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政治上的分歧（1920—1922）
紧接着“五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在新式知识分子之间兴起的联合精神只是表面的，是他们在面临着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所导致的暂时结果。除了齐心致力于重估传统和提倡新学之外，他们的具体理念显然并不一致。那时传入中国的西方观念极其多样。当传统的中国思想及制度出现动摇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西方观念，如民主、科学、自由主义、实验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就涌入了思想的自由市场；而且当时的中国问题极端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改革家们不得不关注政治实践与争端。当他们把注意力由对传统制度的共同敌视转向寻求积极解答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模式。因此，1919年以后，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与日俱增，首先出现在思想上，后来发展到了行动上。随后几年，整个运动瓦解了。
分裂的主要思想集团
“五四”事件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非常复杂，所以不容易分类。由于当时不识字人口所占的比例很高，所以普通人辨明各种新观念之间区别的能力，是远不如卷入争论之中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省略次要的枝节，把新式知识分子划分为四个主要集团：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部分国民党党员、部分进步党党员。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与后两者中拥护民族思潮的部分，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思想和行动的实际领导者。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个别党员，也对五四运动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尤其是抗议政府内政外交的行动。
这里的“左派”，包括了许多在“五四”时期并不被划分为左派的群体，此处它被用来指代包括所有提倡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彻底改革的激进党派，而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则不包括在内。“五四”早期的左派领导力量是理想主义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继而，又出现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19年和1920年间，新式知识分子趋于提倡一般性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没有在观念上做精细的区分；然而除了他们都抨击私有财产制之外，这些派别彼此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很多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中期以前，并没有朝这个激烈的方向彻底地转变。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正如他们所倡导的理念，较少进行有组织性的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很难被认定为一个团体。当考察什么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立场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他们之中有些在思想方面可以划入激进派，但在行动上却较偏重于制度化的民主方式。有些之前受过英、法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严复、章士钊等，没有投身新改革运动，并放弃了他们早期的信念。其他著名的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领袖，如蔡元培、吴稚晖等，则受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不曾系统化地接触过自由主义。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如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理论有所研究。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中，胡适的作品最浅明易懂，并被广泛阅读。杜威的其他学生，如蒋梦麟、陶行知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教育家。杜威的作品和演讲吸引了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紧随“五四”事件之后，实验主义者实际上成为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首脑。
除了上述两大群体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政党。他们党员的组成，更加复杂。许多与梁启超结交的受过罗素与柏格森影响的进步党知识分子领袖，开始倾向基尔特社会主义。除了梁启超以外，该党内著名的作者还有张东荪、蒋百里、张君劢、蓝公武（字知非，又号志先）。有些领导人物，如林长民等，是近于自由主义的士绅阶级及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林就是一位学生运动最先的热烈赞助人。至于大部分党员，则是官僚和政客，他们与青年知识分子的接触较少。
在“五四”事件发生之际，国民党已分裂为南方革命派与北方国会派。孙中山和他的亲近追随者，联合了少数进步党及南方军阀政客，已在广州、上海一带从事推翻北京政权的活动。国民党的其余派别，如原由黄兴与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余众，及原由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余众，加上带有无政府主义背景的国民党党员，多留在北京。国民党领袖之中，对新式知识分子和学生有强大吸引力的是孙中山、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沈定一（沈玄庐）、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在事件发生之时，他们大都已倾向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尽管蔡元培、吴稚晖与政党的组织关系实际上并不密切。
“五四”时期提倡的各种改革越来越明显地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左翼分子对社会主义学习及宣传的热忱与日俱增，而自由主义者则更关心对实际问题的适当处理方法。当胡适与社会主义者及一些进步党员展开辩论时，分歧就逐渐明显了。同时，自由主义者倾向于避免陷入政治纠纷之中，并且主张应该由教育和文化运动来达成改革。相反地，社会主义者和国民党则有意于政治运动，而进步党的立场则在两者之间。而尤其紧要的是，“中国应采取哪种经济、政治制度”这个重大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而当时最切身的问题是，对北京政权该采取什么态度？左派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立场与国民党对北京政权采取政治革命的主张较为相近；而进步党留在北京政权之内；自由主义者则在他们对军阀政权批评和抗议无效之后，逐渐退入学术工作的领域中。
问题与主义
新式知识分子的分裂实际上始于思想的领域，在“五四”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展开了。中国青年那时几乎淹没在改革热潮之中。他们认为可以根据某种西方理论，把中国的各种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这样热忱和天真的态度在各种左派分子之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用各个击破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他们自然避免谈“基本上的解决”。胡适1919年7月20日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7月到9月之间，引起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之间的一场风暴，于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就逐渐浮上了水面。这次短暂的论战可作为分裂开始的信号。
胡适的观点基于实验主义。在这篇文章之中，他宣称，任何理论或主义只是解决某一项实际问题的一种工具。胡适认为，理论的形成应该以个别实际问题的研究作为基础和出发点。任何人都可以唱高调，轻易地宣扬无所不包的主义。而事实上，“五四”事件之后，即使是安福俱乐部的军阀们也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他们以缺乏严肃的态度来为这些主义做诠注。除此以外，胡适还指出，传入的“主义”不一定适合当时的实际需要。最后，他总结：“纸上谈兵的各种抽象的主义还可能被政客们利用作他们空虚的口号，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根本不用于解决问题。”胡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必须个别地着手进行解决不可。“治所有病痛的万灵药是绝不存在的。”1
胡适的文章立刻引起了进步党的报纸作家蓝公武和当时正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的反对。蓝公武指出，各种问题多是息息相关的，而非单纯地孤立着。若没有“主观的思考”或是某些理论的支持，许多问题都无法辨明。在西方民主制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几千年来从不把专制制度视作一种难以容忍的制度。2蓝和李都认为，所有的问题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架构里是彼此关联的，而无所不包的主义则是各种性质相似的思想类群。“主义”可用作判断形势和判断问题的标准，“主义”也可以作为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工具。李大钊同意胡适的某些观点，认为应该对实际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不应该只空泛地讨论理论，但他不认为研究问题与讨论理论之间有任何抵触。即使“主义”曾被军阀和政客利用作为利己的口号，这也不是“主义”本身的过失。相反地，这种现象更强调了仔细研究各种主义和严格执行这些主义的必要。李大钊当时已部分接受了马克思唯物论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故更进一步地辩论，在一个毫无组织而暮气沉沉的国家里，若是没有经济制度上的彻底改变，问题是不可能个别地解决的。3
在胡的答辩里，他坚持，我们可以研究主义，可以选择地把“主义”用作工具和假设，却不可把“主义”当作教条和铁律，我们应该用进化的观点以及用“历史的态度”来研究各种主义。4
后来在11月1日，胡适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把他对新思潮的观点，做一概述，他的结论如下：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甚么呢？是再造文明。5
在文章的末尾，胡适坚持，文明不是笼统地全盘造出来的，而是一点一滴地造成；所谓“解放与改造”，也只是指一点一滴地把某种制度、某种思想或某人解放了或改造了；文明再造的第一步应该是个别问题的研究，而文明再造的进展则取决于个别问题的解决。我们还要注意，胡适把章炳麟先前建议的“整理国故”一词在此重新定义，后来其用法与早期反传统的新思潮时不太相同，我们将于第十三章详细讨论。
以上胡适对新思潮运动的观点，在理论上得自杜威1919年冬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支持和印证。杜威在这16次演讲中，根据他的基本理论——知识即是行动的一种形式——批评及否定极端的唯心论及极端的唯物论，他说，社会的进化是基于历史的进程，用来解决问题的理论则起源于事件。因此，研究者应该注重事件和实证，应该保持一种实验的态度，还应该把所有的原则当作假设。换句话说，新兴的社会政治哲学应偏重于实验，偏重于个别事件的研究以及社会的“不断改进”。6
胡适的文章及杜威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是针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难题，同时针对在理论和实际改革上的正确态度。他们的要点在于警告大家，问题是不可能用任何无所不包的理论一下子全部解决的，并且我们不可把“主义”当作万灵药，只应把它们当作解决某些时期的某些问题的假设和工具。由于随后数年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政治行动上所发展的教条主义，这个警告是具有相当分量和远见的。
然而在早期阶段，对左派分子及大部分其他新式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并不显著。事实上，当时很少有支持社会主义及其他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武断地全面接受他们的主义。李大钊在1919年8月承认，“主义”只是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工具。7陈独秀，即使在1920年9月也还认为“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的实际运动”。8直到当年12月1日，陈才宣称，正如行船必须定方向，社会改造必须受“主义”的指导。但是他同时认为，进步和社会改造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而要靠“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革除和不断的努力才能创造出来。9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胡适的观点是非常相近的，而且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认为不应该谈论空泛的主义。甚至在1921年的夏天，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上，一位共产党作家还写道：“一切社会主义都只是暂时的真实；它们不能被当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10
因为至少在表面上，这些左派领袖的观点与自由主义者相差不远，所以他们就此中止了这场辩论。但在事实上，在这段时期不少青年非常容易地染上了“主义”的流行病，虽然有些人只一知半解，却变成某种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热烈地讨论主义与理想，但却不曾仔细地进行研究。一般来说，他们的概念都是粗浅而混乱的。这种缺点不但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很明显，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亦是如此。他们那时实在应该得到告诫，不应忽视实际的问题，只顾抽象的理论，并且应当把理论详细研究，不应该只当作口号。
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多研究些问题”这个建议既一针见血，又是应时之需，但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其他主义的信仰者做得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中国必须正视的最严重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像其他人一样，都不曾仔细研究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也不曾提供任何假设或最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也很难辨明他们与其他理论的提倡者到底在争论什么。当然，杜威一派的学者关注教育问题，他们为此提供了解决的方案；然而，当时大多数的青年仍然不认为，仅仅通过教育的途径就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0年，即自由主义倡导“多研究些问题”之后不久，极少有自由主义者加入社会调查工作或劳工运动，而那时有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已经开始走进工人和农民群体，以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①1922年以后，不少自由主义者转向专攻艰深的学术领域，如考据等。直到数年以后，一些自由主义领袖才真正尝试研究中国刻不容缓的问题。在运动早期，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的贡献不应仅限于吹毛求疵的批评。
此外，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本身当然也是“主义”，而且在中国同时介绍和竞起如此之多互相矛盾且含混不清的主义，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如果实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把自己卷入旋涡，跟其他主义的提倡者做详尽具体的理论上的争辩，他们也就不可能争取到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赞同。事实上双方都在避免这种详尽具体的争辩。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把对方的理论做彻底的细致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验主义者似乎只是在对其他人说：“你们应当放弃所有的主义，而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我们不应当把主义奉为教条。”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当一场浩瀚的思想运动正在酝酿，而主义还只被许多人当作口号标语的时候，这样的辩论方式的说服力显然是极其微弱的，更不必谈发展了。事实上，这也是“全无主义的主义”（doctrine of no doctrine at all）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的一个例子。11
虽然这次辩论没有改变当时思想大势的趋势，它至少使头脑开明的，甚至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加认清他们应该避免空喊口号。以实验调查为重心的《少年世界》的发行可作为这种影响的证明。1919年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长沙组织了“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建议研究140多种有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劳工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如何联合民众，社会主义能否实行，以及孔教问题。他们较为接受“研究问题应该和研究主义密切关联”的观点，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建议贯彻推行下去。12同时，“少谈些主义”的警告，虽不是完全无效，但对于自由主义者与其他主义的信徒之间的争论，实是不够充分，不足以产生任何实际结果。
社会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对峙
自由主义者与左派分子在态度上还有一种基本的分歧，即他们对政治活动与文化改革，两者孰轻孰重有不同的观点。大致上说，自由主义者避谈实际政治，比较注重教育和文化改革，而左派分子（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则赞成直接的政治运动。
上面我们已经提过，自1917年新式知识分子领袖开始联合之后，他们有些已经不愿涉及政治，或避谈政治；即便陈独秀亦如此，他因对军阀和旧官僚制度异常失望，所以认为当时救中国的希望不在于政治运动，而是在于全国的文化革新。但是1918年以后，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使他越来越关注政治。他与其他《新青年》的作者，如李大钊、高一涵及张慰慈（后二者为政治学学者），都发现很难完全避免触及政治问题。虽有该杂志社其他成员的反对，陈仍坚持写作与政治相关的文章，并且常鼓励高一涵及张慰慈也这样做。13同时，该杂志和类似出版物的许多年轻读者都认为，这些杂志应以积极的态度多检讨些政治问题。陈的观点是，政治是可谈的，但他对政治所下的定义却比所谓行政细节或政客活动等要广得多。他用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想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14他的许多朋友也持相同的态度。于是，广义的政治问题便成为他们重要的话题之一。
另一方面，主张避免卷入当时政治旋涡的人也不在少数。陈独秀认为主张不谈政治的人，可以归为三派：（一）学界，即某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代表者如胡适、张东荪；（二）商界，即商人集团，典型的代表是“上海总商会”和新近成立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三）无政府党人。陈认为，最后这一群体积极地在原则上反对一切政府组织，以达成他们的目标，而其他两个群体则只是现实政治问题相对的、暂时的逃避者。15这三个群体的划分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如张东荪，或某些商人集团，如马路联合会，并不完全避开现实政治。不过许多人不愿采取政治行动，尤其是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倒是事实。连有些专门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也有避免涉入现实政治的倾向。
自由主义者对现实政治的厌恶是基于两个原因：一则由于他们对军阀和官僚政府的悲观态度，二则由于他们假定只有通过由教育导致的社会文化变革才能达到政治改革的目标。正如胡适后来所说的，虽然他自己本来对政治很有兴趣，可是因为1917年夏他由美回国时，在路上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就把他的信念打消了，于是他在20年间，裹足不参加政治。他认为，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复辟运动自然会产生，如要消除复辟，必须先改变环境。所以他开始加入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改革运动，以为政治改革打些基础。16杜威更系统化地解释了同一观点。他指出，因为“民主本是一些信仰，本是对生活的一种观点，本是一些思想的习惯，民主并不只是政府的形式，所以实行民主需要有‘普遍的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朝普遍教育迈进的第一步是将口语白话作为书写的工具。17杜威又谈到“辛亥革命的相对失败”，他在1919年年底断定其失败的原因是“政治改变过分超越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准备；政治革命是形式上的、外在的；在有名无实的政体革命兑现以前，一定要先有一次思想革命”。因此，建设中国应靠“普及民主教育，提高生活水准，促进工业及消除贫穷”。18另一次杜威在分析中国的西化运动史之后，他做出结论：“要是没有基于思想变革的社会改革，中国是改变不了的。政治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只触及社会活动的架构，没有影响到真正控制社会生活的概念。”19中国人的另一要务则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20
自由主义者秉持这些观点，更进一步断定，当时的学生运动和改革潮流都不是政治运动。杜威认为，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在外表上看来虽然非常具有政治性，但并不是政治运动。这是一种新觉悟的表现，是男女青年在受教育启发后的一种思想上的觉醒，以为必须要有新的信仰和新的思维方法。不管这个运动的外在形式怎样改变或崩溃了，此一运动已稳固不移”。21因为杜威认为新文化运动已“正确而又切实际地”与“学生反叛运动联结在一起”，所以从这方面说，他对学生活动的观点，也可作为他对五四运动的观点。此外，他不仅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政治运动，而且还断定“在内部深处，它是反对所有政客，反对所有将来想要直接通过政治以达到社会改革的一种抗议”。22虽然他承认学生运动有政治的外衣，但他相信它的重点仍在政治范围以外。他认为其原因有二：一则中国在传统上就是“对政府的问题漠不关心。学生的反叛只是一次暂时的、表面性的例外”；二则“腐败的官僚和各省督军掌有实权，这种政治昏乱导致的绝望，足以使青年们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23
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强调教育和文化改革，而左派分子则大加强调此运动的政治性。陈独秀1921年的辩论可作为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陈的观点是，学生在“五四”事件中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有组织的行动，并且掀起了一场从开端就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24陈独秀越来越不能忍受军阀政治，于是主张知识分子应该采取各种行动，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一方面，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应促成这一目标。虽然他接受以下的假设：军事、政治、经济活动不应包括在文化范畴之内，文化运动应只针对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宗教、道德、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问题；而在政治事务方面，文化运动只应针对政治科学的问题。他坚持文化运动应该朝着以下三个方向发展：第一，应强调有组织的活动，以建立人民的大众精神；第二，应强调创造的精神，以发展新文化，而不应仅是放弃东方文化，接受西方文化；第三，此运动应影响所有其他运动，即间接影响现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可是不应当反受它们的渗透。25
另一方面，陈独秀建议，新文化运动不是新式知识分子应参加的独一无二的活动，他们也应该参加处理社会问题，如有关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等的社会运动。据陈的观点，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不一定同时为社会运动工作，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也不一定为文化运动工作。因为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实在是两件事。他还认为，即使某文艺家或某科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相当保守，但他仍可以继续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贡献。陈独秀反对以文化运动作为政治社会改革的直接工具，文化运动最后总会影响政治和社会改革。然而它是一项全民族的重大责任和艰难事业，需要长期和不断的努力；它不能，也不应当被期望在短期内完成。26
陈独秀对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分是为了说明，要解决中国急迫的政治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是极必要的。毫无疑问地，他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热心支持者、提倡者。但是随后数年，如果我们遵循他对两种运动的定义，那么他越来越偏向社会运动一边。他企图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法也是采取社会运动的道路。该做法似乎与他为新政治而打下一种新的社会基础的观点相当一致，尽管这与他1915年年初创办《新青年》时的观点或多或少有些出入。当然，狭义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助于打下这个基础。即便如此，依照他的观点，这只是处理事物的间接方法。文化运动并不排斥解决中国问题时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因此，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自由主义者有根本上的分别。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政治党派，就会发现国民党和进步党的领袖已经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察觉出学生运动和新思想运动的政治性，并将这些运动作为政治革命的前提，上文已经提到，孙中山便是其中一人。在紧接着“五四”事件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已感觉到五四运动文化方面之外的政治内涵和潜能。
至于进步党一方，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对此表示了一种温和的态度。1921年年初，他在讨论“五四”事件后一年中运动的发展时，认为虽然把重点转移到文化活动上是有益的，但是忽略了政治却是错误的。一度曾作为政治改革家的梁启超引用中西历史上的例子来印证他的观点：政治上的进步常依赖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达成。他对政治运动下了定义：“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27他指出：“自今以往，中国究能有真政治运动出现否耶？我国民在今日，宜即从事于政治运动耶？抑仍有所待耶？此实目前最切要之问题。”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一个没有言论集会自由、公众大多都智识幼稚的国家里，扶植政治运动会产生下列危机：运动可能会被政客和政党所操纵，作为利己的工具；大多数公众的兴趣不够大，不会普遍参加运动；或即使他们参加了，也多会受到群众感情的冲动，而非受理性了解的主宰。由于这些理由，似乎最好是“从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上筑一基础，而次乃及于政治”。然而，正如他观察到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已是刻不容缓，因为：（一）在公众没有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黑暗政治之下，根本不可能推行改革运动，即便推行文化运动也不可能；（二）中国公众对政治太被动、太麻痹，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来刺激冲动，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变得“由静而动，由止而进”，社会改良也就根本不会有成就；（三）公众没有政治常识和政治兴味，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运动，这是事实，然而反过来说，要是公众没机会参与政治运动，他们的政治常识和兴味也就不会增进；（四）政治运动会增进中国国民协同行动的习惯、自觉心和自治力。
因此，虽然梁启超没有断定政治运动应当是当前中国人的主要国民运动，但是他建议，在此过渡时代，应该“以辅助的意味行政治运动”，以便消除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种种障碍；并且应该“以教育的意味行政治运动”，以便为“将来有效的政治运动”做好准备。28
梁启超的观点似乎是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而国民党领导人则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潜能深感兴趣，因此吸引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入党。
虽然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然而也正因为新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不断提高，才会有这个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不变的定律，每次重要的学生运动，都不同于传统上对政治的冷漠，而是显示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趋势。“五四”事件也属于这一类似的趋势，不但在青年之中，甚至一般公众之中，至少在受学生运动唤醒的城市居民，这是显而易见的。一名西方的观察家在1919年5月这样报道学生运动：“数百万数千万个农民、商人和工匠破天荒第一次谈论国内和国际大事，以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对此发表意见，就是受到近来历次革命的刺激也不曾有这种效果。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所有执事的工人都纷纷在你周围谈这个话题。通常在各茶馆里贴着的‘莫谈国事’的标语已不再时兴了。这些青年斗士（即学生们）的所作所为，真不平凡——大概中国终于真正觉醒了。”29诚然，不利的政治环境固然足以使新青年们对当时的官场仕途望而却步，然而这个绝望的政治泥沼却同时能够、实际上也鼓舞了他们参加有政治革命意义的、直接的政治活动。
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西化
前面两节只涉及改革家们的态度和方式。当时最急切、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文化？本书在后文中会涉及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展的思想论战，那时将讨论这些学术方面和哲学方面的争论。本节只关注于这些严重问题所引起的各种反应，这些反应也在根本上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各种思想行动的分裂。
“民主”（当时也叫作“民治主义”）是“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最常用的口号，但是他们从不曾充分讨论并彻底了解这个名词。在第一批分析这些西方词汇并用白话文发表理论的作者之中，杜威给新式知识分子的印象最为深刻。在1919年冬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杜威把“民主”（民治主义）的因素分为四类：（一）政治的民主：以宪治和立法代表权为主；（二）民权的民主：如言论、出版、信仰、居住等自由；（三）社会的民主：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四）经济（生计）的民主：平均分配财富。30杜威认为这些是我们应该拥护的现代民主主义的本质。
此外，杜威还讨论了如何在中国实施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他提倡一种渐进的计划，以修正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的理想。他追溯西方个人主义的政治史，把它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人民为了个人自由，与国家和集体控制做斗争。这个阶段之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成为一个问题；西方民主制度目前的趋势是用社会立法制度来限制个人自由，以消除不平等的现象。杜威接着建议，中国应该通过下列方法把两个阶段合二为一：（一）既然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可以把中国传统原有的社会集团和政府对个人的“保障的原则”加以民主化；（二）中国可以借着大众教育的方式，为公众达成机会上的平等；（三）为了解决中国的一些特殊问题，可以发展知识的专门化。正如他所说的，西方民主制度对这方面的信任太低了。31这些建议是杜威的尝试，他把自己的理想裁剪一番，以适应中国的实际状况。尽管杜威如此设想，但中国人仍有忽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危险，毕竟他们不曾充分地经历第一阶段，没有充分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斗争过，并且，直到当时，国家政府的权威几乎从来不曾遭遇严重的挑战。然而，杜威的计划却相当适合当时中国人的口味。
然后，杜威分析了当代各种经济理论和制度，他采取的是一种进步的或激烈的自由主义，排斥正统的资本主义及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用下列两种理由来攻击传统的开放性劳工契约理论。第一，传统理论忽略了一项事实：如果劳资双方没有平等的立足点和对等的力量，根本谈不到开放性契约。在劳动力供应大量过剩的情形之下，工人为形势所迫，必会接受不利于己的契约。第二，开放性契约的理论存在另一大错误：此理论认为劳资之间的契约只影响到劳资双方，而事实上，这些契约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杜威认为，他不接受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因为国家操纵的经济制度会扼杀个人的创造精神，正如以前封建制度之下的情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种主义下，国家的经济组织将仍为一小群有能力有经验的特权阶级所操纵。32
杜威接着讨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syndicalism），他认为新制定的苏维埃宪法采纳了这两种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虽然没有奉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宗旨，但对这种他称为“工业的民主主义”的主张，却较少指摘。他据此主义提供两个具体方案，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一）中国政府应该把重要资源收归国有，如公路、矿产、森林、水道等，不应当开放为私有财产；（二）中国应当运用和改良原有的旧式基尔特制度，将它作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即把职业的同业工会转化为政治的机构；有些中国作家，如张东荪等，也曾提倡这种观点。作为长篇演讲的结论，杜威鼓吹这种重建中国经济的最高原则：所有经济企业的首要目的是提高社会的福利，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因此虽然他绝对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他却质疑传统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一，即私人利己的动机自然而然会提高社会福利的观点。33
由于杜威观察了中国当时经济的情况，他更坚决地放弃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据他的判断，因为中国工业落后，劳工问题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还不严重，因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处。34（杜威就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工厂工人为无产阶级一点而论，自然有他的理由；但中国当时土地问题已相当严重，地主、佃农财富不均已受人注意。这点我们已在本书导言里提到，读者还可参看本书的结论，尤其是附录一对“五四”时期各社会势力的分析。）然而，他充分地意识到，由于缺乏劳工保障的法律，中国是剥削者的“天堂”。35他说：“中国事实上还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如果中国不愿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不愿有劳资关系产生的各种罪恶和危险，不愿有劳工低薪的工业、童工、妇女工、资方的压迫和劳方的怠工等，如果中国想从其他国家19世纪的经验中得到教训，中国必须对这些问题先有准备。”36因此，杜威一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认为中国一定要采用某种经济政策，以防患将来的社会革命。杜威在演讲中还把所有社会问题分为三类，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他指出三者之中，经济问题最为重要，因为“经济生活是所有各种社会生活的基础”。37
然而，杜威的中国学生、朋友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并不特别重视他所讨论的严重经济问题。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教育改革、学术研究和重估国学等工作。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通过经济组织与实践，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的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忽略是自由主义的公众影响力日益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他们轰轰烈烈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制度之后。
另一方面，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一段时期内曾受到杜威民主观念，尤其是他经济改革思想的影响，这些人甚至包括某些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杜威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哲学的演讲，连载于《新青年》，首次刊登于1919年9月。陈独秀在同一期里发表了一篇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在这篇文章里，陈基本上同意杜威所分析的民主四大因素，他仅只加了另一因素。他认为仅有代议制和宪政主义还不足以维持政治上的民主，最好加上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他并没有为此下定义，我们推测，他指的可能是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陈独秀也认为社会和经济的民主，比起其他因素，如政治的民主和民权的民主，更为重要。38
对于把这种广义的民主制度在中国付诸实现，陈独秀的态度很乐观。他知道，政治的和民权的民主，在英国和美国发展得比其他国家更彻底。但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达成社会的和经济的民主；他断言也包括苏俄在内。此外，陈独秀根据杜威对美国民主制度发展的分析，发现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扎根在乡村、镇邑和郡县的自治，而不在联邦政府的活动中。39他接着建议：“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40
陈独秀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两种具体的方案以在中国建设民主制度，即“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前者的设想大致根据杜威所描写的美国乡镇自治制度；后者实际上就是把杜威利用传统中国同业公会（基尔特）制度的建议，加以具体化和补充。此外有趣的是，陈独秀还指出，他主张的社会经济的民主基础——即“同业联合”——异于中国旧式的“各业公所”和中古世纪欧洲的“同业协会”（基尔特）组织，因为这两种组织都是由雇主（“店东”）方面组成的；也不同于当前西方的工会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只有工人才能成为会员。陈独秀所主张的“同业联合”是雇主和工人双方以平等地位共同组成的。他说：“此时中国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41因此，他提倡的地方单位自治和同业联合组织的方案，与“五四”事件以后在上海发展的马路联合会非常类似；在那段时期，陈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发生没有必然性，他的观念显然受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
虽然那些即使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同意杜威对民主主义的某些诠释，但他们自身仍有明显的偏颇：例如对经济问题的特别注重，对民主制度程序的忽略，及对当时政治情况的过分单纯观点。仔细研究那些年的作品，包括李大钊的在内，就会发现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极少有真正的了解。在这一方面，陈独秀比起同一旗帜下的其他知识分子也许理解得多些；不过1919年6月，当他在原则上批判立宪主义政治和政党政治时，他认为这二者“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并简简单单地下结论道：“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42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世界凄凉不景气的经济情况，不但使左派分子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大失信心，同时也使一些自由主义领袖，如陶孟和等，也怀疑西方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代议制政府，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已无法解决中国和西方各种现存的政治和经济问题。43此外，当时中国的腐败政府及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政策，完全遮盖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理论上的优点。直到陈独秀1942年去世的前几年，他才认识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应该采用一些西方民主政治的方式和经验，例如议会制政府、司法独立、保障各种民权的法律程序，这些民权包括思想、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工人罢工的权利，对反对党的保障，以及自由的选举，等等。44
正当这种低估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成就的潮流澎湃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偏重于讨论经济制度，而这种讨论即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观念为重心。1920年，罗素到中国访问演讲，使这种讨论更为热烈；这时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影响略显增强，资本主义成为严肃的探讨对象。
1920年秋到1921年秋，罗素接受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等邀请，到中国访问。前文已经提过，该政党由开创时期就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同时，它的党员构成很复杂，其中官僚的和保守的党员往往与军阀勾结；而党内知识分子领袖及他们创办的报纸，由1918年就开始同情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样的立场使进步党与安福俱乐部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同时，也因进步党与安福集团的关系恶化而使该立场更加坚定。党员们的政治观点也南辕北辙，他们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有的相信资本主义，也有的相信共和立宪主义或君主立宪主义。这些知识分子领袖之所以邀请罗素来演讲，多少希望能借此巩固他们观念上的立场。
当时中国的左派分子与自由主义者也欢迎罗素，因为他赞同一些社会主义的立场，尤其是他在来到中国之前，于1920年5月访问了苏俄。实际上，在关心政治的中国青年之中，他比杜威拥有更大的读者群。1920年以前，他的著作已有不少被译成中文，包括：《社会改造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Roads to Freedom：Socialism，Anarchism，and Syndicalism）、《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ls）、《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1920年年底，科尔（G. D. H. Cole）的《工业自治》（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与哈利（J. H. Harley）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也被译成中文引入国内。在当时，小型的地方民主制度与基尔特工会自治的理想受到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的欢迎。1920年10月和11月，《新青年》刊登了不少罗素的作品及讨论罗素思想的文章。罗素根据先前访问苏俄的经验，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45当时陈独秀已经信仰共产主义，但在罗素的观点还没受到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及保守派的曲解和利用以前，陈及其他左派人士对罗素并不抱抨击的态度。从罗素演说中衍生出一些问题，即中国是否接受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向西方文明学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