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5年间，鲁迅写了26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杂文。92这些小说以辛辣的笔调塑造了许多乖张古怪的人物，揭露了深受传统伦理道德和制度影响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1921年12月，他发表的讽刺小说《阿Q正传》就是这类小说中的杰出代表，这部小说后来被翻译成13种文字出版。鲁迅作品中揭露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包括：不宽容、惰性、虚伪、谄上欺下、投机、优柔寡断。他在杂文中，尖锐地批判了保守主义、迷信和旧伦理。鲁迅总是描写社会和生活的阴暗面。他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名战士。他的笔如同一把匕首，猛然一击便直刺对手的胸膛，致之死命。海涅（Heinrich Heine）在他自撰的墓志铭中，要求在他的棺材旁放上一柄剑，而不是一支笔。鲁迅也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无疑，鲁迅是最具影响和最有力地批判中国传统的人之一。一位曾经与鲁迅论战的中国作家后来认为，“鲁迅在中国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就如同伏尔泰在法兰西启蒙运动中的地位”。93一位西方作家也将鲁迅的《阿Q正传》比作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94
应该指出的是，五四运动早期的新式知识分子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都没有完整地把握孔子的理论或精神。后来的知识分子所攻击的孔子思想，是否完全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仍然很值得怀疑。孔子本人的学说也有模糊不清之处，有其局限性。因此，强调孔子思想的不同方面，或者是曲解孔子的思想，就必然会描绘出不同的“孔子”。确实，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一些作家如郭沫若，就武断地将孔子描绘成一个重要的改革家。有一些人，包括一些西方作家甚至认为孔子是天才的民主思想家，他的理论影响了西方的启蒙运动和法国、美国的民主思想。95
五四运动早期，儒学几乎没有有力的辩护人。一直到1920年后，才有人从理论上反击非孔的言论。除了梁漱溟（他对儒学和东方文明的捍卫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罗素也对儒学的一些原则做过简短却颇为同情的重新评价。在讨论孝道的缺陷时，如它妨碍了公益精神的养成，罗素说：“比起与之相对应的西方的爱国主义来，毋庸置疑，孝道为害要小得多。”他认为，爱国主义“更易导致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96
不管罗素这一观点的是非曲直如何，在“五四”时期前后，当一盘散沙的中国面对由民族国家统治、富于侵略性的现代世界时，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源于对这一格局的反抗。对很多中国改革者而言，中国传统的消极服从的伦理，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毫无用处，除非列强以及其他国家也放弃其统治别国的思想，放弃其侵略政策。
罗素也指出，为什么那么多在华的外国保守分子与中国的保守分子一起捍卫儒家传统。他说：“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需要用全新的世界观才能解决的问题，也需要进行必要的重建，而儒家学说由于其自身的这些缺陷已经成了一块绊脚石；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那些想剥削中国的外国人却盛赞中国的传统，对年轻的中国创建一些更适应现代需要的东西的努力则冷嘲热讽”。97以此来质问所有在中国提倡儒学的人，对那些忠实信奉儒学的人来说，并不公平，但是对罗素所说的“外国剥削者”来说，他们倒真应注意一下孔子自律、谦恭、利他的教导。也许，这是罗素的真正目的所在，一方面，他承认某些中国传统“必须扫除，以适应现代之需要”；另一方面，他希望中国传统伦理和制度中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不会“在驱逐外国剥削者以及被错误地称为野蛮、残酷的制度的（西方）文明的斗争中被摧毁”。98由于罗素的声望，他对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中某些方面的赞扬，激化了改革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也不足为奇了。
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除陈独秀、吴虞、鲁迅外，还有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如顾颉刚、钱玄同、胡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古代哲学家，他们冷静的态度更富于学术性，也更为公正，而且与上面几位相比，其效果也毫不逊色。
①1913年2月，孔教会在北京出版《孔教会杂志》，鼓吹定孔教为国教。该会是袁世凯帝制活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芮恩施记载：“袁世凯在1913年11月26日的命令中，再次极力推崇孔教，说全中国人‘率循孔道，奉为至圣’。他虽然没有明确宣布定孔教为国教，但他下令恢复祀孔大典与两年一次的纪念活动。命令又说：‘我深信必须要保存中国传统的信仰。’因此，他得到了北京的孔教会支持。该会的精神领袖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论述的是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则。回国后，陈焕章一直致力于使孔教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教。”111913—1915年间，许多省都有类似的支持孔教、为帝制活动服务的团体，如直隶、河南的孔社，湖南、山东、黑龙江等省的孔道会或孔教公会。
②1916年冬，上海的一些中西文报纸谣传袁世凯并未去世。16
③这首歌原名应为“My Country，’Tis of Thee”，是一首美国爱国歌曲，塞缪尔·F.史密斯作词，而曲调则沿用英国国歌《天佑吾王》，是美国在19世纪时实际使用的国歌。现在的美国国歌是《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由美国律师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作词，英国作曲家约翰·斯塔福德·史密斯（John Stafford Smith）作曲。——编者
④此时，李大钊与在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是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建设》在北京的发行代理之一。46
⑤胡适首先在《无虞文录》序言中，用“孔家店”这一名称来指代孔教及其徒子徒孙。随后，该词在反孔运动中流行开来。51对此更系统的研究，请参见拙文《中华民国早期的反孔运动》（“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该文系1958年向第四次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收录于亚瑟·赖特（Arthur F. Wright）编，《孔教》（The Confucian Persuasio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
⑥吴虞（1871—1949），字又陵，号爱知庐主人，生于四川成都，1905年游学日本（一说1896年），在那里受到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其所著《宋元学案萃语》就带有反孔色彩，并因此遭清政府学部查禁。为躲避清廷的追捕，他曾逃到乡下。1913年，他在成都编辑《醒群报》，又因言论违抗流俗，而致报纸被封。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反孔文章之前，他的一些诗作就曾经陈独秀之手，发表在《甲寅》月刊上。1916年年末，受《新青年》反孔观点的影响，吴虞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1917年2月以后，吴虞就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1919年，吴虞应邀到北大任教，一直到20年代中期回到成都。约从1926年起，他在成都大学任教。1931年起，又任教于国立四川大学。晚年，退隐于成都郊区。出版的著作有《吴虞文录》、《吴虞文别录》（成都， 1936）、《吴虞文续录》（成都， 1937），以及他的旧体诗集《秋水集》。他的许多文章是用文言写的。
⑦依照汉儒的“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56
⑧根据《礼记》（据传，此书为孔子的弟子撰述，实际上是汉儒戴生编撰）一书记载：“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此外，儒家经典中还说：“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男女授受不亲”；“七年（即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同食”。陈独秀说，所有此类为儒家所推崇的礼法，根本不能存在于20世纪。60我们这里必须指出，这些礼法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未真正彻底实行过。
⑨根据当时被认为是由孔子及其门徒编撰的儒家经典，“孝”为伦理之大原，礼仪之基准，教育之根本。在儒家经典之中，“孝”是一种义务，“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据传为孔子或其门人编撰，其实不是）上说，“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在这里，国家比于家庭，君主比于父亲。《礼记》又扩展了孝的含义，提出：“莅官不敬，非孝也。”65
⑩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这样翻译这个故事：“一个诸侯向孔子吹嘘他统治的国家道德水平有多么高，‘在我们这儿，’他说，‘你会看到许多正直的人。如果一个父亲偷了一只羊，他的儿子就会告发他。’而孔子则回答说：‘在我们国家，正直的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而儿子也会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这里面。’”71罗素在比较孔子的“孝”与西方的公益精神时说： “将这个故事与我们西方人从小听说的老布鲁特斯和他儿子的故事比较一下，那是很有趣的。”72他这里所说的是朱利斯·布鲁特斯（Junius Brutus），他将自己参与企图使罗马废君复辟的两个儿子都判处死刑。将此与《柏拉图对话录》（The Dialogues of Plato）中尤西弗罗（Euthyphro）告发自己父亲杀人相比较，也很有趣。
据吴虞说，胡适对他的这一评价来自《水浒传》中的一个典故。写这篇序时，胡适正在研究这部小说。78
例如，在周朝，齐桓公被认为是既忠且孝的人了。当他年老时，周天子以其年已耄耋，免其叩头之礼，但他却坚持要叩头以示他对周天子很忠心，也很讲礼教。然而有一次，他告诉谄臣易牙，说他很喜欢吃易牙做的饭，不过他口福太浅，还从没有吃过小孩的头。易牙闻此言，遂蒸其子献给齐桓公。于是，这位既忠且孝的齐桓公实际就是个食人者。80另一个例子就是汉高祖刘邦（公元 前247—公元 前195），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先祭祀孔子的人，但他曾将一个叛将烹煮了分给大臣们吃，以示犒劳。81唐朝名将张巡（709—757）杀其侍妾，分给为皇帝守城的士兵们吃。士兵流着泪，不敢吃，他便强迫他们吃。后来，城中有两三万妇女和小孩被食。而结果是，这位将军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忠顺的人之一。82（有关易牙的故事，实际上只是一个传说。）
鲁迅本人从来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郭沫若和创造社其他成员提出“革命的文学”的口号时，就遭到了鲁迅的反对。对于当时一些文人过分颂扬权威，无论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鲁迅都表示强烈反对。参加了“五四”时期破除偶像崇拜浪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后来成为偶像崇拜者的人不在少数。吴稚晖与戴季陶无条件地支持、颂扬蒋介石，是那些抛弃了早年的理想而屈服于国民党权威的典型。另一方面，诗人和历史学家郭沫若则是崇拜左翼权威的典型。1910年5、6月间，郭沫若写了一首充满着矛盾的诗。这首题为《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的诗这样写道：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火山，
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
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88
这些词句表明，郭沫若诗中有浪漫主义和泛神论的特点，以及他的自相矛盾，这可以解释他后来的行为。近年来，他对偶像的崇拜已超过了他的偶像破坏论。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