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
在那些与五四运动有关联，并在此后数十年间对中国的思想潮流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发展中，有两个显著事件：一是文学革命，一是介绍西方思想并重估传统文化。本章将论述文学革命的背景、成就以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方式。西方思想的介绍及传统伦理道德的重估，将在之后两章中继续论述。
旧文学
文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要职业。这个事实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在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五四运动中，文学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一般来说，19世纪的中国文学由三个文学流派所支配。在非小说的散文写作领域，大多数著名作家都仿效桐城派的风格①。该派的领袖们拟定了一系列他们称之为以儒学为基础的“义法”。1其中包括：（一）“文以载道”，后来这条原则趋于极端时，意味着文人应当为宣扬圣人的学说和道德原则著文。广义地说，它可以被解释为“载道的文学”，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所有的文学都是宣传”的观点，但又不完全相同。“道”在当时主要被解释为道德和伦理规范，因此这条原则有时被理解为“卫道的文学”。（二）文章必须有语调、韵律和色彩；用词应严格推敲，不可使用粗俗的语言。220世纪初的文学领袖，如林纾、严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这些原则的影响。
比桐城派稍晚出现的另一个文学派别是“文选”派。属于这一派的作家，如王闿运（1832—1916）、刘师培、黄侃等，皆模仿魏晋六朝文风。他们有些文章是过分拘泥于修辞的骈文。
在诗歌方面，宋代江西派风格被争相模仿。②该派诗人刻意使用古怪、晦涩的词语。除了一些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诗人的作品外，他们大多数作品的主题是琐碎、俗套的。
以上三种流派支配着19世纪的中国文学。当时只有诗和非小说散文被视为严肃文学，小说和戏剧普遍受到轻视。在先前几个世纪里，许多用白话写成的小说、短篇故事、剧本等，都被视为非正统文学。诚然，在19世纪末的一段时间里，写小说和翻译小说受到相当重视，因为许多作者以此作为政治批评的工具；但当时大多数通俗小说家只写一些粗劣的鬼怪、探案或才子佳人的故事。3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晚清，上述各种文学已经变得僵化、陈腐。
19世纪末，文学改革思想的萌芽有了发展：（一）1895年后，一些青年诗人和支持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开始提倡新诗。他们试图在诗歌创作中加入一些散文用词、新式的或欧化名词以及民歌中的俗语。③（二）中国散文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其代表有：严复与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通俗论文和章士钊的政论文。4他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外国语言的影响。（三）一些有学问的改革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出版杂志、报纸和发表其他作品时，开始使用白话文。白话文曾被用于写作宋代的哲学论述、元代的某些剧本和公文，以及宋代以后的小说和通俗短篇故事。1904年和1906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和胡适加入了这一运动。④ 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产生了大量未被承认为文学作品的白话体小说。5（四）在文学理论领域，王国维（1877—1927）受哲学家尼采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影响，提出文学应当“描写生活”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文学的看法的观点。6（五）学者们创制了一些汉字拼音系统。7
晚清时中国文学的所有上述改革和发展仅仅是少数学者的工作，改革者们并没有对传统文学和语言构成严重威胁。
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
1916年开始的文学运动不同以往。第一，新改革者们极具挑战性地宣称，文言文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因为它已不再被人们所使用”。8第二，他们认为口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是创造活的中国文学的唯一适用的媒介。白话文作品从此以后将构成中国文学的主体。9第三，新文学改革者攻击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文以载道”和“道德原则”的观点，认为其限制太严。旧理论终将被取代，或者至少是被重新解释。文学从此为文学而文学或者是为了传达某种新的理念。第四，新的汉字拼音系统不仅作为汉字教学的工具，而且将替代汉字本身。因为文学革命使文字交流发生革命，所以它是“五四”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模式的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是由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首先提出的。他在1915年以前就首次提出这一纲领，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文以载道”的理论。101915年，黄远庸离沪赴美之前写信给东京《甲寅》月刊的编辑章士钊（陈独秀是其助手），信中说：
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果尔，则其选事立词，当与寻常批评家专就见象为言者有别。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11
接到此信后，章士钊却令人沮丧地复信：“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12
与章士钊不同，1915年9月，当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他非常注重向中国介绍现代西方文学。《新青年》第1期即开始连载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e）的小说《春潮》（Spring Floods）的译文，从第2期起又刊登王尔德（Oscar Wilde）的喜剧《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这两篇都被译成了白话文。1311月，陈独秀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他在文中过于简单化地指出，18—19世纪欧洲文学思想从古典主义转变为浪漫主义，在19世纪末又转为理想主义，最后是自然主义。14他说：“19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宣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15在这段议论之后，陈独秀描述了自然主义在法国和欧洲的成就和上升趋势，高度赞扬左拉（émile Zola）及其追随者和朋友们——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都德（Alphonse Daudet）、屠格涅夫、莫泊桑。陈独秀认为，所有现代欧洲作家，不论属于哪一派，都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他接受以下观点：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位文学家，而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是现代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四位作家。12月底，陈独秀在答复一位读者就编者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和他是否将在中国提倡自然主义的问题时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6陈独秀关于中国文学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性质的这一断言稍有偏颇。很显然，他所说的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而他所说的古典主义也仅具有传统主义者的含义，与西方的含义多少有些不同；但他意在表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来临。他在中国提倡现实主义而不是自然主义，是因为他担心自然主义作家对社会和人生赤裸裸、痛苦和丑陋细节的大胆描写不会被当代东方人所接受——在日本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观点。17
对西方和中国文学思潮的这次简短讨论，可能是新式知识分子意图以西方理论改革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告白，它预示了以后几年间中国文学思想的趋势。这次讨论没有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却因此出现了一封留美中国学生的来信。该信支持陈独秀关于中国文学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写信人即是胡适，他刚给《新青年》杂志投了一篇俄国短篇小说的白话文译稿。18在这封信中，胡适批判了当时“南社”的诗风。更为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公开对中国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在本书第二章中已经提到的一些原则，后来他称之为“八不主义”：19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需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⑤
陈独秀极热情地回信支持胡适，除了第五条和第八条以外，所有的原则他都表示赞同。他认为，第八条原则可能会被理解为支持“文以载道”的传统理论。陈独秀坚决地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他反对忽视文学和艺术的独立价值。自然主义作家应当不掺杂任何主观解释地描写社会，他认为这就是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⑥
在陈独秀的鼓励下，胡适写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和3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都登载了这篇文章。《留美学生季报》是留美中国学生联盟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杂志，胡适当时任该杂志主编。这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他给陈独秀的信中的“八不主义”原则，后来被认为是唤起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解释“不避俗字俗语”的原则时，宣称白话文是“标准”的中国文学，创造中国“活文学”的适宜的载体是白话，而不是文言。21
由于受到留美中国同学的强烈反对，胡适避免使用“文学革命”一词，而称他所提议的文学运动为“改良”。陈独秀接到这篇文章后深有同感。他在文章的结尾加了一个注释，特别指出，口语应当被用来作为标准中国文学的媒介，并说“他也有相同的信念及热烈的希望”。22紧接着，在2月1日出版的杂志上，陈独秀也开了火。他在冠以黑体字标题《文学革命论》的社论中说道：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3
这篇文章大胆地攻击了当时存在的三个文学流派，并且以激昂的语句结束道：“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雨果）、左喇（左拉）、桂特郝（歌德）、卜特曼（豪普特曼）、狄铿士（狄更斯）、王尔德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24
胡适和陈独秀的这些文章，立即引起其他新式知识分子领袖的注意。最先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的是钱玄同。钱玄同是章太炎先前的学生，当时是北大一名研究音韵、训诂学的著名教授。他的支持立刻增强了“文学革命军”的实力，并且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他连续写了数封信给陈独秀，抨击当时文学流派的领袖们，称他们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25刘复也公开站出来支持革命派。26到1917年年底，文学改革思想已经赢得许多北大学生的热情支持，其中包括傅斯年、罗家伦。傅斯年在1918年和1919年所写的文章促进了文学改革在学生中的发展。271917年春季以后，这一讨论以书信和论文的形式继续进行，例如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28在这些讨论中，陈独秀和钱玄同是文学革命最坚定的倡导者，而胡适的论文对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更具说服力。1917年4月9日，胡适从纽约写信给陈独秀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29
陈独秀复信：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30
1917年以后，文学革命进入到了“建设”阶段。改革者们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自1918年1月起，由北京大学6位教授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全部采用白话刊行。白话后来被称为“国语”，这一名词是回国学生在1906年提出的⑦。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宣布了古典文学的死亡（实际上远非如此），提议用白话文创造活的文学：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
这二千年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绝不能产出活文学。……
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31
1918年，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新文学诞生的一年。白话新诗的写作被新式知识分子们广泛尝试，它是白话运动的最初果实。胡适在1920年3月发表的《尝试集》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1918年创作的。在北京的改革者，如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罗家伦等都参与写作白话诗。第二项发展是用新的翻译技巧介绍现代西方文学。北欧的作家易卜生、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东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库普林（Aleksandr Ivanovich Kuprin）、托尔斯泰，现代希腊的埃夫塔利奥提斯（Ephtaliotis）和波兰的显克微支（Sienkiewicz），这些人的作品被译成一种语法和风格都受原来欧洲语言影响的中文。32第三项创造是一种新的散文形式。《新青年》从1918年4月起、《每周评论》在稍晚一些时候，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发表不同撰稿人所写的大量尖锐的讽刺性散文。陈独秀、刘复、钱玄同，后来还有鲁迅和周作人写的一些杂文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散文形式的出现。杂文的语调通常是讽刺性的，它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摧毁力的政治武器。第四，1918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出现。鲁迅在钱玄同的坚持下加入了《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他在1918年5月发表了最早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33他的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录了他从1918年到1922年间的作品。这是中文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最早集子（最早的现代短篇小说集应当是郁达夫的《沉沦》——译者注）。第五，新戏剧运动始于1918年。《新青年》在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10月出版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专号。早期新戏剧的有关论文显示出易卜生的巨大影响。
然而直到1919年，新文学运动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当年春天，文学革命引起了更多的支持和反对。“五四”事件以后，白话文被大多数学生刊物广泛采用。几乎所有的杂志、报纸及文学作品都开始使用新文学媒介。胡适在1922年就“五四”事件对文学革命的影响做了如下描述：
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命”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地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34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要求政府正式提倡白话文。35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小学一二年级自当年秋季起，国文教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363月，教育部下令废除小学所有文言文教科书。37白话文教学很快遍及中等以上学校。1920—1921年，白话文被公认为“国语”。与此同时，1918—1919年制定了汉语“注音符号”。⑧
对文学改革的反对
对文学革命的反对从开始就略虚弱。最初的反对主要来自以林纾和辜鸿铭为代表的传统学者。前者用中文，后者用英文，同时在1919年撰文反对文学改革。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林损和马叙伦的反对并没有林纾的影响力大。因为他们不像林纾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对新文化的反对也没有林纾那么激烈。
但是，正如第三章所提到的，林纾对文学革命的反对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首先，在新旧文学的讨论中，他高度评价传统伦理道德。然而，由于他为传统伦理道德的辩护，往往是采用《荆生》这类短篇小说的形式，而不是运用逻辑分析，所以他的论证对支持文言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其次，他的经历削弱了他对文学革命全力以赴的反对。19世纪末，林纾本人实际上曾经是文学改革者。他承认旧白话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他只是温和地反对道，如果人们不能大量阅读古文作品，就不能写好白话文。⑨他甚至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39对于将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的媒介，林纾的反对看来既不强烈也无效果。再次，林纾不能令人信服地论证：不应当为了现在的文学而放弃古代的文言文。他说：“知腊丁文之不可废，则司班韩柳（宗元）之书亦不能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其所以然。”40他还蹩脚地辩解：“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新文学倡导者）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待之。”41如果林纾反对的矛头针对胡适后来夸张的说法“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那么，他还有一些根据。事实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大量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作品。然而，这无助于说明，现在的作家在现代作品中还应当采用古文。
至于狂热的传统主义拥护者辜鸿铭，他认为一种死亡的语言应当被定义为“笨拙、呆板、无生气、无法创造生动的文学的”。他在做出这种定义之后指出，在这种意义上，古文不是死的语言。相反，如同莎士比亚的英语一样，古文是一种“高雅的语言”。它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他还强调文言文不是死文学，是因为它载“道”。他将“道”翻译成英文的“law of life”（生活的法则）。他说，改革者带来一种使人变成道德侏儒的文学，这种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42
改革者反驳，死的语言是那种不再为人们口头所讲的、难以使人明白的语言。即使古典文学有其优美之处，但是它既不被人们所讲也不易于听懂。莎士比亚的语言是高雅、优美的，但讲英语的人们现在使用的是现代英语，而不是莎士比亚的英语。而且，大约90％的中国人是文盲，部分原因就在于古文太难学。为了使人们广泛地受到教育，最好采用口语写作。43
对于这些争论，辜鸿铭回应：
最通用的语文并非最好的。面包和果酱比烤火鸡吃的人更多，但吾人亦不能说后者比前者更不可口，不能因其较稀少，而要吾人吃面包和果酱！44
辜鸿铭看来没有意识到，或者至少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莎士比亚的英语在他的时代确实是人们口头上说的和能够听懂的。在写剧本时，莎士比亚没有用拉丁文；辜鸿铭自己在日常写作时，也没有使用中世纪的英文。至于文盲问题，他干脆地反驳道，中国人口的90％是文盲真是公众的幸福，否则每个识字的人都效仿学生和知识分子，给出席有关山东问题的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电报，将要花费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⑩。在一段意在博取道学家和传统主义拥护者好感的狡猾的文字中，辜鸿铭进一步论证，根据孔子关于一个有教养的人即有道德的人的定义，实际上这90％的文盲正是中国“有教养”的人，那些“没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谈论教育他们呢？
另外一位老作家严复在1919年已65岁，并且重病在身。如同我们在第三章所提到的，他认为没有必要为反对新文学运动进行公开争论。不过他在给学生的一封信中提出两点理由反对白话文运动。他认为，改革者们的主张仅仅是以西方文学改革的先例为根据。在严复看来（他的观点没有任何依据），改革者们错了，因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语适应书面语，而中国的改革者却试图以书面语适应口语。除此之外，他还武断地认为文言比白话修辞华美。
这些老保守派们的反对很快就消失了。然而1922年，更进一步的反对来自南京的一群保守的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教授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西方古典主义影响，其中一人曾经在1919年春天就新文学运动提出过反对意见。451922年1月，南京高等师范的教授们创办了《学衡》月刊。那些参与编辑该杂志的人，如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都受到了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反对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尽管他们的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是以下几点是他们共同持有的主要反对意见：（一）口语变化太快。如果用它写作，后人将不能理解旧的和新的文学作品。47（二）文学进化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这已经被英国的批评家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所论证。现代西方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发展到浪漫主义，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又到自然主义、未来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48
由于这些教授都用文言文写作，所以他们的读者并不广泛。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以至于改革者们甚至都不屑于与他们争论。鲁迅干脆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491922年3月，胡适宣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50
到1922年，文学革命确实已经取得了胜利，不过小冲突还是时时发生。1925年7月，当时的教育总长和司法总长章士钊在北京创办了《甲寅》周刊，它是早期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的续刊。章士钊在周刊上写文章以反对文学革命。这次由于章士钊的地位和影响，在一些作家中引起较大的震动。作为回应，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老章又反叛了》的文章，吴稚晖讽刺性地写了一篇《友丧》，哀悼章士钊和旧文学的死亡。
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通过1919—1920年新式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文学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此之后，新式知识分子领袖们根据各自的志趣开始分裂成各种自然团体。实际上，一些文学革命早期的领导人，在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离开了。陈独秀为社会和政治运动而奔走；胡适的注意力渐渐转向研究中国古典和旧白话小说；钱玄同和刘复专心于语言学的研究；傅斯年和罗家伦专注于研究历史；沈尹默等人转而写作古体诗。另一方面，周作人、鲁迅及其他许多青年作家则开始介绍更多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并且开始白话文学的创作。如同文化和政治运动一样，文学革命向不同的方向扩展。
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初步结果是，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51当时大部分文学名人都加入了该团体。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和新创立的《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是这个团体的主要刊物。该团体有172名会员，设立了许多地区性分支机构，并且出版了大量地方性刊物。尽管组织松散，但它是继新青年社和新潮社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团体。52
在周作人和茅盾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开始提倡“人的文学”。这个理论最早是由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的。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他所说的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文学。531920年，他提出文学的目的应当是为了人，而不是“为文学”。54当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周作人在其起草的宣言中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了。他宣称：“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55
“为人生的文学”的观念从来没有被充分阐述。最初这个口号的提出，既是为了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理论，也是为了反对“礼拜六派”对文学的轻浮态度。文学研究会既反对文学仅仅是一种道德工具的思想，也反对文学独立于人生，即“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但是在对“人的文学”做进一步解释时，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是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周作人简单地把人性的概念等同于理想主义。56另一方面，茅盾显示出一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应当是“人生的文学”。他说：“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诗、剧本、说部。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的喜悦来支配文学。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才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丝主观。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是属于群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57茅盾强调文学的客观性，他接受西方思想，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或者是社会、民族、环境、时代及作家的人格的一面镜子。58（茅盾之名的原意是指“矛盾”。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主张之间的矛盾。他在某个时期宣称文学是一种“科学”，其主观意念必须完全被抑制，不能夹杂丝毫个人观点。而在另外一个时期，他又宣称作家的个性必须最终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他也反对“文以载道”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思想。59
在后期，虽然不少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还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但是主要倾向于强调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他们并不想为人生的困境提出解决方案，但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暴露人生的真实境况使读者理解同胞的困境，产生休戚相关的意识。就其认为文学必须服务于超出本身的目的——非文学目的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遵循自己的“道”。文学研究会的许多成员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但他们的主要成就被认为是介绍西方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特别是“被压迫人民”的文学，例如东欧文学。他们所翻译的作品代表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日本、德国、法国、美国、英国、西班牙、瑞典、挪威、匈牙利、俄罗斯、奥地利、波兰、比利时、印度、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爱尔兰、意大利、荷兰及玻利维亚。60斯堪的那维亚作家，如比昂松（Bjoumlrnst jerne Martinus Bjornson）、博耶尔（Bojer）、易卜生、斯特林堡，法国的巴比塞（Henri Barbusse）、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莫泊桑、左拉，印度的泰戈尔的作品都曾被翻译。俄国的作品被翻译的数量最多，但却很少有苏联的作品，可能是因为苏联成立的时间不长。有作品被译成中文的俄国作家还包括：安德列耶夫（Leonid N. Andreyev）、阿尔志跋绥夫（M. P. Artsybashev）、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Anovskii）、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Maxim Gorky）。61
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发挥着将西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及文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作用，它有助于揭示中国的社会现实。这反映了“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们专注于研究和改革社会的心态。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的努力促进了中国“血与泪的文学”的发展，这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62
“五四”后期，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旧文明已经动摇，青年对传统的伦理原则和生活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迫于军阀、官僚和社会压力而加入抗议运动。在参加抗议运动的激情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梦想一个全新的、光明的未来，但传统的负担依然沉重。现实的社会、政府、学校都与理想中的相去甚远，各种新思想混杂不清，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应当向何处去？应当做什么？
这是一个充满挫折、苦闷、幻想和彷徨的时代。这种反抗、犹疑和悲观主义情绪表现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人物身上。叶绍钧的小说《倪焕之》以一名小学教师为主角，描述了一个典型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磨难和抗争。
不能令人满意的家庭生活是造成青年苦闷的另一个原因。他们意识到，在性和日常生活中需要更大的自由；他们发现传统的包办婚姻存在严重问题。由于离婚仍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这种状况自然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杀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这种境况下，出现一个表达青年各式各样的反叛情绪的新文学团体毫不奇怪。1921年夏天，一群满怀乡愁的从日本归国的学生——郭沫若、郁达夫（1897—1945）、张资平、成仿吾、田汉、郑伯奇，以及后来由法国归来的王独清（1896—1940）——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它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竞争对手。64这些青年的口号是“创作”。他们的刊物《创造季刊》（1922年5月—1924年1月）和《创造周报》（1923年5月—1924年5月）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这些作者常常受一种颓废情绪感染，提倡“为艺术而艺术”、自我发展、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自由的组织。65他们自认为是文学的异端，与《新青年》的支持者无任何关系。他们认为，《新青年》已经完成了新文学运动第一阶段对旧文学的攻击任务，第二阶段是一个创造和建设的时期；而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创造新的作品，攻击新文学阵营中的“机会主义者”，即批评“机会主义者”粗制滥造的创作和翻译。他们对其他文学团体的态度使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66
创造社的作品很快在青年中广泛流传。郭沫若写作的浪漫主义诗歌《女神》（1921）和他翻译的歌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ieden des Jungen Werther，1928）、张资平的爱情小说、郁达夫的悲观主义的作品吸引了许多青年读者。创造社的一位成员曾经说：“‘五四’之后，浪漫主义盛行于全国青年之间。‘狂飙运动’也变成青年的口号，新生的文艺组织当时多少都具有这种倾向，其中以创造社最突出。”67在创造社历史的初期，它的确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从整体上来看，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革命表现出反对“文以载道”和将白话文作为国语的趋势。不论是认为艺术是为人生的，还是为艺术本身的，在实践中，大部分文学只关注人的利益、男女之间的关系及自我表达。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代表了这一时期新文学的主要潮流。前者强调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后者强调无拘束地表达个人感情。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提出解决这些社会和生活问题的实际方法，只是表现出抗议和自我慰藉的精神。68
后来这两个团体受到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1925年，在上海发生与反英和反日罢工有关的“五卅惨案”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恶化，创造社放弃其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它采用“革命文学”作为战斗口号，与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五卅惨案”也使文学研究会分裂、瓦解。鲁迅和周作人继而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语丝社”，坚持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主张。与此同时，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组织了“新月社”，提倡象征主义。1929年以后，创造社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宣传“无产阶级文学”。接着，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的领导下成立。与之对立，出现了一个由黄震遐、王平陵、邵洵美等人领导的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团体。后来文学界的论战涉及以下主题：文学是否应当独立于政治，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从20世纪30年代起，左翼作品主导了中国新文学。
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的实践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过时的文言和陈腐的旧文学迅速衰落。白话文开始广泛用于写作和教学。随着书面语和口语的统一，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除此之外，诗歌、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戏剧都有新的开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文学因此更接近于生活和社会现实，它也受到更广泛的喜爱。新文学的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在后来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心理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文学革命在现代中国思想和社会政治转型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