至不合逻辑，因此对大部分中国青年没有多大吸引力。他们的文章经常堆满难解的古文生僻字，即便是功底极佳的学者也不一定都懂。最终，他们的《国故》杂志只出了4期便早夭了。46至于军阀政府的出版物，由于通常只包括官方的言论，在这场论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新式知识分子领袖的写作能力与保守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大多是卓越的散文作家：陈独秀热情有力的论说文，一直吸引着年轻人；胡适清晰流利的文体，当时可说是无与伦比；鲁迅的讽刺短文和小说，仿佛一把双锋的利刃，尖锐而致命；周作人常写生动的散文，使读者感觉在与家人娓娓对谈。其他推动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教授和学生领袖也大多数是文笔流畅有力的作家，例如钱玄同、刘复、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和朱自清等。此外还有在这次运动中崛起的其他一大群光芒四射的青年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这些新知识领袖们不仅对西方语言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凌驾于旧学者之上（严复和辜鸿铭等少数兼通中西者是例外），而且在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上有时也超越了他们。许多新知识领袖不但能写流利的白话文，还能写畅美的古文，而旧学者要么只精通古文，要么过于高傲而不屑于使用白话文，而白话文当时已成为更有效的写作媒介了。
在大学圈子之外，还有两位颇负盛名的文学界领袖支持保守派，即翻译家严复和林纾。此时的严复已转为保守，反对学生运动及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尽管在此前20年他曾支持“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许多改革。他认为，只有回归古代的中国伦理和文化，只有排斥西方的影响，才能救中国。这恰与他在1890—1900年间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还提出，古文比白话文更富暗示性，更典雅，并且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由于新文学运动的不合理性，它不久就会自然地销声匿迹。因此他认为积极的反对是多余且没有必要的。于是，只剩下林纾一人是大学圈子外唯一具有影响力而支持保守派的发言人了。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林纾是最受欢迎的欧美小说翻译家，尽管他并不通晓任何外国文字。由16位以上精通西方语言的助手协助，他把180种小说及其他作品译成281册文言文，共2000万字。他的助手先把外文原著口译为白话，林纾再把白话转译为文言。他对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推崇备至。在北大时他一直是反对江浙国学派的重要人物，江浙派主要研究文字学、声韵学和考证学，他们瞧不起桐城派的古文，觉得桐城派肤浅，不够水准。林纾却认为经学派的崛起，尤其是在1911年以后取代北大桐城派的学术地位，实是中国文学走下坡路的象征。可是面临新文学运动的兴起，除了少数例外，这两派的旧学者和旧文人多半选择捐弃前嫌，携手反抗新文学的共同威胁。
然而，这些保守派的反抗相当消极，林纾加入他们的阵营也有些姗姗来迟。早在1917年，钱玄同就出面支持胡适的文学改革建议，并且攻击林纾。49林纾当时只是间接而缓和地答复他，简单地说不应当废弃古文文学，而应当好好保存它，效法西方之保存拉丁文。50其他反对新文学、新道德的文人和学者，也都在论战里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当《新青年》编辑想用论战来引起读者兴趣的时候，他们只好登出一封由编辑钱玄同以假名用文言书写的读者投书。这封信登在1918年3月15日的那一期里，署名“王敬轩”；信中用种种荒唐可笑的理由控诉《新青年》。随后，由杂志的另一位编辑刘复对这封信做了长篇而流畅的答辩。虽然钱玄同的来信是捏造的，但在文体上和大部分旧文人对儒家、旧伦理和对文学的见解上，都模仿得相当巧妙。51这个插曲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同时也引起旧派学者的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