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说：“在整个东方，大学生比现代西方的大学生希望对舆论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取得实际收入上，他们却比西方的学生机会少得多。然而因为他们既不是没有力量，也不是感到满意舒服，所以就变成了改革家、革命家，而不是变成犬儒主义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快乐全靠公共事务的进行。甚至即将被处死刑时，他们还可能比满意舒适的犬儒主义者要感到更真实的快乐。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青年到我们学校来访问，他要回到家乡，在中国反动地区创办一所和我们类似的学校，他预料结果他会被杀头。虽然如此，他却感觉到一种恬静的快乐，是我只得羡慕而不可得的。”40
1917年当北京大学开始改革时，陈独秀正是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复26岁，鲁迅36岁，李大钊29岁，甚至蔡元培也只有41岁。虽然刘师培只有33岁，黄侃也只有31岁，但在同一年林纾却已是66岁，严复已是64岁，辜鸿铭已是60岁，段祺瑞也是53岁了。
依据1919年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在4764位高级官员和教育行政人员里，1545人曾通过清朝的科举考试，1341人在旧式学堂毕业后留学海外，909人在中国学校毕业，969人来自商人和其他团体。而几乎所有的低级官员都只接受过传统教育。41
《民声》是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出版的杂志，该学社由刘师复（1884—1915）于1912年在广州创办。该杂志的法文版采用世界语（Esperanto）标题La Voco de la Popolo。1913年，广东省省长下令禁止该杂志出版，并解散学社。1914年7月，刘在上海设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有时也称作无政府党。《伏虎集》是在刘去世后，由铁心收集并整理的刘师复文集。刘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江亢虎的社会党都持批评反对态度。书名《伏虎》，隐射江亢虎的名字。《自由录》是由实社出版，该社也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其中的作者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华林和北大学生黄凌霜等人。有人认为，无政府党第一次将广州的理发师和茶楼跑堂组织进工会。该党在1925年之后被并入国民党。43
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写于1884年，可是当时并没有出版；后来在1913年和1919年各出版了一部分。康去世后，该书在1936年和1956年才全部出版。该书英文版由劳伦斯·C.汤普森（Laurance C. Thompson）翻译，书名译为《大同书：康有为的世界哲学》（Ta T’ung Shu： The One 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1958，纽约），而康氏自己曾把书名直译为《论大和谐》（The Book of the Great Concord）。谭嗣同的《仁学》作于1896年秋到1897年春之间，1898年由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最先出版。该书是一部破坏偶像的作品，是理学、佛教、基督教、排斥清朝专制政体和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混合物。依照谭的说法，“仁”代表了仁慈、博爱、同情、灵魂、爱力和人性，是“以太”的功能和显现，而“以太”是宇宙和人生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实质。44（作者按：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道格拉斯·怀尔［Douglas Wile］在197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谭嗣同与〈仁书〉》［T’an Ssu-t’ung and“the Jen hsüeh”］，对谭的传记写得很详细，并把《仁学》译成了英文。）
不可把“工学会”和一年以后成立的“工读互助团”混作一谈。虽然两个团体的学生都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学会试图依照他们的理想来建设社会的野心更大，并且比工读互助团对劳工问题更有兴趣。1922年5月，工学会的机关刊物《工学》月刊出版劳动节的“五一纪念号”，并且建议设立一所工人学校。同言社后来并入了共学会。
关于这点，芮恩施说：“（1919年5月4日）学生暴动的主要原因，虽然部分是1915年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四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但是他们也因为那些关于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领导行为的报道而感到焦虑和不安。”46
当时在北京的大专学生是否有2.5万 人，此处存疑。这个数字也许包括了军校学生。当时学生的出版物时常使用这一数字。其他还有记载认为当时在北京的大专学生只有1.5万 人。上文我已引用的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致巴黎和会代表的电报则声称1.15万 人。下文所引在东交民巷给各公使馆的说帖也用这个数字。这也许比较近于事实，至少是学生会的估计。当然他们也不见得包括完备。
4月中旬，章宗祥请假离日，当时日本政界要人和其他国家驻日外交界人士纷纷到东京火车站欢送，忽然来了中国男女留学生数百人，章夫妇起初误认他们也是来欢送的。后见他们大声呼喊，抛掷白旗，才知不妙。陈独秀说：“驻日章公使回国的时候，三百多中国留学生赶到车站，大叫‘卖国贼’，把上面写了‘卖国贼’‘矿山铁道尽断送外人’‘祸国’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车上掷去，把公使夫人吓哭了。”48当时经外国人劝解，学生并无暴力举动。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英文访问原稿）里称，是他在5月2日晚上7时召开的国民杂志社职员会议上，提议召开这样一个紧急会议。他在香港时也当面对我如此说过，但别无旁证。
第三项决议其实早已采纳了。前两项也和5月4日上午集会通过的很相似。显然地，在不同的集会里重复通过决议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参加的学生不同，就是他们要用后来的决议来增强以前决议的力量。
例如，罗家伦是新潮社创办人之一，也是积极参加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学生，他是“这次集会负责人之一”。55罗亲自对我也如此说过。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祖父曾在江南制造局工程处工作，父亲曾在该局材料库任职。13岁学习法语。1897年，通过考试甄选，成为清政府遣日留学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1904年回国，通过归国出洋学生考试，获得法科进士头衔；升任商部主事，并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法律助教。后改任清廷外务部候补主事，在袁世凯及徐世昌等人的提拔下，到清末时已是外务部的左侍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离外务部职，任袁世凯私人顾问。不久又在北京执律师业，颇著名。他似乎颇善于自我营销。有一次，在上海有两个女人，据说“强奸”了一名少年并致其当场死亡，被判入狱。曹自愿搭救，使这两个女人无罪开释，重获自由。他主要的辩论理由是，在生理上女人不可能强奸男人，并且法律对此类案件并没有明文规定。58当第一届国会召开时，曹作为蒙古代表当选议员，虽然事实上他从未在蒙古居住生活过。在国会中，他表面上归属于进步党。1915年，他作为袁世凯政府的外务部次长，专办对日外交，负责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及之后中日所签订各项条约。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他短暂隐退。1917年7月17日，曹出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虽然其 间总理数次变更，但曹就任该职直到1919年6月。1918年3月至1919年1月，他兼任代理财政总长。1918年，他领导国会里的新交通系，并在工作上与安福俱乐部互动密切。同年，他又促成西原借款，并实际参与处理所有向日本银行的借款，以支持段内阁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巴黎和会期间，据说他向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以维护日本政府的利益。通过他的各种公私职务，曹积累了巨额财富。1919年5月16日，据中美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报道，曹的财产清单如下：“上海地皮（计有7处），价值300万元；汉口大智门地皮，价值200万元；（横滨）正金银行谯国堂（曹家堂名）名下，日元250万；交通银行股本，20万元；天津的房屋、地皮、金店、洋货店，价值共计150万元；满铁会计股票，日元50万；北京的房屋、地皮、洋货店、番菜馆，价值50万元；日本箱根别墅，价值2万元；海州盐坊（与倪嗣冲、段祺瑞、徐树铮合办者），价值10万元；与梁士诒、徐树铮及袁氏亲属三人取得西藏金矿权，曹所占之份，价值200万；龙口烟台铁矿公司股本20万；汇业银行股本40万元；其他古玩珍宝、活期存款以及未能调查之数，尚不在内。总计曹氏个人产业，实超过于当年和珅之数，核计之，至少有2000万元。以历任总次长之薪水，纵加以重大之官利红利，为数至多不过50万元。”59这些数字是否属实，无法查证。虽然曹在“五四”事件后被免职，但在1920年1月，政府仍授予他三级勋章。1922年1月，曹又担任高级工业委员。7月，吴佩孚当权，政府检举曹任总长期间，接洽西原借款时有咨用嫌疑，因而被交法院查办，他即逃往天津日租界。此后他退出政府，兴趣转向采矿业和银行业。虽然在“五四”期间被纵火的曹宅后来卖给了热河省主席刘多荃，但据说他仍在北京生活直到1946年。1949年前往台湾，次年经香港赴日本，住了七八年，备受过去与中国有关的日本老人物的照顾。1957年，移居美国，并于1966年去世。
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生于浙江省乌程县。1895年，通过考试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他是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与校友曹汝霖交情甚笃。1903年，章获得明治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回国以后，他曾短期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并获清廷钦赐进士。1908—1910年，章在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部下担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在此期间，他曾利用职务庇护汪精卫。汪因为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由章鞠讯。）1911年6月，在清朝内阁宪政编查馆任职。1912年1月以后，章曾短暂隐退，但是不久又回到袁世凯政府。1912年7月，任大理院院长。1914年2月，改任司法总长。4月，又兼署农商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1916年6月30日，他继陆宗舆任中国驻日公使。章对日本的许多借款都负有交涉责任，并且1918年9月，他在答复日本提出关于日本在山东的地位时签署了“欣然同意”的换文。1919年6月被免职，1920年1月北京政府还颁给他四级勋章。1925年继陆宗舆任北京汇业银行董事长，后长期寓居青岛。1940年，任以王揖唐为首的华北伪政府的咨询委员及电力公司董事长。1948年左右迁居上海，并于1962年去世。
陆宗舆（1876—1941），字闰生，浙江海宁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经科。回国后在1905年通过归国出洋学生考试，获得举人头衔。同年10月，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徐世昌本是五大臣之一，因吴樾暗杀及徐改任巡警部尚书，未果行），陆被派为二等顾问。因为他善于款待有名望的官员，所以升迁很快。1906年，徐世昌奉命查办奉天事件时，陆成为徐所赏识的部下。1907年，徐任东三省总督，命陆为东三省监务局督办。1913年，他被选为北京第一届国会的参议员。在袁世凯当政期间，自1913年至1915年，即“二十一条”谈判的时期，他担任驻日公使。他被认为是袁氏帝制运动的支持者之一。袁去世后，陆退职回国，当西原借款时，为了汇兑方便计，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自任董事长。通过该银行，他多次经手替北京军阀向日本签约借款。对西原借款他也负有部分的责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和曹、章一样，曾任京师大学堂的助教（1902）。1917年以后，他又和曹汝霖同在新交通系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里任参议员。“五四”事件后避居天津日租界内。晚年迁居北平，颇潦倒穷困，1941年病逝。
传单是由罗家伦起草的。他后来回忆：“民国八年5月4日上午10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君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稿，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5万张；结果到下午1时，只印成2万张分散。此文虽然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66后来罗家伦和我谈到，他起草这篇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的人来来往往，很是嘈杂，他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传单写成后也没有修改。
挽联是中国传统葬礼上的常见物，将两个对仗工整的句子书写在白布或白纸上，以赞颂逝者的生平。挽联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学形式，类似于挽歌。白色在中国传统习俗中用以表达哀悼之情。有些记载无“遗种”“余孽”四字。上款把通行挽联中的用语“留芳千古”改成“遗臭千古”。联语中以曹操和章惇的姓氏指代曹汝霖和章宗祥，暗讽他们奸诈专权。此联据当时报道，是高师一个范姓学生所撰。
东交民巷是义和团事件后（1901），依《辛丑条约》划定的由各国自行管理的使馆区。该特别区域占地面积超过千亩，其南面以城墙为界，其他三面也均有设防的高墙围绕，墙外的空地留作军事训练和防卫之用。在该特别区内，驻扎有隶属各使馆的军队和特警部队，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中国公民也不准居住。1921年，罗素谈起这个地区：“直到今日，东交民巷还是用墙围绕着，里面都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军队。墙外面有一片空地环绕。在空地上中国人不准有建筑物。这地区是由各国公使馆共同管理的。在这大门之内的任何人，中国当局都无权过问。当有不平常的贪污案和卖国政府被推翻的时候，那些当事人就逃到日本（或是其他国家）的公使馆里寻求保护，就这样逃脱了犯罪的惩罚。在东交民巷这块圣地上，美国人建立了一座大规模的无线电台，据说可以直接和美国联络。”701942年，中国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该区域的合法性也被废除了。
该记载结合了当时的各种报道和资料，包括1926年1名北京大学学生写的回忆录，王苣章也引用过。71在很多类似的记录里也有记载，如1919年5月5日宪兵的报告。72张国焘在他的英文回忆录里提到这次他做过学生代表，但是在以前的记载里都没有这种记录。朱文叔在1923年提到，学生队伍到过美国使馆，但是后来被英、法、意各国挡回，只好派代表去上述三国公使馆。73朱氏的说法有误，他错将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守卫当作美国大使馆的守卫。学生队伍的确经过了兵营，但是在到达美使馆前就被东交民巷的警察阻止了。74然而，1952年，学者华岗却认为：“大家（学生）决定先找日本帝国主义算账，他们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去，首先就遭遇美国帝国主义的阻拦，因为美国使馆就在东交民巷的西口。美帝表面上表示同情学生，而实际上却拦住不许往东去，因为日本使馆就在东面。”75这种说法存疑，因为依照所有的证据以及1919年实际的情形看来，美国那时有意在中国庇护日本似乎不太可能。据1919年5月4日一名英国记者的报道，当时美国公使馆首席秘书恰好轮值担任东交民巷的警长，他没有理由拒绝学生继续前行，因为学生们既没有武装，又很有秩序，并且只要求送递说帖的权利。但是中国警察拒绝学生进入东交民巷。76由此看来，东交民巷的守军和中国警察都应对拒绝学生通过的事负责。
周予同说：“赵家楼街道不宽，仅容四人并排走，在曹宅的门前只有一个警察。”80不过1919年5月4日，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在北京报道，当时有50名警察聚集在该内阁成员住宅门口。81曹汝霖事后回忆，他只见派有三四十人。事件发生后不久，另有报道说曹家被200名警察围住。82曹可能要求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派出200人，但是吴最初没有派去那么多，后来见局势越来越紧，才陆续增派了一些。吴好像对曹并不十分同情。
5名跳窗户的学生姓名后来演变成传奇式的猜测。传言第一个爬墙跳窗的是傅斯岩，傅斯年的弟弟。84然而据北京大学教授和《新青年》月刊的编辑之一沈尹默所言，第一个跳进曹宅的是北大理学院学生蔡镇瀛。匡互生（1891—1933）后来声称自己是五人中的一员（他本年毕业后，次年即任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及训育主任，参加反张敬尧的斗争。1925年，与朋友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并任校长。是《五四纪实》的作者）。又有人说，文学院哲学系的学生杨晦也是五人之一。另外一人是易克嶷。85不过，罗家伦曾对我说，江绍源也在内。
据下引曹汝霖给总统的报告，他父亲曾被人殴打，这显然并非事实。孙伏园回忆：北京学生在捣毁曹汝霖住宅的时候，一个青年冲进了曹的卧室（或是曹女儿的卧室），撕破了彩色的丝被，并大声呼喊，跑出房子后被警察抓住。这个人就是江绍源。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作家。87
火是怎么起的，仍是个问题。依照后来的许多回忆录，毫无疑义，火是学生放的。此事发生的第二天，曹控告学生烧了他的房子，并指出学生最后来到车库，捣毁乘用车，取了几桶汽油，浇在客厅书房等处，放火燃烧。但学生都不承认，并宣称曹家是为了伤害学生或为了毁去有关卖国的文件，所以自己放火。88当时有关此事的新闻报道多数认为起火原因不明。89有些认为是电线走火，后来政府为了要释放被捕的学生，似乎接受了这个借口。90有些报道认为是曹家用 人放的火，为了遮掩他们在混乱中哄抢曹家的财物。91王苣章引用了1927年一名学生的回忆：“学生散了是因为房子突然着火，也是因为军人向他们开枪。”92而匡互生提出，火是一些激进的学生故意放的。93周予同表示，有些学生用随身携带的燃料烧了房子。94许德珩在1950年回忆，学生把床帐点火，烧了房子。沈尹默在同一年的回忆录里也表示，事情发生的那天，曹宅邻近的住户都认为是学生放的火。当时多数外国报章都报道是学生放火烧房子，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怎样烧的。综合大多数的报道，我们也许可以推论：有些激进的学生因为找不到曹感到失望愤怒，继而放火，至于用什么方法烧的，虽不太清楚，不过大概用汽油燃烧最有可能。
丁士源（1879—1945），字文槎，浙江吴兴人。曾留学英国，时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兼京绥和京汉两铁路局的局长。
中江丑吉（1889—1942），日本著名自由思想家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原名笃介）之子。曹汝霖在日本留学时就曾住在中江丑吉家里三年之久，与他兄妹都关系亲密。他的妹妹后来嫁给“二战”后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Yoshida Shigeru）的兄弟。中江丑吉在北京居住生活了30年，是颇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他精通西方（尤其是德国）哲学和中国古文，后来他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是铃江言一（Suzue Genichi）的老师，小岛祐马（Ojima Sukema）的朋友。中江丑吉的主要作品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1950年，东京出版）。95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平，曾力劝曹汝霖不要与日本军阀及伪组织合作。
据说那个油盐皮蛋店是日本人开的，当章宗祥被打的时候，在场旁观的有西方人和日本人，但只有中江丑吉一个人设法帮助和保护他，中江本人的手臂、背部也被铁棍打伤数处。大多数在曹宅参与殴打章宗祥的学生都误将他认作曹汝霖；在油盐店殴打他的学生也都没有认出他，不过学生们怀疑他是卖国贼之一，因为他拒绝坦白自己的姓名。96有些报道说，有学生在客厅里已认出章。97
当天中午，曹、章、陆三人都到总统府，参加徐世昌给章宗祥 洗尘的宴会，总理钱能训（字傒丞、干巨，1869—1924）作陪。宴会期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电话报告公府，说学生正在天安门外集会，将要游行，劝曹等不要回家。曹说：“有什么可怕的！”饭后，他和章在钱的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听过吴炳湘、段芝贵和钱的数次辗转电话后，便告辞一起回家。99另有报道说，当天早上董康曾邀请章宗祥到法源寺赏牡丹花，午饭时他到曹宅。100事实上，章是在总统府午宴，饭后与曹同回曹宅的。路透社5月4日晚11时由北京发电，在曹、章谈话时有一个日本人在场。101另一报道说：“他们（学生）看见一个卖国贼和一群日本人谈话……他们去问他问题，可是被日本人拦阻了。”102此处所指的即是章宗祥与中江丑吉。曹、章回家时，汽车由后门开进，故未遇到学生。丁士源在东交民巷路过，见学生被阻，要来曹宅，故赶来报信，劝曹家先躲避。
同一报道说：“因为汽车超速，所以东交民巷的警察要求他们停车，解除了（曹的）四个卫兵的武装，并且逮捕了司机。”该记载可能不是事实。曹事后回忆，学生去后他仍藏在小室里，这时吴炳湘亲自到曹家来，向他道歉，并派车把他全家送到六国饭店去。
按照大多数的报道，陆不在房子里，但是蒋梦麟说：“曹和陆都由后门逃了出去。”103蒋说不确。
郭钦光（1896—1919），字步程，海南文昌人。1917年秋季进入北大文学院预科。很多报道都说他是因受伤而死。据朱文叔和龚振黄等表示，郭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学生，他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奋不顾身地追击卖国贼，因疲劳过度，又见当局下令逮捕学生，气愤吐血。后来在医院里听说许多与他一起游行的学生被捕，呕血更多，因而去世。106似乎事实上并未受伤。
据孟世杰说，这时警卫机构派来的军警超过300人。107
除了上述后来都很有名的学生之外，被捕的32人还有：北京大学的梁彬文、胡振飞、梁颖文、陈树声、郝祖宁、萧济时、邱彬、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潘叔、林君损、易敬泉；高等师范的陈宏勋（可能是陈荩民，后来成为济南大学数学系系主任）、薛荣周、赵允刚、杨荃峻、唐国英、王德润、初铭晋；工业专门学校的李更新、董绍舒；中国大学的刘国干；汇文大学的张德。有些报道把“李良骥”写成“李良骏”。据蔡晓舟和杨量工（杨亮功）的说法，被捕学生的来源是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法政专门学校2人，中国大学2人。109陈端志记载的数字有所不同：北京大学19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和留法预备学校共5人。许德珩的回忆认为，在32人之中有1人是市民，而不是学生。110
据说学生被押送到警察厅时，曾被恶劣对待，第一天被拷问。不过第二天，在保安队队长看过他们以后，准许他们在院子里走动。第三天他们拿到了一份《益世报》（美国人在中国主办的反日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