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
“五四”事件之后的几个月是五四运动最危急和最重要的关头。学生们以他们革命性的行动，开始深刻长远地影响着中国近代的文化与政治。为了厘清这种影响，我们必须观察学生是如何集中并组织新式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和平手段将其他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在这“狂飙”（Sturm und Drang）时代里，在大众中传播他们的新思想。
关于这两个月的发展，本章和下一章将做详细记述。这段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时期。由5月4日至6月4日，运动的参与主体是学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5月4日至18日。学生们专心从事组织各界力量和游行示威。在这一阶段里，学生的活动主要是争取其他知识界、政治界和社会领袖的支持；举行示威游行，向各方请愿并做街头演说。
随后的阶段由5月19日开始。在该阶段中，普遍罢课和强烈抵制日货，成为学生反对北京政府和日本的主要武器。
（二）学生与工商界及工人联盟时期。6月2日、3日、4日，政府大批逮捕学生，促使商人和都市工人在6月5日罢工，以支持学生。到了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事件取得胜利的成果。
北京政府当时的反应
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的第一反应似乎有些踌躇和迷惑。起先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五四”当晚，曹汝霖召集他的同党在六国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会商的结果并未公开。1次日，在给总统的书信里，他请辞交通总长的职务，并对他在政府所做工作进行辩白。2陆宗舆紧接着也向总统提出辞呈。3曹当时的看法，一方面以为事件是反对党操纵的，再者学生只是受到过激派的鼓动。所以表面上看来，曹对学生的态度似乎是温和的。同时，教育部在温和派的旧式士大夫傅增湘①总长领导之下，似乎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5月4日晚间10时的一则报道，很能反映这一态度：
学生的集会游行，都加以劝告自动解散。教育部命各校校长严格控制学生，接纳以曹家着火是因电线走火的说法来释放被捕学生。曹本人也曾表示，如果骚动真会渐渐平息，他也不愿意严惩捣乱分子。4
然而，这种态度不为政府里的军人和旧官僚所接受。5月4日晚上，政府要人在总理钱能训家里开会决定处置办法。安福系作为控制政府的主要力量和曹汝霖的后盾，联合其他亲日分子与旧官僚，坚决要用激烈的手段来惩办参与的学生和学校，并向总统和总理施压以达到这一目的。5
这些保守人士对学生和学校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自从1917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来，因为有些教授和学生不断抨击儒家与传统伦理习俗，并公开批评军阀主义和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以北京政府里的军方势力和元老们都对北大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段祺瑞本人因在担任总理期间被学校散发的小册子所攻击，也把大学视为眼中钉。61918年5月21日学生请愿以后，军阀和北京学界的矛盾更深了。如前文所述，1919年3月，迫于政府对北大的压力，陈独秀辞去了文科学长的职务。7在这种长期冲突的背景下，“五四”游行示威实际上便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对政府里军阀势力的公开宣战。于是军阀也认为这是合适的机会和借口以惩罚学校。
因此，5月4日晚上在总理府的官方会议中，保守集团强烈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所有提议几乎一致通过，使傅增湘的微弱反对丝毫不起作用。8
此后行政当局便下令司法部查明事实，以便惩处“五四”事件的相关责任人②。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同时北京的军警戒备加强，以控制学生的活动，北京政府已准备把被捕学生移交法庭处置。
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的处理，从一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一个存在已久的微妙局面，他们在没能正确估计社会上普通公众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以前，就轻率地对学生和学校实施激烈的报复手段。虽然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领导人在游行示威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与游行示威有联系的群体。例如，持反日态度的人群不仅有新式知识分子，还包括旧派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赞成旧式文学的教员和学生。甚至林纾（他为旧文学辩护的态度详见第三章），在“五四”事件几周以后，他也宣布对抵制日货行动表示同情③。然而，政府忽视了这些线索，却将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倡导者和学生视作游行示威的唯一领导人。这样一来，就为新文化集团提供了机会，以争取其他学生和教员，甚至争取不完全赞成新文学和新思想改革的人群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北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学生们对曹、章的攻击，固然并非大部分游行示威者所预计，但事后民众和学生却都认为是合理的；政府也没考虑到被捕的学生们不一定就是殴打章宗祥和火烧曹宅的当事人。结果，当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控告被捕的32名学生时，全体师生便怒火中烧，并且感到有联合一致反抗政府的需要。
北京政府在处理学生和学校的问题时，忽视了或是混淆了上述因素。总之，政府的措施只是粗暴地把新思潮新文化问题等都只放在反日或亲日这个二元立场上来处理，以至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理所当然地站在反日的一边。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与知识分子的动员
“五四”事件以后，学生们立刻朝气蓬勃地投入联合各界的行动中。北大学生游行示威回校后，在下午7时检点人数，发现失踪数人。11不久消息传来，失踪的同学是被军警逮捕的，将依据戒严令受到审判，可能立即被处以死刑。这条消息激起学生的极大愤怒，他们立刻召集全校学生在当晚开会，蔡元培也到场。学生们谴责警察的粗暴，同时也担心被警察逮捕的同学有生命危险。他们认为，全体学生应该对事件负责，而不只是被捕的同学有责任，结果决议全体到警察局去接受监禁。蔡元培同情理解学生们爱国的动机，提出他会负责促成被捕学生释放。会后他便独自前往警察局。12他的努力并没有效果，不过他要求释放学生的立场却一直非常坚定。同一天晚上，其他大专学校的学生也纷纷召开类似性质的集会。
第二天上午（5月5日）9时，所有相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并且决议派出代表，以方豪（后来担任金英中学校长，不要与同名的天主教历史学家相混）为首，请求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与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联名，向总统请愿释放被捕同学。13会议同时决议，不达愿望，决不复课④。下午3时，这些决定在由段锡朋主持的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会议由所有有关大专学校的学生2000余人参加。北京政府的国会议员符定一在大会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的目标。罗家伦报告，他成功地完成了赢得商人和报界的支持的任务。到会学生的注意力并不只限于释放被捕同学，他们还坚持游行示威的目的。会上通过的决议大致包括：（一）上书大总统，请惩办卖国贼，并力争青岛；（二）上书教育部，说明学生4日游行经过情形；（三）通电国内外关心局势的各机关团体，请求一致行动。在会上，他们也讨论了抵制日货的可能性。学生们还自愿为各种活动捐款数千元以作为经费。15
在此，不妨提到当时学生运动的经济情况。“五四”以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多数新成立的学生联合会尚未建立起后来出现的按协会章程规定征收会费的习惯，所以当时必要的费用只由会员分筹，或接受会员的自愿捐助。1919年5—6月期间，亲日团体与中日两国内的日本媒体都在指控驻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资助并煽动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这种控诉遭到了美国公使芮恩施和中国学生的断然否认，他们公开斥责这种控诉是公然的污蔑。16事实上学生拒绝外界的援助，由以下两个事实可以推论：第一，当时大多数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支持；第二，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亲日派的指控。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整个学生运动期间，学生们在经济上主要是独立的⑤。
在同一会上，学生又进一步做出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决议，为了援救同学和提倡爱国运动，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委派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起草组织章程。第二天（5月6日）上午，章程草案拟定，当天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会上提出，而且被接受。于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刻成立了。17
学生联合会成立的目的，在联合会的组织规程中有明确说明：“本会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主要活动包括：对外，力争山东青岛问题并发起抵制外货活动；对内，诛卖国贼（曹、陆、章）和打击军阀派势力。18
为了达成这些目的，学生联合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评议会（一说评议部），一是干事部。19评议会由与会各学校，不管人数多寡，每校选举代表2人组成，设正副评议长各1人。评议会常会于每星期日举行一次，特别会无定期，必要时由评议长召集之。评议会负责决定学生联合会所有的方针和决议。至于评议会议决事项，关于全体者，暂时委托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干事会代为执行；关于各校者，由各校代表转达该校学生干事会执行。（参与本会的各校学生，每校组织一学生干事会，其组织法由各校学生自定。）后来干事部成立了，干事由各会员学校的学生团体选出。干事部分总务、庶务、会计、文书、新闻、交际六股。学生联合会的经费由“与会各学校学生分筹之”。学联会至适当时机，得由与会各校学生代表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五分之四以上同意解散之⑥。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为单位联合所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永久组织。在随后的几年内，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里，北京学生联合会几乎变成了很多类似团体的榜样。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也促成了一个月之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而后者成为全国学生活动的大本营。
此外，男女学生大批地聚在一起，活跃地共同参与同一会议，并且共同组织成一个团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当时在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男女同校，男女学生多是在不同的学校上课学习，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活动。由于北京学生联合会囊括了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因此所有中等以上女校的代表也参与其中。自此以后，女学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并且给予学生运动有力的激励。这种情形对次年中国男女合校的措施有所贡献，并且也有助于后来的女权运动⑦。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是为了联合北京全市学生而成功迈出的一步。他们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目的，立即得到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领袖，特别是教授们的支持，也得到国内大多数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支持。
5月5日，北京学生针对罢课，曾声明两点理由：第一，学生痛外交失败，愤同学被拘，无心研究学问；第二，青岛问题当以死争，被拘同学，亟须营救，无时间精力上课。（可对比第二章“二十一条”事件时留日学生的争辩。）当天，北京大专学生对各省督军及省长发有公函，同时也就是对各界说明“五四”事件的真相和学生游行罢课的目的。公函全文如下：
青岛及山东问题，关系中国生命。日本乘我内政尚未统一之时，利用我汉奸，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徒，内惑政府之心，外掣专使之肘，隐为操纵，以图于巴黎和平会议，达其主张，攫得我国领土。吾辈闻耗之余，义愤填膺，爰于5月4日，开北京全体学界游行大会。意在对外则分致美、英、法、意四国公使说帖，请其转达其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国以同情之援助；对内则揭国贼之阴谋，促其悔祸之心，俾国民急起直追，以博我外交之最后胜利。是日队侣秩序，极为整肃。同人等皆属赤手，尤为众目所共见。且经过之处，市民追随狂呼，亦足见人心不死，众志成城，而非吾学生界单独之行动矣。乃警厅竟于队伍既散之后，逮捕学生至三十余人。学生等迫于公义，不得不暂时停课，以待被捕同学之释出。但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吾辈主张：一则直电巴黎和平会议，不承认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款，并谓青岛与山东一切之德国利益，按之国际法，断无由日本继承之理由。且德国昔以武力强借我国之领土，今亦应因武力失败而归还我国。庶从前国际上不平等之条约得以扫除，世界永久之和平得以维系。再则致电我国巴黎议和专使，若青岛与山东问题不得圆满解决，断不得忍辱签字。三则请政府立免曹、章诸贼之职，以正其卖国之罪。至吾辈停课之日期，务以被捕同学之释出为止。诸公爱国热心，谁不如我。甚望一致联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不胜诚挚恳切之至。再吾辈此举，纯为力争主权，伸张公理起见，决无仇视日人之心理。务恳贵督军、省长鉴此愚忱，转饬所属各衙门，晓谕人民，万不可对于日人加以野蛮，致惹国际交涉，俾日本政府借词，以遂其狡焉思逞之计。此则学生等所栗栗危惧，而不得不先为陈明者也。
5月5日下午，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大学开会，22通过决议，他们负责确保被捕学生的释放，并在事后辞去任职⑧。除了劝告学生保持冷静以外，他们又通电各省教育会，请求他们联合一致，反对军阀政府逮捕和惩罚学生。23同一天，他们又前往面见总统、总理、教育总长和警察总监。只有警察总监吴炳湘出见，其他人都拒绝接见。警察总监告诉他们，他无权释放被捕学生。24
在“五四”事件之后，北京政府曾立刻采取一些预防游行示威进一步扩大的措施。政府对有关游行示威的新闻严加审查。北京连接各国的有线电报电线都被切断，外国记者对“五四”事件的报道主要通过无线电。北京政府的做法导致国外得到的有关“五四”事件的消息都非常简短和零散⑨。然而，有些学生的机智胜过北京政府。他们经由某一外国机构，发电到天津某一租界地，5月5日再由天津转播到上海，就这样由上海转播到全国其他各城市。25因此，大批抗议的电报涌进北京政府。除了亲日派的军阀和日本人所办的少数报章以外，其余大多数的报纸都坦率声明同情学生，支持学生的报章杂志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例如，北京隶属进步党并倾向新文化运动的《晨报》《国民公报》，以及1915年由中国天主教创办、当时刚被美国人收购的《益世报》。26上海日报公会（包括有上海市多数的报纸）致电总统、总理、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和巴黎专使，赞成学生的行动，并且请求“立刻释放学生，以息公愤”。27
其他进行类似抗议的重要组织，还包括国民外交协会、中华学界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学术研究会、对日外交后援会、留日学生救国团、欧美同学会、同济会和上海律师公会。很多商业团体也表达了对学生的支持。5月6日，北京总商会开会决定会员拒绝购买日货，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联系，并且严厉制裁卖国贼和暴虐的官吏。28同一天，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政府和蔡元培，对学生表示同情。第二天，为了敦促释放被捕学生，又另发急电，声明：“学生基于爱国心，引起本公团至高的敬意，至大的钦佩。所以在此发誓支持他们，并且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容许他们受到任何伤害。”29这些电报极其重要，它们证明了中国商人对此事的主动关切，并且一改传统社会对商人阶层疏离政治和群众运动的固有印象，证实了他们确实愿意强烈地向政府抗议。5月6日的上海和谈会议，南方政府首席代表唐绍仪致电总统徐世昌，支持北京学生。同一天参加该和谈会议的北京政府首席代表朱启钤也致电北京政府，报告上海民众的情绪，并且力请政府对游行示威和被捕学生宽大处置。除此以外，他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联合唐绍仪，5月6日联名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请求他们坚持青岛回归中国的立场⑩。
民众对学生明显的同情不久被政党掌控，作为攻击北京政府的武器。孙中山当时正在上海，他即刻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五四”事件的消息一传到南方，他就率领其他6位广州军政府的总裁，致电北京政府抗议，支持学生运动。部分原文如下：
青年学生，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情有可原……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作始也微，将毕也巨……执事洞察因果，识别善恶，宜为平情之处置，庶服天下之人心。
此外，在广州的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席会议，特别讨论“五四”事件，会后通电各省政府和其他团体，电文如下：
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甘为外人鹰犬，密与日本勾结，外而阻挠赴欧代表之要求撤销中日密约及交还青岛；内则希图破坏上海和议，以遂卖国阴谋。罪状昭著，天人共愤。京中（中，本一作津）学生，怵于国亡之惨，目击国贼（本一作“贼党”）横行，奋不顾身，义勇勃发，焚灭曹宅，痛击章獠（本一作“焚曹宅，殴章陆”），有国以来，无此痛快。乃北廷不思卖国奸党，人尽可诛，反任意拘禁学生，并有将加惨害（四字一作“惨害学生”），解散大学之说。同人闻之，不胜诧异，爰于即日（即日本一作“佳日”，则为5月9日，惟被捕学生早已于7日保释。是否南方消息较迟之故，此电确实日期，待查），特开两院联席会，群情激愤，一致议决通电各省，要求北廷，即释已逮学生，维持各校现状，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谢天下。诸公爱国热忱，宁减此莘莘学子，尚乞一致声讨，全力援救，为人间留正气，为国家扫奸气。事机迫切，立盼进行。
南方人似乎看到了“五四”事件会增强他们在上海和谈会议中的声势。5月13日，他们的首席代表唐绍仪未得广州政府的指示，也未使和谈会议的同仁知道，径向北方政府提出强烈要求，这个要求便造成了5月15日和谈的破裂。33
这件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出人意料的争执，不仅是新式知识分子和守旧派之间的斗争，不久更进一步演变为亲日军阀、少数官僚、落后分子联合与全国多数人民之间的斗争。当“五四”事件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多数人憎恶亲日的安福俱乐部这一事实，立刻就变得异常明显。段祺瑞在政府内外的敌人，都精明地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以打击段氏的势力。
有些军阀和君主立宪派也表明了自己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立场。康有为，最初是改革家，后来又是1917年复辟运动的计划者之一，这时正闲居上海，他虽然不赞同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却在5月6日通电公开赞扬“五四”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34并且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其他赞成学生运动的例子，还有直系军阀曹锟部下第三师师长孚威将军吴佩孚（后来他成为北方政府最有力的统治者之一）。他与康有为一样，公开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其他军阀，如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北京政府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且坚持中国收回青岛。
这些早期的发展显示出学生运动的性质。在抗议日本侵略和反对政府中亲日官僚的旗帜下，学生们发起这次运动，到这时因受到对运动有不同利益和不同了解的团体支持而发展成为一种无形的联盟。具有新思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领袖，自然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人物，新兴商人也临时加入了这次运动，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也给予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援。在如此复杂的联盟里，文化改革的远大目标，难以被所有参与的人接受，但是当时，至少在一点上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就是他们都想打倒当政的亲日军阀与官僚。这种情形暂时增强了新式知识分子与政府交涉时的力量。
北京政府逮捕了32名学生以后，受到了来自公众的极大压力。大批抗议的电报，每天都会涌向北京政府和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36自5月5日起，3天之内，教育总长傅增湘即向总理钱能训三次递交辞呈。由于傅的力争，政府暂时撤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并且解散与“五四”事件有关学校的命令也因他的断然拒绝联署而未发布。37
同时，北京学生的罢课正在进行，并且城里多处可见激动的人群。由其他城市传来的消息显示，游行示威正在广泛地扩展。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北京政府于5月6日夜12时后，由警厅通知教育总长及各校长，允许在7日保释32名学生，以待法庭审判，但以当日复课为条件。于是7日上午10时，被拘学生全部出狱。同日，章宗祥也命他的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也许北京政府想要平息群众的紧张激动情绪，所以特别选择在这一天——国耻纪念日——释放学生，因为政府知道，很多反对政府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将要在这一天举行。39总之，学生在和北京政府对抗当中，打赢了第一仗。
被捕学生释放的第二天，北京学生停止罢课，但是学生的活动并没有在北京和其他各城市停止，相反地，他们的活动继续扩展和增加。学生们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继续为抵制日货活动做准备工作，他们把学校里所存的一些日货拿出来，在北京先农坛当众付之一炬。
其他城市学生的支持
“五四”事件之后的一两个星期以内，扩展到全国的学生活动有下列几点特征：（一）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以负责实现各项行动；（二）组织游行示威，以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及学生被捕问题；（三）发起全面抵制日货活动。这些波及全国的学生活动，以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实际情况为例，值得我们仔细考察。40
天津的学生在5月5日得到“五四”事件的消息。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于6日晚举行了激昂的集会以抗议政府。第二天，又成立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5月12日，天津市有1000余名学生为了纪念北大学生郭钦光因“五四”事件殉难，公开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会后他们便在城内外街头演讲。14日，仿效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正式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参加的学生来自直隶（河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学校（时为中学，后来改为大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水产学校、新学书院和北洋大学。甚至唐山路校的学生也赶来参加，该校直接隶属交通部，当时的交通总长是曹汝霖，而该校校长章宗元是章宗祥的哥哥，曾留学美国。谌志笃、马骏是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学生领袖，马是回民，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大会决定即日组织各校学生爱国讲演队，开始上街讲演。5月23日，以女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该组织的成立加强了反政府活动的力量。该会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刘清扬（会长）、该校附属小学教员李毅韬（副会长）为首，女学生王天麟（又名王瑞生，总务委员）、郭隆真（后改名郭林）、邓颖超（以上皆为评议委员）等为核心人物。6月18日，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也加强了反政府活动的力量。这个团体包括170余个教育、经济、社会和宗教团体。当时周恩来已从南开学校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五四”事件以后回到天津，担任《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该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三日刊（后改为日报），每期销量达到2万份以上。世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有一个周刊。后来成为周恩来妻子和高级共产党员的邓颖超（原名邓文淑），当时只有16岁，还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她并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长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41
上海学生于5月5日得到由天津转来的电报，得知“五四”事件的消息。蒋梦麟当时在上海，他回忆当时上海对此消息的最初反应：
这消息使整个上海市激动。下午民众组织如各教育会、商会及省市地方团体都发电到北京政府，要求罢免那三位官僚，释放被捕拘留的学生。第二天，整个上海市焦急地等待北京政府的答复，但是没有任何音讯。于是市内学生开始罢课，和民众组织作同样的要求，并且到街头演说。42
5月7日下午1时，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主持，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国民大会，有2万多人参加（一说是7000人）。参加集会的大多数是学生。会后，与会代表前往面见上海和谈会议的南北代表和淞沪护军使，请求他们支持北京的学生。
5月8日下午4时，所有主要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81人在复旦大学开会，决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9日下午2时，来自44所学校学生代表96人又在复旦召开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致电巴黎专使，力争主权，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拘侮中国留日学生，发表学联会宣言。5月11日下午2时至9时，来自61所学校的1.2万多名学生，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内的临时办事处开会，正式成立“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复旦大学学生何葆仁被选为主席，同时又成立了“上海学生护鲁义勇团”和街头演讲队。
在南京，来自20余所学校的学生，至少包括一所著名学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及中央大学）——和其他很多职业教育团体，联合召开国耻纪念会。与会的有1万多人，同时也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又派代表到督军公署、省长公署和省议会请愿，抗议巴黎对山东问题的决议，并且要求发展教育、振兴本国实业。他们还成立了街头演讲组、救国团和救国储金。仿照济南和上海的行动，南京的商人在5月11日也开始抵制日货。
5月11日，武汉15所大专及中等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代表在美国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集会。他们讨论了支持北京学生的必要步骤，决定抗议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会上，学生们捐款2000余元作为各项活动的经费。5月14日，一个与北京学生联合会性质相似的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同时决定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力请拒绝签署和约。学联会又决定发行白话刊物，以鼓励表达民意和提倡购买国货。5月18日，学生们举行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游行示威。
其他各省各市的学生也都有类似的反应和活动。学生活动最活跃的省份有：江苏（特别是苏州、松江、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徐州、海州、嘉定、淮安、淮阴）、浙江（特别是杭州、嘉兴、绍兴、宁波、湖州）、山东（特别是济南、兖州）、湖南（特别是长沙、衡阳）、山西（特别是太原）、陕西（特别是西安）、四川（特别是成都、重庆、绥定、秀山）、云南（特别是昆明）、河南（特别是开封）、河北（特别是保定）、安徽（特别是安庆、芜湖）、江西（特别是南昌、九江、临川、吉安）、福建（特别是福州、厦门、漳州）、广东（特别是广州、肇庆）、广西（特别是桂林、南宁）。此外还有绥远、奉天、吉林和黑龙江。44
除了国内的学生，留欧留日的中国学生也因“五四”事件的消息而激动起来。在东京，发生了一段插曲，对后来五四运动的发展颇有影响。多数在1918年集体回国的中国学生，在这一年又漂泊回到日本。然而在1919年5月4日之前不久，他们有些人又发起了另一次集体回国运动。听闻“五四”事件消息时，仍然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大约有4000人。他们准备5月7日那天在东京举办国耻纪念会，可是因为日本警察的干涉，找不到开会的场所。最后他们请求中国公使准许他们借用其办公室。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但是5月6日晚中国公使馆办公室却被日本军警包围了。第二天早晨，中国学生因为不能在中国公使馆开会，所以便在德国公使馆门前和附近的公园里集合，分组游行到英、美、俄、法各国公使馆，投递有关山东问题的请愿书。他们所用的标语包括：“摧毁军国主义”“维护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45当他们沿二宅板前行时，被1000多名日本骑兵和武装警察包围并驱赶。于是他们展开了街头争斗，学生们被马践刀斫，有100多人受伤，其中29人重伤。警察逮捕了39人，监禁在翱町区的警察局内。第二天，被捕的学生被保释。46当时日本警察的报告宣称，事实上攻击学生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中国代理公使和中国学生监督的请求。47后来日本地方法院不顾中国民众愤怒的抗议，判决7名中国学生入狱。为了要尽力平息中国人民紧张的情绪，该判决后来似乎改为缓刑了。
驻东京的中国公使馆向北京政府报告，表示对当事的学生不满。中国政府对留日的中国学生也不加以保护，这件事当然对国内的学生运动来说更是火上加油。49
上面所述，“五四”事件以后一两星期里的学生活动，主要限于通过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讲的方法来成立各种组织和争取社会的支持。虽然有些永久性的活动已经开始，但是这些由新式知识分子带来的压力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的力量，至少就改变外交政策和调整人事而言，似乎仍然不足以迫使北京政府做重要的让步。
总统的惩罚令与蔡元培的出走
“五四”事件以后，北京政府事实上曾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和干涉民众的爱国活动。5月6日，就是释放因“五四”事件而被捕的32名学生的前一天，总统徐世昌下令，责备部属未能阻止事件发生，所以应负责任，尤其谴责那些基层警察。此外，他命令警察总监，采取充分措施，切实防弭民众以后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并且吩咐如果民众“不服弹压者”，则应立刻“逮捕惩办”。总统的命令原文如下：
本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案，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警察人员，防范无力，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此令。50
在这条至少表面看来十分严厉的命令之下，北京的新式知识分子变得比以前更加愤怒了。城中多数社会、教育、经济团体已计划于国耻纪念日当天（5月7日）在中央公园里举行国民大会。该大会由国民外交协会主持，当时却被政府禁止了。警厅先期即通告阻止，临时又加派军警千余名，遍布东西长安街及中华门一带，警察又封锁公园的出入口，禁止游览。各界按期到会，络绎于途，都被军警驱离。于是公众临时改变计划，打算在先农坛开会，人数达七八百人时，又被军警驱散。最后选取京师总商会会所，由于议场狭小，所以各团体只推派代表200名集会。他们通过了五点决定：否认政府对日所缔条约，抗议政府对学生的态度，坚持拒签和约，力争青岛，并计划于11日再开大会，如再被干涉，则将派代表往济南或南京开会云云。51
总统因为学生坚持他们的反政府活动而感到困窘，于是5月8日又给教育部一道命令，令中引用警察总监对于“五四”事件的报告，并且指出，虽然32名被捕学生当时已被保释，但是仍将受到法庭的制裁和惩罚。同时他又强调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年纪太轻，不应“干涉政治”。令文如下：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蜂拥而入。砸毁杂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人，既由该厅送交法庭，宜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豪之意，此令。52
总统不但在上述两道命令里要严厉惩罚学生，并且在其他政令里拒绝了接受曹汝霖和陆宗舆的辞职。他在回复中，盛赞“曹汝霖体国公诚”“陆宗舆有裨大局”。53此举当然使得新式知识分子和公众难以容忍。此外，5月8日总统命令中的最后一段很清楚地暗示，他要求教育总长和所有学校的教师对“五四”事件负大部分责任。事实上，教育总长和各大专学校校长自“五四”事件起便都遭到军阀和旧官僚的严厉抨击。如前面所述，内阁的确考虑过要解除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并且社会传言纷纷，曹汝霖和章宗祥已出资300万元，雇人暗杀蔡氏，又说北京大学的校舍将要被焚毁，学生要被屠杀。
蔡元培知悉总统5月8日的命令后，当天晚上11时又收到他被解职并由马其昶接替的通知。5月9日上午，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蔡留下了两封辞职信，一封给总统，一封给教育总长。56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还留下了一则简短的启事，这立刻引发了教授和学生们的疑惑和激动情绪，并且对五四运动也有意料之外的影响。这则启事从此名噪一时：
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愿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
启事中征引的两句古语，意思有些模糊。当时在学校里传播着有各种版本的解释。
这次蔡元培在北京政府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在新式知识分子、学生和教授们看来，乃是北京政府对他们的公开打击。在很多方面他们都认为蔡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当时蔡在教育界的名望是无人能及的，因为其开明、民主、对人率直，甚至对学校低级职员也是如此，所以几乎所有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都热心地尊敬和支持他。不管是温和的或是革命的新式知识分子，多视其为他们共同事业的象征，尽管他对此次运动的看法是否与新式知识分子完全一致也是存疑的。58继蔡元培之后，其他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包括医专、工专、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学校等，也纷纷提出辞职。59
在蔡元培出京的同一天，虽然有些议员们提案弹劾曹汝霖，但是教育总长却又下令限制学生的活动。同时，北京政府决定审判被保释的32名学生。5月10日，他们在地方法院被提讯，斩钉截铁地否认对烧毁曹宅及殴打章宗祥负有责任。在回答律师的询问时，又断然否认曾受任何政党的主使。他们在法庭上宣称，那是“完全出自良心的自由行动”。他们也拒绝呈上无罪的抗辩，因为他们的行动根本没有犯法。几天以后，他们向法庭提出如下的正式声明状：
学生许德珩（其他姓名见前，此略）等三十二人呈为提出声明事。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商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则结果安有所谓嫌疑。且使我国果有法律之可言，则凡居检察之职者，应当官而行，不畏强御，检察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而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钧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数千人同时讯问，何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愤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已，非公民团所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以上三大不平，所谓“法律”二字者，宁复有丝毫价值之可言！然五月九号学生等奉到钧厅传票，十号即齐候审者，岂甘受此不平之审讯哉？盖一以卸校长保释出署之责任，一以避抗传不到之恶名。此两种原因，在钧厅传讯时，学生等首先声明在案矣。今各校长已联翩辞职，同学又自行检举，情事变迁，两种原因，已不存在。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再此呈已于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呈递钧厅，奉谕以不合方式，不能受理，改用刑事辩诉状，见示。学生等查刑事辩诉，系刑事被告人所用，不敢从命，理合声明。谨呈。60
我们不能断然认为当时北京政府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发起诉讼。不过当时多数中国人至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关政治的、道德的，而不是法律的。北京政府未经议会的同意而与日本签订秘密协约，对日本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在普通公众看来就不可能是合法的。事实上，南方派在1917年秋季已宣布北京政权违宪。当时的很多人，包括新式知识分子，只不过接受北京政府作为一个事实存在（de facto）的政府，而不是法理层面（de jure）的政府。最终，不受欢迎的北京政府在法律上的诉讼几乎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后来因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威胁要全体到法庭和监狱去，5月12日他们向政府正式提出全体自行检举的呈文：“呈请自行检举事：窃生等本不应干预政治，近以山东青岛问题，祸迫眉睫，义愤所激，不能自已，致有五月四日之事。学生等诚无状，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静候处分。此呈地方检察厅。”由于以上种种理由，北京政府在法律上诉讼学生的尝试从来没有成为事实。
同时北京政府对学校又加压力，他们逮捕了更多的学生。5月11日，两名街头演讲的学生在清华学校被捕。61教育总长傅增湘因为局势艰难，又受军阀的打压，于5月11日晚潜行到北京附近的西山，坚持辞职。625月15日，辞职由总理批准，委任次长袁希涛为代理总长。63与此同时，5月14日，北京政府又下两道特别命令：一是命令用军力来镇压学生运动；另一则重申学生无权干涉政府的政策。64
上述所有事态的发展，如总统发布的命令、蔡傅二人的辞职、诉讼学生的尝试、逮捕更多学生，完全激怒了新式知识分子。青年的愤怒是那么强烈，以至于继郭钦光之后，又有清华学校高等科的学生徐日哲因街头演说过劳，于5月22日在清华病院去世，又有一个前京师大学堂的校友周瑞琦（广西灵川人）富有悲剧性地自杀了。
蔡元培离京以后，北京所有大专学校校长联合一致抗议北京政府。5月12日，他们推选了9位代表谒见总统和总理，要求政府表明对教育界的真实态度，对处理将来情况的计划和方法，以及表明保留蔡的职位的真实愿望。徐世昌总统当即命教育次长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并且派人去寻找傅增湘。但是蔡元培复电坚决辞职，甚至特派学生代表去请他，都改变不了他的决意。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同时上交辞呈，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镕立刻出京，教育部派员赴天津挽留无结果。14日，总统即下两令，警戒学生干政，虽于同时挽留蔡元培，但却免除傅增湘教育总长之职。同一天，安福俱乐部提出由田应璜接管教育部；不久来自北京政府的消息又表示，亲军阀的古文学家马其昶会接任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马是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同时又是对旧文学有造诣的人，他提倡传统的桐城派文体。马田二人均与安福俱乐部关系密切。这些都是新式知识分子最怕听到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