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目前公认的中国第一份非官办的现代杂志，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年8月5日，由两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米尔恩（William Milne）、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rison）与一位中国人梁亚发在南洋马六甲创办。这个月刊在广州和东南亚诸岛的华侨社会中秘密发行。12
⑥原文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陈文中“傅”应为“附”之误写。语出汉朝刘向《新序·杂事》。——编者
⑦蔡元培（又名鹤卿，字孑民，1868—1940），浙江省山阴县人。1883年15岁时中秀才，1889年，通过乡会试，1892年24岁时通过殿试，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李慈铭的家庭教师。1894年，升补翰林院编修，但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辞去官职，致力于教育事业。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习。次年赴日本，几天后即回国，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并任爱国学社教员，宣传革命及俄国的虚无主义，而内心亦相信社会主义。1903年，与章炳麟等筹组光复会，后来合并为同盟会。1905年，他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一个秘密小组里学习制造炸弹。1906年，到北京任译学馆国文及西洋史教习。1907年，随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国柏林。次年至莱比锡大学就读。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民国成立，在孙中山的内阁里任教育总长。袁世凯出任总统后不久，蔡即辞职，于1912年秋重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研究现代文明史。1913年夏天回国。但同年秋天又和吴稚晖等同赴法国，并从事对在法中国工人的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推行留法中国学生的工读计划。1916年冬，北京政府采纳了一些浙江省国会议员的建议，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他在法国回电请辞。随后不久，政府即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原任校长胡仁源辞职赴美，胡是蔡在南洋公学时的学生。据说，这次蔡被任命是由汤尔和推荐的，汤氏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也是蔡元培的朋友。16
⑧大学每个学院包括“本科”和“预科”。“本科”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研究院，“预科”大致相当于大学部，但不完全一致，1912年以后，高中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后可以进入预科。读了三年，由预科毕业以后可以进入本科；本科要读三年才能毕业，法学院要读四年。1918年以后，预科的年限改为两年，本科改为四年。同时也采用了美国的学分制。
⑨1917年2月6日教育总长对所有学校重申这个禁令。1907年11月，清政府更曾严令禁止学生参加任何组织或公开演说。25
⑩例如，1918年1月，北大有25名学生联名致信蔡元培，报告有一名学校杂役通过自修学习，而且成绩斐然；蔡元培立刻将该名杂役升任职员，并回信提出，学校中的教授与其他工作人员在地位上是没有高低之别的。就中国学校里传统的守旧社会阶级形态来说，这当然是很不寻常的。随后不久，北大又成立了一所为工役设立的夜校。26
在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十二戒约”：1） 不吃荤，2） 不饮酒，3） 不吸烟，4） 不雇用仆役，5） 不乘人力车与不乘轿，6） 不结婚，7） 不用姓，8） 不做官，9） 不做议员，10） 不参加政党，不当兵，不信神。28
蔡元培于1905年左右在上海办《警钟日报》的时候，便和陈独秀共事过。当时陈独秀化名为陈仲甫，由于章士钊的介绍，他和蔡一同在实验室秘密制造炸弹，以从事革命活动。由于陈独秀坚定地支持自己及朋友在安徽芜湖创办的白话杂志，蔡对他印象更深。随后不久，陈去日本，蔡往欧洲。1916年年底，陈离开上海前往北京。1917年1月，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一位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推荐陈独秀，并告诉蔡，陈独秀和陈仲甫实为同一个人，并拿几册《新青年》给蔡看。随后蔡去访问陈独秀，并征得他出任的同意。很有趣的是，几乎在聘任的同时，1917年陈出版的《新青年》1月号，登出了蔡元培两篇攻击以儒教为国教运动的演说。蔡对此登载的事并不知情。同一期里，有一位读者向陈独秀建议，应该请蔡元培常替《新青年》撰稿。31胡适曾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汤尔和家里谈天，汤拿出自己的日记来查推荐陈独秀的日期，查了很久还没查得，倒被胡适眼快一下就看到了。
钱玄同（原名钱夏，1887—1939），出生于江苏苏州（吴县），祖籍浙江湖州（吴兴县）。他的父亲是蔡元培的老师，他的哥哥是清朝的外交官和政治改革者。7岁时，他开始学习中国声韵学和文字学。10岁以前就能背诵儒家经典。13岁时，他的玩伴们有很多加入了义和团，钱受到他们的影响，更趋于保守，并且刻苦用功以应考科举。但是后来他读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作品，就开始变成改革派和今文经学派的信徒。1903年之后，主要受到章炳麟和刘师培作品的影响，转变成反清的革命派。1904年，他和朋友合办了《湖州白话报》。次年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研读日语和教育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与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龚宝铨（米生）、朱希祖、朱宗莱、钱家治等人在东京组织了“国学振起社”，邀请《民报》主编章炳麟讲解《说文解字》，并教授中国语言学和文学。约在同时，受到日本的刘师培和张继以及留法“新世纪社”的影响，钱开始学习世界语（Esperanto），并且倾向无政府主义。1910年回国，1913—1915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语言学，1915年以后在北大任教。直到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开始关注当代的思想和文学问题。事实上钱玄同加入北大教授团比陈独秀更早些。根据钱的说法，他与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过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大概向蔡推荐陈的，不止一人。在“五四”时代及以后，钱出版了不少论文，讨论语文改革、古代史和音韵学。
刘复（字半农，1891—1934），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12年，他常向各报刊投稿，并担任上海《中华新报》的编辑。这段时期，他还撰写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1916年到北京，次年在北大预科任教。新文学运动的早期，他写了许多通俗轻松的诗歌和散文以提倡白话文学。后来他致力于语音学和辞典编汇的研究。1920年，他赴伦敦大学学习语言学。1925年，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成为巴黎语言学学会（Société Linguistique de Paris）的成员。当年他回到北京，在各大学任教习，并从事语文改革运动。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1936），出生于浙江省 绍兴县的一个有地位的家庭。在他幼年时，进士出身在清廷任官的祖父因事入狱，因此他父亲的经济情况极端拮据，鲁迅当时常常跑当铺，靠典当度日。17岁时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读，约半年后转入矿路学堂攻读矿学。毕业以后，1902年获得政府奖学金赴日本求学。1903年9月开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中途放弃，改行从事新文学。1907年回到东京，同他的弟弟周作人计划创办杂志《新生》，但不幸失败。这期间他学会了日文与少许德文，并广泛地阅读东欧与北欧文学。1909年7月他回到中国，当年秋天在杭州师范学校教授化学和生理学。1910年9月，在自己家乡的中学教授同样的课程。1912年1月，赴南京，在蔡元培任总长的新建民国教育部里出任次要职员；5月，随着政府北迁到北京。他在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25年，终被当时的总长章士钊免职。1917年夏，鲁迅受到钱玄同的鼓励，加入《新青年》杂志的改革运动。他的讽刺短文和短篇小说拥有很多的读者，对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传播有很大的贡献。1920年五四运动分裂以后，他和《新青年》的关系便中断了。直到1930年后才成为左翼作家的领导人物。 32相反地，周作人（1885—1967）后来成为著名温和派的极富于风格的散文作家。他和一位日本女子结婚。1937年后，留在北京担任傀儡政府下的北京大学校长，后任教育总署督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住在监狱里。现在他仍在中国大陆写回忆录。（这是就1959年的情况说的。周作人已于1967年去世，他的《知堂回想录》已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译者）
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早年父母去世，由祖父母抚养，家境清寒。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政言报》和社会党工作。1911年春，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1916年夏回国，任进步党领袖之一汤化龙的秘书，并任《晨钟报》副刊的编辑。1918年2月，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9月以后兼聘为教授。他成为陈独秀的密切合作者，帮助他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1921年9月，他辞去图书馆主任的职位，继续任教授，并受聘为校长秘书。在北大，他曾教授现代政治学、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史、社会立法等课程。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过女权运动史和社会学等课程。在“五四”事件期间，学生们常在他图书馆办公室附近集会。1920年，他与陈独秀合作参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1年陈独秀往广州以后，他成为共产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有“南陈北李”的说法。1924年1月，当他热心提倡的国共合作成功时，他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6日，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的军警逮捕，28日在狱中被绞死。1918年毛泽东曾工作于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并曾深受李氏的影响。33
根据傅斯年所说，《新潮》的创办“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1917年秋，傅斯年 、顾颉刚和徐彦之最先提出创办杂志的念头。次年秋天，徐彦之和陈独秀讨论这个想法。傅斯年回忆说，学生们得到陈独秀意外而热烈的支持。 陈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因此，这些学生开始着手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与罗家伦、康白情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那时胡适成为他们的顾问。第一次预备会议在1918年10月13日举行，会中决定了那三种原素，同时徐建议用英文刊名The Renaissance，罗建议中文刊名《新潮》，日本人也曾以此作为期刊名。（日本的《新潮》杂志于1904年创办，是当时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的杂志之一。1907年以后，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继续创办一系列以《新思潮》为名的文学杂志。1914—1916年，许多活跃的著名作家，例如久米正雄［Kume Masao］、菊池宽［Kikuchi Kan］、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ūnosuke］等在日本鼓吹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北大的中国学生必然曾受过这些类似日本杂志的影响。）这些学生认为英文刊名和中文刊名“恰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选出职员。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分配了图书馆中一间屋子作为新潮社的办公室。他们的章程规定，北大的学生或校外人士（后者需要有社中两名会员的推荐）在该杂志中登出三篇以上作品就可以成为会员。新潮社的组织分为两部：编辑部和干事部。傅斯年被选为主任编辑，罗家伦是编辑，杨振声是编辑部书记；徐彦之被选为主任干事，康白情是干事，俞平伯是干事部书记。1919年11月19日改组，废除两部制，罗家伦被选出以接替傅斯年，因为傅即将赴英国留学。孟寿椿接替徐彦之任经理，而顾颉刚、高尚德、李小峰和其他二人各被推举担任赠阅、交换、广告、记录及校对等职务。同一会议还决定把杂志社改为学会，扩充组织和社务，由徐彦之主持出版了几本丛书。1920年5月，周作人加入本社，成为唯一的教授社员。8月15日的会议又正式决定改组，恢复两部旧制。10月28日，周作人被选为编辑部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和孙伏园为编辑；孟寿椿任干事部主任干事，6名社员，包括高尚德、李小峰、孙伏园和郭绍虞被选为干事。该年年底，新潮社出现衰谢，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重要会员都出国留学了，而其他人则忙着成立“文学研究会”（见第四章）。《新潮》的最后一期（3卷2期）在1922年3月出版。34
以上诸人，今通常译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华盛顿（Washington）、俾斯麦（Bismarck）、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黎塞留（Richelieu）、马克思（Karl Marx）、克虏伯（Alfred Krupp）、爱迪生（Thomas Edison）。——编者
依照与著名的杭州“钱江潮”有关的一种古俗，成群的人携着彩色的旗帜，在钱塘江口游泳，戏弄起伏的浪潮。这种活动是为了迎接伍员（伍子胥）的灵魂。伍子胥是公元前5世纪吴国的名将，被吴王夫差赐死自杀后，尸体被抛入钱塘江中。后人相信这潮水乃是他的愤懑之气所成，而那些游泳的人通常被称为“弄潮儿”。这个名词时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可参见宋末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条。20世纪50年代后期，罗家伦和我谈到他这篇文章时，大感惶惊不安，自认过于“幼稚”，但赞同作者所指出的它对新思潮运动的时代作用。
桐城是县名，属于安徽省。清朝有许多著名的古文作家都是桐城县人，包括方苞（1668—1749）、姚鼐（1731—1815）、刘大櫆 （1698—1780）等。由于这些著名的桐城文人在文体表达上相近，而且全国各地的作者往往仿效他们的文体，这个文派就以县为名了。19世纪时，湖南的曾国藩（1811—1872）及其门徒、友人又重振光大了桐城文派。（陈独秀、胡适和段祺瑞也来自安徽省。）“文选”派的名字出自萧统（昭明太子，501—531）所编的《文选》，此书收录了公元前246年到公元502年间所写可做 范本的诗赋和美文。这个选集主宰了近千年的传统中国文学的文体。
刘师培（曾更名光汉，1884—1919），江苏仪征人，出生于今文学派的学者世家。1904年，与章炳麟、邓实、黄节、马叙伦以及其他同盟会作家创办了“国学保存会”。次年，该会在上海出版了《国粹学报》。1906年之前，他一直与陈独秀共事，在同一所中学教书。1906—1907年，与一些中国学生在日本创办了《天义报》，是第一批宣扬社会主义的中文杂志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前，与章炳麟一样，刘师培是位反清的革命者。其后他转变为保守文人，是主持1915—1916年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那篇著名文章《君政复古论》使他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声名狼藉。他是章炳麟、严复、杨度的密友，杨度也是筹安会的创办人之一，严复也被列名。刘是由章炳麟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刘师培精通古文经典、历史和文学，他的作品中包括《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左盒外集》等。
黄侃（1886—1935），是章炳麟的大弟子。1915年，他介绍钱玄同到北大教书，但后来他们两人在古文经典的研究方面，意见却常常相左。
林损（1891—1940），字公铎，浙江瑞安人，是著名的旧式文人学者。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Penang），祖籍福建，母亲是西洋人。他在爱丁堡大学研究英、德古典哲学，又在德国一所工程学院就读之后，于1885年左右来到中国。此后，他担任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长达20年。作为一个假西洋人（imitation Western man），他能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及古希腊语。虽然他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却不能说流利的官话。他痛恨西方的殖民主义与民国的共和政府，并经常用古怪的言论为所有的传统中国伦理习俗辩护。他认为娶妾的风俗是合理的，因为一夫多妻正如一把茶壶配有多只茶杯以组成一套茶具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但没有人见过一只茶杯配几把茶壶的组合。虽然他固执地反对进步、改革等观念，但他在1910年以前却推动了所谓“中国牛津运动”（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主张中国和全世界都应该推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和“心灵扩张”政策。他引用《圣经》中保罗的话：“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Test everything. Hold on to the good. 《帖撒罗尼迦前书》5：21）“五四”时期民主在中国渐受重视之际，他把“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谑称为“德魔克乱西”（Demo crazy）；他又嘲弄自然主义文学，把新文学所推崇的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称作“多死拖-威士忌”（Dosto-Whis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