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四”事件以后的演变看作一脉相承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式知识分子在反对军阀主义和保守主义方面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在某些方面只是表面上的。虽然中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山东问题也仍没有解决。三名亲日派官员被罢免了，可是接替他们的职位的人仍然来自亲日的安福俱乐部；新组建的内阁也被同样的军阀集团控制。固然段祺瑞在“五四”事件一年之后下台，不过其继任军阀的恶劣程度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注意到，段祺瑞和其他很多军阀比起来，到底还是更内敛有节制的。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毕竟负责推翻了张勋的复辟，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他使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指出，不管在北方还是广州，别的军阀和官僚并不比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和安福俱乐部强多少。90确实如此，1919年北京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处理并没有比其他时期的军阀更严厉。
五四运动当时的客观环境对运动的胜利有极大的帮助。段祺瑞当时并不能完全控制北京政府。段的势力多少受到以冯国璋和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以及温和派研究系的限制。此外，“五四”事件时期的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是文官出身，许多还是很优秀的文人学者。他们在政府中任职，以平衡各种军人及文官派系间的势力。除此之外，中国当时事实上已分裂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南方的革命政府在新式知识分子和公众心中，声誉日隆。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够成功，在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军事和政治派系之间的势力均衡。虽然段祺瑞的地位与尊严因“五四”事件而大受损害，而且不久之后就被其他势力更大的军阀首领所取代，知识分子却从此再也无法寻得那样有利的客观环境了。
尽管事实上，那几个月里知识分子的活动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很有限，不过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成就颇丰。这期间，更多的新式知识分子和社会其他团体发生了比以前更密切的接触。学者们以前一直躲在象牙塔里，现在却要走出来，到十字街头、广大民众之间。很多事件给他们带来与商人、店员、城市工人、工业家以及职业政客和政党领袖或干部交往的经验。在这些新鲜活动里，新式知识分子觉悟到，需要推动一项长期广泛的“深入民众、启发民众和组织民众”的计划。这种努力便导致紧随而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①芮恩施认为，北京政府由于袒护曹汝霖及其同僚，而采取错误的措施，因此激起那时相当安静的学生的愤怒情绪。根据曾琦所说，当他5月底从上海到北京，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支持北京学生运动时，发现局势已变得相当平静，而且李大钊、陈独秀、康白情等人都试图劝导学生采取温和行动。曾琦曾反对李、康的劝告，在学生中发表了几次演讲，鼓动学生们在这紧急关头与政府对抗。他又提到，易克嶷，一名来自湖南省的北大学生，他是这次事件中最热烈和积极的学生领袖之一。7后来易加入国民党，担任段锡朋的秘书。
②北京学生联合会6月3日致全国电指出：“……露天讲演之事，虽以外交关系暂停；而贩卖国货，实行个人讲演，则未尝一日间断。乃政府愈出愈奇，竟于昨日（二日）捕去学生七人，学生大为愤激。”8大逮捕的政策，据说是首都卫戍司令段芝贵的建议，且要坚持执行。9安福系的徐树铮，自从“五四”事件后回到北京以来，似乎不愿支持以高压手段对付学生。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的领导学生，他后来说自己是6月2日被捕的七人之一。
③据说当一些学生被捕正要送去囚禁时，他们停下来以便一些外国旁观者照相。警察予以干涉。学生便讥笑那些不懂幽默的警察：“等一等，你不知道我们早已准备好去坐牢吗？不过在我们进去之前，让我们送给这些好心的外国人一些纪念品吧。”14
④王苣章记载：“根据胡适博士的观察，北大法科拘留所的待遇很悲惨，学生们有病苦的，甚至有饥饿到将近死去的。他请求教员给他们送面包。”胡适对学生在学校拘留所的悲惨遭遇大概有点夸张，因为一名《晨报》的记者曾在6月6日下午访问学生，看见他们的生活情况要好些，他甚至看见几百人在室外踢足球。17北大法科教授黄右昌也曾访问那些拘留所。
⑤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送交1000元给被监禁的学生，他说钱是广东一位姓何的人捐送的。一名在监狱内的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接受了钱，然后交给学联会的评议部。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把钱退还给梁启雄，而且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说明不接受金钱捐助。段祺瑞和他的得力助手安福俱乐部的领袖徐树铮，也曾想办法给学生捐钱，并且解释说，他们实在很同情学生。但他们的捐助也被拒绝了。在“五四”事件时，学生们廉洁自守的立场，始终不渝；因此也赢得了社会人士最大的尊重。22
⑥开始抵制日本以后，便少有中国人戴草帽，因为多数草帽都是日本制造的。
⑦只有小东门某银楼的老板不允签名，可是当学生跪下请求后，也就应允了。25
⑧上海学生联合会在6月6日致所有上海外国领事馆的信中说，有1.3万 名学生罢课示威。不过第二天在商会举行的一项会议中，一个学生代表却说有2万 多名学生。从6月5日开始，所有学生，包括专科学校、中学、小学的学生，都参加罢课了。上海人口引自1919年中国邮政局所公布的数字。28
⑨这篇社论作于1919年5月18日，主题是抨击较保守的上海总商会5月9日给北京政府的一通电报。在该电报里，上海总商会主张，直接与日本谈判解决山东问题。这受到日本报界的欢迎，可是被实力强大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所反对，该联合会代表了56个（后来有62个）商会团体。日本因担心其他列强干涉，曾建议山东问题不要在巴黎和会讨论，而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5月13日，上海总商会撤回5月9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会长朱葆三和副会长沈镛在5月14日提出辞职。虽然他们的辞职未被北京政府批准，事实上朱葆三后来还是被虞和德取代了。35
⑩5月19日学生大罢课后，北京学生曾采取一种计划，惩罚提高国货价格的商人。37
邓中夏认为参加罢工的工人共约6万至7万。陈达的估计有9万多。可参见本书末附录四“罢工的数据 ”。在上海的美国人创办的英文《大陆报》在社论中曾劝告停止罢工，其中有一段说：“国民有爱国心，为人人所共称；然使5万、10万，乃至20万之劳动工人，一日无所得食，至于三四日之久，则为饥饿所逼，而爱国心将受其害”云云。但这只是泛称，并非确切统计。据上海重要纺织业工业家穆藕初在6月7日的演说，上海有100万人口（邮政局的估计是153.85万人），其中12%是工厂工人，纺织业工人占大多数。39
8月4日杜威夫妇在北京写道：“看来目前的教育次长（傅）被委任是有三个前提的：他必须解散北大，防止校长回任，开除目前所有的高级学校的校长。他未能完成任何一件，因此安福系的人便不满意。人家说他是个滑头的政客，当他和我们开明的朋友吃饭时，他告诉他们他如何被人诽谤——有人说他是安福俱乐部的成员。”45
自从蔡元培离开后，北大由教授们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校务，虽然蔡曾经请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他的职务。不过此时教授们拒绝接受胡署任校长。46胡仁源是袁世凯集团的官员，原是马来亚一富有的橡胶商人。蔡任校长之前，他曾任北大校长。47
从北大法科校舍内的学生中选出了178名巡逻队员。北大理科校舍的学生则选择护鲁义勇队作为巡逻队员。同时他们也选出联络员，以负责接待外宾和其他事务。50
杜威夫妇在6月7日报道：“学生的故事是有趣的，尤其是上星期五（6月6日），学生手持旗帜，欢呼喊叫着，列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被干扰。我们听说，有一个学生，口若悬河，滔滔演说，警察很有礼貌地请他答应把他的听众往前移动一点，原因是听众太拥挤，会阻挡交通，警察不想负妨碍交通的责任。”53
卷入罢市风潮的大城市有：松江、宁波、厦门、南京（皆始于6月6日）、镇江（始于6月7日）、苏州、常州、无锡、扬州、九江、芜湖、安庆（皆始于6月8日）、杭州（始于6月9日）、武汉、济南、天津（皆始于6月10日）、福州（因为政府干涉学生抵制日货运动，在6月14日才开始）。59除京、沪等地外，其他城市的罢工情形，多缺乏详细报道，有待于到各当地的报刊中去搜集资料。
杜威报道：“毫无疑问，北洋政府之所以做无光彩的投降，其真正动机是因商人开始罢市，又恐惧以后有更多的麻烦。不过学生曾企图用他们的宣传去感动军人。许多谣言流行说，军队用来镇压示威已不可靠——尤其因为军饷一直拖欠未付。学生从‘自愿’监狱胜利地列队而出后，有人听见他们很遗憾地说，政府更换巡守的军警太频繁，因此学生们只来得及说服一半看守他们的军警来同情支持他们。”62
三道命令分别发表。第一道准许曹辞职的命令在10日早上公布。关于陆的是在下午政府受到上海银行家集团的压力才公布的，而关于章的又是在几小时之后，因为受到同一集团及上海商会的进一步警告。6月10日，交通次长曾毓隽受命代理交通总长。6月18日，李思浩受任代替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命令原文如下：“交通总长曹汝霖呈请辞职，曹汝霖准免本职，此令。”“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呈请辞职，章宗祥准免本职，此令。”“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病一再呈请辞职，陆宗舆准免本职，此令。”63
直到9月24日，当与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军阀靳云鹏受命代理总理时，新内阁才得以组成。67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在大东旅社召开成立会，北京有11名学生代表参加，南京3人，天津1人，杭州2人，上海2人，日本3人，南通2人，武汉2人，嘉兴2人，宁波2人，崇明2人，淞江2人，保定1人，苏州2人，九江1人，扬州1人，山东省2人，吉林省1人，安徽省2人，河南省2人，浙江省1人。其余各省代表已在途中。参加成立大会的学生代表中，有很多后来成为名扬国内的人物，譬如段锡朋、唐炳源、陆梅僧、许德珩、黄日葵、张伯兼、扬健（北京代表）、何葆仁（上海）、崔书馨（山东）、刘振华（日本）、张其盷（宁波）。张伯兼后来成为国民党秘书长，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担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的陈宝锷应该曾参加，他的姓名在某些报道中大概被错印为“陆宗锷”。陈宝锷后来在伦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担任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有人说闻一多和周炳琳（抗战时期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及西南联大教务长）也曾参加。但早期的报告都没有他们的姓名。来宾中有黄炎培、蒋梦麟、李登辉（教育家，与同名政客非一人）、邵仲辉（力子）等。还有工商界领袖以及在上海教书的西洋教员数人，也都参加致辞。
段锡朋（1896—1948），1920—1924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柏林大学及巴黎大学留学，1925年秋回国任武昌大学史学教授。次年，在国民党内帮助陈果夫办理党务，并在江西创立AB团。1912—1937年，担任教育次长，抗战期间负责中央训练团。日本投降后，担任国立政治大学副校长。
许德珩后来成为北京著名的教育家，也是1939—1948年活动的国民参政会中有影响力的参政员之一。1949年以后，担任民主学派“九三学社”的领导工作。68
徐世昌总统主张签约，他在6月10日的辞呈上说明，他提出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觉得应该签约，而大众舆论则像他所说的“昧于外交事实”，反对签约。72
南方官员控诉：“虽然陆徵祥没有发表声明，很显然地，陆首席代表有很多原因使他担心，其中最重大者就是如果他违反秘密签约的训令而拒绝签约，将带来一些后果。不遵照北京政府的训令等于使他失去外交官的职位。”76该说法并不必然正确。因为所有的代表在拒绝签约后，即提出辞职书，从陆徵祥给北京政府的电讯看来，也许可以说他当初无意要反对北京对山东问题的软弱政策。即使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大概很不愿意去签和约。1943年，当他在比利时西北部城市布鲁日（Bruges）附近的圣安德烈修道院（Abbey of Saint-André）当修士时，他写下回忆录，并没有提到巴黎和会时的大众压力，他说：“这是我公务员生涯中第一次相信我的责任不在于服从命令。我们不能再容忍被别人玩弄。我不愿意再在这种不讲正义的条约上签署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拒绝签字。当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当临末的会议已经结束了几个小时后，完全出乎预料之外，我收到一封政府的电报，给我一道与此前指示相反的训令，而这训令中的指示，早先我已出于本心完成了。”77
1951年10月30日，顾维钧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受法菲尔德（Russell A. Fifield）的访问中指出，陆徵祥和王正廷曾表示过他们有意要签字，而且“已经把他们的图章送去，以备在和约上盖章”。79而陆在拒绝签字前给北京的报告里提到，王是第一个最反对签字的人；因此，顾氏此语与陆的报告相冲突。80陆的报告似乎应该更可信，因为王是南方代表，就我亲身的观察，他的个性很强烈，当时似乎不会主张签字。
被判有罪的学生包括鲁士毅、王文彬、孟寿椿、易克嶷、狄福鼎、刘仁静，都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积极活动分子。后来鲁在国民政府任职，易协助段锡朋在国民党工作，刘则参加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