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反感逐渐增强。1919年2月和3月，他在上海著名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讥讽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在这些小说里，他用一些假名字来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并用侮蔑的言语来描绘他们。这些小说大致上是“伟丈夫”惩处异端的主题。现在把他的小说《荆生》摘录如下：
辛亥国变将兆，京城达官迁徙垂空。京师陶然亭游客绝稀。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此简与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亭当同光间，京僚恒置酒延凉于是，以乱故，寂然无复游客。时于五月十八日，山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人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则能“说文”，二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即至，窥荆生室，颇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不置念。呼僧扫榻，温酒陈肴，坐而笑语，与荆生居处，但隔一窗。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恩者？”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君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金生笑曰：“君知吾何姓，吾姓金耳。姓金者亦嗜金，吾性但欲得金，其讲‘说文’者，愚不识字之人耳。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扑其食案，杯碗均碎。
一伟丈夫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孔子何以为时之圣？时乎春秋，即重俎豆；时乎今日，亦重科学。譬叔梁纥病笃于山东，孔子适在江南，闻耗，将以电报问疾，火车视疾耶？或仍以书附邮者，按站而行，抵山东且经月，俾不与死父相见，孔子肯如是耶？子之需父母，少乳哺，长教育耳。乳汝而成人，教汝而识字，汝今能嗥吠，非二亲之力胡及此！譬如受人之财，或己命为人所拯，有心者尚且衔恩，汝非二亲不举，今乃为伤天害理之言。余四海无家，二亲见背，思之痛绝。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三人相顾而（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52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处，林纾认为田其美这些人“禽兽自语，于人胡涉？”原可置之不理，荆生惩罚他们，实亦“多事可笑”。他又叹道：“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在另一篇小说《妖梦》中，林纾又用类似的描述。故事里有一个门人梦游阴曹，发现那儿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后来看见他们都被佛经里说的曾吞食过太阳和月亮的大王罗睺罗阿修罗活吃了。53虽然林纾本人并不完全赞同军阀政府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些故事的目的是向军阀求援，尤其是徐树铮，他是安福系最能干的领导人物，又极崇拜林纾，林纾希望政府可以干预北大行政。54后来为了回应别人的指责，林纾在《新申报》上道歉，对故事中的侮辱词句表示悔意，他的道歉赢得了陈独秀的称赞。
然而，林纾更严肃的反对则表现在1919年3月18日他写给蔡元培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其中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等罪名控诉北大。在这封信的开篇，林纾认为当前“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希望蔡元培“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而尤其告诫他：“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霄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蔽，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接着，他陈述了一系列反对新思潮和白话文学的理由。现摘要列举如下：
一、过去的改革并无成效可言：“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
二、而民国的新改革家“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这就是说，中国今日的贫弱，不应迫究既往及伦常。
三、并且外国人也遵守伦常：“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廿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四、文学革命是不必要的，因古文读者会越来越少。“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
五、古文并不妨碍科学与学术，且亦不能被消灭。“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六、常道不可因一时的方便而变更，而且孔子也是会适应时代需要的。“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陈，孔子行；陈恒弑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
七、强权不必成功，且中国弱败亦不能归罪于孔子。“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
八、孔子学说注重人与人相处之道，连庄子也没有完全反对他。“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九、只会说土语的人并不就有真学术。“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十、过去优秀的白话作家，也曾向古文学习，且曾采用古文。“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十一、白话可用来译解古书，但不能取代古书。“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土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文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鴃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十二、新派说，父母自因情欲而生育，对子女无恩。这是禽兽的话。“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瞾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本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最后，林纾忠告蔡元培：“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麦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55
针对这些严厉的控诉，蔡元培在3月18日回复了一封分析的长信，56这封信后来受到广泛的转载和征引，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的传播。蔡元培开篇对林纾澄清，外间对北大的谣言，并非事实。接着便说：“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基于此，他分别替北大辩护：
有关“覆孔孟，铲伦常”的答复：
一、北京大学教员不曾以“覆孔孟”教授学生。“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适〕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二、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言论，并非与孔子为敌。“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三、大学不但未提倡铲除伦常，且教诫甚严。“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四、教员在校外也没有发表铲除伦常的言论。“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有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身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瞾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有关“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的答复：
一、北大的课卷皆仍用文言，讲义也绝大多数是文言。“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二、讲解古书必赖白话。“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许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三、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少仲马、迭更司、哈德等之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最后，蔡元培提到他在北大办学的“两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并附抄自己在1918年12月10日所写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所提倡的三点意见。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这些信件的往来，表明了保守势力对新运动的总攻击。蔡元培的答复虽然坚定而严肃，在某些论点上仍显露出避重就轻的痕迹，他否认或弱化了新运动教授们所提倡的种种事项。蔡元培处在当时情况之下，既受到落后军阀政府的统治，还受到群集的保守势力的猛攻，他回信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北大的自由，使其不受政府干涉，因此他不可能全力宣扬新思想。然而，即使受到这些限制，他仍为新思潮做了很好的辩护。
从一开始，保守派的反对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努力争取的只是政府的干预，而很少求取公众的支持。他们企图游说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去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且他们还要求教育总长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自由派进步派的教授。弹劾的议案曾在国会被提出，但没有通过，因为政府担心学生和舆论的强烈反对。然而到1919年春天，政府要干预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3月，陈独秀被逼辞去教务长的职位。58如若“五四”事件没有发生，在北大和其他大学里的新思想运动极可能会被军阀政府镇压下去。59江苏省省长齐耀林就曾以保存“国粹”为借口，下令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严禁购买或阅读任何批评旧文学和传统伦理的报章书籍。60
青年对新思潮的响应
尽管当时危机四伏，但这次新思潮并不像反对派那样缺少群众，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这不但应归功于这份杂志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感染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新青年》中“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第一个真正有效而自由表达公意的平台，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点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有一位读者回忆：“它的出现像是一声雷鸣，把我们由骚扰不宁的梦中震醒了。”61杂志的出版者之一汪孟邹说，最初每一期大约只印1000份；1917年以后，“五四”时期，销量骤增到1.6万份——就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情况而论，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62由于读者的大量需求，许多期都曾重印了好几次。
中国青年对这一杂志的热烈反应在读者投书里表现非常明显，这些投书大多是由觉悟的青年执笔。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现代中国政界和思想界里成为出众的人物。这些年轻的读者，当他们在努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之时，看到了《新青年》的出现，对他们说来，正如其中有一位所说的，它就是“青年界之明星”。他还说：“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又说：“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悟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63
《新青年》中有不少类似上文所引的投书，它们反映了当时的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唤醒，觉察到需要有组织地活动。由于他们所接触的是许多混淆不清、未成系统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对新潮流的反应也并不一致。1917年以后，许多思想温和的，或具有进步的自由主义观念的青年，以及激进派的青年，纷纷成立不同的组织。虽然他们当时没有特别的影响力，但有些会员后来却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新民学会是这些社团中的一个，它是由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于1918年4月18日在长沙创办的。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在该城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这所学校设在著名的城南书院旧址之上，南宋初年张栻（号南轩，1133—1180）曾在该书院讲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1913年后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任校长，许多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员，例如杨昌济（又名怀中）、徐特立和方维夏等，都应聘加入该校，因此这所学校成为微缩的北京大学。而该校的学生也经常是湖南省学生运动的活跃领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改革运动的出色人物。毛泽东很快就成为《新青年》的热心支持者。1917年春，他采用一个奇怪的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给《新青年》。这篇文章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这件事却显示了他对该杂志的浓厚兴趣。在《新青年》的激发感染下，他不久便组织了新民学会。该社团的会员规模在70人到80人之间，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一部分人在1927年后的内战中阵亡，其他人则加入了国民党或其他组织。651918年，新民学会协助募集并组织湖南省的学生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赴法国留学。这与中国留法工读学生运动中激进因素的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1918年年初，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同年9月，与约20位参加工读的学生同赴北京。他在师范学校时的老师杨昌济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李大钊。（罗家伦有一次告诉我，毛泽东去见李大钊是他介绍的。我想他只是引见人罢。）杨昌济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这时他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女儿杨开慧后来与毛泽东结婚。毛泽东被李大钊聘用为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圆。那时候毛泽东深受北大正提倡的新思潮的影响。虽然他职位低，但为了能在北大旁听，他加入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因此他结识了一群胸怀大志的青年，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还有些成为文学界的领袖，例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康白情、罗家伦和段锡朋。他也曾与陈独秀和胡适会过面，却不曾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这种环境的培养之下，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日增，而他的看法也日趋激烈。那时由于受到一位学生朋友区声白的影响，毛泽东接纳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直到1919年年初他才离开北京到上海和长沙去。
类似于新民学会的团体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都各自独立地成立起来。1936年夏，毛泽东曾评论这些社团：
这些社团大部分是受了陈独秀的著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组成的。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时就开始读这个杂志，对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非常钦佩。有一段时期他们成为我的模范，代替了我以前曾崇拜过但当时已经放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那时候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有趣的混合物。对于“十九世纪的民主制度”、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我多少是有模糊的热诚，并且我已明显地是一个反军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67
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有趣的混合物”并非当时某一个学生的特殊心境，实际上它代表了五四运动之中活跃与扰动不安的青年们的思想主流。
即使在“五四”事件以前，新运动不但已经吸引了青年知识分子，并且还获得各政党中自由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的同情。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领袖，例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钱玄同、蒋梦麟等，都是国民党党员，或其前身同盟会的会员。虽然国民党在这个运动的初期不曾表明任何态度，但有些会员却早以个人身份加入了活动。这段期间中国各政党的党员大多可以自由行动。此外，新知识潮流还受到温和的保守派研究系的热心支持，研究系是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两者都接受著名作家和改革家梁启超的领导。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新改革家们实际上已赢得了几个主要政党的同情（倾向政府的集团除外）和许多新式知识分子的支持。北大和其他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实质上已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同时新观念和新精神也已开始在全国各城市的学校中对青年知识分子发挥了作用。
直到这时候，新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还是北京的教授和学生。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兴商人、工业家之间，还没有建立密切的关系；此外，军阀政府和士绅文人联合而成的反对派与商人、工业家之间也还没有发生争端。事实上，在1915年到1917年间，新式知识分子和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观念上的，而非行动上的冲突。然而1917年，当段祺瑞揽权的中国政府与寺内正毅的日本政府之间关系转为亲密之后，这个局势开始转变了。中国保守集团的亲日态度导致新式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联合，因为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其后日本军人政府的种种活动，已使民众的爱国心高涨起来。这种爱国情绪在联合的“救国”运动声中逐渐转化为行动。到1918年，这种行动便已发展得更加积极了。
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出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 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
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清朝复辟运动派，试图用这种两面政策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71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ōda Kazue）为财政大臣。此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此外，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Hayashi 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祺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上述新政策导致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为段祺瑞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西原借款”。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从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心腹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总长的财政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该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获得拥护，1919年秋季以后便垄断了北京国会，占据了大部分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快引起政府里其他集团的嫉妒和公众的不满。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了秘密军事协定之后，形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俄与同盟国媾和，公开并废除了1907—1917年由沙皇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从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地区，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其他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75在这些被披露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中国政府协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条款，中国政府给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止同盟国或苏俄入侵；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任用日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持保密态度。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了该协定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经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 Chen）所办中英文对照的《京报》（The Peking Gazette），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 Out China）的社论，透露了后来发展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条款的部分谈判内容，并公开谴责段祺瑞政府卖国。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77到1918年夏，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公布该协定，留日和留法学生也进行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留日的中国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会，会中决定他们全体（约有3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在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46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79
1918年5月12日，留日的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项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80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救国团的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该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被收集重刊为一本小册子，题为《国体与青年》。82
1918年6月30日，活跃的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包括王光祈（1892—1936）、曾琦、李大钊、陈淯（愚生）、雷宝菁（眉生）、张尚龄（梦九）和周芜（太玄）等在北京创办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在成立初期提倡爱国主义，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且提出四项目标：“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实学术，三、发展社会事业，四、转移末世风气。”84所谓“社会事业”是指以促进改革和新知识为目的的教育和新的工商业。这些负责人之中，有热心的国家主义者，如曾琦和王光祈；有未来的左派人物，如李大钊。其中也有与《新青年》关系密切的，例如王光祈与李大钊。在“五四”事件以前，陈独秀也曾与该学会发生联系，但他并没有加入。85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只是政府亲日政策刺激下产生的诸多救国运动之一。在政府的政策日趋明显之后，新文学、新思想的倡导者和民众的反日爱国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
到1918年5月，民众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情绪达到高潮。5月20日，2000多名在京的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举行了一次抗议签订该协定的游行请愿。他们聚集在冯国璋的总统府前，要求公布协定的内容，并加以废除。由于总统向他们保证政府从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学生们的情绪才暂时平静下来。
其他许多城市的学生随后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请愿，包括天津、上海、福州，他们呼吁地方政府提请中央政府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88虽然这次学生运动很快就被平息，但它却影响了数量众多的商人，他们也随后举行了许多公共集会，拍电报给政府，谴责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政府与南方休战，而段祺瑞此前坚持与南方政府决战到底。
1918年5月间的一系列学生游行和请愿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政府的直接影响，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们可说是“五四”事件的预演。
由游行请愿的那个夏天，北京学生派遣代表到上海，他们立刻与当地其他学生共同组织了学生爱国会，该会后来更名为学生救国会。89这预示了全国学生运动大联合的一次试探和开始。
同年夏天，该会中的北大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支持该杂志的还包括首都和其他城市学校的学生。随后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包括200名以上会员（有一说法是180名）。每名会员交5圆会费，以资助杂志的出版。杂志的第一期在1919年1月1日出版，与《新潮》月刊创刊于同一日。《新潮》的创办目的主要是为了燃起纯粹的文学和思想革命的火花，而《国民杂志》则集中致力于联合新式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共同参与爱国活动。90
另一方面，1918年的这次学生游行和请愿，还勾勒出社会诸势力重组的清晰脉络。表面上看来，此次运动仅只是一次爱国活动，表现了民众的反日情绪和对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抗议。然而，其实质却显示了两股社会势力的冲突，即新旧势力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由于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增加，旧势力的实力得到增强。1915年以后，军阀在帝制运动过程中获得了部分旧士绅的支持。事实上，尽管有外国势力的影响，帝制运动的推动力还是以国内诸保守势力为主。支持复辟君主制的势力不曾得到大多数列强的积极支持。然而，如上文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日本对华影响力因寺内正毅政府的政策而大增时，中国军阀越来越依赖日本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1917—1918年间，段祺瑞同时享有一部分国内和国外诸势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支持却招来了中国内部各社会和思想集团的抗议。
而冲突的另一方，新兴工商业者开始与新式知识分子采取共同立场以反对政府的政策。1916年与1917年两次帝制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反对力量，而不是因为商人和学生的反对。与日本政府谈判“二十一条”时所持的立场，使袁世凯在外交政策上赢得了民众的一些支持，而袁氏复辟帝制的意图也不曾使商人阶级有多大的不安。根据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的记载，在张勋复辟时，许多北京商店都带着“愉快的兴奋”和好奇，在门前很快就挂起了黄龙旗。92这些行动也许是警察命令的结果，不过商人并不积极地反抗帝制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新兴工商业者对共和或君主等问题的关注度远不如对国货与日货的竞争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日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兴工商业的一个致命威胁。因此，北京政府对日的让步绝不可能赢得这些工商业者群体的同情，于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逐渐酝酿，开始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此外，当时统一币制的改革未见成效，许多地区币制仍旧非常混乱，使国内贸易大受妨害；繁重的租税绝大部分又消耗在维持那胜负不决、绵延多年的内战上；当时的法律也不利于工业发展。这些都增加了诸新兴势力对政府的不满。这种情绪在1919年5月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南北和谈会议的要求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93
新式知识分子既然已经联合起来，企图摧毁政府内外守旧势力的思想、伦理基础，当然也渴望与这股新兴的经济势力合作。因此，1918年5月学生和商人请愿，可以说是为联合行动提供了一次初步的具体试验，不过直到一年之后，这种联合才完全成熟。
①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笔名陈仲、陈仲子、只眼，安徽省怀宁县人，与后来同他的名字常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同年而生。在家乡，陈的家庭被当作富户。他的父亲曾在清政府做过官，在陈几个月大的时候便过世了，因此家道中落。他在5岁到16岁（按公历计算）之间，从祖父和长兄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古典教育。1896年他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清政府的县府院试，成为秀才；次年，在南京的“江南乡试”中了举人以后，进入著名的杭州求是书院，研读用法语教学的航海工程学。1901年，他在安徽安庆发表反对清廷的演说，遭到清政府的通缉，逃到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后来有名的政论作家章士钊（1881—1973），几年以后他与章氏共事，开始从事报刊的编辑工作。1902年他23岁时，赴日本，就读于东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他和冯自由及其他的朋友创办中国青年会。但就在同年，他便回到了上海。1903年，他与章士钊、张溥（后改名继，字溥泉）、苏曼如及何梅士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不久之后，他回到安徽，于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1905年，到上海；1906年，他再赴日本，同行的是诗人苏曼如。同年又回国，和章士钊、刘师培（他与章氏一样，后来转为保守，不赞成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一同在安徽芜湖的皖江中学教书。同时，陈又创办了另一份杂志《白话报》。由于不完全赞成民族主义，他在留日期间，曾拒绝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加入过）。据某些新闻报道称，1907年陈曾去过法国（陈任职北大时的履历如此显示，但有许多人认为这点不真确），深受法国政治和文学思想，以及法国文化的影响。1910年，他回国执教于杭州的陆军小学。次年，参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由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任命为安徽省都督府秘书兼教育委员。民国元年（1912），复兼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1913年，他与柏氏一同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同年革命失败后不久，逃到日本。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15年才回到上海。1
②这是在1914年（甲寅年）5月，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的月刊。这份杂志支持比较自由的立宪政府，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章氏是一位在日本和英国受过教育的法学家，他深受英国思想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他的政论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文章第一次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现代逻辑思维。1916年之后不久，他改变立场，开始抵制在中国采用西方制度，提倡传统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反对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1949年以后，支持新中国政权。
③1918年至1919年，许多报纸和学生刊物，都在这些法规管制之下遭到查禁，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或说他们批评政府的政策。8
④此份月刊的第1卷都以《青年杂志》为名，第1卷包括6期，第6号出版于1916年2月15日。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克按期出版”（见2卷1号，页7；这正是袁世凯洪宪复辟的时期），停刊了半年。第2卷第1号在1916年9月1日出版，刊名改为《新青年》。前7卷都由上海棋盘街的群益书社印行。直到1917年1月，陈独秀都是杂志唯一的编辑。1918年以后，杂志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委员会由6人组成，除了陈氏自己，还有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复（半农）和沈尹默（高一涵等为后来加入）。由第4卷第1号开始（1918年1月15日 ），由委员会中的一人每个月轮流担任编辑。每月设有讨论会，参加者有6名编辑和主要的撰稿人，如鲁迅、周作人、沈兼士和王星拱等。从1918年1月开始，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几乎全是用白话文撰写。杂志的法文刊名是在创刊号上就有的。1919年6月，由于“五四”事件而被迫停刊，一直到11月才恢复出版。（因此，第6卷第5号在1919年5月出版，而第6号直到11月1日才出版。）同年9月，陈独秀一出狱就组织了“新青年社”，并在12月1日的7卷1号里发表了《杂志宣言》和《社章》。所有编辑和大多数的主要作家都加入了该社。从1917年年初到1919年冬，陈独秀在北京，杂志便在北京编辑，在上海出版。1920年夏天以后，“新青年社”分裂，编辑委员会也解散了，陈独秀又重任唯一的编辑。同年5月的那期（7卷6号）刊物又被查禁。在甫至中国的“第三国际”秘密代表维经斯基（Gregory Voitinsky，中文化名吴廷康）的帮助下，陈于1920年8月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新青年》复刊（8卷1号），由重组过的“新青年社”自行印刷发行。从此以后，《新青年》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发展到此，胡适、钱玄同、刘复、鲁迅、周作人及全部其他自由主义者都脱离了这个组织。8卷6号（原定1921年2月1日出版）的稿件被上海的警察没收。于是，杂志搬到广州，8卷6号于1921年4月1日在广州出版。1921年10月，“新青年社”再度解散。杂志的最后1期，即9卷6号，出版于1922年7月1日。其后有瞿秋白编辑的《新青年季刊》，出版了4期（1923年6月15日到1924年12月15日），前两期由广州平民书社印行，后两期由广州新青年社印行。另有不定期的《新青年》出了5期（1925年4月22日到1926年7月25日），两份杂志都在广州出版。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