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到政府对他们展开了全面攻击之后，北京的新式知识分子迅速活动起来。教员和教授们仿效学生联合会，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该组织与学生联合会一样，不仅包括新文学和新思想的拥护者，也有不愿意参加或是反对新运动的人，他们多数支持学生运动反抗政府外交政策和反对蔡、傅二人离职的主张。显然地，在某些方面，教职员确实是在跟随学生运动，而不是领导学生运动。
学生大罢课
当此重要时机，在多数教职员和学生对北京政府面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愤怒的时候，有些学生仍然在设法保持冷静。5月13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去职的第二天，北京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开会讨论当时的局势。他们提出了进行全体罢课的方案，起初也为多数人所支持通过。但是经过冷静考虑和讨论以后，大家认为罢课会妨碍学业，同时如果政府忽视罢课的话，也没有什么作用。因此终于决定继续上课。1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再次开会，到会24所学校，讨论罢课问题，赞成罢课的只有6所学校，其余18校皆反对。结果第二次全体罢课的尝试，也没有成功。
然而，面对政府日益增加的压力，这种暴风雨前的平静注定无法持久。学生们在得知亲军阀的政客田应璜要出任教育总长及政府决定要惩罚教育界的消息时，5月19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召集了一次学生联合会的紧急会议。69会上决定于5月19日进行全体学生大罢课。北京学生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向“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发表宣言，这是一份颇为情绪化又有些许天真的“罢课宣言”：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夫青岛问题，学生等集争之焦点，会议已决矣，事濒败矣，卒未见政府有决心不签字之表示，而又破裂南北和议以资敌。学生等之失望一也。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人皆曰可杀，乃政府不惟置舆论之指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表彰其功德，以与教育总长傅公之免职相况；外间复盛传教育全局举将翻动之说。国是前途何堪设想！学生等之失望二也。五月十四日两令：一则以军威警备学生，防公众集合；一则禁学生干政。凡公忠爱国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见。留日学生以国事被拘，政府则置诸不理。学生等之失望三也。学生等之为学，恃有此方寸之地耳；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乱矣。谨于五月十九日起，一律罢课。至三失望之回复为止。至于罢课期内，仍本我寒（十四日）电宣言之大纲，始终无悖。一则组成“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以备我国家不时之需；再则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使国人皆知以国家为重；三则由各校自组“十人团”力维秩序，以舒我国家内顾之忧；四则以暇时潜心经济，俾勿负我国家树人之意。学生等深受教育，修养有素，凡所作为，皆循我智仁勇之国风，决不致自逸轨道，而遗我国史之羞也。学生等一任良能，行我良知，知我罪我，今非所计，惟付诸百世后之公评而已。70
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上书总统徐世昌，提出六点要求：（一）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交涉的和约绝不可签字；（二）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挽留傅总长、蔡校长，取消田任教育总长之议；（四）政府应撤去对学生做猛烈压力的措施，以维护人权；（五）向日本抗议5月7日留日学生被捕之事；（六）在上海重开自5月15日暂停的南北和议。71学联会强烈表示，除非他们的要求政府都接受，否则学生将继续罢课。
宣言里提到的“十人团”，正式名称为“救国十人团”，按照组织规则，任何气质相投的学生都可组织成一个集团，提倡联合抵制日货和促进宣传。这个集团设立一个特别的十人团，专门负责与所在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联络，而学校性或地区性的学生联合会对各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任，而各省学生联合会则对中国学生联合会负责，它成立于全体学生开始大罢课的一个月后。这种组织的形态后来扩展到很多大城市，变成了学生和劳工行动组织的核心。
学生们5月18日的决定，在“五四”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个决定以前，他们反政府的活动曾产生过一些鼓动作用。虽然联合抵制运动刚刚开始，学生罢课随处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全体大罢课，他们的活动就显得不够普遍和强烈，难以引起一般不识字公众的注意。全体学生罢课的决定意义，是向政府的压制提出全盘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着重点，由大批学生团体的集会，转移到小型的、但更有影响的普通民众的街头集会，由多彩的游行示威转移到实际的抵制日货和提倡本国工业，而后一变化当然对一些新兴工商业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新兴商人和工业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遭到日货在中国市场倾销的威胁。学生们抵制日货的决定当然不是孤立的。上文提起过，北京商会在5月6日的决议里也曾提倡过此项行动。学生们可能是用这一步骤来获得新兴商人和工业界的合作。事实上，学生们这样做，也确实争取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援助。
学生全体罢课在5月19日开始，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拒绝上课。第二天，全市所有的中学也加入罢课。街头演讲团分散到城内各地抵抗警察的干涉，大量分发印刷的白话文传单、小册子和报纸。演讲者所提倡的主要是恢复青岛主权，拒绝承认基于“二十一条”和其他密约所签订的中日协定，抵制日货和购买国货。当时警察的干涉毫无效用，因为很多警察都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北京全体学生的大罢课不久便扩展到其他城市。5月19日以后，由北京秘密地派遣一些学生代表到天津、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去开展运动（派往天津的有27人）。5月下旬，学生罢课的情形很快扩展到所有重要城市的学校。天津学生联合会于5月23日开始全体大罢课。75参与的15所学校包括：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直隶法政学校、直隶第一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省立中学、孔德中学、成美中学、大营门中学、直隶水产学校、育才中学、私立法政学校、新学书院、甲种商业学校和英国人所办的英华学校，学生共1万余人，拒绝上课。他们向北京政府做六项要求，内容和北京学生的要求大致相似。
在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于5月19日决定向北京政府发电，力请撤销接受傅总长辞职的命令，也决定从5月22日起全体罢课，直至收到学联会通知，否则决不上课；又决定要派遣学生代表到其他各城市去说服所有公私立学校共同罢课。因为江苏省教育会（当时蒋梦麟是该会的组织人之一）和教职员从中调停，所以学生联合会应许暂缓3天才开始罢课。学生见到北京政府对北京学生的要求没有采纳的意思，24日学联会开评议、交际及职员会议，决议罢课时应进行的宣传工作等项，次日发出罢课的通电。于是来自70所学校的2万余名学生，包括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公学、沪江大学、神州女学、爱国女学、南洋公学、南洋中学、澄衷中学、南洋女子师范、民生女学、青年会中学、南洋路矿学校、徐家汇公学、启秀女学、博文女学、亚东医校、上海图书美术学校、南洋商业学校、中西女塾、清心女学、英华书馆、沪北公校、中华美术学校、市北公学、民立中学、大同学院、两江公学和其他大专及中学，自5月26日起罢课。当天进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吸引了约30万的围观民众。76
上海的学生似乎更意识到他们与商人及都市工人之间的联系。上海学生联合会在5月27日决定派遣联络小组到各商会，力请所有商人于5月31日在大门上悬挂白旗，作为参加当天郭钦光烈士追悼会的表示；同时决定在学生联合会里设立劳工部，以便与劳工们保持联络；又设调查部，往各大商店调查日货，在上面加盖印章；决定开始发行日刊作为宣传工具；并且每人每半年应该向学联会捐纳5角钱，以为办报发电之用；他们还决定了派遣代表向其他各城市的学校、回国留学生和各国领事署请求合作和支持。77前三项决定是促使商人、工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与学生联合的重要措施。
自此刻起，上海开始转变为学生运动最重要的中心。很多才华出众的学生领袖，由北京、天津、南京齐聚在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5月31日的追悼会约有10万市民和学生参加，参加的学生来自82所中学和高等学府。78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和陈宝锷在5月27日化装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他们在会上发表了令人振奋的演说。会后，学生们游行到上海县商会，力请该会劝告各商店与学生合作。上海县商会应许第二天与学生代表商讨此事。79
有些城市的学生面对着强大的压力，必须诉诸其他不同的行动方式。例如，武汉学生在5月18日游行示威以后，湖北省督军王占元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当5969名武汉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6月1日宣告罢课时，王派出军队在所有学校驻守，以严厉监视学生。在同一天，有约100名街头演讲的学生受伤和被军警逮捕，其中有些人受伤以致手足残废。一名湖北省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被军人杀害。王占元刚刚庆祝完自己获得由日本天皇颁发的奖章，便在6月3日以提早放暑假为借口，下令关闭所有的学校。与此同时，他又宣布，凡有任何学生公开进行反日演讲的，都要当场枪毙。于是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活动都转入地下，秘密进行。第二天，该会秘密决定，所有的学生都返乡，将运动发展到乡野之间。与武汉学生相似，杭州的学生也在5月28日分散回家，各人在乡下活动。
学生大罢课所波及的重要城市包括：北京（5月19日）、九江（5月20日）、天津（5月23日）、济南（5月23日）、唐山（5月24日）、保定（5月24日）、太原（5月26日）、上海（5月26日）、苏州（5月28日）、杭州（5月29日）、南京（5月29日）、福州（5月30日）、安庆（5月31日）、开封（5月31日）、宁波（5月31日）、无锡（5月31日）、武汉（6月1日）、南通（6月3日）、长沙（6月3日）、漳州（6月5日）、镇江（6月6日）、武进（6月6日）、徐州（6月9日）、广州、厦门和其他城市。80这个运动共计影响了22个以上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
上述记载表明，在“五四”事件以后的一个月里，大多数的群众活动是由学生发起的。在抗议政府方面，学生独自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是游行示威，接着是广泛的全体学生大罢课。此外，他们在这一段时期里有四项有助于日后活动的成就：第一，由于在各省、市、学校均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学生开始转变为组织严密的集团。第二，学生得到了知识分子领袖的支持，例如教职员、作家、记者都站出来支持他们。并且学生运动启发了这些知识分子领袖，促使他们创建自己的组织进行活动。诚然，教育界人士以前也有自己的组织，但是它们大多数是职业性组织，而在此时期所成立的教职员组织却更富有政治性。随后的几年里，在与军阀和官僚斗争的过程中，教育界发展成为一股特别的力量。第三，学生们唤醒了很多政治和社会领导人，使他们觉悟，在任何政治奋斗中，青年必须被承认是一种力量，乃是铁的事实。至少他们认识到，在与安福俱乐部的斗争中，青年是有效的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学生被民族意识的高涨所鼓舞，抓住了“反对亲日政策”作为他们战斗的口号。在爱国的旗帜之下，学生们成功地争取了公众的同情，并且在未来很快地获得了都市商人、工业家和工人的联合支持。
①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县人。1891年，曾从吴汝纶学，其后六年间任职杭州求是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12月至五四运动前，曾入内阁任教育总长。他是近代著名的古书收藏者和版本学专家。——译者
②5月5日至7日有章宗祥受伤而死的误报。9
③林纾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同情联合抵制日货的行动，但是更希望把它和建设中国本国的工业结合起来。并且他认为，外交应让北京政府去办，而不应该由学生罢课来对付。10
④“五四”游行示威的次日，有些学校早已罢课，学生罢课最后实际上扩展到北京的绝大多数大专学校。这次学生代表开会的时候，北大学生代表坚持罢课的决定，却被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反对，理由包括：（一）他们应该遵循被捕学生的牺牲精神，也当入狱；（二）罢课会使得再召集学生聚会发生困难。这种观点没有被大多数学生所接受。高师上午仍照常上课，但下午也与其他各校采取一致行动罢课了。14根据张国焘的英文回忆录所述，5月5日上午召开的会议，只有北大的学生参加，并且在那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的学生联合会，段锡朋、方豪当选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翛（陈宝锷）负责总务和文书，而张本人被选为讲演团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