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
5月以后，当商人、工业家及城市工人和学生开始团结起来，局势发生了变化。6月初政府大批逮捕学生，促成了这个大联合的形成，而且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工人也开始用罢工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条对抗政府的联合阵线的形成，有赖于当时空前有利的思想意识及经济利益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正如事件发生以后所显示的，是一股被日本及中国政府所忽视的全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另一大因素，特别与抵制日货和商人罢市有关，是中国和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与日本在利益上存在的冲突。
政府向学生寻求和解的失败
由于学生的罢课，北京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最初表示愿意在某些小问题上向学生妥协。不过政府也不会做出任何会引起日本反感以及有损那些身居高官要职、亲日派的军阀们利益的事情。5月21日，内阁总理钱能训在一项给教职员联合会的文告中，曾这样答复他们的要求：
（一）惩办卖国贼问题。以为必须根据法律，有确实证据，才能惩办。
（二）不签字问题。以为如果由政府明白宣布，实在有碍邦交，办不到；但政府一定郑重进行，总希望对得起国民。
（三）挽回傅、蔡问题。蔡的回任已有把握；傅却去志坚决，政府仍设法挽留他。
（四）维持上海合议问题。上海南北和议，虽有决裂的现象；但北方代表决不撤回。1
学生对这些答复极不满意。当他们得知那三位亲日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留任，而且亲日的外交政策保留不变时，学生们愤怒异常。此外，政府对其他要求的漠视，更是彻底激怒了他们。许多问题和要求，政府既没有给予回答，当然也没有履行实现。
就在此时，日本试图干涉整个局势。5月18、20、21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Obata Torikichi）向北京政府提出三次抗议，要求镇压所有学生的反日活动。紧接着日本驻中国的军队也通过武力施压。日本的战舰聚集在一起，沿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及其他中国港口巡弋。2在这种威胁之下，北京政府开始试图使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第一步是革除警察总监吴炳湘的职位，不过因为遭到北京商会的反对并没有成功。稍后，5月21日，又将步兵统领李长泰撤职，由王怀庆接替。吴炳湘和李长泰都被某些保守派怀疑倾向同情学生。35月23日，查禁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五七日刊》，该刊物由陈宝锷主编，后来迁至天津，继续出版了一段时间。学生联合会的其他刊物，如《救国》也遭到取缔。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出版的秘密刊物，如《进化杂志》《工人宝鉴》《太平》《民声》都被查禁没收。11种支持学生运动的新闻报纸，如《益世报》《北京晨报》《京报》也都被封了。45月25日，教育部下令，限学生在3日内回校复课。同时，政府又计划采取三种措施以应对学生：用武装军警去干涉学校的行政；解散学生团体；派遣警察到各学校，强迫学生签名，答应复课，凡拒绝签字的学生会被开除。学生完全不理会复课的命令，北京的教员也立刻向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政府，如果采用如此高压手段的话，他们就要集体辞职。
面临如此激烈的反对，政府稍微缓和了它的政策，答应暂时取消武装军警干涉的计划；不过作为交换，要求教员劝导学生回去上课。教育部同时也派员与学生谈判。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建议提早一个月放暑假，以达到驱散学生的目的。结果高等师范学校及法政专门学校真的提前放了暑假。不过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学生很难被分散。另一项建议由安徽省主席吕调元提出。他提议立刻举行一次特别的文官考试，公开面向所有学生。该建议的目的是要争取一些有才干和抱负的学生到政府部门去，以此削弱学生运动。政府显然被这个有新意的主张所吸引，于是开始计划施行。虽然这条建议略显天真，而且事实上难以达到其目的，但该计划却反映出一个当时已被人察觉的社会问题。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指出的，自从旧式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便没有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来取代。十多年过去了，新式知识分子仍然无法通过常规渠道成为政府公务员；而在政府中谋求职位，正如社会传统所鼓励的，仍然是他们生活的理想。然而这个问题存在已久；如果单纯地以为当下学生运动的直接动机是争取进入政府部门，那么这种看法则是错误的。一个公正的遴选制度也许可以帮助年轻的民国政府慢慢建立起社会平衡（social equilibrium）；然而类似的草率改革行动，根本无法平息这样一场起因复杂的风潮。
纵然如此，政府向学生谋求妥协的努力终有一些效果。最初，学生们在北京的活动强调反日演讲，他们每天约有3000人在街头开展活动。后来为了避免引起与日本外交摩擦，他们放弃了大队人马演讲反日的宣传形式，化整为零，转变为个人或小组行动（主要是组成救国十人团），而且推动国人购买国货。学生们义务帮助中国实业家及国货商人推销其商品。他们把城里的市场及生产情形做了一次仔细的调查，列举了80多家本国的工厂和公司，它们可以生产制造代替通常从日本进口的商品，诸如草帽、奢侈品及办公用品；并向所有的商店推荐这份目录。学生们的工作，包括研究消费市场、价格以及许多经济改革的可能性。他们将这些研究出来的资料印成几万本小册子和传单，到处分发。他们的行动集中而紧密，不过仍相当有秩序，而且和平地进行。5
北京政府由于有亲日派官僚在幕后操纵，见到学生的情绪在表面上稍有平静，便决意强有力地镇压这种不可容忍的宣传活动。6月1日，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6：第一道称赞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表彰他们为民国立下的不少功劳；第二道归罪学生纠众滋事，扰乱治安，告诫他们立刻回校上课。命令中还宣布，学生团体如学生联合会、学生义勇队，一概封禁。首都施行戒严令。①
6月2、3、4日的大逮捕
政府恢复采取严厉政策，首先表现在第二天（即6月2日）下午逮捕了7名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②学生为此非常愤怒。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当天傍晚集会，决定展开更大规模的贩卖活动。他们决定第二天一齐出动，以50人为一组的团体做沿街演说。他们不说抵制日货，只是鼓吹爱国，劝导国民购买国货。但凡50人中有一人被拘捕，其他人就一齐跟他进监狱。
6月3日早上，900多名学生（有些报道说约2000人），手持白旗，开始出外演讲，每团约有10至60人。城里的巡警增加了数倍，保安巡察马队骑着马在街上到处巡逻。他们起先劝说学生停止演讲，学生不从，警察便驱散听众。结果很多学生及观众被马踏伤，或被警察打伤。学生联合会马上致电上海各报馆，说明当天上午有178名学生被军警拘捕。到了下午，被捕的人数增至400。首都的拘留所无法容纳，政府便把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的大楼变成临时学生拘留所。法科的大门前贴上“第一学生拘留所”字条。校舍四周，派出保安队等支棚露宿监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上海各报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六月三日）学生游行讲演，各校之出发者九百余人，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北京大学法科已被军警占据，作为临时拘留所，拘囚被捕学生于内。校外驻扎兵棚二十，断绝交通。军警长官，对于学生，任意侮辱。手持国旗，军警夺而毁之。讲演校旗亦被撕掷。其坚持国旗与校旗者，多遭枪殴。受重伤者二人。旋被送入步军统领衙门，榜掠备至，尚不知能否生还。此外马队之冲突而受伤者亦多。东华门外有一军官对学生曰：“吾系外国人。”其颟顸昧良，有如此者；学生等文弱，拘囚榜掠，任彼军警之所为。一日不死，此志勿夺，杀贼杀敌，愿与诸君共勉之。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叩。肴。10
6月4日，有一通从天津发到上海各报馆的电报，报道北京局势：
昨日（三日）十时，北京学生大演讲，被军警拘捕，现闲置译学馆四百人；断绝粮食，四周架武器，设帐置围。又二人被步军统领拘去，笞刑镣铐下狱。未捕者连日仍继续演讲，以示决心。并电各省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11
杜威夫妇也在6月4日从北京用英文报道：
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当我们开始找房子时，看见学生演讲。后来听说他们被拘捕了，而且口袋里带着牙刷和面巾。事先即准备入狱。有些人说不止两百人，实在有一千人被拘捕。单单在北京就有大约一万人在罢课示威。12
尽管不停地被逮捕，学生并没有罢休，而是一次又一次增援上街演讲。截至6月4日晚上，政府竟囚禁了大约1150名学生。马神庙北京大学理科的校舍，已经成为第二临时拘留所；文科所在也被武装军警重重包围。13学生遭遇如此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时，不但丝毫未表现出要妥协的迹象，反而加强了外出演讲的活动。6月5日早上，有5000多人在街头演讲。大街小巷，公园菜场，都变成了公众集合的地方。学生们站在木箱子上演讲，泪流满面。北京当局无法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深受感动的听众。
当大批逮捕达到高潮时，北京多数学生做好了决心不屈、随时入狱的准备。他们背着被褥，以便在拘留所使用。③在很多场合，警察往往被学生的爱国行动软化，反而给予同情。当警官不在旁监视的时候，他们会让学生到另一街口继续演讲：“我们当然支持你，可是，我们不想惹麻烦，请向前面移动一下吧。”15
学生最初被监禁的时候，条件苦不堪言。一支约有700人的军队负责看守他们，并且架起20个兵棚，把北大法科团团包围起来。第一天不准许送食物进去。被监禁的学生在6月4日早晨4点才分配到被褥，不过还是没有食物。不过，“那些刚刚被拘禁的学生，在还未出发去演讲时，早已机智地携带着里面装满食物的行囊”。16监狱里受伤和生病的学生都得不到治疗。④
政府这种高压手段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愤怒。女学生也出来参加示威了。6月4日当天，有100多名女生挺身而出，沿街演讲。第二天，来自北京15所女子学校的学生1000余人在天安门聚齐，然后整队到新华门，派出代表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兰四人去见总统，陈述意见。恰好因为总统正在接见各校教职员，便由秘书陈子厚代见。女代表说明来意，并提出四项要求：（一）不能把大学作为监狱；（二）不可以待土匪的方式对待高尚的学生；（三）日后不得再以军警干涉学生爱国之演讲，并要求言论自由；（四）对于学生，只可告诫，不可苛待。陈子厚答应代为转达，三日内政府当有明白指示。女代表才辞出，整队回校。妇女救亡会会长杨玉洁、高小兰是请愿团的领袖。天津女生也派有代表参加。这次女生的实际行动可说是史无前例的。18
教员也前来援救学生，把食物和被褥送到学校的拘留所里去。来自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8名代表，包括一名汇文大学的美国教授，冲入学校监狱去慰问被监禁的学生。19各大学和学院的行政职员，与女生们的要求一致，抗议学校被当作监狱。206月4日，北京基督教徒决议，把他们的布道坛借给学生作为演讲台。21
当被拘学生的悲惨待遇传播开来以后，马上就引起群众对抗政府的风潮。几百名公众与来自各种不同组织的代表，如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生联合会、和平联合会、红十字会，每天到监狱去慰问学生，给他们送去食物，并且给予其他必要的帮助。不过所有金钱的捐助都被学生们拒绝了。⑤与此同时，政府却遭遇了各方无数的抗议。
6月5日上海的罢市和罢工
大批学生的被捕引发了中国所有城市的愤慨。不过最激烈的，该属上海。商人、工业家、城市工人在被激怒后，开始跟随新式知识分子的领导，开展有限度的团结一致的行动。不但如此，新式知识分子在与新社会和新经济力量短暂的亲切合作当中，开始明白以后的成功要靠全国一致的、以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为目的的群众运动。这种趋势在6月5日的大罢市中很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一发展把五四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应该记得，自从5月26日上海学生罢课以来，城里的中学及高等学府的学生已经开始不停地推进抵制日货的宣传行动。无数感人的事件在学校和城里发生。23在6月1日预先安排好的与学生代表的会谈里，商界领袖答应以行动来支持学生。
6月2日，当政府开始大逮捕，学生代表又谒见上海县商会要人，以说服他们立刻采取行动，支持学生运动。不过当天恰是端午节公共假期，正好是生意好赚钱的日子，商人们都较为忙碌。因此商界领袖计划在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于6月3日下午5点在南市商会会所举行。开会时，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陈宝锷，纷纷演说报告，恳求上海商界继续坚持抵制日货、抗议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立场；要是政府没有令人满意的反应，便要停止纳税。当商会领袖想延期讨论这些提案时，其他商界代表却热烈地支持这些提议。当时到会者有许多是未被邀请的商人和职员，因此会场稍显激昂混乱。8点时，还没有决议，商会会长宣布会议暂停，等到第二天下午4点再讨论。
6月3日下午，当上海县商会正准备继续开会时，接到淞沪警察厅禁止任何此类集会的命令。赴会的商界和学生代表，在该会门前看见命令贴在大门上，并且有警察和政府官员上前勒令他们离去。商人及各界人士有数千人，聚集门前，等待开会，却遭到大队警察辱骂和驱散。这样一来，针对警察和政府的愤恨情绪油然而生。傍晚时，学生们到处演讲，并且把印好的传单在大码头和各重要区域分发，控告上海官厅违反宪法，侵害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并鼓动商人采取行动对抗政府。同时，上海县商会响应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的信，决定与该会联合，替学生向北京政府请愿。24
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在收到从天津发来的有关北京大逮捕的电报后，马上开展更积极的行动，争取工商界的支持。有关大逮捕的新闻号外和传单即刻分发出去。下午7点以后，学生戴着白布帽⑥在每条街上激昂地演讲。城内南市的学生尤为活跃，他们访问每家商店，请求他们签字，答应从第二天开始罢市。几乎所有被请求的商店都署名了，答应停止营业。⑦家家户户，莫不购买充足的日用食品以应付罢市。直到午夜，武装警察才将学生们驱散。6月3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已预言6月5日全上海会大罢市。第二天，上海新闻界也发出同样的预告。26
果然在6月5日那天，大罢市开始了。天将拂晓时，学生们已恢复街头演讲。天大亮时，南市大小店家，均未开门。附近地区的店铺也紧跟着闭市。早上8点，法租界一带的商店也开始参加罢市。大约一小时后，罢市风潮扩展到整个法租界。从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公共租界内的英美租界也开始闭门罢市。罢市如野火一般往闸北蔓延。至中午，全市各商店已没有一家开门了！后来郊区亦如此。27各类店铺场馆都不开门做生意，包括游戏场和饭馆。只有一些外国商店例外。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一座拥有153.85万人口的大城市，竟然被一场临时发起、组织粗略的示威罢市控制了，以支持1.3万名罢课的学生。⑧
大罢市后，上海市景象的惨淡荒凉，不是西方人所能想象得到的。中国绝大多数的商店都没有西洋式的玻璃橱窗和大门。关门时，就把一片片的木板拼合起来，看来好像是为提防军事袭击而设计的。因此，当大多数店铺同时关门闭户时，上海便好像面临大战进攻或革命。其实，除了开始罢市的几天，在街头演讲的学生被军警逮捕了200多人外，一切进行得都很有秩序。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局势也安定了下来。29上海市并没有变成一座空城。正好相反，街上有愈来愈多人开始聆听学生们的演讲。全市商店的窗户上都贴着白色的标语，写着诸如此类的口号：“商号一致，罢市救国”“还我自治，释放学生”“不除国贼，誓不开市”“不除国贼不开门”“爱国自由，不受干涉”“义无反顾”“人心未死”“压力无用”“官场恐吓，勿为所动”“至死坚持在狱，我们都会加入”。30这些标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某些商人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和自治的理想。他们意识到，需要与新式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以抵抗侵略和压迫。
6月5日下午，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下，200多名来自不同社会及政治团体的代表举行了一次集会。参加的商界、社会及政治领袖包括虞和德、黄炎培、蒋梦麟、叶楚伧、张东荪等；学生包括段锡朋、许德珩、朱承询等。会议由复旦大学学生何葆仁主持。代表们一致决议继续罢市以支持学生，同时组织一个包括工、商、报界及学生联合会的永久性机构，该机构定名为全国各界联合会，亦称“工商学报联合会”。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报道：在会议里，“好几位演讲者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日本也包括在内。所有在场的人要负责劝导朋友们，帮助维持和平与秩序”。31自从那天以后，该联合会举行了多次会议，支持工商界的罢市罢工及其他群众运动。后来在11月10日，该联合会举行正式的成立典礼，有1200多名来自各省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政学各界领袖，如黄大伟（代表孙中山）、蒋梦麟、黄炎培等。
各方对这次大罢市的性质，意见往往不一。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团体是这次大罢市的主要动力？有三大群体参与运动，即店主、店员、学生。是店主还是店员构成了主要的力量？学生在罢市的决定上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关于这种种问题，有很多矛盾的报道出现。
有人提出，多数商店的老板本来不想罢市。罢市后不久，上海总商会会长（比上海县商会更大的组织）虞和德（虞洽卿）向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报告，店主本来不想罢市，可是同情学生的店员要实行。32相反地，有些报道却说，很多店主都主动关闭店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虞和德给护军使的报告，其中一个目的，似乎是想减轻店主对罢市的责任，因为军方对这次罢市与店主的关系颇为怀疑。（护军使是上海除租界外其他地区的真正统治者，而上海总商会则代表了所有店主的利益。）
照通常的情况，这时候的店员本来缺乏组织，隶属于不同店铺的店员很少来往，对商店的经营事宜也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他们对付雇主远不及工厂工人对付工厂主那样有力量。在日常情况下，店员不服从店主并损害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罢工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由于学生积极有力的活动，煽动了公众对政治局面的愤慨，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店员想要罢市，学生更是支持他们，因此店主对罢市也就难以反对了。那时任何商人如果拒绝与反日运动合作，就可能被称为卖国贼，并且前途堪忧。
学生通过宣传活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事件和大众情绪，而且这种影响对罢市产生了重要作用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赢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包括店员和商人。因为上述原因，虞和德给上海护军使的报告也就不能被作为商人不同情学生的证据。相反的事实是，上海各种商业团体都曾给北京政府拍过无数电报替学生说话。杜威于6月24日从北京报道：“很多事实证明，学生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拉拢商人以拥护他们，他们已不再是孤立的了，而是达成了一种联盟，在攻守上都和商会在一起。他们在商谈着罢税的行动。”33
杜威的报告与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言论正相反。6月5日罢市以后，租界当局就改变他们支持学生的态度，转而控诉学生强迫商人罢市。其实除了少数例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商人埋怨被强迫参与罢市的记录。34
固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并不是每名中国商人都支持学生的所有活动。上海的中国商人对日本的态度实际上是分歧不一的。虽然上海总商会表态，对青年学生及学者抱有同情，但较早之前却曾表达过相当亲日的观点。这曾受到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与报界的猛烈攻击，包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的社论。⑨当然，专卖日本货物的中国商人的确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可是在那时候，他们只是属于极少数的商人而已。
持续7天的罢市，中国商人承受的经济损失，总计在2000万银圆以上。36但这损失可能通过其他的因素来补偿。经过了短暂的战时繁荣，中国便面临着市场困难的问题。由于乡村经济逐渐崩溃，广大农业人口的购买力显示出下降趋势，商人和本国工业家都面临这一困境。排斥日货和提倡购买国货的抵制运动，不论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至少暂时缓解了难题。5月底，由于学生运动的结果，本国产品的价格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迹象。⑩
给予学生积极支持的并不限于商人和店员。上海市区工人同情学生的史无前例的大罢工也在同一天爆发。首先从纺织业工人和印刷业工人开始，后来扩展到冶金业工人及其他工人群体中。38由于当时中国没有联合有效的劳工组织，工人罢工的开始日期因各工厂而异，大约开始于6月5日到11日之间。参加罢工的人数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有些估计约6万到7万，也有估计9万多，但也有认为10万或更多的。
根据可以找到的报道，罢工曾在至少43家工厂、公司和公用事业组织中发生。其中7家纺织厂、7家金属工厂、18家公用事业企业公司（如公共汽车公司、电话及电报公司）、7家运输及交通公司（如火车［上海至南京线和上海至杭州线］、汽轮公司）及其他公司工厂（如印刷、造纸、石油、烟草、火柴工厂等）。此外参加的行业包括：餐厅工人、漆工、木匠、水泥工人、司机、清洁工。根据统计，约有100家公司及工厂受到罢工的影响。40
工人罢工导致的雇主及工人的损失都没有报道。大略的估计认为，上海总共约有35万罢工工日，薪金损失约20.44万银圆。这个损失数字的估算基础是最少5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每天平均薪水据官方统计为0.584银圆。当然该数字不见得准确。41
罢市的意义不在于它带来的经济结果，而是它的内在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政治和爱国的大罢工，工人的目的不是要求加薪或改善他们的待遇，而是向中国及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在罢工期间，工人和管理人员曾经商谈有关维持秩序或给予群众服务的必要。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没有爆发严重的冲突，只有少数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例外。即使在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机构里，工人的动机也并没有被管理当局责难。大多数中国人经营的工厂和公司的老板没有对罢工提出切实的反对。或许以下的推测是合理的，此番城市工人旨在表达对学生积极支持的罢工行动，得到了多数雇主的默许。工人罢工在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意义，都在下述的事件有所反映。在罢工期间，工人于6月9日至11日在上海举行群众示威游行。42虽然不是所有的上海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但运动却激起了劳工群体对政治极大的关心。6月6日，上海市一个劳工组织甚至激烈地给驻节南京的江苏省督军李纯拍了一通电报，鼓动他发动革命，宣布江苏省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43
在工商机构以外，也有数量众多的市民也参加了罢工。此次运动的影响力深入社会底层，连乞丐、小偷、妓女、歌女都参加罢工。后来，邮局职员、警察、消防队员都威胁，如果政府仍然对学生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们也要停止工作。44
“五四”事件的解决：内阁垮台与拒签合约
当政府的大逮捕引起学生更强烈的反抗时，北京政府吸取了教训。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面临来自军方及社会与学生团体的双重压力。他在困境重重之中一筹莫展，只得提出辞职。同时政府内阁因为面临一系列的强烈抗议，立场一再动摇。当6月4日傍晚逮捕了1000多名学生后，内阁成员在总理的私人官邸集会，决定接受袁希涛的辞职，然后委任另一位教育次长傅岳棻接任代教育总长。从此，政府放弃所有用武力解决学生问题的希望，开始试用劝导说服的策略，不过对坚持其外交政策及留任三位被攻击的官员的决心丝毫不动摇。6月5日，政府所采取的两项措施说明了这一新策略。代理教育总长的更换开启了妥协之路。此外，政府任命前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不过属于临时性质，因为蔡元培的辞职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已被接受。这些措施，仍然被学生们认为是政府有意控制大学的明证。
新任代理教育总长即刻出示两项办法以解决学生问题：（一）要求军警机关将军警从大学周围撤回；（二）由教育部与学校当局会同劝告学生回校上课，恢复原状。此后学生方面，统由教育部和学生直接洽商，不假手军警。48因此，6月5日下午，所有军警皆从校园撤退。政府之所以突然退让，是因为受到上海正在酝酿罢工罢市的消息的影响，商人和工人罢市罢工的长远效果是不容低估的。6月5日以后，北京的紧张气氛，每个人都有所察觉。49
军警撤退后，学生拒绝离开学校里的监狱，除非某些要求已被接受。当警方把校舍用来作为囚禁学生的监狱时，学生已在教室里组织起来，现在更采用新的步骤以自我防卫。他们即刻通电所有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业社团、劳工组织、学校及全国报界，控诉政府“非法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51同时向北京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三个卖国贼必须罢免；（二）保证学生言论自由；（三）学生们从监狱释放时，允许他们在北京街道上游行；（四）政府应该公开为拘捕学生之事致歉。52第二项要求只是原则问题，因为大逮捕以后，北京学生一直在街头演说，呼吁大家只购买国货，并未受到政府的进一步干涉。
政府现在变得与当初急于拘捕并监禁学生时一样，急切地想把学生放走。6月7日，派出4名教育部职员作为“非官方代表”去劝导学生离开校舍监狱，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政府派出两人组成的“劝导代表团”，其中一人是国务院秘书。他们向学生解释，政府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歉意。警察也道歉了，同时派几部汽车到校舍监狱门口送学生回家。很多社会团体也派代表慰问，数量多至数千人，他们也成为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6月8日一直不肯出狱的学生们胜利地走出校舍监狱时，一时鞭炮和欢呼之声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同学和同胞在外面集会，欢天喜地迎接他们。因此，大逮捕如闹剧般地结束了，使政府成为街头的笑柄。这种局势，正如西方观察者所言，是中国政府的致命伤。54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因为政府还没有接受学生的所有要求。许多城市的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社团仍然在进行抗议政府亲日政策的行动，上海的罢市也没有因为学生的释放而停止。正好相反，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汇合在一起，共同对抗政府。早在6月6日，一共有1473位来自商界、学生、工人、报界及其他社团的代表，在上海县商会会馆举行了一次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集会，有很多经济、政治和社会领袖出席。代表们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卖国贼；否则，罢市罢工将继续进行，并且为了表达抗议，商人将会拒绝纳税。55
这次联合会议发表了两项宣言。其中一项是对所有在华的外国人说的：
此次吾们市民罢市的真意，只在促北京政府觉悟，取消丧失主权的不正当条约，惩办应负责任的外交和军事当局；决不损害到在中国的各友邦国民的一丝一粟。这是中国人民最和平、最正当的爱国表示；希望各友邦国民原谅我们的苦衷；希望各友邦国民主持正义，加以精神的援助！56
这项宣言显然是在反驳日本政府提出的反日活动包括排外运动的控告。
在另一项宣言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在解释了该会的目的是在法律允许之内争取自由之后，呼吁上海国民维持秩序。57事实上，在城里的某些地区，童子军和学生都上街帮助警察维持秩序。团结的责任感人人都有，甚至流氓、盗匪、地下帮会（如“青洪帮”的会员），都表示要爱国，暗中帮助维持秩序。结果上海市，这座平时犯罪率与芝加哥和纽约一样高的城市，罢市7天，却秩序良好，一点也没有骚乱。58
罢市罢工火速地扩散到其他城市。南京的商店从6月6日开始，都关门闭市。学生动员了2400人参加罢市，结果被军警殴打，28名学生受伤。从6月6日到9日间，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商人，相继参加罢市。沿江的交通运输都停止了。华北也卷入了这股风潮之中。 6月10日，沪宁杭甬铁路工人和各轮船水手全体罢工。京沈铁路上的唐山车站和京汉铁路上的长辛店车站工人也都罢工。这些地方的工人多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劳工组织的胚芽已经开始萌芽了。60
所有这些罢工罢市都对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最严重的打击来自在经济上控制着首都的天津市。6月5、6日，学生在天津举行了两次游行示威，抗议北京大逮捕学生和禁止言论自由。6月9日，学生联合会在天津发起国民大集会，有2万多名公众参加。天津的商会，在公众和学生的要求和压力之下，决定从6月10日起发动大罢市。6月9日下午，天津准备罢市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商界在心理上的震动立刻引发了经济恐慌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瞬间在市面上变得不受欢迎。首都的商人也开始计划停止营业。政府开始察觉局势的严重。6月9日，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总统已有命令接受曹汝霖辞职的消息带到北大学生联合会去，并说明命令的公告正在印刷中，不过其他两个官员不能罢免，因为担心会引起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久之后，从天津传来更坏的消息。跟随商界的榜样，工人也要在6月10日罢工；如果局势没有好转，城里所有的公用事业就都要停止。有一批银行家也警告政府：“如果今天再不解决，明天金融就无法维持。”61谣言传遍各地，有人说恐怕军队不太靠得住，甚至传说西山军团正要向北京出发，以支持学生。北京学生已经决定于6月10日早上大队进行到总统的官邸，迫使其采取行动罢免三位官员。
面临这种危机，内阁于6月9日深夜召开会议。结果决定接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辞职。三道罢免的命令分别在6月10日早上和下午公布。上海总商会原计划在6月9日和11日两次企图中止大罢市和罢工，可是因为罢免事宜的不定，所以中止的行动都延迟了。64上海罢市罢工直到6月12日上午才停止，持续时间超过七天。65一两天后，其他地方的罢市罢工也陆续停止了。学生打了一场大胜仗。
然而，驱除三个卖国贼不是学生运动的唯一目标。其他的诉求，如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留任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等，都还没有兑现。虽然罢课、罢市、罢工已经停止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学生还是坚持其他的要求。在公布罢免三名官员的当天，徐世昌提交辞呈，不过被国会拒绝了。虽然如此，因为政府对学潮处理的失败和上海南北和谈的失策，徐世昌在6月13日接受了内阁总理钱能训的辞职（他自1918年2月以来，即任总理兼内务总长，现同时辞去这两个职位），并任命财务总长龚心湛为代总理。66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因为“五四”事件和其他国内纠纷所造成的危机，总统一直无法选拔合适的人选以组成新内阁。残缺的内阁还是被安福俱乐部所控制。
当曹、陆、章被罢免时，所有学校已将近暑假。学生回家后，把他们的宣传带到乡野之间。不过一个永久性的学生大本营已在上海设立。
早在5月底时，北京和天津的学生联合会曾邀请上海、南京、太原、济南、保定、汉口、杭州的学生联合会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组织全中国学生联合会。6月1日，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以及来自日本的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通过计划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决议。他们在上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设立一个临时办公室，以便进行筹备工作；同时请求各大学院及各省市的学生会于两周后派代表到上海参与筹备工作。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终于在上海成立了。当时有30多名来自全国重要省份和城市的学生代表、200多名来自社会和经济团体的名流参加了成立大会。6月18日，代表们选举段锡朋为主席，何葆仁为副主席，皆任期1年。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组织严密，在未来几十年中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正如一位中国的政治历史学家所指出的：
从这一次的（“五四”）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的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完密，运用的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关系了。69
6月11日以后，学生和政府争执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是否应该在和约上签字。在5月13日以前，政府对该问题没有任何决议。706月4日以后，当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向北京请示有关决策时，政府的结论是，签字将对中国有利。前总理段祺瑞、安福系的国会、总统及中国外交界一致同意这个看法。71最终，政府在6月24日很自信地训令代表团，如果他们的抗议最后完全失败，那就在和约上签字。
当中国大众听到这个消息时，都大为惊讶。很多团体，包括商业界、工业界和劳工界都一致谴责政府的这项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要求总统更改训令。几百名来自不同团体的代表向总统请愿，在总统府门前站了两天两夜，又哭又骂，无休无眠。上海和山东的公众举行群众大会，并威胁，如果政府签字，他们就会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而独立。73在这样的舆论威胁之下，6月25日，徐世昌总统于北京电告巴黎代表，改变他此前的决定。然而，这通电报在预定和约签订的时间之前，未及送达中国代表团。74后来广东的南方政府认为，训令的延误是北京政府故意逃避责任的手段。南方官员认为：“北京政府将后来的电报拍出去时，已知道在和约签过后才能收到，因此北京政府可以宣布说，代表草率签字是违反训令。”75到底这样的解释是不是事实，我们很难判定，不过很显然地，北京政府是非常不愿意推翻前一封电报的。
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并不热心在和约上签字，因为这样无法满意地解决山东问题。虽然在大众舆论的压力之下，不过首席代表陆徵祥了解北京政府对日本的软弱政策，在是否违反北京政府的训令问题上犹豫不定。另一方面，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早已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学生、工人和法国华侨的压力，他们要求拒绝在目前草定的和约上签字。这些人告诉代表们，如果签约，他们会遭受像北京学生对付曹汝霖那样的对待。国内各公团各私人给和会专使要求他们拒绝签字的电报，多达7000通。78在这种情况下，南方代表王正廷和顾维钧先后宣布，即使北京政府坚持立场，他们也决定拒绝签字。
6月28日，和约签订的当天，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华侨把在露滴雅旅店（Lutitia Hotel）的中国代表团官邸和陆徵祥的住宅包围起来。陆住在圣克劳德（St. Cloud）的一所法国疗养院里，他之所以突然搬去那里，据南方代表说，是因为他要避开“反对签字之同僚的压力”。81这些群众将代表们包围，阻止他们去签字。只有当法国人鸣炮向世界宣布《凡尔赛和约》已签字时，中国学生和工人才离开他们自己分配的岗位。当中国代表团知道他们的提案，即“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被拒绝后，终于一致决定，未经北京批准，就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同时，代表们向总统提出全体辞职书。82
中国在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表明以“五四”游行示威为开端的群众抗议已告圆满结束。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的学潮停止。7月间，蔡元培答应回北京重任北大校长。7月30日，胡仁源校长被解职，蔡于9月12日回到北京，9月20日重任旧职。83北京其他大专学院的校长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事件解决后政府试图分离学生
在一切将要结束时，几段发生在北京的小插曲，说明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暂时休战是非常不安定的。当“五四”事件中被拘捕的32名学生于5月被保释时，各校长保证，他们不会再从事扰乱活动，同时也知晓，这些学生在名义上仍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秋季学期刚开始，政府便要求各校长交出学生，以便接受法庭审判。学校当局回复，学生们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学校。大众舆论认为政府的要求是“破坏信约”。84其实政府并不是真正想要再次挑起与学生有关的更多事端，不过是作为替军阀挽回面子的一种手段。除了这次姿态外，以后便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了。
然而，当蔡元培答应重回北京大学时，政府中一些军国主义的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北大学生的信誉并制造混乱。7月16日晚上，部分安福俱乐部的成员在政闻社设宴，款待几名北大学生和一些渴望进入北大的学生。有好几位安福国会秘书处的官员也参加了宴会。这些官员试图通过收买学生来掀起一场运动，以反对并打击那些曾参加示威的学生和教授。策划会议定于第二天举行。开会时要决定的各项议案也是预先定好的；这些决议提出，只是少数几名热衷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助长整个学生运动，而且强迫懦弱的同学做他们的拥护人。这些决议更假冒100名学生的名义宣称，多数人都是反对学生运动的，并且不希望蔡元培回校。85可是深夜时，有两名参加宴会的学生把事情告诉了曾在学生运动中很活跃的同学。第二天，当同谋者在法政大楼集会时，大约有100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会场，把5名被收买的学生扣留，审问一番，录下了承认与反动分子勾结的书面口供，并将他们锁禁在北大理科的校舍内作为处罚，直到晚上警察才把他们释放出来。结果，7月18日警察传出拘押票，把几名冲击会场的领袖逮捕，在地方法庭指控他们犯了非法审讯罪。86
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当时的著名律师及进步党党员刘崇佑（1877—1942，字崧生），挺身而出替学生辩护。虽然有几位于8月26日被法庭宣判有罪，事实上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87反动政客的收买案件立刻成为众所周知的丑闻，教育家们愤怒地指出：“政府官员没权干涉只跟学生有关系的事情。”88被判有罪的学生中有好几位是新潮社及其他组织的社员，他们后来也成为中国各方面的领导人物。
如上文所述，在“五四”事件的后续动荡接近平息的阶段，政客及军阀仍企图渗透学生团体，后来都失败了。大部分中国学生，虽然时常过于天真和冲动，但拒绝被收买，始终忠于自己的目标。
关于事件解决的一些问题
以上所述有关学生的审判事件，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法律观念的线索。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五四”事件，认为应该把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法律层面之上。但在那些习惯于正式法律程序的西方人看来，“五四”事件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也许是一次非法行动。可是西方敏锐的观察者，如杜威等却把这次运动从“社会的道德意识”，而不是从“纯粹法律处理”的角度来考察。杜威在1920年春天说：“我很怀疑，中国会不会完全模仿西方国家那样，依照法律主义和形式主义来行事。这也许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例如在中国，甚至先进分子，也很少兴趣在立法和政策决定方面推行纯粹间接的代议制度。上几个月，一连好几次大众舆论决定了一切，他们用群众集会和拍电报的方式强迫政府改变外交政策。他们所需要的是这种个人的感受和大众意志的影响。”89不过准确地说，该事件应该被视为非正常的政治局势的后果。公众，特别是那些新知识阶层，真正对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此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大概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公众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来改变或控制政府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