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极度的贫穷。他认为，发展工业和教育是中国的最紧急要务。他强调，为了完成这些发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秩序井然、励精图治的政府，尽管这与他主张的削弱政府的哲学观点相抵触。在这方面，他建议中国应该鼓励建立议会制政府，该政府需要得到中国立宪主义者的维护，有爱国的及具有世界眼光的民众的支持与参加，这些民众不但要有公益精神，他们还应该有力量制止军人滥用权力并阻止外国的侵略与控制。当罗素的访华行程即将结束时，他将自己的观点做了清晰的总结和剖析。46但在他访华期间，他的观点并不曾普遍流行并被彻底讨论。
至于经济方面，罗素倡导的制度多少需要澄清，否则，与苏俄的经济制度就很难划清界限了。他认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但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如果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即列宁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有很大的收获。47罗素与杜威的观点一致，认为当时在中国是否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最急切的问题。他提出，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反而不适合落后国家，这包括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他在与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谈话中曾说，若要发展工业，有三种可行的方式：由资本家控制的发展、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或由工人控制的发展。罗素认为，中国工人当时的组织和教育都不充分，所以不能管理经济；又因为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马上实现政治的民主，所以在三者之中，国家控制为最上策，其次为中国本国的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他说：“中国最悲惨的命运是让它的经济操纵于外国资本家之手。”48在根据他的口头演讲整理而成的中译本与他的“道别中国演讲”里，罗素谈到，苏俄式的共产主义不会盛行于西欧，它也不是为世界谋和平的理想制度；但由于中国当前的急务是高速增产，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可把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做大刀阔斧的剪裁后善加运用。②因此，他劝说中国短期内可试用国家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有序高效的政府，避免过分的官僚式独裁，也避免偏重经济因素而忽略了伦理因素，同时寻求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长远发展。50
罗素关于政府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议，受到他对推广中国教育问题的观点的修正和限制。他坚信，教育应该提高公众的政治意识。中国教育，一如中国工业，应该不受到外国的操纵，因为外国的操纵已经使中国学生对西方文明抱着卑躬屈膝的态度；中国的建设也不应该完全依赖留学生，因为他们的身心留有留学国家的烙印。罗素提议：“新中国应该为自己设立目标，要保存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文雅与礼节、坦诚与谦和，加上西方的科学知识，应用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51罗素相信，除非中国保存其爱好和平的生活哲学，而拒绝学习西方对人对事的侵略态度，否则中国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业化，不一定会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52
罗素这种关于教育目的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东西文明的鸟瞰。罗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决然反对西方好战的侵略态度。相反地，他在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尤其是乡野村民，过着宁静、和平、仁爱、容忍的生活。此外，在罗素眼中，中国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大多也宣扬类似的理想生活。他特别推崇老庄的道家思想，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见《道德经》第十章——译者）的观念，刚好与罗素自己“提倡创造性的冲动，消灭占有性的冲动”的想法非常相近。罗素批评西方人：“说到中国人和西方人道德方面的不同，我们不如中国人，因为我们的精力比较充盛，以致每时每刻所犯的罪恶也更多。”53在这方面，罗素异于杜威，也异于“五四”初期大多数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都提倡西方的思想，反对中国传统的伦理和哲学，罗素却主张西方人能教导中国人的并非道德和有关政府的伦理准则，而只是科学和技术。更准确地说，只有科学方法。反过来说，西方人倒应该向中国人学习“生活目标的正确观念”。54
当时杜威的追随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都攻击儒家和中国的旧传统，基督教青年会（Y. M. C. A）亦是如此，只是攻击得不那么激烈，而马克思主义者还开始攻击帝国主义。虽然罗素与这些派别同样或更激烈地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但他却偏好传统的中国生活哲学，尤其是道家爱好自然的思想，试图以此打击以上所有西方思想派别。他曾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问题是：如何获得西方的知识，但避免西方机械主义的观点。”55罗素所谓“机械主义的观点”，即“一种把人类当作是原料的习惯，只要我们心中生了某种奇想，就用我们的科学方法把人类操纵铸造成我们这种奇想中的形状”，这种习惯“在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与基督教青年会中都一样盛行，这种习惯造成这些派别与中国观点的基本区别，而我个人认为这种习惯罪大恶极”。56
罗素也知道，单靠他所说的中国民族性的和中国文明的美德，不足以建立他所提议的效率政府和经济制度。他也意识到，因为受到西方与日本侵略态度的逼迫，中国只好转向武力道路，而放弃传统的儒家、道家强调顺从的农业与家族式的伦理，以求发展公益精神，或发展爱国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后来罗素回忆他的中国之行时说：“我爱中国人，但是显而易见地，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57
在罗素发表他的观点之际，社会主义正是大家讨论的对象。因为被歪曲和误解，同时也因为当时中国新思想潮流的高涨，所以罗素的观点激起了几场争论。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方面，罗素反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广泛措施；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原来希望全盘采用苏俄的政策，他的反对使他们的想法打了折扣。另一方面，罗素强调增产的必要，他的观点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党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大致上都对资本主义抱有怀疑的态度。58然而，因为当时生产效率的问题成为注目的焦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知道中国的工厂工人数量太少，势力薄弱，不可能肩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责任。他们之中，如张东荪等甚至认为，在中国没有真的工人阶级，只有兵士和土匪。在他们看来，民众最需要的是工作和生计，这个需求远远超过对自由或对任何其他事物的需要。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不公平，但是若考虑要供给民众工作和生计，资本主义是最有效的办法。因此，他们建议在目前阶段，可以试用地方性的资本主义和合作社制度。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完成，工人阶级势力强大的时候，就该放弃资本主义，采用社会主义。当前急务是摆脱国际资本家的控制，而不是推翻本国的资本家。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和19世纪90年代末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彼德·斯特鲁耶夫（Peter Struev）与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rwsky）的论点很相似。1921年年初，进步党的杂志《改造》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以上的观点。59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立刻引起了上海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党员的批评，并且在《新青年》和其他国民党刊物中针对他们出现了以“社会主义”为题的争辩。60左派分子坚持，如果中国不成立一个工人阶级主持的强大政府，中国就没有力量阻止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因此虽然中国的工人阶级仍在幼儿阶段，大家更应该扶助这一阶级的成长。国民党的领袖则当然相信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取代北京政权。
虽然左派分子批评《改造》杂志的这批作家有“反社会主义”和“倾向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争论的主题却并不清晰明确。这批作家之间思想色彩的差别也相当大，他们大部分从不曾以拥护资本主义为最后目标，即使他们声明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接纳无政府主义，但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曾否定过社会主义的理想。61这批作家之中有人提出，生产手段国有化不一定比私人企业更合理易行，一个不受监督的政府有极大的危险性，而社会主义式的转变会导致社会的混乱。62然而，这些怀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注意。虽然保守派人士趁机采用这些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调，但是普通读者不曾把这些观点视作这次争论的重心。有人提出，杜威与罗素在上海的时候，不少进步党党员、商人、工业家和买办，都参加了迎宾宴会，并且还尝试拉拢这两位哲学家站在他们一边，该说法似乎有些可信。63最终，罗素的观点跟一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观点都受到歪曲和利用，反而被作为支持与北京政府合作的政策的基础，也支持商人和工业家的利益，支持保存“国粹”的主张。
罗素对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使主张保存“国粹”的人更振振有词了。罗素提倡工业化，但要保存中国人顺从、爱好和平的天性，并要保存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伦理观念。要实现他的想法，若非绝对不可能，是否实行起来太困难？道家“弃智”“回归自然”的思想是否适应现代科学里无尽求知欲和征服自然的尝试？罗素的观点，实际上与19世纪末中国士大夫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相似之处，而“五四”时期大多数新式知识分子与杜威都不赞成这种观点。杜威认为，日本已经采用了“这种西方文明中物质至上和技术本位的特性”，但结果却是罪孽深重，因为日本保存了传统的军事主义精神。64对这种说法，罗素自然可以答辩，如果日本可以学到科技，同时保存了传统的观念，那中国为什么不能也学到科技，同时保存和平、顺从的伦理观念，而得到反于日本的良好结果？
然而，中国保守派和传统主义者却把罗素对文明的见解用在其他方面。他们强调，甚至闻名世界的西方思想家也承认以精神为本的东方文明的优越性，而科学并不如大家所说的那般重要。这些论点将在后面涉及科学、形而上学和文化论战的章节中，进行更充分讨论。除了保守派和传统主义者做此歪曲和利用以外，罗素的有些见解与当时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心境，显然并不协调，尤其与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格格不入，1920年至1921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发动严厉的攻击。
1954年，罗素在寄给我的一封信中，他仍旧坚持30多年前对中国的态度，但他指出，中国保守分子利用他的意见作为他们理论的根据，试图阻止当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这远非他的原意，他在信中说：
你告诉我在中国他们如何诠释我的观点，令我极感兴趣。我知道我的观点可能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但这绝非我原有的意图。我在北京发表的告别演说及我的书《中国问题》中，讲过中国应该采用那些方策。我了解中国已经决定要尽速工业化。世界上所有工业落后地区也正在进行工业化。不久以后，我们将有大量过剩的工业产品，但将严重缺乏食物。这两个困难问题会由一场大战来解决，在战争里用工业的产品来减少饥饿待哺的人口。不管是30年以前，或是现在，我都不认为这是一条通向太平盛世之路。③
“五四”事件随后两年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制度及文明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他们受杜威和罗素的影响至巨。最初造成的情况相当混乱，因为没有哪一个集团完全同意任何其他集团的观点。但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分野，逐渐地主宰了运动的分裂。而在受到现实政治局势的冲击后，分裂更加速了。
参与政治
1920年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冲突的日渐加剧，知识分子的行动也随之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北洋政府的态度不同，他们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或者说革命的期望不同。当自由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唇焦舌敝地劝说军阀进行适度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受到苏俄影响的左派分子、民族主义者则加快扩展他们的组织。
“五四”事件以后的几年中，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和研究系中的一些人，在少数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下，曾经数度试图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均未获成功。在军阀统治之下，自由主义者总是忍不住要谈政治。早在1919年9月，也就在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在《每周评论》上开展论战不久，该周刊就被北洋政府封禁。胡李二人只好在一家由留学欧美归国的学人创办的《太平洋》月刊上继续论争。65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孟和、高一涵、王徵（美国新银行团秘书）、张慰慈等一众自由主义者，与刚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一起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起首谈道：
我们原本是不愿谈实际政治的，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能妨碍我们。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在这九年的假共和的统治下，我们饱尝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不论政局怎样的变动，执政党怎样的变换，这痛苦丝毫未变。政治逼得我们到了这种境地，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的觉悟，认定政治如果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点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66
他们在宣言中要求停止政治迫害，要求废弃1912年生效的管制新闻、出版的法律与条例以及1914年生效的紧急状态法令。④他们要求的是积极的自由。他们首先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通信秘密；其次是人身自由；第三，他们要求有公正的组织监督选举。
必须注意，自由主义者及其同盟者在宣言中特别强调两件事：一是中国存在着实行残暴统治的军阀；二是公众只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才可能获得自己的自由。然而，军阀政府却对他们的宣言置若罔闻，于此，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又马上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他们既没有明确的方案，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
上述宣言发表之时，正值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以及他的安福系被推翻，取代他们的是另外两个代表英美利益的军阀：曹锟和吴佩孚。⑤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黑暗。1922年5月13日，曾经发表上述宣言的人与其他著名的知识界领袖联名发表了另一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该宣言由梁漱溟和李大钊发起，胡适起草。⑥其中心意思是要建立一个“好人政府”，这是由胡适提出的，而他则可能受到了“美国好政府协会”（American Good Government Association）思想的启发。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个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67
之后，他们阐述了“好政府”的含义：从负面看，要有合适的机构监督政府官吏；从正面看，政府应当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应当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因而，他们要求有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实行计划政治的政府。他们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号召“好人”出来奋斗，组织起向恶势力决战的舆论。他们提出的其他改革包括：（一）应该召开新的和平会议解决南北双方的冲突；（二）实现裁兵；（三）裁汰官员；（四）改革选举制度。
事实证明，这个宣言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北洋军阀仍然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次年，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案，曹锟以每票5000元的价钱收买了北京国会几乎所有的选票，当上了总统。这500多名参与贿选的国会议员，后来就被称作“猪仔议员”。68
知识分子的这些改革建议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既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也得不到社会团体的支持，而且提出这些改革计划的人中，大多数人也不愿意采取过分反对军阀的实际政治行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后来曾一度加入北洋政府，但是很快就被排挤出来。⑦确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脱离了人民大众，甚至也脱离了大多数思想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而且，尽管从表面上看，“好人政府”的主张是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提出的，但是并非所有的联署人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相当保守，温和到连和平的政治改革都不愿意实行；而在另一端，李大钊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本人的立场也并不明确。当时有一群学生写信给他，提出问题：面对着听不进一句忠告的军阀政府，不搞革命又如何建立“好人政府”？胡适含含糊糊地答复道，他们将采取革命与改革两种办法。70然而，实际上，“好人政府”运动中的许多知识界领袖都基于现实的考虑，而对北洋政府持容忍的态度。而在文学革命问题上反对胡适主张的保守主义者，则对他的这种冷静态度，大为赞赏，称他“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71而在文学革命问题上支持胡适的朋友，则对他放弃以前的文学革命的事业，表示遗憾。72胡适解释，他之所以又重新谈政治，那是因为现在“孔丘、朱熹的奴隶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73胡适既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号召推翻北洋政府的人，因此他的改革主张自然得不到左派分子和国民党人的支持。1923年春以后，当北洋政府对自由主义者的建议完全不屑一顾，并且着意压迫他们时，后者只好放弃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在“五四”时期的第一阶段中，自由主义的潮流曾经汹涌澎湃过，但过此以往，它就逐渐变得没有那么活跃了。⑧
另一方面，从1920年起，苏俄则开始与中国的左派分子、国民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新知识界领袖接触。如前所述，“五四”事件之后的几个月中，社会主义引起了新知识界前所未有的兴趣。受其时十分流行的抗议与造反精神的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开始组织起来，集体研究社会主义。1919年秋，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风行一时，甚至部分安福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其他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也组织了类似的团体。1919年12月，“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北大成立，其成员中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的100多名教员与学生。其他大城市也成立了同样的研究小组。严格地说，这些知识分子并非都信仰社会主义，但是要比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江亢虎的追随者（他们大多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更加热烈，也更加活跃。当然，也还有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他们既没有加入这类研究团体，也没有加入江亢虎的社会党。到1919年年底，研究的社会主义可谓五花八门；“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也发生了分化，成立了各式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组织。⑨
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热潮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年年初，该组织执行委员会所属的远东秘书处派遣一位名为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的俄国人，带着他的妻子、一名俄国秘书、一位中国翻译杨明斋，到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中推动共产主义运动。⑩他们到北京之初，一时找不着接触中国人的门路。一段时间以后，通过苏俄代表尤林（M. I. Yurin，他当时在北京和派克斯［A. K. Paikes］一起为《加拉罕宣言》的谈判做准备）的介绍，维经斯基认识了北大俄文系教授俄国人鲍立维（Sergei A. Polevoy），他当时已经开始同情苏维埃政府。通过他，维经斯基和李大钊以及其他一些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李大钊随后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去会见陈独秀，陈独秀自1919年秋天从北京的监狱出狱之后就一直待在上海，住在法租界，继续出版《新青年》。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这种影响，以及青年中的社会主义团体分化的加速，在李大钊的鼓励下，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一部分成员与北京大学的其他学生一起，于1920年3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大约在同一时期，“俄罗斯研究会”也组织起来了。
应当强调的是，1919年夏天以后，也就是在上海的租界当局在租界内镇压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以及学生运动之后，上海的民族主义者愈发“左倾”，而那里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也越来越活跃。那里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方面的宣传，也比北京以及其他城市反应更为热烈。当在北京已经有很高声望的陈独秀到上海后，他身边很快就聚集了许多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能干而又活跃的知识分子。78除了袁振英（镇瀛）、金家风、遗恨等无政府主义者以外，还有以张东荪（他当时主编进步党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为代表的研究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及许多孙中山的追随者。如前面所指出的，19、20世纪之交，国民党的领导人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从中国驻英公使馆被释放之后，1896年到1898年之间在伦敦就可能接触了欧洲的、可能还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者。1906年，孙又把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列宁也在一定程度上欢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国民党则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几天就首先在中国传播这一消息。1918年5月，在与南方的军阀政客合作受挫以后，孙离开了广州，而到上海建立他的总部，研究其革命哲学，撰写《建国大纲》，同时又计划着重新夺回广州，以作为他的革命基地。同年，他开始与列宁保持联系，而后者也派代表到上海与他面谈。“五四”事件之前，或者说至少在1918年之前，孙中山对于新思潮，尤其是新文学运动，并不热心。对于白话文将取代文言文的说法，他不以为然，觉得文言文比白话文要更加精练、更加典雅。但是他得悉“五四”事件的消息之后，他马上就对学生运动给予积极的支持，觉得这是思想转折的一个契机，认为这一运动的成就将会为完成中国革命打下基础，并将加强他反对北洋政府的力量。
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作为著名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支持“五四”学生运动，这对知识界的分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把青年吸引到革命阵营。列宁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西方国家对他要求的为重建国家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的呼吁无动于衷，却承认每一届北洋政府，又使他十分失望，因此他的思想就渐趋“左倾”。此前，由叶楚伧、邵力子主持的国民党的机关报，即上海的《民国日报》就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陈望道是邵力子编辑《民国日报》的助手。同邵一样，陈当时是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并第一次用中文完整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由该研究会出版。1919年6月，国民党在上海出版了由沈定一、戴季陶编辑的《星期评论》。8月，孙派又在上海创立《建设》月刊，该刊由戴季陶主编，由朱执信担任发行人。戴又请留日归国的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当他的助手（10月，孙改组并强化了他的政党，并且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杂志除了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外，还刊登了大量的有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多数追随者从未曾整个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国民党的一些著名人士，如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沈定一、廖仲恺等，确实是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并且声明，中国的古圣先贤早已提出过类似的主张。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大多数国民党理论家设想出了种种预防阶级斗争的办法。总体而言，他们在理论上达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水平。82他们从社会主义这一角度出发，重建并阐释中国历史，招来了自由主义者的一些温和的批评，并引起了一场学术争议。
而且，孙的政党当时在知识界提倡一种精英革命理论。1919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寰球中国学生会所发表的演讲中，就明确反驳了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在实行教育改革、工业化、地方自治的思想。在他看来，现存的腐败政府是不会允许人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建设新中国的第一步应当是以政治革命扫荡旧官僚、军阀与政客，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重建国家的工作才可能有成效。84此外，他还认为，只有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才可能拯救中国。如他所说，一个革命党人会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革命。他的这一思想，颇遭一些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生的怀疑，但却很能吸引思想活跃的青年。85就在“五四”事件以后不久，孙在回信给上海、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生时，就勉励他们投身于革命。他说：“我热切地期望你们团结起自己所有的同志参加斗争，以达摧毁旧势力之最后目标。”86据说，当时其他许多城市的学生代表也与在上海的孙中山保持着密切联系。87结果，从1919年年底起，一大批曾经参与“五四”事件的青年被吸收进国民党。罗家伦回忆道：“然而当时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政治影响，就是受过‘五四’潮流震荡的人，青年以及中年，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总理对于这个趋势，感觉是最敏锐，而把握得最快的人。他对于参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和最大的热情去吸收的。他在上海见北京学生代表，每次总谈到三四点钟，而且愈谈愈有精神，这是我亲见亲历的事实。所以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前后，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最多，造成国民革命的一个新局势。”88
当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青年中积极活动时，陈独秀也正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扩大他自己的政治影响。很快，他和李大钊就与国民党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当维经斯基到上海时，陈就把他介绍给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邵力子、张东荪等人。经过数次会议（这些会议通常都是在戴季陶家中秘密举行的）之后，他们一致同意要将支持《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的群体以及其他团体联合起来，建立新的革命联合阵线，组织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或者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过，当党章草案提交讨论时，一些成员不能接受其中一些有关阶级的思想。张东荪认为自己必须退出这一组织。这应当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确切日期，尽管后来中共正式把它的成立日期定为1921年7月。发起成员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邵力子、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俞秀松以及阮啸仙等。他们通过了党章，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中央机构。陈独秀当选为该机构的书记。尽管戴季陶、邵力子很快退出了该党，但是显然，1920年时的陈独秀，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已与许多国民党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年轻领袖结成联盟，自此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政治冒险事业中。1920年5月之后不久，在杨明斋的主持之下，中共在上海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又举办了“外国语学社”。8月，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15日，该党出版了《劳动界》周刊；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时，又出版了其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1日到5日（据张国焘的回忆，会议一直持续到9日或10日）中共“一大”之前，在维经斯基一行人的帮助下，中共已经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成立了六个支部。1921年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经过左右两派的一系列争论之后，在法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少年中国共产党”。
这一新的政治发展，使一切统一新知识界的努力都难以为继。1920年至1921年，许多有了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不同的立场，这就引起了他们以前曾经一起合作的组织的分裂。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新青年社，虽然《新青年》月刊并非中共的机关刊物，但却受到了中共的影响。1920年5月号的《新青年》是劳动节专号。该刊上刊载的左派分子的文章越来越多，而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则越来越少。9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新的新青年社负责该刊的编印事宜。到了冬天，孙中山应自封为“革命军阀”的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担任政治领导人。根据孙或其亲信人物的推荐，陈独秀被任命为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2月16日，他离开上海前往广东，并将《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
此时，《新青年》阵营中的左翼，尤其是陈独秀以及他在上海的助手们抱怨该阵营中的自由派，如胡适、陶孟和等变得过于保守，太接近研究系。89如李大钊所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90而自由主义者则觉得《新青年》的政治色彩太浓，说它“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纽约共产党出版的每周一次的画报，《新青年》常转载其中的文章）的汉译本”。91所以，胡适提议，要么另外创办一个以哲学文学为主题的杂志，而《新青年》则继续谈它的政治；要么发表宣言，重申不谈政治的办刊主张，并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92陈独秀不同意胡适的办法。经过与北京同仁的反复协商，并取得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王星拱等人的同意之后，胡适要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并使它保持原来的风格，也就是使它继续成为一个哲学文学期刊。为了避免分裂，李大钊同意了这一建议。93但就在此时，也就是1921年1月末，《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封禁；于是，陈独秀将其移到广州出版，并变成了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一年多后，1922年5月7日，胡适、高一涵、陶孟和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努力周刊》。由此，这些新知识界的领袖长达四年的联盟宣告结束。1922年9月，陈独秀终于在上海创办了一个纯粹的政论刊物《向导周刊》。
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的知识分子团体也以大体相似的方式分裂了。新潮社在1919年11月开始扩展其活动范围，1920年8月15日又实行改组。数月之后，由于其大多数领导人或者去美国留学，或者去英国留学，《新潮》杂志就停刊了。该社50名成员中，大多数人此后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学者、作家、教育家，而另有少数几位成员后来加入了国民党。1920年年底到1921年，该团体逐渐萎缩，以至于销声匿迹。94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也从1920年起分为左右两翼。一些右翼分子后来加入了国民党，比如肖子升后来成为李石曾、易培基的追随者，并且成为国民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一些左翼分子则坚持“意义深远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纲领”。95
当时最为著名的社会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也发生了分裂。该学会主要是从一些归国的留日、留法学生以及学生、作家、教师、新闻记者之中吸收成员。尽管该学会的成员数量没有超过108人，但却包括了许多能干而又活跃的中国青年。96起初，学会禁止所有成员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在“五四”事件之后的氛围之下，这显然不切实际。从1920年起，该组织的成员就积极参与各式各样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因此，学会内部就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学会成员是否应当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对政治、宗教事务应当持怎样的态度？1921年，学会召开代表会议，专门讨论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如代表们所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当采取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然而，其本质在于他们是否应当“把学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据我们所知，到此时为止，该学会的一些成员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另外一些人则反对任何“左”的倾向。会议就这一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议。1922年7月，学会是否应当采取一种主义、会员是否应当参与政治的问题，在学会的另一次会议上又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激烈争论，结果依然一无所获。随后，《少年中国》月刊在9月间出版了一个专号，专门讨论上述问题。1923年10月4日，该会又在苏州召开了一次会议。面对着由北京发生的臭名昭著的贿选案所引发的全国性政治危机，面对着列强插手中国内战的情况，会议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学会的目标是：“联合青年，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推进公民自决，反对军阀统治”；“提倡国民教育，反对教会教育”；“倡导经济重建是改进国民德性的重要途径的观念”。这些主张，融合了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提出来的共产主义纲领，是已经严重分化的成员之间经过激烈的争论、劝说、妥协之后宣布的。然而，妥协终究没能持续多久。在上海、南京、巴黎等地举行的其他一系列非正式的讨论会上，都找不出大家可以真正接受的行动方针。因此，学会趋于停顿，而会员们也分道扬镳。左翼成员如李大钊、恽代英、周佛海、邓中夏、毛泽东、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赵世炎、高尚德（高君宇）、侯绍裘、杨贤江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而右翼成员如曾琦、左舜生、李璜、张梦九、何鲁之、余家菊、陈启天、刘泗英（刘正江）、魏嗣銮、常乃德、赵曾畴、陈登恪等则着手组织少年中国党（后来改名中国青年党），提倡国家主义和民主。还有一些人则加入了国民党或研究系，有人建立了一些小党派。据曾经担任过中国青年党领导人的左舜生回忆，当学会成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在离开他的屋子时，情绪激动地握住他的手，激情满怀地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98确实，这话概括了五四运动不祥的分裂，这也预示着中国两派知识分子之间此后几十年中悲剧性的斗争。
①1920年5月的《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个趋势的产物，从此以后，该杂 志或多或少注意到社会和经济调查以及劳工问题，而当时自由主义者却对此裹足不前。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杂志也表现出与《新青年》类似的作风。
②罗素在中国的演讲甚至公开地明显支持某些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且承认苏俄布尔什维克经济措施的一些成就。在一次演说中，他大大称赞苏俄实行共产主义以后的成功，如他们实现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然后他下结论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协助苏俄维持她的共产制度。 他还说：“此外，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应该试验一下这种卓越的新主义。”49当时苏俄派驻在中国的共产党人曾设法拉拢罗素。罗素演讲的中文翻译所表达的看法，有时与他自己英文作品中的看法似乎不一致。（杜威也如此，但相异的程度也没有罗素大。）有时候，大约是翻译的错误或偏差，因为可能略去了演讲稿中的一些限制条件词句。因此，即使译文已准确地译出了基本要点，却不能说这些译文逐字逐句完全代表罗素自己的准确看法。但是，我们的讨论应该根据中文翻译，因为这些翻译当时拥有广大的中国读者。
③罗素1954年8月26日给周策纵的信。在信中，罗素解释，他不记得陈独秀问他对资本主义真实看法的那封信，他也不记得他在1920年年底给陈的回信。陈独秀给罗素的信，见《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日），页8；又见8卷5号（1921年1月1日），“编辑的话”；罗素的答信预定排在第6号。罗素信中所谓“告别演说”，即以“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为题的演说，刊登于《哲学》第3号副刊（1921年9月），页1—14，附有傅铜的中译文，页357—368。在这篇演说中，罗素的一些观点，如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就受到进步党中以前支持他的人，如张东荪的反对，但其他的人，如《哲学》杂志的编辑傅铜等却赞成这种观点。
④宣言中所说的法律与条例，包括本书第三章所提到的法律、条例，以及1919年生效的《新闻管制条例》。后者的目的就是要剥夺民众以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
⑤1920年7月，段祺瑞的皖系军队被张作霖与曹锟的直奉联军击败。8月5日，安福俱乐部被封。吴是曹锟手下权势最大的将军，他当时实际上控制着华北。据说，苏俄曾一度想联吴，但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支持孙中山。
⑥在宣言上签名的有以下16人：蔡元培（北大校长）、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国立北京医专前任校长）、陶行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梁漱溟、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北大教授）、陶孟和（北大哲学系主任）、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美国新银行团秘书）、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以及胡适。 除已另外注明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北大教授。
⑦1922年9月19日，也就是“好人政府”宣言发表的4个月之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中有三人加入了北洋政府。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罗文干（1941年去世）出任财政总长，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由于他们以前曾在“好人政府”宣言上签字，这一届内阁就被称作“好人内阁”，这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然而，曹锟以及其他的一些军阀对他们却十分不满。不久，罗文干就遭人诬陷，身陷囹圄。11月25日，内阁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罗案引起了蔡元培领导之下的北大教授和学生的愤怒，他们罢教、罢课以声援罗文干。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在军阀统治之下，“好人政府”的主张是行不通的。69
⑧要讨论此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那就超越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否是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仍然是一个问题。1930年到1931年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又趋活跃，他们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此时，胡适修正了以前的政治态度，甚至宣称，中国从来就不曾有过军阀。由此，招致了梁漱溟以及左派分子的批评。但是，1934年到1935年间，当一批学者与军人鼓吹中国应当实行独裁与法西斯主义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自由主义者又是最坚决的反对者。74
⑨张西曼说，社会主义研究会是在蔡元培的保护下在北大成立的。张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活跃分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西曼、陈顾远、朱谦之、瞿秋白、孟寿椿、邓中夏、张国焘、易克嶷、郭梦良、范天均、徐六几、费天觉、毛泽东、周恩来。以后，郭梦良、朱谦之以及其他一些人成立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以及其他一些人成立了“工团主义研究会”，瞿秋白以及其他一些人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研究会”。75张国焘在他1958年的英文回忆录中否认自己曾经加入过社会主义研究会之类的组织，甚至怀疑在那么早的时候是否就有这个研究会。但是我们掌握的证据充分证明，1920年年初，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都有以社会主义研究会之类的名字命名的社团。
⑩杨明斋（1882—1938），生于山东一个贫苦人家。他经由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在那里学习工作了10年。十月革命之后，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1年9月，在上海与陈独秀、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以及其他几位共产党员，如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一起被法国租界当局逮捕。杨明斋在狱中被关了两天。此后，他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不再那么积极。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居留过一些时候，从事写作。1922年，他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假利券》（The Forged Coupon）。1924年，又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一书，他在书中所持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只是温和地批评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对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
许多人根据波多野乾一（Hatano Kenichi）的说法，认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在1918年就已经建立。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可靠材料证明这一说法。1918年10月以后，李大钊与其他极少几位知识分子可能曾经在北京提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这一组织是否存在过、它的成立时间，都还值得怀疑。当然，在中国，个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参见本书第二章）。李大钊1918年写《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时，就可能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献，但他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则显然是从1919年春才开始的，那时他编辑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北京和上海，由一些国民党领导人、无政府主义者、学生组织的非正式的、秘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可能在这一年就已经开始活动。1920年3月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直到1921年10月（张国焘说是1920年9月），也就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四个月，才正式成立的。其成员包括19名北大学生：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刘仁静、范鸿劼、李骏、何孟雄、朱务善等。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北大最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生张国焘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上，这颇值得注意。1921年11月17日，该会公开招集会员，并于1922年1月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2月初，该会成员增加到63人。从那时起，讨论会就召开得更加频繁，至少是一周一次。李大钊、顾孟余（国民党党员，《新青年》的撰稿人）、陈启修（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翻译《资本论》的先驱）、高一涵等都曾在该会组织的演讲会中发表过演讲。学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收集有40多本英文书和20多本中文书（其中三分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有一些报纸、期刊。该会与1922年唐山、北京的矿工罢工有一定的关联。76该会用“学说”而不用“主义”命名，表明该会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持一种超然的、冷静的、学者式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那时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学说，其含义要远比后来共产党的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丰富得多。一直到1921年，共产党的领导人仍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应当包括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以伯恩斯坦（Bernstein）为代表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1921年以前，中国有部分学者一直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流派。1919年至 1920年，中国的一些社会主义作家认为社会主义有两大派别，一是集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一是其他的共产主义，即克鲁泡特金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这一时期人们所用的术语十分混乱。“共产主义”这一名词，大约是在1914年由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提出的。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