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的后果
五四运动和它的分裂给中国的政治、社会及教育发展带来了直接后果，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章将讨论这个运动在1920—1922年间所产生的主要直接后果，并简单提及随后至1924年的发展。
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
这场学生运动的政治请愿活动由各种党派继续下去。随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浪潮日渐高涨，由苏俄支持的国共合作得到迅速发展。由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外抗强权”的口号很快被各政党所接受，并发展成为正式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主义运动。前者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进步党派和民主党派所支持的、旨在削减南北方军费的裁军运动，以及革命派对北京政府统治的反抗活动。后者是由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所结成的新联盟推动的。1923年7月13日，中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组织在北京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在一个月内，同盟的24个支部就在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中建立起来。它的纲领是，通过联合抵制、罢工和与其他被压迫民族合作的方式，废除和取缔一切租界、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驱逐所有外国军队，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1在这样的民意气氛中，1924年年初，国民党进行改组，接纳共产党人入党，为1926—1927年的北伐或国民革命（共产党后来称之为“大革命”）铺平了道路。北伐推翻了北京政府，并且给蒋介石带来了权力。
五四运动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另一个结果是，商人和城市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得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事件教育中国人民，“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2
“五四”事件以后不久，大城市中的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在上海，他们建立起“马路联合会”。各街道的业主和居民不论他们从事哪种商业活动都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位于上海商业区的52条街道组成了52个马路联合会。为了联合所有的马路联合会，建立了一个称之为“上海马路联合会总会”的中心组织。每个马路联合会都为店员和学徒开办了商业夜校；还设有管理街道卫生和街道其他社会福利问题的组织。3马路联合会总会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组织。后来，它领导了部分上海居民向政府和外国租界当局要求民权的运动。①其他城市的商人们普遍仿效天津的做法，在各行各业中成立同业工会。这些新的商业组织不同于旧式商务工会，后者通常是被政府操纵的。
此外，“五四”事件以后，现代工会也开始发展起来。6月5日工人们的罢工，实际上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在“五四”以前，中国劳工组织几乎都是传统的同业型，而且组织松散。
1917年到1918年，这种同业工会迅速发展，部分原因是孙中山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鼓励，部分原因是受到香港工人运动的影响。据报道，当时在广东有62个以同业工会和英国商业工会为模式组成的工会。1918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名为《劳工》的月刊。该刊物宣传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劳工理论和工团主义的工会概念。“五四”事件以后，由于学生在工人当中活动的增强，涌现出许多新的劳工组织。例如，“五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在上海出现了“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业联合会”等组织。5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具有新思想、经验和抱负的中国工人从法国归来。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归国劳工协会，该组织成为上海新劳工运动的骨干。1919年，仅在广东一省，就有26个由归国工人组成的现代工会。这些组织被认为是具有西方现代意义的最早的中国工会。在随后的几年中，广东的这类工会增加到130个。61919年4月，《劳工》月刊第一次将“劳动节”介绍到中国。广东在同年的5月1日、上海在1920年举行了庆祝活动。1921年1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建立了以俞秀松、李启汉（李森）为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组织印刷厂、烟厂和纺织厂的工人开展活动。与此同时，张国焘和邓中夏也开始在京汉铁路线上的长辛店组织起几千名工人。其他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和国民党人在同一时期也开始组织上海工人。在7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张国焘（此时用名张特立）为首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旨在协调、统一1918年后成立的分散的工会，指导他们的罢工。
然而，1919年到1923年间，随着劳工组织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的观点也产生了很大分歧。他们中的一派人认为，中国工人应当参与政治运动和罢工，但是他们太弱小以至于不能形成独立的组织，必须依靠政治党派，特别是国民党；第二派人也认为工人应当依靠政党，但是应更直接、更激进地参与政治运动和罢工，这部分人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派即劳工工联主义者，试图促进独立于政治的劳工运动。这些不同的团体直到1924年春天才联合起来。7
“五四”事件之后，工人的罢工也增加了。1918年全中国仅有25次罢工，但1919年就增加到66次，1920年和1921年两年的罢工次数较少，分别为46次和49次，这是因为劳工运动正处于一个波动和准备的阶段，与当时的学生运动一样，出现了暂时的衰落，1922年罢工次数又上升到91次。1919年后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也在增加。据报道，1918年每次罢工的平均参与人数是538人，1919年是520人，1921年增至4910人，1922年为4635人。“五四”事件后，爱国和政治动机是这些罢工的主要原因。不断上升的罢工潮在1923年和1924年有所回落，但是在此之后又高涨起来。8
女性解放
将女性从传统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硕果。一位撰写中国女性生活史的作家说：“中国妇女能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9
中国女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经常受到粗暴对待，这一切看来是真实的。她们被隔离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外；法律从未将她们看作独立的公民。实际上，女子不享有财产的继承权。在家庭中，女性居于次要的、被动的和从属的地位。典型的传统女性是一种附属性的存在，如“贤妻良母”。最晚开始于公元10世纪前半叶的缠足，使女性像跛子一样虚弱并丧失能力。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女诗人和女画家，但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被迫单方面保持贞操；而纳妾却是法律允许的。在许多情况下，与高等妓女交往被认为是与知识分子的生活相符。父母溺死女婴的事情经常发生。由于家庭的经济压力，女子为社会所鄙视。总之，女性在传统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在19世纪末，严复和其他的改革者曾经评论，旧式家庭制度不适合现代生活。1916年年初，陈独秀提倡新的家庭制度和女性解放。10后来在陈独秀和吴虞攻击儒学伦理时常常提到这点。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陶孟和论女性地位的文章，介绍西方妇女运动的观点。114个月后，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从日语翻译的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1878—1942）的文章《贞操论》，反对单方面的保持贞操，否认“贞操即道德”的观念。12这个观点得到胡适、鲁迅和其他很多作家的支持。13这些文章为女性解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五四”事件之后，女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出席社会和政治活动。男女合校开始实行。“五四”事件以前，很少有女子高等学校，然而，1922年已有28所大专院校招收女生。14她们被教育成为独立的公民，而不是家庭的附属物。“五四”事件后，女性被允许在男校教书。15女性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自由婚姻更为普遍。关于性的道德开始转变，节制生育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②
同时，有关家庭生活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新思想，引起了多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通过合作安排、公共保育和社会保障，女性从家务劳动和抚育儿女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西方作家提出的改革女性生活的思想在中国被广泛讨论。17公众增强了对女权运动的同情。女子反对家庭或婚姻束缚、争取受教育的斗争经常得到公众的支持。18
更为重要的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中国的女学生与男生一样，对政治事件产生了极大兴趣。女性参政运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③1920年，部分长沙女性参加市民游行，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翌年2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提出应赋予女性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及婚姻自主的权利。这在后来被称为“五权运动”。1921年12月，该运动的成功使湖南省立法制定了保障女性参政权利和女性人身自由的条款，并且有一名女性代表被选入省立法机构。类似的运动在浙江和广东也有发生。20
1922年夏天，在安福军队被打败后，女性参政运动变得活跃起来，但也分裂成温和派和革命派。④第二年，北京政府允诺进行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公娼的计划和严格禁止纳妾的法令。不过女性参政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实际上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实现。
教育改革
从1918年10月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每次年会上不断提出一些教育改革的建议。教育原则、机构、课程、学生自治和普及教育都被涉及。1919年1月成立的“中国新教育共进社”是由许多著名教育家，如蔡元培、蒋梦麟、陶行知、黄炎培、郭秉文、胡适、何炳松、陶孟和等组成的，是致力于改革的几个主要的教育专业机构之一。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中，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出新式知识分子与一些自1916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实业家不断增强的紧密联系。⑤这种促进职业教育、增进学校与企业家联系的活动，由于保尔·孟禄的来华而进一步深入。1921年9月5日，孟禄受“实际教育调查社”的邀请来华访问。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试图沿用美国的方法来改革中国的教育。他们认为，教育和私有企业家应当在发展中相互依存。23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们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做了广泛的调查和讨论。1922年11月1日，民国大总统公布了一项仿效美国模式的教育体制，它实际上为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24
以上的教育改革主要是由自由派倡议的，得到了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的支持。他们尽管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是也遇到了很大阻力。新兴的中国私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实力和热情为职业教育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更不用说私立学校了。中国教育不得不依赖政府的支持。那些在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的军阀，其主要兴趣却是军务和内战，因为他们希望击败对手获取权力。全国收入的80％被用于军事，而且所占份额本已极少的教育费用经常被军阀们非法挪用。25学校经常关门和被士兵们霸占为军营。结果，从1919年冬天起，自由派和某些坚信教育是道德、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手段的保守派们，为保证教育经费，被迫陷入与裁军的斗争，但收效甚微。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第5次年会上，决定敦促政府裁军并增加教育经费。这个决议在次年的年会上又被重申。26从1921年到1922年，裁军运动取得了一些进展。1922年秋，市民们多次举行群众集会，讨论裁军问题。27但只要军阀或“强人”仍统治着中国，裁军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
五四运动后期的中国教育，是以争取教育财政独立而斗争为特征的。在当时，教师的薪水经常被拖欠。他们工资的七八成是以纸币支付的。这些纸币常常由于不能兑换而变得一文不值。281919年12月4日，由于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拒绝兑换这种纸币，北京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教师在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下，要求政府支付薪水，但没能取得成功。这一事件导致了全市所有教师和教授的集体罢教。从1919年12月4日开始，罢教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至1920年1月12日结束。其结果是，作为一种姿态，民国总统命令政府维持教育经费。291921年3月14日，由于政府在过去的三个半月里未向学校提供经费，北京市所有国立大专院校的教授们再次罢教。北京8所国立大专学校的月预算总额实际上仅仅20万元，但是政府拒绝支付。30这次罢教持续了几个月，发展成一场“教育基金独立运动”（要求固定和保证教育经费在政府预算中的份额）。6月3日，8所院校的教授在代理教育总长的陪同和上千名学生的跟随下，步行至徐世昌总统的官邸递交请愿书。他们在总统府门前被阻拦，并遭到总统武装警卫的殴打和射击。31许多教授和学生身受重伤。经过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的斡旋，在政府为北京国立学校在银行设立了一个200万元的特别教育基金账户之后，罢教于6月28日结束。32此次事件被称为“六三索薪”。1921年后，教师罢教及类似北京这样的事件多次在其他城市发生。33
这些斗争的失败向左派和民族主义者表明，自由派试图以纯粹的教育手段改革中国的计划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切实际的。结果是，前两派有更多的机会吸引知识分子加入他们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活动。与此同时，尽管自由派教师不愿意参加运动并继续对运动的政治性质进行批评，但是学生运动依然得到加强。
学生运动后来的趋势
1919年后的中国学生运动常常与中日关系缠绕在一起。有一些运动是由持续的联合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所引发，另一些则与政府的对日政策，特别是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有关。在抗议政府的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得到政治党派的支持。⑥
进步和左翼人士对学生和教师罢课、罢教的支持，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并赋予了某些政治色彩。这对于教育和学生运动的发展可能有好坏两方面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在新式知识分子和保守的政府官员（不包括军阀在内）之间存在很大的思想分歧，因此，这些运动并不完全取决于学校和教育界以外的政治影响。许多后来在中国被称为“学校风潮”或“学潮”的教师和学生的罢教、罢课，反映了对腐败的社会和政治势力控制教育的一种自发的反抗。
学潮在“五四”事件后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和主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之一。学潮如此频繁和复杂，在这里无法详述并评价。上海和北京对这些罢课所做的一项总调查表明，在1922年中国发生的125次教育界大骚乱中，有101次是由个别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所为，24次涉及多个学校或职业教育界。35
虽然“五四”事件后的几年出现了许多学校骚乱，但是学生们也从事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积极的活动，可以用“学生自治”一词来概括。前面曾经提到，“五四”事件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更为积极地加入私人组织和参与社会服务。实际上，1919年后学校中的各种学生组织，除了学生联合会外，也有了很大发展。他们的活动变得自治性更强，更有效率，更富于表现力。许多学生组织和活动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以国立北京大学为例，“五四”事件后的几年中，下述的学生组织在学校里成立：世界语学会（1919年10月成立）、戏剧社（1919年）、地理研究会（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1919年12月）、罗素学社（1920年12月）、学生基督教青年会（1920年）、英语讲演会（1920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0月）、政治科学社（1921年）、法律学会（1921年）、经济学会、数学学会、学习方法研究会、普及教育研究会等。
以清华学校（该校以美国的庚子赔款为资金支持）为例，可以看出“五四”事件前后学生组织和活动在性质上的有趣对照。“五四”事件前，从民国成立到1918年，学生们成立了宗教组织，如基督教青年会、佛教俱乐部；或是以推动拳击、科学、儒教等目的为宗旨的组织；“五四”事件后这些组织仍然存在，但是它们的活动范围扩展了，有时转变为包括更多社会性调查和社会服务活动。1919年到1922年间，学生为工友和保安开办了一所夜校和图书馆，成立了有关农业、艺术、政治科学、经济、诗歌、戏剧和音乐的研究会，以及为提高公众演讲、辩论和世界语水平的组织。一个类似于美国学生司法组织的学生法庭也成立了。36更重要的是，学生联合会在1919年成立，成为学校之外所有学生活动的核心。学生组织和活动的性质在事件前后的变化对比，在其他院校也真实存在。
总结学生运动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我们可以断言，从政治意义的方面看，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15年或1917年到1919年，随着政治兴趣和活动的增加，学生运动经常是爱国的和思想的运动。1918年5月的请愿和一年之后的“五四”事件，标志着学生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干预，但在当时学生与政党之间很少有联系。1919年，政党还只是学生运动的支持者，而不是合作者。学生运动在这一阶段受到来自所有进步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和政治领袖几乎一致的支持。
1920—1921年的第二阶段，学生对政治的兴趣随着外界影响的增强而增加。他们开始与政党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其中的一些人参加了政党活动。政党开始将他们的报纸专栏对学生投稿者开放。一些学生编辑和记者受聘于这些报纸。与此同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实业家和商人逐渐减少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及陶孟和，与新实业家如穆藕初，在1920年5月都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学生的游行和罢课应当停止，学生的任务是学习。37另一方面，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学生运动变得更为热情。由于这些新的复杂原因，1921年后，学生运动逐渐减弱。政府的镇压和学生群体内部右翼与左翼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学生运动的暂时衰落。这一时期缺乏统一、严格的学生组织也是学生运动衰退的原因之一。
1922年到1924年构成了学生运动的第三阶段。在这个时期，学生们开始参加政党的组织工作。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在1923年复兴。学生中的左翼几乎左右着学生运动的方向，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尤其明显。这种趋势因1924年国民党采取争取学生入党的政策而达到高潮，国民党的这一政策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当时共产党中的大多数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学生联合会自此正式被列为参与政府活动的政治派别。38
①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也在上海建立了街道组织。4
②1922年4月，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桑格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入境，她访问了中国。她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什么是节制生育和如何实行节制生育”的演讲，胡适担任翻译。桑格夫人对中国的访问，第一次唤起了大众对节制生育的兴趣。随后，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一些组织以推动节制生育。16
③在辛亥革命期间，有许多女子参加了革命军队。然而民国成立以后，女子军队便被南京临时政府解散。1912年，一些女性参政组织向临时议会请愿，要求宪法赋予男女平等的权利，但她们的要求没有受到重视。3月19日，一些年轻女子冲击议会，她们打坏窗户，殴伤警卫。这当然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然而，这个事件只涉及了一个极小的圈子，此后，女性参政运动几乎终止了。19
④1922年7月25日，由要求宪法赋予女性平等权利的女学生组织的女子参政会在北京成立。8月23日，另一些女生在北京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她们提出了相似的要求，但同时号召女性参加推翻“封建军阀”和实现民主的革命。21
⑤这种关系的发展最先出现于1916年3月的一个联合会上。江苏省所有的职业和技术学校的校长和上海的许多主要实业家出席了此会。双方讨论了彼此如何协作。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伍廷芳、梁启超、张謇、王正廷、蔡元培、郭秉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职业、商业和工业学校有了提高和发展，它们与城市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1919年年初，一些中国公司开始捐款给学校，建立学生奖学金。教育部颁布条例鼓励这些捐赠。“五四”事件后，中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决议，号召教育界应当与农协、工会、商会联合起来。1920年3月，汉口的商业和教育界联合会议通过了一项推动普及教育的计划。一个月后，北京政府为鼓励学校和私有企业合作，决定向地方学校派遣督学。1922年8月，“中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成立。22
⑥1919年11月16日，一些中国学生由于参与抵制日货活动，被日本侨民和领事馆警卫打伤。这一事件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外交谈判。1920年11月12日，该事件得到解决。双方政府都表示歉意，日本政府赔偿受伤中国学生1200元。另一个事件涉及山东问题，该问题因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而悬而未决。1920年1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要求中日直接谈判。安福系想接受这个建议，而其他政界领导人，如孙中山、梁启超及前总统黎元洪等都反对。反对者中，学生联合会的反对最为积极有力。1月28日即日本的建议公布之后的第四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将一封信呈递给民国大总统，声明反对直接与日本谈判的建议并解释了反对的理由。这个问题旋即引发了一场辩论。2月4日，2000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政府所持的态度。9个月以前的“五四”游行也正是由此地开始的。有40名学生当场被军警逮捕并在民事法庭被当局起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以行为不端的罪名被判入狱数月。4月26日，当小幡酉吉重提直接谈判的问题时，又引起了学生的抗议。然而，由中国学生联合会宣布的全国范围的学生罢课并没有实现，仅几个学校执行了学生联合会的决议，该决议被商人和实业家们所反对。不过应当注意的是，上海的中国工人确实举行了表示同情的罢工，罢工于次日结束。34
下 编
主要思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