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惠此中国，以为民逑。
无纵诡随，以谨惛怓。
式遏寇虐，无裨民忧。
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启事登出后不久，学生们都想探求蔡氏的真意所在。其中学生常惠请教北大文学教授程演生引文的来源，程在5月11日曾给他一封阐释的回信。
当时各界人士对蔡氏所引诗句，解测纷纷。据程演生给常惠的复信：“‘杀君马’之语，外面误解者亦甚夥，且有望文生意者，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若是说去，成何意义？可发一笑。贤者虽明哲保身，抑岂忍重责于学生耶？”因此他认为蔡引“杀君马”句的用意，“大约谓己所处之地位，设不即此审备所在，徒存他人之观快，将恐溺身于害也。与士简诗意正相合。所以上文曰：‘吾倦矣！’自伤之情，抑何深痛”！至于引《民劳》诗句，程以为：“蔡先生用此语，盖非取全章之义。所谓民者，或自射其名耳（孑民）。言己处此忧劳之余，庶几可以小休矣。倘取全章之义，则不徒感叹自身，且议执政者也。”
但是蔡元培本人在一年后却解释，他引“杀君马”句，“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他引《民劳》诗，“但取劳则可休一义，别无他意”。这固然也许是事实，可是当时各方的臆测更是流行，而且这些引语也的确可能含有刺评执政之意，只是说得相当微妙罢了。57
徐日哲（1900—1919），江西吉水人，前沪海道尹徐元诰之子。——译者
周瑞琦是投水自杀的，在他口袋里找出一封遗书，说明了他对中国情况悲观的看法：“中国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久也许要亡国了。无人能知山东问题将如何解决，南北和平将于何时实现。大家徒然旁观学生们空举双手，毫无私心、隐讳与其他外在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国家，这多么可遗憾！我认清了我现在是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决定宁愿作自由鬼而不愿作活奴隶。同胞们！为你们的国家勇敢奋斗吧！我结束了我的生命。”又遗书北大各校友和教育界及学生：“大学诸学友并转学界诸君鉴：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琦毕业以来，十年不出庭户，罔知世事。近知和会遽停，外交又大失败，我真不知死所矣。五中悲愤欲裂，不知所云。青岛乃圣人发祥之地，乃吾国华，又用武必要之港。要塞一失，门户洞开，何以能国。我闻得诸君开会力争，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勉为一语，为诸君及国人告：‘此次毋再贻讥五分钟热心是幸。’余不多言。瑞琦绝笔。”65
教育部通过三种办法来挽留蔡元培：（一）请总统下令挽留；（二）派一司长到天津 寻找，并劝他暂不离津；（三）通电上海，请蔡即日回任。66
依马叙伦的说法，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成立，是由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提议的。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的会长是康宝忠，马叙伦是秘书。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选康为会长，马为秘书。后来康逝世以后，马接任会长，另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沈尹默的哥哥沈士远为秘书。马叙伦（1885—1970）在辛亥革命以前与保皇党有关系。民国初年，被认为是进步党的党员或支持者，而进步党与北洋军阀是合作关系。“五四”事件发生时，他在北大教书，曾受新潮社的批评。事实上他反对新文学运动，但他与汤尔和既是同学，又是好友，而汤向北京政府推荐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同时又向蔡推荐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学长。后来马在自传中宣称，汤之推荐蔡，原是他的意思。胡适在1956年秋告诉我，他曾看过汤尔和日记的原稿，发现记载有关北大问题上汤、陈、蔡的关系。胡适不相信马所说是真事。“五四”事件以后，马率领着部分教师罢课反抗北京政府。不过，后来他先后在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里担任教育部次长（1924—1925年他曾一度在段祺瑞内阁里担任代理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与许广平（鲁迅的妻子）等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在新中国曾任人大代表、文教会副主席及教育部长等职。67
“五四”事件以后，有些人建议教职员应该仿效学生，组织自己的联合会。68
“十人团”在其成员中选出下列负责人：（一）主席一人，他要将精力放在团内最需要的地方；（二）调查员一人，整理出该团范围内的商店中日货的存货清单；（三）编辑一人，撰写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及其他宣传资料；（四）纠察一人，向违犯规章的人定罚款并收罚款；（五）财务一人，负责本团的财政事务（主要责任是筹集宣传工作所需的经费）；（六）讲演员五人，负责劝告民众提倡本国工业，购买国货，不买日货。72计划中也规定，每十团联合提名一个代表，称作十人代表；每百团提名一个百人代表；每千团提名一个千人代表。又每名团员的团员证背面，都有同团其他九人的姓名。每一团员应该尽力说服其他非团员参与运动（每人答应至少争取十人）。当然，这个计划究竟被严格地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问题。73
中共认为“十人团”运动曾经帮助过中国劳工运动选择政治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74然而，张国焘在他的英文回忆录里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