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一词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中文翻译。79
“五四”事件以前，孙的所有著作都是用文言写的。但是此后，他的演讲几乎都是用白话，而20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的许多文献也随之改用白话。孙的第一篇用白话写的演讲稿，可能是他1919年10月8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所作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演讲。80
孙中山虽然支持五四运动，但是他思想的某些方面与当时的新思潮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尽管他的三民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于西方，但是他却有意自夸自己是中国正统思想的继承者，这可能是为了说服一些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众所周知，1921年冬，在广西桂林，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问他，他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时，他自豪地说：“中国自古以来有自尧、舜、禹、汤、文、武，以至于周公、孔子，相传不息的道统。我继承的就是这种道统。”在他有关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也推崇中国传统的伦理原则，诸如“四维”（礼、义、廉、耻）与“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有意要为中国传统的伦理原则进行现代诠释。不过，此后孙中山思想中的这些内容，常常为国民党中的传统主义派的尊孔读经运动提供了支持。就他的这部分思想而言，孙中山的思想与五四运动中的新思潮一派的观念是相对立的。81
争论的问题是，《孟子》一书中所说的井田制度，即一种土地公有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真正实行过。国民党的理论家，如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 对此持肯定态度，而胡适与其他一些人则持否定态度。83
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成立之后，维经斯基一行人又分别到其他大城市去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由于缺乏翻译人员，他们经常拿着英俄字典或者华俄字典，手指着上面的单词，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交谈。1920年9月，李大钊与他的学生邓中夏等人在北京组建了中共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北京支部。与此同时，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任教的毛泽东，显然是按照陈独秀、李大钊的指示，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以及长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数十位成员，主要来自新民学会以及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他们大多都是湖南一师的教师、校友、在校学生，其中包括何叔衡、陈昌、夏曦、郭亮及肖述凡等人。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方面寄来的信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大约同时，罗素在长沙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指出俄罗斯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残忍，又提出通过教育、经济改革等和平手段也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些演讲在长沙的知识分子（包括新民学会的各成员）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对罗素的主张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要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随即，他开始要求反对共产主义的成员脱离新民学会。1921年1月初，他在长沙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大约也在同一时候，在维经斯基的秘书以及鲍立维的指导之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法国，截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许多人政治上已经觉醒。他们在自己创办的《旅欧》周刊上，将他们自己窘迫的经济状况与中国留美学生较为优裕的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对比，预言将来领导中国的将会是自己：“试看将来之中国将属于谁！”与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成员之间发生了分化一样，14位留法的新民学会成员之间也在1920年7月初发生了分化。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肖子升领导着无政府主义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一派人，后来又加入了国民党；而蔡和森则领导着激进的一派人，与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于1921年在法国建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实际上是由工读互助社转化而来，该社的成员包括李富春、李维汉、蔡畅、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等。这些共产主义者随即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派进行了一系列斗争。随后，1921年秋，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以及其他一些人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刘少奇则是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早成员之一。
会员之一的康白情，改名为康鸿章（仿李鸿章之名）。他后来去了美国，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位成员孟寿椿组织了一个存在时间很短的新中国党。前文曾经提到过的许德珩，后来成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九三学社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党派之一。少年中国学会的总部开始设在北京，但在1923年10月的苏州会议之后，就移到了南京。在南京（后来是北京）、成都、巴黎设有分会。其最初的74位成员中，9位在法国，7位在日本，4位在德国，英国与美国各有1位，以上均为学生；15位在北京，12位在南京，在上海与成都各有4位，他们都是学生、教员、记者、编辑以及翻译人员；有15名实业家与记者出身的成员分布在武汉、长沙、天津、济南、西安、广州、福建、浙江、奉天等省市 ；此外，在马来亚也有1名教员与1名记者。1925年1月号的《少年中国》月刊上刊载了95位成员的名单，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成员的名字外，其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诗人宗白华，哲学家方东美，著名作家郑伯奇、田汉、李初梨、朱自清，著名教育家周炳琳、杨亮功（杨量工）、吴保丰、邰爽秋、章志、舒新城、穆济波、曹刍、倪文宙、吴俊升、李儒勉、杨效春，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实业家苏甲荣、卢作孚，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国民党政府南京市市长沈怡，还有徐彦之、李劼人、陈宝锷、阮真、雷国能、朱镜宙、芮学增等人。学会吸收成员十分慎重，标准也很高，其中之一就是会员应当有积极进取的事业心。自始至终，大多数会员都反对“列宁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有损于个人的自由，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抱着某种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同样也反对阶级斗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理由是其残酷而没有人道。学会依靠会员的捐助维持，不接受外来的财政资助。苏州会议曾决定要创办一所中学，但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924年以后，由于会员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学会渐趋沉寂。1925年秋，一个五人委员会曾经试图使学会重现生机，但没有成功，学会随即不复存在。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