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大众教育
比较成功和有较深影响的是这些社团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大众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下述的一些：
学术性和大众化的演讲
1919年以后，演讲在中国风行一时。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都曾被邀请到中国访问，目的便是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杜威便是其中最早受到邀请的访问者之一。他接受一个教育协会的邀请，在中国停留了两年零两个月，游历了11个省份（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河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他做了一系列学术性或大众化的演讲，尤其在北京、南京和山西。他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多由胡适担任翻译，演讲的题目分别是：（一）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首次以实验主义哲学的观点来探讨）；（二）教育哲学；（三）思想之派别；（四）现代的三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特兰·罗素、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五）伦理演讲。这些演讲的中文稿都发表在报纸和期刊上，后来又成书出版，中文版在两年内再版13次，每版有1万本。他的其他演讲除了有学生和教师去聆听外，其他的知识分子也都前去参加，当地及全国性的报纸都做了深入详细的报道。毫无疑问，西方哲学家在现代中国做了那么多次演讲的，这还是第一次。杜威谈论哲学、逻辑学和教育的书也被译成中文出版，而且销路很广。58
1920年9月5日，梁启超创立了专门主办著名的中外学者演讲的学会，提议政府应该每年提供2万圆以便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中国演讲。那时候杜威还在中国，梁启超和其他的人邀请罗素在访问苏联之后来华访问。罗素在10月12日抵达中国，并留居了将近一年。他在北京做了很多次公开演说和五次学术演讲：（一）数理逻辑；（二）物之分析；（三）心之分析；（四）哲学问题；（五）社会构造论。罗素访问中国的前后，他所著有关社会、政治和哲学问题的书有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改革者和进步分子中广为流传。前面已经提过，罗素学会不久之后就成立了，并且在1921年1月还创办了《罗素月刊》。59罗素的哲学及其为人，对“五四”后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活跃的青年的影响，比现代西方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显著。
除了杜威和罗素之外，美国的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也在1921年9月5日接受邀请来到中国。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在1922年也被邀请到中国。印度诗哲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在1923年受到邀请访华。60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也计划邀请亨利·柏格森和鲁多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不过最终没有实现。
同时中国学生也在不识字的人民大众之间广泛主办大众化的演讲。在这些大众化的演讲中，他们提倡科学知识、爱国精神、新伦理观念和许多新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其中一个积极主办演讲的团体是平民教育讲演团，于1919年3月23日由北大学生廖书仓、邓中夏、罗家伦、康白情、易克嶷、周炳琳、许德珩、张国焘、王光祈等人创办。“五四”事件以后，该团的工作大大活跃了。团员在城里和乡下做了不计其数的演讲，把印好的演讲稿和通俗杂志分发给民众。他们虽然有时遭到警察的干涉，但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23年。类似这种讲演团的组织，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其他学校也有存在。61
大众教育和免费公学
“五四”事件以后，很多学校面向工人及穷人子弟开办了免费的夜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些中国学校和大学设有夜校，供校园里的工友学习。1917年，北大开始设立校役夜班。621920年1月18日，北大学联会开办平民夜校。这些措施终于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向来抵制平民入学念书的传统，尤其是高等学府。在较早的时候，学校大门口通常有这样的牌告：“学堂重地，闲人免入”。 1919年年底，北大理科主办的夜校有500多名学生，年龄在7岁至30岁之间。其他的学校也有设立类似的夜校。64还有另外一些免费的学校，由学生和商人合办，后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据说“五四”事件之后，由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免费平民学校“遍布全国各地”。65一位美国记者在1919年8月报道：“学生们已长期组织起来，计划去教育全国的民众和穷人的孩子。单单在上海，就开办了16所免费学校，使没有能力交学费的孩子可以读书。同样的行动正在全国各地广泛进行。学生还深入农村，在农民之间进行促进全国团结的工作。”66晏阳初在1920年凭着他在法国教育华工的经验，开始推动后来闻名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因为当时学生正热烈地推动大众教育，所以他的运动在10年间迅速发展起来。67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推行的社会服务还包括办壁报、公共图书馆以及改善大众卫生等。
对新文化运动支持的不断加强
在上述各种事件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事件的共同目标，可以用“新文化运动”一词来概括。因此这个名词便逐渐被用来总括当时所有发展中的改革行动。要创造一个新文化或新文明的念头只是几年以前才开始的。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之后，开始关注这一观念。在《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而且把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的《现代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的第三章译成中文。681916年年初，陈独秀提出人类生活的特征是创造文化，因此20世纪的人应该为20世纪创造一种文化，不可只跟着19世纪走。691919年1月出版的《新潮》创刊号上，学生们也宣布，他们杂志当前的第一急务是要“渐渐导引此‘决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70这些远大的理想和有关的活动，一直要到“五四”事件以后，才作为“新文化运动”，系统地得到新式知识分子的提倡。
“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在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当年12月，《新潮》的编辑在出版宣言中答复读者，他们的运动就是“文化运动”。711920年年初，该运动已经非常普遍流行了。72从1918年春天起，进步党很多的报纸已经开始支持这一新思想运动了。国民党的党员也早已以个人身份成为热烈的支持者。不过直到1920年1月，孙中山才正式支持新文化运动。他简要概括所有的新思潮，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同时号召全体党员都来支持。在一封致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中，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73
孙中山在这封信里承认，而且向他的党员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新青年》《新潮》及其他杂志是该运动的倡导者，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根据他信中的观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很难截然分割而被视为互不相干的独立运动。胡适在“五四”28周年时也很赞成这种看法。不过后来有些孙、胡的追随者却坚持要把这两个运动分割看待。事实上，从“五四”事件开始，很多国民党的领导人物及其他自由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参加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了。
被当时大多数新式知识分子广泛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其内涵相当广泛，甚至广于后来所承认的部分。1920年春天，陈独秀在一次讨论新文化运动时，把“文化”的意思限制于有关科学、宗教、道德、文学、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活动；他并不使用其社会层面的含义，没有把实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行为包括进去。1921年年初，他又进一步指出，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样不同的东西。前者不能包括后者，后者也不能包括前者。如果“文化”做如此狭义的解释，则很显然的，“五四”事件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活动，事实上早已越过了文化运动的范围。不过在“五四”事件发生后的一年里，知识分子的活动起初似乎还把重点放在狭义文化范围以内，后来才逐渐积极从事实际的社会或政治行动。最终，带有这种含义的“新文化运动”一词，在当时为中国人广泛地接受。
“五四”事件以后，发展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新面貌和极大的希望。杜威在长篇分析了新文化运动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可以这样肯定说，新文化运动，即使是那么芜杂和不安定，却给予中国以新的前瞻和远大的希望。它固然不能代替比较好的交通系统（如铁路和公路），缺少交通系统，这个国家不能统一，因此也不能富强。可是中国也需要民心一致，这点没有新思想知识运动是不能达到的。而且当形成民心一致时，这民心是瞻望过去，还是与当前世界潮流配合而同情于现代思想，也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后果。74
至于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这点更加乐观。他们把新文化改革活动视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可以照亮一条救国的希望大道。该运动对中国的青年有极大的吸引力，很多聪明而有抱负的海外留学生都决定回国参加运动。郭沫若当时还在日本念书，而且是热情的歌德派诗人。他被中国的这股新潮所激动，开始写很多新诗，歌颂新时代和新中国。他写道：“‘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75“五四”时期，多数献身事业的中国青年都被爱国的热忱支配着。然而，政治的浪潮很快就把新文化运动的热忱卷入无限的纷争里去了。
①由于1919年5月至10月编者和作者都忙于参加学生运动，《新潮》也曾经中断出版过一段时间。这也印证了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与“五四”事件关系多么密切。
②这两句话，引自陈独秀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9日），即陈被捕的两天之前。陈独秀的原文如下：“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5陈独秀这两句话也常被学生领袖引用，作为争取思想自由的警句名言。6
③蒋梦麟在1919年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后，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或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的。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大张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四页。”杜威在1920年初从北京报道：“据说两年前只有一两种试验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期刊，今天却有300多种。自从去年五月以后，学生已经开始出版许许多多期刊，都是白话文的，而且都是用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讨论问题。”这时期所出版期刊的准确数量仍不明确。王苣章认为：“在1919年新文学革命开始以来的四年内，有300种学生杂志出版，其中只有一两种不是白话文的。”不过他又说明：“有些作家说有400多种。”胡适在1922年说，1919年至少有400种白话文期刊出版。后来有一位作者列举了650种期刊，都是在1919—1927年出版的，这不包括政府出版物、报纸附刊及许多学校行政当局出版的东西。18我估计在“五四”时期，即1917年至1921年这5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
④1920年9月15日更名为《改造》（月刊）。
⑤中国进口纸张的价值在1912年是4 303 712关平两；1913年是7 169 255关平两；不过1914年，部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跌落到6 470 768关平两。从1915年到1918年，除了1916年，进口的总价值每年都在大体上保持不变。1918年的价值是7 243 563关平两。但1919年，总数增加到10 212 652关平两，1920年增至14 159 186关平两，1921年增至15 311 873关平两。1922年又回落至13 689 258关平两。这些统计数字中的纸张，多数用来印刷新闻报纸、期刊和图书；只有极少数是用来做书的封面或做其他用途。27
⑥下面的几宗案子都发生在1918年，可以作为例证。有一个女子，她的丈夫死了，她试用了9种不同的方法自杀，而且承受了98天的痛苦折磨，才终于自杀成功。她死后，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里受人膜拜，被当作所有女人的道德模范。当一名19岁的订了婚的少女想学她的方法，绝食7天而不死，很多人竟为失去另一个道德模范而感到遗憾。要是所有已订婚的女子和寡妇拒绝再嫁或主动自杀，真是出乎自愿或自然发生的，也许就不会如此被反对。然而，由于政府为这种鼓励守节而公布了一款“褒扬条例”，有些家庭便强迫青年妇女去自杀，为的是使家庭获得道德荣誉。这种案例并非没有。35依照“褒扬条例”，凡妇女至少在30岁到50岁之间不再嫁人或为亡夫、未婚夫而自杀或因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者，都会受到政府的褒奖。36
⑦譬如1919年的春天，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出版的《数理杂志》里有两篇古怪有趣的文章，作者是该校史地系主任姚明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三从义》，另一篇是《妇顺说》。他的论题是妇女问题与数学的关系。他引用“十三经”之一的《仪礼》所说的“三从”作为论点。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39他把这点跟《易经》《河图》扯在一起，引出下面这个图表：
七
火
二
五
八 木 三 土 四 金 九
十
一
水
六
这位教授认为，“一”代表男人，“二”代表女人。如果没有“一”，就不会有“二”；因此，如果没有男人，就不会有女人。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应该服从她的父亲或丈夫；其次，“一”加“二”等于结婚。因为这样就产生“三”，而“三”是奇数（阳或男），而不是偶数（阴或女），所以女人应该服从儿子。这两篇论文中的其他解释更加荒谬，简直让人无法理解。总之，他的结论是，女人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位作者是如此的荒谬，却还被保留着教授的职位，而且在社会上被作为维护所谓“国粹”的保守派领袖加以崇拜，享受着极高的声誉。这引发了一名学生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辑，抗议《数理杂志》中的文章。40
⑧周作人曾访问过东京日向和上野的日本“新村”。鲁迅翻译了武者小路的戏剧《一个青年的梦》，从1919年8月开始连载于《国民公报》。北京政府10月25日封禁该日报后，该剧本重新在《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日，页65—103）刊登并连载于之后3期。“新村”的思想受到胡适的反对，他觉得它只提倡一种隐士的生活。54
⑨工读互助团刚成立时，需要同情者在经济上的支持。北京团部的乐捐者有：陈独秀（30圆）、胡适（20圆）、张澜（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30圆）、李大钊（10圆）、蓝知先（进步党，10圆）、张继（国民党，10圆）、蒋介石（10圆）、陈博生（145圆）。胡适把这种运动比作美国学生的勤工俭学；其他支持者把它看作一种生活实验及新生活方式与新社会的开始。
⑩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当时中国最早提倡马克思主义之一的戴季陶，建议学生最好进入资本家的工厂去，跟城市工人一起工作，从而领导他们。57有些工读互助团里的工读生后来成为著名人物，例如经济学家施存统（施复亮）、作家章铁民。
当然军人是可以进去的。军阀经常侵略学校，随意把它改成军营。63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这种事情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