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陈独秀甚至批判“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认为这是从日本贩来的“劣货”，中国应该予以“排斥”，他主张以人道主义和爱公理主义替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9关于亡国灭种的危机，陈甚至说，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命运，宁可亡在白种人的手里，也不愿亡在黄种人手里。10
⑤李大钊是通过河上肇（Kawakami Hajime）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五四”事件后的一个时期，日本人道主义的新村运动在中国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知识界领袖中十分盛行，以上仅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⑥吉野作造（1877—1933），日本“晨社”的领导人之一。1905年，曾在中国担任袁世凯的顾问和他儿子的老师，同时还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师。其后，他赴英、德、美诸国学习。1913年回到日本后，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并且为日本的民主和进步运动做 出了重大贡献。他曾出版了30多部有关政治史和政治理论的书。日本“晨社”对中国的学生运动十分同情，1919年6月或7月，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曾与该社互相通信。12
⑦福田德三（1874—1930），曾在德国学习经济学，受到英国经济思想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后对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方面感兴趣。中共方面1958年将其定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⑧如同中国的其他许多租界，上海公共租界是由工部局管理的。除天津的英租界和意大利租界外，中国居民无权进入任何租界的董事会。以上海为例，尽管其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构成当地总人口的97%以上，纳税额占80%，但他们在工部局没有代表，也没有发言权。工部局由9名外国成员控制，他们实际上仅代表少数商人及列强侨民的利益。租界处于传统殖民方式的统治之下，而这与其母国的民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有外国居民18 519人，中国居民620 400人。1920年，人数则分别为23 370和759 839。同年，租界向外国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为211 400两白银，而提供给中国学生的只有87 500两。法租界比公共租界更不民主。其基本法律是拿破仑三世于1868年批准的，此后一直执行，没有变更。曾有多例巡捕殴打无辜市民及捣毁商店货物的案件。有一段时期，法租界当局在公园门口竖立标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实际上，根据1919年公园开办时的规定，有主人带领的狗是可以入内的，而中国人不行。此规定到了1928年被推翻。21
⑨当时的一位中国出版商拒绝出版一本社会学的书，唯恐被查禁，原因是“社会学”与“社会主义”都有“社会”这个共同的字眼。39
⑩例如，科捷涅夫（Kotenev）曾讲，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将“带有明显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书籍和文件”视作“布尔什维克文学”。当时遭到巡捕搜查的两家书店，事实上出版的多是自由主义作品。其中之一的远东图书馆曾出版《新青年》及几乎全部胡适的著作。41
杜威于1921年夏天基于他个人观察在文章中提出这一见解。他认为，“那些文章可以汇成一个选集，从中表明它（五四运动）对社会、对世界和平是个威胁。关注此运动的日本作家多将之视作蓄意破坏的激进主义，并归因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但是在我所访问过的九个省，还没有发现俄国直接影响的一丝痕迹。当然，俄国的革命作为一种酵素，间接地有着巨大影响，但远比不上世界大战甚至威尔逊总统的民主与民族自觉观念的影响力。因为新文化运动尽管对目前中国它所客气地称为‘共和国’的政府毫不关心，但它仍被民主观念强烈震动了”。杜威进一步说：“就技术意味而言，中国并无布尔什维主义的准备及资质。但可以想见，如果军人的虐政、压迫与腐败继续下去，直到直接触动了农民的利益，就将导致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势必转变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片混乱的反抗。”42
事实上，《 加拉罕宣言》 确实曾发表过，1919年8月26日的莫斯科官方报纸《消息报》和《真理报》，在报道莫斯科的旅俄华工的一次集会时提到过该宣言，尽管当时已迟滞了一个月。45苏俄政府1918年曾制订并且由官方透露了类似的向中国归还租界和主权的提议。461920年4月中旬，在北京政府宣称该宣言系伪造之前，苏俄代表已抵达北京，准备就该提议主持谈判。47至于西方新闻界所言“内在证据”，大体是说，宣言讲：“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这与沙俄并未合法地获取整个满洲这个事实不符。换言之，宣言过于慷慨了。48后来发现，1920年6月在中国出版的宣言的英译本中，有一段关于向中国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而这未见于在莫斯科发表的文本。一些苏俄官员后来指责说，此段是由译者或其他人植入，以将问题搞乱；然而西方作家断言或暗示，这是一个谜，苏俄真正的给予并不像在中国所见的文本所显示的那样慷慨。其他的解释将文字的脱落归因于苏俄外交态度的改变。49总之，看来这段插曲对于中国人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中国和莫斯科发表的文本都含有过于慷慨的声明，即苏维埃联邦将归还所有“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这可以被解释为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中东铁路。宣言还呼吁就两国间的“其余一切问题”进行磋商。列强阻挠中苏谈判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法国和日本驻华公使甚至就中国允许苏维埃政府的西伯利亚贸易代表团进入中国一事正式提出了抗议。50
1921年，苏维埃联邦出兵外蒙古，以肃清由西伯利亚逃走的谢苗诺夫率领的反布尔什维克残余。他们留在那里并协助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2年，签订了一项苏蒙秘密协定（《俄蒙修好条约》应为1921年签订。——译者）。但1924年5月31日，当《中苏协定》签订时，确定了以下三点：（一）苏维埃联邦废除先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放弃所有俄国革命前沙俄从中国获取的租界；（二）苏维埃联邦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证尊重中国在当地的主权，并从那里撤军；（三）苏维埃联邦同意由中苏共同经营并由中国赎回中东铁路。由于其后中国复杂的政治变化，很难估计《 加拉罕宣言》 的诚意。51
至于在中国的俄国移民，1917年的官方数字为51 310人，由于十月革命，1920年人数增长到大约20万人。这些人大多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和前政府官员。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