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
新式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加
“五四”事件以后，中等学校和大专院校的男女学生抢尽了风头。然而，这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背后还有新式知识分子，如教授、教师、作家，积极提出各种主张，以支持学生。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复、高一涵及其他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撰稿的作者，以及一些年长的政治领袖，如进步党中被视为亲美派的林长民和汪大爕，国民党中的王宠惠、胡汉民、戴传贤、邵力子等，都曾鼓励学生们心系中国当下的国情，唤醒学生们对当代世界局势的关注。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支持5月4日的示威游行，但是这一派中的激进分子曾经一直主张青年应该负责监督政府的决策并推进社会改革。从这一点来看，“五四”示威游行可以说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领袖倡导的必然结果。
从“五四”事件开始，新式知识分子领袖就是学生们最热忱的支持者。蔡元培和其他大学及学院校长的抗议和辞职，都是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持。当“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时，胡适和蒋梦麟正在上海迎接杜威，一直到5月6日才知道，1不过他们和杜威都是同情学生运动的。6月初当学生运动正处于高潮时，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及其他教授确实参加了学生反对军阀的行动，热烈地在街道上散发传单，支持学生向军阀提出抗议。陈独秀在6月11日被逮捕，理由是积极参与运动，并与上海市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物有关联。他被监禁了83天。他是在分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逮捕的，该宣言要求罢免徐树铮及其他亲日官员职务，废除北京警察总部，保证市民有绝对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同时提出警告，如果政府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市民将采取“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2
虽然在“五四”事件中，学生的各项活动盖过了教授和教员，但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运动变成了多数新式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北京政府对教育界无理的压制使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有些曾经对新文学及新思想运动冷淡的人，在看到与运动关系密切的教授和学生在令人敬佩的“五四”游行示威和后来的发展中成为最活跃的领袖之后，他们也开始对新文学与新思想运动表示同情了。当然，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集团给予学生运动的支持，也增强并团结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五四”事件结束后，新式知识分子领袖的联合和他们对军阀的愤慨，清晰地反映在他们庆祝陈独秀1919年9月被释放出狱的诗歌中。“五四”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期《新青年》拖延到11月才出版，里面刊载了新式知识分子领袖在这一主题之下所写的白话诗。①6月11日夜，胡适写了一首题为《威权》的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初中教科书，许多青少年都曾阅读。在这首诗中，他描写“威权”坐在山顶上，命令被镣铐禁锢的奴隶为他开矿。奴隶们挖了一万年后，那座山的底下被挖空了，“威权”终于跟山一起坍塌下来摔死了。原诗说：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顶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下来，活活的跌死！3
刘半农当时也写有一首长诗，主题和胡适的相似，也是抗议威权的。4而李大钊那首情绪激昂的诗，则是直接写给陈独秀的：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②
他们都入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7
陈独秀自己用一首长诗来酬答同伴的深情；在诗中，他说自己深信博爱和宽恕。这一阶段，陈独秀的作品流露出一种浪漫主义与人道主义混合的思想，他这时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认为所有的人，包括专权者、经济剥削者、政治压迫者及军国主义者，都是兄弟。他们应该被挽救，被惊醒，被启蒙，而不是被仇视。他的诗强调，“当真彻底的人，只看见可怜的兄弟，不看见可恨的仇敌”；“同情”会把人们团结起来。陈认为，这种信仰就是他的“真神”（true God）。8这首诗里反映了新式知识分子的一种身份认同感，他们在心理上已因抗议的精神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了。
虽然新式知识分子在反抗中增强了团结，但在寻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积极理论方面，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然而，1917年之后，似乎有一个原则大致上逐渐被默认为他们的行动准则，即通过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和介绍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事实上，“五四”时期在中国历史中，被认为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这正契合了这个时期本身所倡导的精神。9
关于对传统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攻击，蔡元培在当时曾发表一篇短文，用巧妙的比喻加以分析。这篇题为《洪水与猛兽》的文章，一开始便提醒读者，在2200年以前，孟子曾把中国历史上的大乱比作洪水猛兽。蔡元培借此暗喻五四运动。新思潮是洪水，不过蔡元培没有像传统观点那样把洪水单单当作消极的力量，因为如果河流疏通，阻挡物被冲走了，那么，洪水的冲击力就可以被控制，而且可用来灌溉，人民会受益匪浅。相反地，如果不用疏导而用拦阻的办法，则洪水便会横决汜滥，毁灭一切；蔡同时用猛兽比喻吃人的军阀。就蔡元培看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要“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10
《新青年》《新潮》改革观念的风行
知识界的新力量和团结促成《新青年》与《新潮》在“五四”事件以后的几个月内改组和扩大。《新青年》本来似乎没有什么正式的机构。自1917年以来，就只有一个组织松懈的编辑委员会。杂志没有拟定的工作纲领。每位编者或作者只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各自的观点却又有很大的差异。后来当“新青年社”成立后，组织形态才开始初具规模。1919年冬天，《新青年杂志社宣言》发表，表达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所有参加该社的成员都同意并遵守该宣言。宣言的全文如下：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共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一个人的才能与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
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应该扩张到本能（即侵略性及占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
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在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11
这篇宣言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代表了一种具有国际意味的理想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混合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领袖也有类似的思想。1919年3月，《精神独立宣言》（Déclaration d’indépendence de l’esprit）在法国公布，有很多重要的知识界领袖都在上面签了名，包括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乔治·杜哈曼（Georges Duhamel），英国的伯特兰·罗素、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德国的乔治·尼古拉（Georg F. Nicolai）、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意大利的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奥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瑞典的爱伦·凯（Ellen Key）、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f），美国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等。12在这篇宣言中，他们谴责世界上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精神，向武力投降，为了政治、政党、国家或阶级利益而参加战争。宣言提倡民主政治，主张全世界各国亲如兄弟。这篇宣言曾被翻译成中文，而且同时发表在同年12月的《新青年》（同一期上发表了该社的宣言）和《新潮》上。13《新青年杂志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篇西方知识分子宣言的影响。
其次，《新青年》的这篇宣言表露出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非常流行，而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却在宣言里没有显著痕迹，虽然在不久之后，这种思想就被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及其他学生和作家所提倡。在这一时期，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科学方法，比辩证唯物论更为流行。此时阶级斗争的主张也尚未被陈独秀和多数中国知识界领袖所接受。
再次，当1917年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通过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社而走到一起时，他们同意不参与政治。然而在这篇宣言里，他们承认政治是群体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认为，为了把政治主张应用到现实生活里，便需要有政党。不过他们自己还是不愿意和现有的政党发生瓜葛。
另一件事也证明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团结已逐渐加强。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改组成为一个社团，并且扩大了工作纲领。除了出版月刊之外，还开始出版丛书，包括翻译西方的书籍。新工业家所给予的经济资助不但使新潮社可以从事出版工作，而且还能派遣会员到国外留学深造。14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式知识分子的活动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方面是新思想出版物的增加和伴随而来的新观念的流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的建立与扩张。
新出版物的急速增加与旧刊物的改革
1917—1918年，中国新闻出版业曾有过一些发展，不过在“五四”事件之前，多数刊物内容上仍颇为古板和千篇一律。直到1919年4月，中国的期刊，除了少数几家例外，多是文言文的。这些期刊可以分成四大类：其中最公式化的刊物是各种政府每月或每周出版一次的官方公报，充满琐碎而不得要领的内容和官僚气息。第二类是中小学校、大学当局或学生出版的期刊，这时期已逐渐增多。内容多是课堂作业或是毫无启发性的陈旧古板的议论，辩论一些早已是陈词滥调的题目，如《汉高祖封项伯斩丁公论》，以及其他鬼怪故事，或类似的主题。第三类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杂志。通常什么问题都谈，没有立场，也很少有文学价值。第四类是评论性的期刊。他们经常发表论文以支持传统，提倡“国粹”，诸如古代伦理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外，这种评论性的期刊中只有极少数注意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如《太平洋》《新青年》《每周评论》《科学》，这些算是上乘的由具有现代眼光的群体主编的刊物。15这最后一类的期刊，几乎都是1915年以后所创办的或经过激烈改组的刊物，而且文章往往是采用白话文写的。
上文所提到的古板和落后问题不仅在定期刊物中存在，当时中国所有的出版物都是如此。1917年夏天，当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时，他想找一本在过去7年内出版的有关哲学的中文书，却连一本也找不到。在上海他经过一整天的竭力搜求，才找到一本名为《中国哲学史》的书，然而据胡适说，该书作者的贡献仅限于如下结论：“孔子既受天之命”和“与天地合德”。胡适因此批评：“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16当时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书籍，几乎只限于17或18世纪出版的书。当时讲授英国文学的教师连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或萧伯纳的名字都不曾听闻。一名政治学和法律专业的大学生竟不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不知道日语跟英语乃是大不相同的语言。17虽然这是显示大众无知的极端例子，不过公正地说，1917年以前，西方知识的传入和介绍的确非常有限，中国出版业始终停滞不前。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直接归因于1914年之后一系列严厉的限制报纸和出版的法规，虽然国内外的战争和其他更根本的因素所造成文化发展的中断也是一种阻碍。1917—1919年，情况略有好转，不过主要只限于北京的新式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的某些学校。
然而“五四”事件之后，中国出版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19年5月至6月期间，当学生还在宣传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时，他们的很多出版物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不过发给政府的文件和多数严肃的宣言还是采用文言文。事实证明，用日常口语写的文章比用文言文写的效果要好得多。结果在“五四”事件发生以后的半年内，中国涌现出约400种白话文新刊物。③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新出版的期刊，在“五四”时期和后来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我的另一本参考书《五四运动研究资料》里，列举了604种这一时期出版的新期刊和报纸，而且都有解题，不妨参看）：19
期刊名称 创刊日期 出版地点 立场
《新青年》（月刊） 1915年9月 上海 独立
《太平洋》（月刊） 1917年4月 上海 独立
《每周评论》 1918年12月 北京 独立
《新潮》（月刊） 1919年1月 北京 独立，学生
《国民》（月刊） 1919年1月 北京 独立，学生
《新教育》（月刊） 1919年1月 上海 独立
《星期评论》 1919年6月 上海 国民党机关刊物
《少年中国》（月刊） 1919年7月 上海 少年中国学会
《建设》（月刊） 1919年8月 上海 国民党机关刊物
《解放与改造》（半月刊）④ 1919年9月 上海 进步党机关刊物
《少年世界》（月刊） 1920年1月 上海 少年中国学会
表格中所列的是刊物中最著名的，其他几百种新期刊多是短命或影响较小。这些期刊的名字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韵律。有月刊题为《曙光》，其他的名称还包括：《青年与社会》《社会新声》《新社会》《新中国》《进步青年》《新生》《新气象》《民铎》《新人》《热潮》《平民》《光明》《救国》《自由》《新学报》《新文化》《新学生》《工学》《向上》《奋斗》《觉悟》《平民道德》《平民教育》《科学与教育》。同时，还有《新妇女》《女界钟》，甚至小学生也有自己创办的刊物《小学生》。有些期刊专门讨论哲学、音乐、绘画、文学或其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问题，这些都是各类杂志的开路先锋。新出版物几乎囊括了新知识、新生活的各方面，其中很多以前从未被传播到中国；当然介绍的方法也和五四运动之前大大不同。
另一方面，这些新的期刊，像美国的小杂志（Little Magazines）一般，都有很大的野心和热忱，以致有时未免太过唱高调，他们经常以堂皇的话语来宣布他们的工作纲领与目的。以《少年中国》为例，它宣称献身于“社会服务，在科学精神领导之下，以便实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又如《救国》杂志提出，“提倡大众教育，以救社会”。《新妇女》的目标是“唤醒妇女作为改革社会的一种手段”，同时《女界钟》也以“教育妇女，使她们参加建设社会的进步”为目标。这些新期刊的口号都有着千篇一律的模式：“从物质和社会上改造国家和社会”，“研究社会及经济问题，传播新思想”，“介绍新思想给国民，提高他们的人格，同时发展本国工业”，“唤醒工人和改造社会”，“促使学术进步，以便运用研究和批评的思想去改造社会”，“研究社会和介绍西方思想观念”，“提倡新的白话文学和大胆的批评”，“发表人民对外交政策的意见，同时指出外交对国家的重要”。甚至如一个期刊所说的，“介绍新思想给世界，采用乐观而批判的态度建设社会”。1921年夏天，杜威在略述了这些期刊后批评道：“当然，这些刊物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正与其为野心太高相关。可是它们最能表达出这一运动的精神。”20造成期刊存在短暂的因素，青年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固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有很多时候那些刊物是被军阀政府所压制或受到混乱的内战和社会的动荡的妨害。
这些新期刊带来的值得关注的事实之一是，它们将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介绍给普通公众，并且作为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多成为社会、政治或文学方面的重要人物。事实上，“五四”事件以后的“期刊热”，在发展中国群众舆论和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定型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四运动不但激发了新出版物的诞生，而且刺激了旧杂志报纸的改革。原有的期刊，诸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界》等，都纷纷改用白话文，而且开始介绍现代西方思想和知识。为了配合及加速这种改变，原来的老编辑多数都被激进的、有现代思想的青年所取代。1919年6月，已经创立15年的《东方杂志》（1904年创立），为了“顺应世界之潮流”，宣布在编辑上做重大的改革。217月，该杂志的编辑一反此前的保守立场，提出中国杂志应该紧紧跟随世界潮流，放弃“反动的保守主义”，认识当前的局势，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与其留恋在过去的回忆里，倒不如为未来的进步而工作。221920—1921年，《东方杂志》开始刊登用白话文写的文章，并且在1921年1月聘请胡愈之为编辑。《小说月报》的变革更激烈。1920年12月，沈雁冰（后来以笔名“茅盾”而闻名）被聘为编辑。1921年1月，这个已发行了11年的月刊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开始翻译当代西方文学，而且发表国内的新文学作品。《教育杂志》在新编辑李石岑（后来成为有名的哲学家）的主持下，反应也颇为迅速。1920年1月之后，该杂志刊登的社论和文章都开始采用白话文。《妇女杂志》和《学生杂志》也更换了编辑。所有这些创立多年的期刊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那时商务印书馆事实上却是由保守的保皇党残余分子所控制。孙中山曾在1920年年初指责它是一家反动的机构，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事业。23
“五四”事件以后，各大城市的新闻报纸也被革命潮流所影响。很多日报增加专栏或出版附刊，以刊登新文学作品，讨论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那些没有响应舆论要求的报纸的命运，可以以上海的一家日报《时报》为例。1919年以前，这是一家在中国教育界颇受欢迎的日报。然而1919年以后，当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时，这家报纸却还是固执于传统的形式和内容。结果它的销量急剧下降，不久便被迫停止出版。相反地，《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由于同情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却立刻赢得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欢迎。24
除了刊物和报纸以外，新书和翻译作品的出版数量也较以前大幅增长了。“五四”事件以后的几年，至少有48家出版社出版中译的西洋书。25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1912年出版图书407种，1915年出版552种，1919年出版602种，但1920年却出版了1284种。26
中国出版物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的急速增加，这可以从两年间纸张的大量进口上看出，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新书都是采用进口纸张印刷的。从1918年到1921年，进口的纸张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⑤。这是证明“五四”以后中国出版界大繁荣的另一证据。
偶像破坏浪潮的高涨
跟出版事业同时迅速发展的，是对新思想的愈来愈沉醉。事实上，“五四”事件之后的那年，出现了一个时代，当时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思想混合着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传统的思想和制度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新学说、新主义和现代知识不同分支的新观点都被介绍进来，并且加以讨论，虽然程度略显肤浅，但却充满干劲和热情。杜威1920年在北京记录了当时的现象：
有一个朋友细心阅读了大约五十篇学生论文后说道，他们的第一特点是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回答那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曾一度被正统束缚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追讨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28
后来在1921年夏天，杜威又在北京观察到：
（1919年）5月4号的动荡过去后，全国各地学生团体开始办期刊。特别重要的是正当这反贪污腐败和卖国官僚，以及抵制日货的高潮时，这些问题在学生刊物上却成了次要的讨论话题……他们的急务是追求教育改革、攻击家庭制度、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各种乌托邦理想社会……很自然的，在思想发酵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幻想的泡沫。学生缺少明确的阅历背景，满以为所有的思想和建议，只要是新的、而且可以用来破坏旧习惯和传统，便差不多都是一样，全可接受。29
关于旧传统被新式知识分子攻击及其攻击的理由，将在本书下编再讨论。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人对旧事物和新事物的态度在这时候起了极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以古旧作为判断优秀程度的标准。货物稍为有价值的往往要宣传说是照古法所制。譬如，药品都习惯以“祖传丹方”来做广告；文学作品、国画、书法等风格也多是模仿古代名家。同样地，伦理道德、哲学、政治或经济理论也是厚古薄今。总之，新事物应该服从旧事物。甚至晚清（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的多数改革家和革命家也不敢向旧传统发起挑战，而只是利用这个传统套路。为了证明他们提倡采取西洋技术、科学和宪法是正当的，他们就尽量设法证明，原来中国古代圣贤包括孔子在内，也早就如此主张过了。
然而，几乎从19世纪末开始，严复翻译《天演论》，梁启超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辩论，加之“五四”事件后的日益加强的要求，这种观念开始激烈地变化。配合当时的青年学生运动，崇拜旧传统已被崇拜新思想所替代了。这局势给杜威的印象是：“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学生如此一致和热切地追求现代和新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既成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也不被重视——事实上，完全没有用来做辩护。”30有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在美国住了将近十年，于1921年4月回到中国讲学。他抵达上海时看到中国人在态度和生活方面的改变，感到很惊讶：
我几乎突然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和气氛所压倒。我感到有生命在运动——一种“新生命”，这是我前些年不曾见到的。我所遇到的人，我跟他们所谈的话，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表示的见解，他们对当前各问题所加的判断；以及我所阅读的报纸，反映在报上的大众舆论的语调，所讨论的问题，都一一显示出这种新生命。有一个晚上，我到街上闲逛，走进各色各样的书店和报摊，买了47种不同的杂志，包括有周刊、季刊和半年刊。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才只走马看花地把内容过目一番，发现这些杂志里面所讨论到的当前种种问题与所发表的各种舆论，比在美国报摊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种杂志所讨论到的问题更时兴，意见更复杂。从那时候起，我到处旅行，给各种不同的听众演讲，在四五个大学教书，我愈来愈对这种似乎无时不在发展着的“新生命”感到兴趣。31
中国青年对新思想的热烈追求，不久便引起年长的中国保守派人士及外国观察者的警惕。这些外国人，正如杜威所说，多数在对待中国问题时“总先带着一种基本上的保守主义，厌恶改变”。32有些中国教员抱怨学生“自高自大”的不服从行为和不稳定的心智。33在某些方面，这些怨言似乎是有其根据的。我们很容易想象，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而且又是在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里，生活态度如此重大的改变，必然会引起一些恐慌的反应。下面一段文字是由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所写的，它说明了当时的中国青年如何把这种新的人生观过度发挥：
中国青年思想，以五四运动前后变动得最厉害。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铁民也是否认过自己父亲的，但是当一九二一年，铁民的父亲在家乡死了，他在北京，因父死未葬，家人促其归，而铁民竟因贫未能归。作《孤儿思归引》，情调甚惨。34
这个例子是否可以说明，至少有一部分中国青年，那时候太过疯狂或有些错乱呢？这个问题要与当时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起讨论，尤其是父亲对妻子和儿女的支配。婚姻通常很早就定下了，而且由父母决定，不用得到当事男女双方的同意，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贞操是女子单方面必要的道德。伦理上的“节”和“孝”被视为社会中牢不可破的铁律。在有些极端的例子里，社会道德鼓励十多岁的少女为死去的未婚夫殉节；儿子若反对并且拒绝跟父母代为选定的女子结婚，就要被看成不孝或非常不道德，会被社会蔑视，而且被取消继承家产的权利。⑥在这样的家庭制度和伦理教条之下，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上述行为和态度来反抗，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吴虞作为一名作家，不但不提中国家庭制度和宗族制度原有的一些好处，却反而断言那是专制主义的根源。傅斯年甚至更极端，大胆宣布腐败的中国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37
虽然有些旧的伦理道德是那样明显的不合情理，但是保守的绅士和军阀政府却紧紧将其抓住不放，拒绝改革。38很多学院和学校还是由毫无现代知识的人来主持，很多不通晓科学的老师还在继续讲授科学。⑦
如果我们列举出一些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所反对的遍及中国社会的习俗和迷信，我们也许会更容易理解他们打破旧风气的狂热。他们攻击轮回说、有鬼论、灵学，41以及卜卦、风水、算命、42用符咒或巫术治病、长生不老的仙丹、道家之气功等。43同时，他们也批评旧传统，如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叩头、使用阴历和吸鸦片。44当然这里所提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些观念和习俗当然也并不是为每一位保守人士所支持，不过其中很多都是以传统为借口而被流传下去的。
前面我们说过，有人指责“五四”时期攻击旧传统的中国青年有对长辈不服从和心智不稳定的缺点；现在看一看上面所说的中国古老的风俗习惯亟须现代化的问题，便会使人觉得那种指责不过只是吹毛求疵而已。杜威认为，这些不服从和不稳定的表现，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是热烈追求新思想的明证。他说：
“心智”不安固然是可遗憾的。不过，这是一种转变时期普遍的真实表征：彷徨、不安和对新奇的刺激的易于接受，在这种转变时期必然会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青年学生对事物兴趣的成熟，远超过相同年龄的美国学生。中国的男女中学生肯严肃而了解地倾听有关某些重大问题的演讲；若在美国学校，便只会引起厌烦的不安。我深信，在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中，都没有像中国青年渴望新思想观念这么热忱。目前，追求思想观念的热情有余，而应有的，用来求得知识以支持那些新思想观念的耐性和恒心却嫌不足。可是这样反而替日益高涨的追求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欲望供给了格外的活力。这就是说，知识被不断求得，既不是当作一种技术设计，也不是当作炫耀文化的世俗的徽章，而是纯粹为社会应用。45
新知识的、新社会的和新政治的团体
“五四”事件以后，出版事业的繁荣和批评传统及介绍新思想的热忱，还不是新式知识分子活动的全部面貌。他们同时还推行社团组织和社会服务。
在“五四”事件以前，中国商界、工人、教师甚至学生之中，很少有类似于现代西方的组织严密的团体。461917—1918年，为了配合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学生开始创立学习和研究的团体。不过这些组织只限于少数活跃的学生；社会性的组织仍不为大众所熟悉。“五四”事件发生以后，建立组织的热情，正如出版刊物一样，在全国各大城市传播开来。知识分子对组织的运作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较为民主开放的，这不同于过去中国人的旧习惯。47
有些在游行示威和罢课期间创立的学生团体，变成临时性的，在6到12个月内就解散了。不过那些学生联合会，不论是某一学校的或整个城市的或全省的，与一些其他同时产生的社团一样，却往往继续存在。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变成这些新团体之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其他在“五四”之后继续存在的重要学生团体包括：1905年创立、1919年重新组织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留日学生救国团，而欧美学生会则是“五四”之后，从留美学生联合会改组并扩大而成的。
除了这些自治性的团体外，学生还组织了其他文化知识的机构，目的在于学习、讨论、大众教育、社会服务或为其他社会、文化或政治目标而成立。这些机构包括：家庭建设讨论会、中国哲学会、新教育共进社、社会主义研究会、罗素学会、新学讲演会（或称讲学社）、实际教育调查会、通俗教育协会。共学会曾经吸引大批学生一起研究学习，在“五四”以后，它翻译并出版了不少西方现实主义的戏剧和小说，尤其是法国、俄国和德国的作品，后来又介绍共产主义文学。年纪稍长的知识分子也相当热烈地参与各种运动。尚志学会是由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知名作家共同创办的，如梁启超、范源濂、林长民和张东荪等人，也尽了极大的努力去介绍推广西方文化。尚志学会的重要会员经常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支持西方思想家来华讲学，而且也出版了很多西方哲学著作的中译本。48
新式知识分子同时也跟其他社会团体合作，这主要通过名称头衔颇有野心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进行。该联合会在“五四”之后成立，总部设于上海。它的成立旨在帮助各界团体的行动一致，谋求各团体在参加全国性的运动时，能够得到内外人士及社团的支持。49这个联合会的组织成员包括：中华民国学生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全国基督教救国会、中华总商会、全国新闻记者协会以及社会名流、劳工及其他社会和宗教团体的代表。50类似这种联合会的团体，由上海生发，纷纷成立于其他多数大城市，如天津和北京。51
这些新团体中最活跃的，除了学生的联合会之外，是许多的小社团。这些社团由青年知识分子创办，有的设在学校之内，有的设在校外。例如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一直到“五四”事件之后才活跃起来。由于“五四”的刺激，该学会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那时候它有74名会员，他们多数是住在各大城市或国外的学生、教育家、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他们后来多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或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在成立大会上，为了配合当时思想潮流的趋势，由李大钊和其他会员提议，修改了早期所草拟的四项目标，并重新肯定了学会的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同时，采用四句口号作为所有会员活动的公约，即“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虽然该学会并不是很严密的组织，但它的会员经常和总部保持联络，发表个人对某些重大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且报告他们对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情况的印象。他们也举行很多座谈会，讨论不同的问题。除了两种机关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之外，他们还在许多城市出版小型杂志并印发一些小册子。52
这样类似的由学生和青年组成的小社团实在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事实上，那几百种新期刊的支持者或创办者多数是一些小社团，如曙光社、共学会、社会实进会、青年进步社、真社等。这些社团的性质不太一样，有些属于自由派，有些属于社会主义者，有些则带有其他政治色彩。后来很多中国政治领袖，左派或右派，都出身于这类社团。
完全政治性的组织也吸引了很多青年。有些青年参加国民党，其他的参加了当时不知其数的小集团。从1919年秋天开始，很多政治或半政治性的团体成立或扩大组织。主办人多是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虽然在1920年以前，他们只倾向于宣传理想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没有将共产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五四”事件以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里表现活跃，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湘江评论》。该刊物是周刊，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极力提倡学生运动和批评政府。结果该学联会和周刊都在8月初被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封禁了。此事件更加强了毛泽东反张的活动，而且促使他于1920年2月再上北京，并在当年夏天信仰了共产主义。1919年秋，恽代英与林彪、张浩（又名林育南或林毓兰，林彪的堂兄，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在武昌创立社会福利会和利群书社；利群书社与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有业务上的关系。觉悟社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创办者是当时颇为活跃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男生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生。该社多数会员是南开学校和直隶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其中最活跃者包括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孙晓清（后来成为国民党广东支部秘书）、郭隆真、关锡斌。该社创立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理想，即社会进步必须以个人的自觉为基础，而且朝着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方向积极发展。觉悟社在1920年1月20日开始出版《觉悟》杂志，并且接受了李大钊的一些指导。在北京，也有一个社团，名字和组织都与觉悟社相同；还有一个相似的团体，则名为复社。其他类似的社团也纷纷在上海、杭州、汉口等地成立。53
“五四”事件以后，另外还有一种联合上述诸社团，以谋求达成共同目标的趋势。譬如，改造联合会是由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北京觉悟社及青年互助团所联合组成。这个联合会公布了自己的宣言和会章，虽然它的存在时间很短。
所有这些新社团几乎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也许可用“五四”事件后新式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一些运动为例说明。例如，日本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叫作“新村”制度，由武者小路实笃（Mushakoji Saneatsu）所倡导。这正符合一些中国教授和学生的理想。这项运动的理论和组织方法，在1919年由周作人和他的哥哥鲁迅及其他作家在《新青年》及《新潮》杂志上介绍到中国。⑧这个运动的哲学基础建立在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Tolstoy）和那些理想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互助和人道主义之上。他们的目的在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新青年》发表过武者小路实笃的一封题为《与支那未知的友人》的信和一首题为《寄一个支那的兄弟》的诗，同时刊出的还有中国知识界领袖蔡元培、陈独秀和周氏兄弟热烈响应的文章。55从《新青年》及其他杂志的表现看来，武者小路的理想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给“五四”事件之后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热烈追求，也表现在他们为自己创造新生活的尝试上。1919年冬天，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包括王光祈、罗家伦、徐彦之，受到法国的“工读”制度及日本的“新村”的影响，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周作人的支持下，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组织工读互助团。每名团员不单要念书，每天至少还要工作3个小时。每名团员的收入都属于工读互助团，不过团员的基本费用，如学费、医药费、房租、购买衣服书本的费用等皆由该团提供。他们的工作包括开办印刷所、餐馆、洗衣店和从事手工及小贩等劳动。56虽然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大规模地实现并且事实上最终失败了，但这计划至少在短期内实践了新式知识分子的理想，而这样的实践经验影响了他们日后对社会问题的想法。这项运动的支持者，各人的观点大不相同，⑨它的失败给某些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些教训。他们终于明白在这既成的经济系统和社会里，没有城市工人或资本家合作，想创造一个乌托邦社会是不可能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