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馆”是当时隶属于北京大学的机构之一。馆中的学者都是较为年长的历史学家，包括屠寄（字敬山，屠孝实之父）、张相文（字蔚西）、辞阆仙、童亦韩及徐贻孙等。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在他的早期，尤其是1895—1902年间，实际上是首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他最先提倡西化，介绍现代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到中国来，并较早提出改革中国语言。他也是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控制的先驱之一。然而1902年以后，他逐渐转向温和保守，赞成以教育方式来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相信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应该好好保存。由于19世纪末西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激增，他早期对西方文明的乐观看法也动摇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他成为袁世凯的政治法律方面的顾问。他或多或少被迫支持了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而在运动失败袁世凯去世之后，他对国民政府以及对所有政党的厌恶情绪日益增长。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崩溃的征兆。因此，他在晚年自然而然地提倡恢复中国古代文明，并称蔡元培为“神经病一流”。然而，尽管严复和年轻一代有思想上的冲突，他所翻译的介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学等方面知识的书籍，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重大影响绝非夸张（详见第十二 章）。他在译文里精巧铸成的许多中文词句，例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自20世纪的最初10年开始，就被大家当作是中文固有的成语运用，而他意料不到也不会赞同的是，后来新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竟用这些名词作为他们的冲锋口号。例如，军阀陈炯明的别号“竞存”，以及胡适的自传中披露，他在1910年为自己改名“适”，都是出自严复的译文。许多救国运动的热心分子也都用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就通过这些观点批驳保守主义。严复的翻译作品，尤其是《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在毛泽东的高中期间，对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47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人，严复是侯官人，民国后闽县与侯官合并为闽侯县。他19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病，全家都深受其苦。20—30岁间，他过着相当放纵的生活，被他的同乡人视为异端“狂生”。1878年，考中秀才，1882年，中举人，而在1883—1898年的一系列京试中却名落孙山。在30—35岁间，他阅读了4万余卷古书。1900年，他到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后来（1905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里任教。1909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江浙派兴起后，他于1913年辞职离开。后来在“五四”时期，他出任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所创办的正志中学的教务长。该校严禁学生参与学生运动。晚清期间，林纾提倡过许多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改革，在1898年的时候就用平白语言写诗，但是他与多数人一样，没有跟上时代快速前进的步伐。他翻译的文字是流利而古雅的文言，为他口译的助手包括王子仁、魏易、王庆通、陈家麟等。林纾翻译的速度一天可以达到6000—8000字。（他每小时可以翻译1500—2000字，但他自己创作一篇短小的古文有时却要花上几个月。以胡适做 比较，据他自己说，他一小时能写900字原创作品，翻译却只能达到400字。）林纾所翻译的180种书籍中，有17种没有出版过。这些翻译中，105种译自英国作家，33种译自法国作家，20种译自美国作家，7种译自俄国作家，2种译自瑞典作家，还有7种译自不知名的作者，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日本作家各有1种。此外，他还翻译了15个短篇，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中文散文、小说和诗歌。他最受欢迎的译作是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Alexandre Dumas，fils，La Dame aux Camelias，1852，今译为《茶花女》）——这是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完成于1893年，以及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Charles Dickens，David Copperfield，今译为《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Walter Scott，Ivanhoe，今译为《艾凡赫》）、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Harriet Beecher Stowe，Uncle Tom’s Cabin，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欧文的《附掌录》（Washington Irving，The Sketch Book，今译为《见闻札记》）。他部分早期的译作在文学革命后被新的译作取代了。然而，林纾仍旧是中国最多产的翻译家，在译作数量上难以被超越，其中部分杰出的作品已经成为翻译界的经典；尽管有些令人遗憾，除了40种巨作小说，许多他翻译的原文仅是二流作品，因为林纾的助手中少有文学修养极佳的，而他只有依赖助手们的选择。48
田其美影射的是陈独秀。根据中国古史，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二字意义相近。田其美一名大概也是模仿民初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名字。金心异影射的是钱玄同。“金”与“钱”同义，而“异”与“同”则为相反词。狄莫影射的是胡适。“胡”与“狄”都可指野蛮民族。以“莫”代“适”是据《论语·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或《左传》昭公三十年：“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荆生影射的是徐树铮将军，因为荆、徐是古代关系密切的两州。——译者
东汉的孔融（153—208）恰巧是孔子第20代后人，他是受曹操部下路粹诬告的牺牲者，被曹操所杀害。57吴虞在《说孝》一文中，曾引用孔融的话来支持他反对孝道的论点，但这时他还未到北大任教。
例如辜鸿铭。
例如刘师培。
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体育之研究》，用文言写成，刊登在1917年4月1日那期（第3卷第2号）里，笔名的由来是：他的名字“毛澤東”三个字总共的笔画数是28。这篇文章登出后不久，1917年夏，毛泽东寄出许多封信给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嘤鸣求友”，并“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他还在长沙的一份报纸上以这封信作为广告。这封信所署的笔名与《新青年》上那篇文章相同。根据毛的回忆，这封信得到“三个半答复”。那“半”个答复来自一位名叫李立三的青年，后来他与毛泽东会面，倾听他的观点，但却不曾被他说服。他们一直没有建立友谊关系。李立三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且是“立三路线”的创始人。这封征友信登出后不久，毛泽东联合了他周围的一群学生同志，形成了新民学会的主力。毛泽东自己以及他的传记作者，和他的同志们后来都很少提及这篇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个斯巴达式的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64长沙的第一师范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更名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后又改为长沙高级中学，一师则迁往别处，但长高继承了原有活跃的学风。
根据留法工读学生的一份报告记载，湖南省的学生数量最大。66
1914—1919年，国民党以“中华革命党”之名为人熟知。其总部，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前，还设在东京，1916年迁到上海。1919年10月10日，党名改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总部由上海迁到广州。“五四”时期，国民党是唯一试图推翻北京政府的有实力的政党。党中有些较为温和的党员仍留在北京，担任国会议员。68
进步党是由清末戊戌百日维新的改革家们创办的君主立宪派发展而来的。1912年10月，即辛亥革命后一年，君主立宪派人士组织了民主党。1913年5月29日，在袁世凯的促成之下，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等把该党与共和党以及小规模的统一党合并重组为进步党。该党成为当时国会中的多数党，形成与国民党抗衡的势力。袁世凯死后，进步党逐渐分裂。1916年8月之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该派系大致上来说支持段祺瑞，并在段的内阁中出任职位。但在1917年11月段氏下台以后，研究系在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中，只保留很少的席位。1918年以后，该党许多思想领袖，例如梁启超和张东荪，都开始放弃实际的政治工作，从事文化与思想的改革。当年冬天，研究系在北京的宣传机构之一《国民公报》登出一系列的文章，讨论并支持《新青年》中提倡的一些新观念。1919年年初，胡适、周作人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与《国民公报》的编辑蓝知非（名公武）往来好几封长信，讨论贞操、语言、改革者的态度等问题。其他的出版机构，例如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英文常称为The China Times），加上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也都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属于研究系，是该系的领袖和北京政府内政总长汤化龙的四位秘书之一。汤出生于1874年，于1918年9月12日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所派的刺客王昌击毙。69
在“五四”事件以前已经有不少事例，学生由于受到《新青年》的激发，在学校里创办杂志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学，但却面临学校当局极大的压迫。试举一例，1919年春天，武昌的中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曾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70
“菊分根”这个名词的典故出于胜田的一首题菊花图诗中的一行。后来他用这个词句作标题写过一篇未完稿的回忆录，为“西原借款”做 辩护。该回忆录曾由龚德柏译为中文，书名为《西原借款真相》，由太平洋书店出版。72
林权助提议协助段祺瑞的政策，但却不赞成“西原借款”，因为他认为该贷款会妨害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并引起它们的嫉妒。后来他还控诉寺内正毅支持段的动机和目的并非是为了积极协助中国的统一，而是适得其反。73该贷款因日方经办人是西原龟三（Nishihara Kamezo）而得名。贷款总额高达1.45亿日元 。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1885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1889年，赴德国学习炮兵科。1895年，协助袁世凯，于小站训练新军，并于1900年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期间，他任清军第二军军统、湖广总督，但1912年年初，却领衔北洋将领四十六人通电，迫使清帝退位。革命之后，他在袁世凯的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1913年5月到7月间，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到1917年间实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1918年，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段重新出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在此之前，段氏曾于1917年3月25日组织了中和俱乐部（“中和”一词大概本于《周礼·大司乐》《荀子·劝学篇》及《礼记·中庸》），实际上是安福俱乐部的前身。1918年春，当时担任关内奉天军副总司令的徐树铮（1880—1925），接到了财政部转来的1000万圆，这笔钱名义上是奉天军的军费，但据说用在操纵新国会的议员选举上。这年秋天，选举结果揭晓，当选的430名议员中，有330余人曾接受过徐的金钱。这些议员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为首领，他们经常在安福胡同聚会，因此称作安福俱乐部。据说只要任何一个国会议员登记为该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就每个月付他300—800圆。至少在名义上，任何党派的议员都可申请入会。段祺瑞是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但在表面上，他却装作和该俱乐部毫无瓜葛。整个组织由精明能干的年轻将领、著名的“小徐”徐树铮，直接控制。通过曹汝霖及其至友，该俱乐部和日本人维持着密切关系。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和他周围的一些军人开始对这个颇具实力的组织感到不安。（据说徐世昌得到美国和英国公使的支持。）安福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包括：参议院议长李盛铎、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曹汝霖和次长曾毓隽、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警察总监吴炳湘、监务署督办及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局长张弧、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国会两院秘书长，以及许多军事将领。1920年8月3日，在曹锟和张作霖势力击败了段的军队之后，安福俱乐部解散。74
协定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部公布。1921年1月27日，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同时宣布该协定无效。1919年3月14日，经中日双方政府的同意，曾把部分有关军事的条款交出版界发表。76
在这几星期之中，有些学生在日本组织了“诛汉奸会”。有亲日嫌疑的中国人都受到了警告和威胁。郭沫若当时已与一名日本女子结婚一年半，他后来回忆，那时他被当作“汉奸”。1915年，他曾加入“回国”运动，但这次他的态度却很消极。一年以后，由于受到“五四”事件的影响，他才参加反日的活动。78关于留日学生数次集体回国之事，参见第二章。
曾琦（1892—1951），字慕韩，四川隆昌人。初就读于成都的四川法政学堂。1912年，担任参议院议员。后来在成都和重庆从事报业。1914年左右，在上海震旦学院学习，与左舜生、李璜同学。1916年，赴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政。1918年回国。1919年到1924年间，赴法国和德国，并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和同志们创办少年中国党（后来改名为中国青年党）。1945年冬，以该党领袖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代表当时右倾的国家主义派组织。1948年10月，赴美国。1950年，在欧洲旅行了两个月之后又回到美国。1951年5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逝世。81
直到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才正式创立和扩张。有记载显示，李大钊随后不久加入。83关于该会的其他历史发展，见本书第九 章。
据《教育杂志》的报道，有4所学校参加了这次请愿，见第10卷第6号，页44—45。学者华岗认为，至少有10所学校参加，除了那4所大学，还有国立北京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国大学等。86
学生们在上午9点集合于新华门总统办公室的会客室前，要求面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王志襄、步兵统领李阶平、警察局长吴镜潭和宪兵司令马觐门等代表接见，劝说学生回学校去，但他们没有成功。最终，总统亲自接见13位学生代表，包括段锡朋、雷国能、许德珩、王政、易克嶷、方豪（以上6人均来自北京大学，此方豪并非天主教学人方豪）、熊梦飞（师范学校）、鲁士毅、邓翔海、夏秀峰（以上3人均来自工业学校）。他们由李阶平在居仁堂介绍接见。这群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五四”事件的领袖，并成为中国后来政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87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曾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同情。据说，袁曾派顾维钧到美国争取支持，而且确实曾获得一些援助。日本是第一个反对袁氏称帝的国家。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