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事件
1919年的“五四”事件是风暴的中心，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旋涡。在该事件之后的活动里，新式知识分子与新兴经济势力集团基于爱国心而形成的互相联合，开始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新文学和新思想变得非常流行，救国的情绪开始酝酿，而且整个运动的力量和影响达到高峰。直到最后改革者渐渐分裂，分别演化为各种派别，重组了与日后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相关的社会势力集团。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五四”事件的近因是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日关系便是中国最急迫、最繁难的问题。1914年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9月15日前把“胶澳（即胶州湾）租借地全境”移交给日本，不过同时应许“最终将交还中国”。11898年3月6日，德国以99年为期，从中国政府手中强租胶州湾地区，其借口是，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被中国散兵杀害，德国即于11月7日派兵强占胶州湾。现在日本却想从德国手中转夺这块土地，而其所说的最终要归还中国的这种诺言，从一开始就为国人所怀疑。2第二年，即1915年，日军便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据了胶州，最后更在事实上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山东是孔子和孟子出生、教学、逝世的“圣地”；又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居于重要地位。日本不但无意履行交还的诺言，反而对中国提出了严苛的“二十一条”，并且迫使中国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中日民四条约》。中国人起初还自我安慰，寄希望于“一战”后列强会以公平的解决来纠正这种无理欺凌。3
因此，当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时，中国人欣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3天，而且随处都是由衷庆祝的人群。北京的大游行以太和殿为中心，18年前，八国联军也正是在这里“庆祝胜利”，当时庆祝的是德国的统帅瓦德西（Count Waldersee）和其他高级联军司令率领八国联军打败了义和团。现在情势似乎恰好相反，中国是协约国联盟的一员，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为了适应这种情绪，停战不久，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侮辱象征的北京克林德碑①（von Ketteler Monument）也被移去了。全国人普遍的情感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为“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5
不但如此，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领袖还抱着更大的希望。11月17日庆祝协约国胜利时，大批的学生和教师参加了北京约6万人的游行。同时新式知识分子领袖，比如蔡元培等在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都表达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这次协约国的胜利真正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工人和平民战胜了压迫者；李大钊甚至把这次欧洲的胜利直接称为“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的胜利，或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6其余的领袖人物，如胡适、陶孟和等，也以为这次战争摧毁了秘密外交的观念和行动，禁止了破坏法律，制止了军事干涉政治，并且击败了独裁制度。7他们更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归还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会在紧接着的巴黎和会里得到纠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过于天真地相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② （Fourteen Points）和各协约国政府的宣战宗旨会在战后得到落实。8
然而，这种错觉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后，就开始破灭了。从巴黎传回的消息显示，日本将要接替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情况可能会比以前更恶劣。在和会尚未开始之前，中日两国政府曾互相表示友好，然而双方代表团一到巴黎，态度就立刻转变了。中国代表改变态度的原因，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怀疑，部分因为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压力③。当时中国民众和代表的态度因南北政治的分歧而分裂。北京政府任命陆徵祥为参加和会的总代表，他在1915—1919年间担任外交总长，曾在1915年签署由于“二十一条”而议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广州军政府对此番陆氏作为总代表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各代表中，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顾维钧同情南方，明显受到了美国影响。南方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并且企图煽动民众对北京政府亲日态度的疑惧之情。1919年3月和4月里，中国的报纸和外国人在华所办的报纸上均有报道暗示，在中国代表团中，已有某种影响势力在暗中活动，将使这些代表只顾全日本利益④。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和会一开始，激烈的争论不但在中日代表团之间不断发生，而且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各派系代表之间也爆发开来。
从巴黎传来第一个使中国人震惊不已的消息，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男爵1月27日在五强（美、英、法、意、日）全体会议上宣布：英、法、意三国曾在1917年2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⑤。有了这样的秘密保证，日本对和会通过其要求更十拿九稳了，而中国所赖以为援的美国却变得孤立无助了。
此外，日本代表又在1月28日五强最高会议期间，透露了中国军阀政府先前与日本政府的一些秘密妥协，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原来因为要在山东省境内建设济（南）顺（德）与高（密）徐（州）铁路，北京政府曾经在1918年9月24日和日本商谈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项），因而把这两条铁路的一切财产收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13同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Gotō Shimpei）对中国提出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七项建议。按照他所提出的内容，日本沿胶（州）济（南）铁路的驻兵将集中于青岛，而派一支队驻于济南；护路队要用日本人担任警长和教练；铁路完成后由中日共同管理。
对这些提议，驻日公使章宗祥于9月25日在换文里回答道：“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⑥ 9月28日，章宗祥便与日本签订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借款预备合同。以上这些协议，直到1919年1月28日上午巴黎和会的“十人会议”⑦ （the Council of Ten）为止，都被视为机密，不曾公开。而其在和会上公开时，甚至连有些中国全权代表都还不知道⑧。
济顺、高徐铁路的借款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给予日本法律上的依据，用来主张自身在山东和有关铁路的权益。1919年1月27日晚，美国代表团从顾维钧那里获悉中日借款和秘密协议。他们立刻向中国代表解释，这些协议使美国难以继续支持中国，中国代表们也为了这件事而感到困窘万分。他们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里，提供下面这种颇为古怪的建议：18
再四思维，目下只有一提出意见，将所有胶州及胶济铁路以及一切附属权利，须归中国政府管理。一由政府将此合同提交议会，与议员接洽，令勿通过，以民意为政府后盾，将来争辩时或易于措词，即某国（美国）帮忙亦较易为力。否则，日英团结，美易孤立，不能襄助中国，前途将不知所届。请速面呈大总统裁夺施行。如果赞成此项办法，政府密交两院，令开一秘密会议，两院不通过后，仍秘密咨回政府，勿令众知。
这件事却显然并没有在国会里提出⑨。可是借款和协定的秘密已不能长久保密，因为必然要在巴黎和会上讨论。日本在和会上提出山东议案时，所奉行的依据是中日两国1915年5月25日的协约和1918年9月24日济顺、高徐铁路的合同，以及有关与日本缔结解决山东善后条约的换文。对于这些争辩，中国代表的答复是，1915年的协约是中国在日本武力的胁迫下签订的。而且“中国既向德国宣战（1917），则情形即大不同。根据rebus sic stantibus⑩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21日本代表反驳：“1918年关于铁路的合同和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的，所以并不能说是受了胁迫。”22
前有英、法、意支持日本要求山东利益的保证，后有中日两国1918年的秘密协定，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称他们为神圣的三位一体（Holy Trinity）——在“四人会议”上 （意大利首相奥南多缺席），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日本，并没有提及日本1914年所作“交还中国”的诺言。这项决议后来编入了《凡尔赛条约》第8号第156条、第157条、第158条：
第156条 德国根据1898年3月6日之“中德条约”，及其他关于山东省之一切协约，所获得之一切权利、特权，如胶州之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德国所有胶济铁路权，及其他支线权，及关于此项铁路一切财产、车站、店铺、车辆、不动产，又矿山及开矿材料、与附属一切权利利益，让与日本。自青岛至上海至芝罘之海底电线，及其附属一切财产，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7条 胶州湾内德国国有动产、不动产，及关于该地直接间接之建筑与其他工事，无报酬让与日本。
第158条 德国于和约实行后3个月内，将关于胶州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一切簿籍、地券、契据、公文书，一概让渡于日本。同期间内，德国将关系前两条所记权利、特权之一切条约、协约、合同等，让渡于日本。23
除了对山东问题争辩外，中国在4月曾向和会提出两个提案。一个是说明中国“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和换文”，另一个是关于下列七点的调整：
（一）废除在华所谓势力或利益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 or interests）；
（二）撤退外国军警；
（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
（五）归还租借地；
（六）归还租界；
（七）恢复关税自主权。24
以上第二个提案是中国政府准备的，至于第一个废止1915年条约的提案则是中国留欧学生向中国代表团建议的。自从和会开会以来，中国留欧学生为了监督代表团，早就组织了起来。25然而，这两个提案都被和会拒绝了。
民众对合约的反对情绪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起初并没有显得太令人绝望；直到4月22日，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态度开始动摇后，情势才转变。甚至在威尔逊态度动摇以后，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几许乐观。和会开会期间，国内外的中国人对中日外交的关注都大大增加了，他们组织很多团体来支持或监督驻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还把代表团的活动消息公布出来，有些代表也试图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络。文章、小册子和发布的新闻都广泛地传播着。中国人如此发奋地从事新闻活动，甚至使有些外国观察者认为做得有点过多了。至少当时的效果是使得日本人感觉丢了面子。26
但是我们如果考察整个情况，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民这种极大的关注，特别是新式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不仅是受到了政党煽动的表现，也确实反映了这些新团体的真实诉求，就是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了证实这样判断“五四”事件前夕民众情绪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分析当时中国那些向巴黎和会发出抗议呼吁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团体的特性和复杂性。
固然，南方政府的确曾极力宣传对日本和北京政府的仇恨，一些与国民党或南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能人，曾为此到美国和法国做过准备工作。这种活动并不限于革命党，进步党——或称研究系——虽然在国会中是代表军阀的联盟，但他们也在此时站出来，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其领袖梁启超当时适逢在欧洲诸国游历，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他在4月24日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反对中国政府同意《凡尔赛条约》。27
然而，与这些政党活动相比，更值得重视的是国内外的中国人联合起来，组织了许多民间团体，以讨论外交问题。国内团体包括：李盛铎、王揖唐在1919年2月11日组成的国际联盟同志会，由林长民、张謇、王宠惠和其他进步党与国民党领导人物在2月18日创立的国民外交协会。28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则是广州军政府创立的外交调查协会。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和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十人会议”提出议案，这更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关切。29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在2月7日至4月10日期间，共收到86封由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中国团体发来的电报，他们都支持中国要求，抗议日本在和会的提案。致电的团体包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武昌、汉口、汉阳）、济南、纽约、洛杉矶、伯克利、檀香山和伦敦等地的13个学生组织，以及在上海的留日归国学生团体。30
除此以外，还有32个工商业机构和工会的抗议，例如北京中华总商会、檀香山中华商会、山东工业协会和广州的华侨工会等，再加上超过67个政治和社会团体（如省议会、教育会）以及美国、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爪哇、马来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华侨组织。
致电人在这些电报里强调他们的信心，认为和会当然应该保证尊重人权，中国也绝不会承认列强的秘密协定。北京学生的电文说：
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一五○○人宣誓支持各代表努力维护我国家之权利，希继续坚持到底。31
山东省议会、农商公会、山东省教育协会和山东省工业协会的电文提到，秘密协约是“直接违反”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结尾要求“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济南的山东国民请愿大会的电文则说：
巴黎和议陆、顾、王三专使鉴：青岛及山东路矿，日人实无继承之权，所有理由，已有各界人民先后电达，无烦转述。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四月）二十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十余万，佥谓此说若行，是陷山东于没世不复之惨。若辈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病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急何能择？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公等受全国之委托，负人民之重望，务请俯准舆情，勿惑奸计，据理力争，必达目的。恢复我国主权，维持东亚和平，胥在此举。东省人民实深祝祷。山东国民请愿大会张英麟等十万三千七百人同叩。32
这些发到巴黎的电报，多数是发自中国学术界和中产阶级人士。虽然这些电报反映了民众的情绪，可是似乎多少带有过于感情化和不切实际的色彩。关于这点，四个月以后，那位反对在文学领域推广白话文的守旧派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冷嘲热讽的苛评：
你们《密勒氏评论报》的通讯记者抱怨中国人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原因是“文言难学”。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军阀、政客，特别是现在仍在中国享乐的回国留学生，不但不应该抱怨，而且应该在有生之日里，为了中国四亿人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仍然是文盲，而每天感谢上帝。因为只要想一想，若是这四亿人的百分之九十都变得识字了，那后果会怎样呢？只要想一想，如果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理发匠、小伙计、叫卖贩、算命先生、游手好闲、流氓诸色人等都识字了，并且都像（北京大学）大学生们一样要去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会有一个多么好的洋相出现。听说最近有人已拍了五千通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对山东问题激烈主张，现在来算算看，如果中国四亿人民的百分之九十都认识字了，而且都要像我们留学生这样爱国，全国可能会发出多少通电报，花去多少电报费？33
就中国人民过于情绪化的反应而论，辜鸿铭的见解的确有他的道理。北京政府的懦弱和国际强权政治的性质，既然如此，岂是单凭代表们的口舌和人民的电报所能转变？不过在“一战”结束之初，国人对和会的结果怀抱过大的希望和乐观，新式知识分子对政府亲日政策激烈反对，深切体会到亡国的危机，以及新工商界努力保持国内市场在战后不被日本人控制，如此背景之下，中国人的情感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惊破迷梦的巴黎消息
4月下旬，当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人忽然跌入沮丧和愤怒的深渊。首先他们想要知道，谁该对巴黎的不幸负责。根据报道，4月22日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曾质问中国代表：“1915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34这消息激起了民众的猜疑。他们怀疑政府不是在威胁之下，而是心甘情愿出卖了中国主权。几天以后，4月24日梁启超在给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报中写道：“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2日，林长民便在《晨报》上批评说，和会本来打算在取得有关国家的同意后，才把山东问题向五强（美、英、法、意、日）提出，由这五个国家来处理，现在却直接接受了日本对山东的要求；这样一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的结论是：“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同时中国代表因为害怕对失败负责任，所以向国内报告：“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35这个报告刊载于5月1日的北京《中国时报》。其他报章以及北京的外国教员在5月3日也向中国人透露了这个消息。于是国内的中国人在“五四”事件前夕，就已经知道巴黎和会的结果与他们的希望相去甚远，是为强权政治所操纵的，而自己的政府，甚至在和会开始以前就把国家的利益出卖给日本了。对威尔逊理想和诺言的失败，学生们正式表达了他们的失望：
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就像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也告诉过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所签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36
后来一个北大毕业生追述“五四”前几天学生不安的情绪和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他说：
巴黎和会的消息最后传到这里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立刻对事实的真相觉醒了，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记得5月2日晚上，我们很少人睡觉。我跟一群朋友谈了几乎一整夜。结论是更大的一次世界大战早晚会来，并且会在东方作战。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任何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所谓伟大领袖像威尔逊这种人的原则。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要奋斗。37
消息灵通人士对当时情况已开始察觉出一些预兆。例如蒋梦麟事后回忆：“甚至在‘五四’游行示威以前，有些新教育运动的领导人观察学生的不安，也预言过要出事。”38那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1869—1923）是该运动的近距离观察者，也是极力反对美国在巴黎和会向日本妥协的人。他描述“五四”前夕中国公众和在中国的美、英人士的情绪如下：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时常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语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民有着更强烈的失望和惊醒。
我一想到中国人将如何来接受这个打击，来接受这摧毁他们对国际平等的希望的打击，就使我作呕和沮丧……
在华的美国人，像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在这不安的几个星期里，都深深地感到沮丧。自从美国参战以来，大家就有胜利的信心，相信所有的牺牲和痛苦，都会使战后国际活动建立起正义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人类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安全。现在所有的希望却都给粉碎了。39
中国学生的这种沮丧和愤懑的情绪，到了5月初，变成了愤怒的游行示威，抗议“政府里的卖国贼”和巴黎列强的决定。
学生的特性和组织
在详述中国学生对凡尔赛危机的反应之前，首先关注一般学生，特别是在北京的学生的特性和气质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自从20世纪初期，中国学生就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更具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更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和尝试政治改革。这种特性可以由很多因素来说明。
最重要的，许多历史和社会现实，使青年知识分子感到惊恐，例如中国屡次被从前视为蛮夷和低下的外国人打败，腐败和分裂的政府，长期的内战和落后崩溃的经济等。因为老师时常教导青年们，将来他们要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希望，所以无论任何有损国家和文化自尊心的事，都会使中国学生比其他群体更加敏感。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有影响力的学生运动具有悠久传统；并且由于学生们作为能读能写极难掌握的语言文字的少数人，所以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特殊地位，于是救中国的使命落在他们肩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此外，中国学生对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在心理上都早有了准备。1905年，中国废止传统的科举制度，这使知识青年毕业后的远景变得模糊不清。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之下，读书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入仕为官。科举废除后，这种个人的挫折，便只好用有机会做群众领袖来弥补了。正如罗素所观察到的，这个事实使中国学生成为改革家、革命家，而不像西方的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即愤世嫉俗之流。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机构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青年学生们看见渐进的改良被阻碍，民意被抑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愤怒，也使他们认为他们通过非正统式的政治行动进行的反抗和抗议是正当合理的；因为旧制度显得如此无望，新世界和现代思潮对青年的吸引力更增强了。
关于这点，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对手在年龄和教育上显著的差异。当时大学生领袖都是20岁才出头，并且他们很多同学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人。1919年活跃的学生，如傅斯年（1896—1950）、段锡朋（1896—1948）、罗家伦（1897—1969）、周恩来（1898—1976）都不超过23岁，甚至是许德珩，他被认为比普通学生年龄大，是被派到上海、南京的少数北京学生代表之一，后来又成为鼓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在当地罢工的重要角色，当时也只有24岁。供给他们新思想的教授们也多是二三十岁。相反地，多数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旧学者往往已超过了60岁；军阀们的首领都是中年人，甚至更老。保守派和政府里大多数的官员都受过清朝政权下的旧式教育，与新式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悬殊远远超过通常前后连续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因为教育和观念的不同，使青年学生对政府和学校当局的看法和行动无法接受。
此外，还有几种因素使中国学生更便于参加群众运动。与西方学生不同，他们在拥挤的宿舍里习惯了集体生活。无论是读书或是娱乐，都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的生活里普遍流行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的、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比较理想化的青年中尤为盛行，他们都集中在几个都市中心，使他们在习惯和思想上与各自的父母远离；而多数学生的家长是住在乡下的绅士或地主。群众运动的方式，如示威、罢工和联合抵制外货，若不是由归国留学生介绍来的，就是从中国历史和西方出版物中学来的。这些行动方式向他们提供了合适的途径以表达那些没有机会透露的积怨或愤慨。新式知识分子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工读的经验，这些经验显然有力地把他们和西方蒸蒸日上的劳工运动拉得更近。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舆论对于学生干政，从来就没有强烈的反对。
虽然上述分析适用于五四运动当时和以后的普通中国学生身上，但是关于“五四”事件前夕的北京学生，还有其他的特点需要关注。北京一向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了那些只热衷经济的人，多数活跃的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几个世纪以来都聚集在首都里。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地主、官僚和其他富裕家庭。传统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官僚维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身为纨绔子弟，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入仕，与官僚分享权力，而极少费心关注外交政策、社会问题和新思潮。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尤其是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进行改革以后，学生的气质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五四”事件前夕，在北京的大学生根据他们的特性，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纨绔子弟的残余，多少仍然过着颇为奢靡的生活；其次是用功的学生，对学问研究比对时事更加关注；第三种则是最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这类学生的人数大概只占了全体学生的20%，但却是最活跃的群体。42这些学生密切关注国内外的事件，而深深地对社会、文化和知识上的问题感兴趣。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吸收了更多的西方思想，而且阅读了更多的西方文学——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克鲁泡特金、萧伯纳（Bernard Shaw）。使命感和怀疑的精神在这群学生中间流行，他们后来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
其实当时北京学生群体的思想和活动都很复杂。所有过去东西方推崇过的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挤压激荡。他们对于这些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深刻研究，但对于所信仰的却具有无比的热忱，就像一个人从一间永夜的房间走到阳光之下，发现每一样东西都很新奇。
如上所述，1918年5月的请愿以后，学生们相继组织了很多公开的或秘密的、自由的或激进的小团体，数量在20个以上。在所有的团体之中，最有影响的是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当时秘密组织在民众、政客、商人和军人中都很流行。）虽然大多数学生组织是非政治性的组织，可是有很多人对政治感兴趣。早在1919年，在北京的活跃学生中，无政府主义已经十分流行了。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蔡元培就是一个热忱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者；其他许多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也有类似的经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所持的无政府主义信念，多半只保留了它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利他主义方面，而不包括其恐怖主义方面。在残忍的军阀统治之下，青年中发展出激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性和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物，如《自由录》《伏虎集》《民声》《进化》，在学生中秘密传阅。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开始受到追捧，克氏的名著，如《一个反抗者的话》（又译为《告少年》，To the Young，1884）、《面包与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1888）、《田园、工厂、手工场》（Fields，Factories and Workshops，1898）、《互助论》（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等，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清朝军队屠城的旧民族主义著作，如《扬州十日记》，都仍然为许多青年阅读和推崇。康、谭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理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当时学生团体颇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1919年2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和校友秘密地创办了激进的工学会。该社团提倡一种工学主义，反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而试图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即劳心的人也要劳力，劳力的人也要劳心。工学会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理想，以服务于劳工阶级的利益，并且以“工学”单位为基础来建立国家。同时，他们也接受杜威“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的思想。虽然工学会的成员都极富于偶像破坏性和反叛性，但是他们仍然献身于他们的信念，坚信社会改革应该依靠一点一滴的实行。所以他们的会员除了求学之外，都要工作，特别是木刻、印刷等工作，当时在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就读的湖南学生匡互生便是工学会的会员。以下我们所要描述的学生活动有许多便是由工学会在幕后策动的，而且有时该社团也发挥着把学生活动转向积极和激进方向的枢纽作用。其他组织，如同言社和共学会都较为温和，但是在学生圈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45
“五四”游行示威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社团，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这项决定不久得到了北京所有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由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牵头，共同为参加的各校学生制订了游行示威的计划。由此可见，“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年“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在同一会上，学生们也决定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发出以下电报：
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25000人叩。47
这次会议以后，5月1日至3日由巴黎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据报道称，中国关于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即将被和会拒绝，并且中国提案难于被接受是因为中国的“卖国贼”“欣然同意”换文的阴谋。这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恰好刚由东京匆匆返国。回国以后，他在天津逗留了几天，政府中另一位著名的亲日派陆宗舆曾到天津与之密谈。4月30日，章回到北京，并没有公开说明此次回国的目的。虽然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却住在曹汝霖家里。次日，外国媒体报道称，章将不复返职，传言他将接替陆徵祥担任外交总长和巴黎和会总代表。这个消息更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他们认为政府中的高官正在阴谋出卖国家利益。5月3日，北京民众的情绪激昂，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企望尽力设法渡过这个难关。北京商会通电其他各城市的商会，请求他们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上海商会决定在5月6日开会讨论解决之道。国民外交协会派代表谒见大总统徐世昌，请求他给中国在巴黎的代表下令，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拒绝签字。同时，5月3日的集会也决定邀请其他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来参加预定于5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大会。49还有留日学生救国团致电总统：“宁愿公开决绝，亦不愿屈辱求生。”50
在公众舆论如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却用严厉的措施来镇压骚动，这使民众更加愤慨。51北京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把已经准备好的游行提前。一个参加了当时活动的学生，这样描述5月1日到3日那种要求行动的激昂情绪：
自5月1日起我们一直在考虑，寻求表达我们对政府的腐化和对中外军阀主义不满的办法。……最终，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唯一可以立即着手的只有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52
5月3日下午1时，最活跃的一群学生鉴于情况紧急，在国立北京大学贴出一则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当晚7时在北京大学法科（亦称“第三院”，地点在皇城东面北河沿、孟公府及箭杆胡同之间）大礼堂举行，参加的学生有1000多人，由易克嶷主持。易克嶷来自湖南，是富于民族国家主义感的北大学生，他也是国民杂志社的领导人之一，对新旧文化问题持温和态度。参加集会的学生多数来自北京大学，不过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和工业专门学校也派来代表联络。会上先由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分析了山东问题，紧接着其他学生也发表了许多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在晚上11时通过的，即决定提前于5月4日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原计划的5月7日；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关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决议后，各校代表即返回准备。后来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追述5月3日集会的情况如下：
我们起初讨论国家的危机，大家都同意，造成山东问题的原因是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们作学生的应该奋斗，让全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后来又讨论了四种进行的办法如下：（一）联合全国各界民众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对和约不签字；（三）通电各省民众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国民大会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一次巨大的示威游行，以表示我们的气愤不满。
会场上当大众情绪十分紧张的时候，一个法律系学生谢绍敏，当众用口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大书“还我青岛”四个字，向大众揭示，所有的到会人都肃然感动。接着便是一阵鼓掌和万岁声，全场顿现出凄凉悲壮的气象。53
显然地，5月3日晚间的集会是在感情激昂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一点许德珩和张国焘在回忆这次集会时也如此承认。许德珩是当时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曾在会上发表演说，后来他成为“五四”事件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会上也发过言，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不过1938年被开除出党。他们还表示，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大喊如果会上不对示威做积极的决定，他就要当场自杀。54
然而在此也应该指出，这次集会仍然是有序的，并且大多数的学生和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集会主要是由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主持，他们多数从最初就不赞成暴动行为。整个游行示威似乎经过了精心的准备。1919年5月1日，杜威及夫人来到中国，他在6月20日从北京寄给远在美国的女儿的信中说：
附带说一句，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舍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经过了精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提早结束，因为有另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而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56
不过有些激进派人士却不满足于这次游行示威仅仅是有纪律的抗议。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前后，很多秘密的和公开的小型学生团体也在各校开会，商讨即将来临的游行示威的方案和步骤。据报道，有些团体在会中计划袭击三名亲日分子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57曹是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章自1916年起便担任驻日公使。陆是币制改革局的总裁、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并且是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中方董事长。他们三人都被认为是北京政府中最亲日的官员。
据另一报道记载，有些学生事先就有烧毁曹宅的计划，并且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开始游行示威。60依照这种说法，“五四”前夕这些学生团体就召开了秘密会议，并且决定要严惩那三个官僚。当时有同盟会的老会员把章宗祥的照片交给激进学生，以便他们辨认。（曹、陆的相片经常被摆在照相馆里，所以学生都能认出他们。）虽然他们决定携带小罐燃料和火柴以点燃曹宅，但大多数学生对该计划却一无所知。这些社团因担心秘密外泄，所以他们在5月3日晚间的紧急会议上说服其他同学，希望比预定时间提前三天进行游行示威。这项记载显然为后来的暴力行动提供了一种相当可能性的解释。不过，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次游行示威是被那些秘密社团所操纵，就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更接近事实的推论是，那些秘密社团利用了当时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实施暴力的机会。61
5月3日，学生决定提前举行游行示威这件事显然早在北大行政当局的意料之中。学生集会以前，蔡元培曾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生活动问题。因为军阀对大学采取敌对的态度，加上教授群体本身对政府在中日问题上的懦弱立场感到愤怒不满，所以教授不愿意阻碍学生活动。“五四”前夕，蔡元培曾会见学生领袖狄福鼎，据说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颇为同情。62
5月4日是星期日，上午10时，学生依照前一天晚上会议的决定，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预备游行示威的活动。63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包括北京大学在内），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在这次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议里通过了五项决定：
（一）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对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抗议；
（二）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三）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四）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
（五）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为：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
这次会议里，学生代表们在决定上述重要事项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效率和协调性。64
下午1时30分左右，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在紫禁城外正南，是皇城正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初建。旧名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改今名。清朝凡国家有大庆典时，在门上用金凤衔着诏书，下承朵云，垂下颁发）前广场，参加游行示威。（关于参加学校数量及学生人数问题，参看本书末附录二。）他们代表了北京13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文大学（美国教会所办，即燕京大学的前身）最早到达，紧接着的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但是他们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当时凡先到的学生都用鼓掌欢迎后来的，后来的便摇动旗帜作答，步伐整齐，仪容严肃。（关于这些学校的性质和历史，参看本书附录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