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繁多的阐释和评价
我们已看到，五四运动在诸多领域内都产生了反响，这增加了日后从本质上来阐释和评价这场复杂运动的难度。自1919年起，五四运动中的新式知识分子因其在思想意识、专业兴趣、政治理论与实践态度以及与政治的实际关系等方面的不同而产生了分化。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成就及其真正的领导者等问题的争论迅速成为焦点。在各种混乱的阐释中，主要的有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独立派、少数党的认识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方解释。
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一场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关于这场运动，自由主义者或独立派认为，或许至少是从文化方面来看，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一位名为黄远庸的记者在1915年提出的，当时运动尚未真正开始。从那时起到1918年，有许多作者描述了欧洲文艺复兴对改变现代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意义。这些观点散见于《新青年》杂志，特别是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中。在1918年冬筹办学生杂志《新潮》时，编辑选用的英文刊名是“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当时中国正在开展的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某种相似之处。1919年6月，恰在“五四”事件过后不久，蒋梦麟撰文谈论欧洲文艺复兴时，称之为一场“解放运动”。他指出，“新近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朝着这种解放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将改变人生态度，展开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解放情感，解放思想，争取人权”。1920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持类似的看法，并呼吁在中国开展一场“基督教文艺复兴”运动。1
20世纪20年代以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在论及这场运动时都持这样的观点。为了支持这一论断，他们强调，是五四运动促进了“以活的大众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以文言文创作的旧文学”；五四运动是一场“以理性反对传统，以自由反对权威，以颂扬人生及人的价值来反对压抑人性的运动”；是一场“由那些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并试图用新的现代历史批判与研究的方法论加以研究的人所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2另外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则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由挣脱中世纪旧秩序桎梏的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某些特征因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得以后来在欧洲复活。“五四”时期的中国经济也正从中世纪状态向资本主义状态过渡，并且提出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上的要求。但因为现代欧洲文化比中国古代文化更先进，所以最好是移植现代欧洲文化而不是复活中国古代文化。尽管如此，他们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仍然是文艺复兴运动。3
在五四运动的诸特点中，确乎有一些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从某些角度看，这两场运动有许多共同的背景，诸如：半中世纪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白话文问题以及个人从传统思想、制度和习俗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需求等。然而它们的不同之处更多，并且这些差别迫使我们把它们划入迥然相异的范畴。首先，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业革命蔚然成风，伴随着扩大市场的强烈要求，并且最终导致了海外殖民扩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初始工业经济过渡的阶段，既要面对已充分工业化的西方，又要面对工业化程度略差的日本。结果是，中国经济成为半殖民地式的，而非扩张式的。这种区别实际上使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处于迥然不同的经济背景之中。
另外，“五四”时期的中国人虽然也追求个人自由，呼吁个人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但这些要求中掺杂了一些中世纪欧洲人所不曾迫切要求的内容。基于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其从19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所得的经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支持中国国家经济独立和个人经济平等的要求。因此，他们受民族主义的吸引，并且不久后发生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文艺复兴是古文明影响的再生，即寻求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的思想。对这些古文明成就的研究，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革命性的一个方面。然而，五四运动却远非一场复辟运动；相反，五四运动的目的在于将一种现代文明移植入一个古老的国家，同时伴随着对古文明的严厉批判。4认同这一观点就与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结论大相径庭。关于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文化遗产，即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某一特点的假想更缺乏真实性。运动早期对中国古代风俗和经典的批判性研究，实际上是对旧习俗的一种打击，目的在于以新发现取代旧文化。“打倒孔家店”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五四运动的主流向来都不是要复活古代精神。如果说有所复兴，那也是由西学输入而导致的对中国古文化真实本质的重新挖掘。现代世界的新学成为五四运动的推动力，而对文化遗产的重新挖掘，不过是这些新学的果实之一罢了。至于“整理国故”或许可以看作五四运动的后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极端保守派用以阻碍西学的借口。中国古文化及经典与古希腊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和民主并非古代中国的特征；认为五四运动意味着古中国文明的复活，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认为五四运动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派，其最雄辩的论据是采用白话文作为国语并且建立了新文学。即使在这个层面上，两场运动的相似之处也很有限。欧洲多数伟大的白话文学作品都是在文艺复兴期间或之后创作的，而中国的许多白话文小说却创作于几百年前，远早于“五四”时期。五四运动创造的新文学是就如下意义而言的：首先，白话文在五四运动后被确认为所有文学创作的主要媒介并且成为国语；其次，文学创作的题材发生了变化。仅就前一意义而言，五四运动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有些相似。至于后一种意义，中国新文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人文主义热潮，但很快就发展成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后来主要演变为作为政治工具的革命文学。就精神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极少相似。
最后，西方文艺复兴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有争议的，而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词时就更不明确了。在他们更为宽泛的解释中，文艺复兴不仅适用五四运动，而且也适用于此前的四次文学和思想改革运动。如此使用这一概念不是澄清，而是混淆了五四运动和其他改革的意义。5
更早地把欧洲文艺复兴和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中国事件进行相似比较的是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1902年，梁启超曾指出，清朝的某些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恢复经典研究方面更为相似。他的这一观点因其欧洲之行而更加确定。1919年年初，梁启超与蒋百里等人访问了欧洲，并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2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详细探讨了这一观点，并对中国所发生的思想变革进行了阐释。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梁和蒋坚持认为，清代以后的中国形势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形势相类似，也就是说，面临着一场“改革”。他们提出，除了新文学和艺术外，中国可能出现一种“新佛教”。6这意味着五四运动还是一场“中国宗教改革”。实际上这种思想表明，梁启超和他的追随者试图推行一种“东方精神文明”，这种文明建立于中国和印度文化之上，是文明的顶点。鉴于20世纪20年代非宗教运动和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在中国的风行，把五四运动比作一场欧洲式的宗教改革运动，很难令人信服。
除了上述种种阐述外，还有些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启蒙（Aufklrung）或者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本。显然，得出这一观点是基于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在五四运动中的盛行。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几乎像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他们提倡思想明晰，评估事物要用功利主义的标准。他们的精神充满了批判和毁灭。他们诉诸理性而非习惯，诉诸自然的法则而非人为的，诉诸人道主义与美学而非伦理规则与宗教。他们怀疑在自己看来未经证实的一切。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挣出旧习俗的束缚，重塑人的观念与情感，打破传统，开放思想以利变革。总之，他们为一场伟大的变革开辟了道路。事实上，就所有这些方面而言，五四运动更接近于法国启蒙运动，而非欧洲文艺复兴。但五四运动和启蒙运动仍有着根本的差异。例如，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新兴的中产阶级推翻了封建贵族；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没有独当此任，而是由各种新兴社会势力联合起来，以反抗日益衰落的旧势力联盟。
任何一种从西方历史角度出发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忽略某些关键方面而造成误解。这些学者阐释的偏误之处，7似乎主要是忽视了新式知识分子担当政治和社会势力领袖的意义以及新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性。然而，他们的阐释仍有价值，特别是在运动初期对澄清某些特征很有意义。
另一方面，结合各种例子表明，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似乎是最不武断的。自由主义者对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和某些社会伦理方面，都做了中肯的思考，肯定了这些运动所取得的成就。8他们抓住了五四运动早期的本质之一，即个人的解放。9自由主义者后来对这场运动的阐释，往往忽视其政治因素，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在运动初期关注的是教育改革和运动中学术的提高。
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来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
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及这派学者，对这场运动持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看法。如前所述，孙中山在逝世前，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又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孙中山的这种矛盾态度，导致了后来国民党内部关于这场运动的争论和分歧。其中进步的、自由主义的一派以及那些参与过运动的国民党党员，或多或少持与上文所述自由主义者类似的观点。然而，这一派在国民党内部并不掌握权力。另一派是保守派，这些人特别是那些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要么从整体上贬低这场运动，要么批判其对民族遗产的破坏。
要了解国民党对这场运动的官方态度，最好是考察一下蒋介石所持的态度。就意识形态而言，蒋所受的教育与新思潮相去甚远，但五四运动肯定对他有所影响。①毫无疑问，蒋在1927年以前所采取的态度与孙中山一致，即支持五四运动。蒋在北伐中所取得的成功就得益于这项政策。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蒋介石似乎强调，以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军阀主义，反抗列强的侵略。101943年，蒋在提到中国人民对“二十一条”及其他中日秘密条约的痛恨后曾说道：“这些民族耻辱直接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并且构成了对中国人自信心的损害。于是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学生运动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要求。面对人民强烈的革命要求，军阀官僚政治体系走向没落。”11随后，蒋把后来的国民革命描述为根除军阀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斗争。12
因此，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支持主要是就其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而言的，而他严厉地批判了“五四”新思潮和学生运动等方面。他攻击了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没有给中国传统文明以适当的尊重，导致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因为他们盲目地推崇外国思想，这与中国人的民族心性和气质是不相容的；因为他们只是一味模仿西方思想的表面内容，而没有适当地注意到中国的需求。13
至于新思潮和学生生活方面，蒋指责思想改革者腐蚀了青年学生，使他们背离道德原则、法律和政府命令。14事实上，蒋介石不但严厉地批判了思想改革者破除偶像的教唆，而且全面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尽管孙中山曾高度赞扬这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并要求其追随者支持这场运动。蒋提到：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15
在蒋介石看来，治疗这种思想文化堕落的药方是知识分子实行“自律”，同时辅之以民政和军事的相互配合。至于科学和民主，蒋对其意义的看法也与思想改革者不同。1951年，他将“民主精神”阐释为“纪律”，将“科学的意义”阐释为“组织”。他提出，作为对科学和民主的补充，民族主义或伦理道德应该成为第三个口号。16基于其正统的力行哲学的背景，蒋可能严肃地反对新式知识分子重估传统的态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保守派一直提倡一种总体偏向传统主义的政策。他们漠视新文学和白话文，而褒奖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如忠孝之道等。他们还要求普通百姓读经尊孔。②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破除偶像思潮的影响，多数新式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激烈地反对这一官方政策。这种冲突也成为驱使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反对民族主义政府的因素之一。
显然，国民党保守派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强调五四运动的民族情绪，而否定其反传统精神。当然，“五四”时期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是强烈的，没有人会否认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民族基础上。然而，多数思想改革者怀疑普通的传统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旧的伦理道德，是否能够挽救民族的危亡。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已经证明，传统不能使中国强大和独立。因此，思想改革者们认为破除偶像比提倡传统更有助于实现民族主义的目的。事实证明，对怀有强烈民族情感的一般人而言，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派所提倡的以机枪扫射还击机枪扫射的思想更具有吸引力。
再者，无论传统的儒家学说、伦理道德和规章制度具有怎样的价值，它们都毫无疑问地含有与现代民主与科学相冲突的过时成分。很明显，从汉代帝王到慈禧太后，再到袁世凯，所有这些当权的统治者，在要求人们崇拜孔子和传统的时候，都强调儒家学说中的反民主成分，目的是在正统的基础之上与农业社会的制度之下，巩固其专制统治。国民党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倾向，它提倡“尊孔读经”，同时又把“民主”与“科学”官方阐释为“纪律”和“组织”。
仅就“全盘西化”的主张而言，蒋介石批判思想改革者们盲目崇拜西方，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这一主张只是由某些自由主义者在“五四”之后提出的，很快就得以修正。蒋介石指责五四运动盲目崇拜外国，而日本政府、外国租界当局和某些西方人士，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排外，如果把这两种观点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观点上的冲突十分有趣。
除了一些极端保守分子之外，国民党官方很少对五四运动进行公开的全盘攻击。但自1927年后，他们因反感新思潮中破除偶像的倾向，而普遍成为这场运动的反对者。某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员，如吴稚晖、罗家伦等后来依然捍卫这场运动的某些目标，但他们已不再掌权；最后他们自己也对“五四”时期提倡的原则变得有些淡漠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五四运动如此反感，以至于谁若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场运动，都会成为不受政府欢迎的人。18在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用警察和军队来镇压学生运动，说明它已被迫取代了当年的旧北京政府。
然而，某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意见或许值得进一步思考。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某些极端分子和破除偶像者企图全盘否定中国的过去，这无益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没有人会反对对中国的过去进行非教条主义的重估，也没有人会反对从中国传统文明中找出某些有肯定价值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应本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进行，而不是持一种偏执守旧的民族主义精神。
与国民党观点相类似的，是那些保守的民族主义的中国青年党领导人的看法。他们虽然不像国民党领导人那样批判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但是却把它视作一场打着反卖国贼、反列强旗号进行的鼓吹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学生和民众运动。他们高度赞扬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日情绪，但却反对新文学和新思潮。其结论和自由主义者类似，但理由不同，他们认为，在运动后期出现的国共两党合作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19
由列宁影响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阐释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试图将五四运动归纳为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和中共政治生涯的起点。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五四运动的实质是什么？谁领导了这场运动？
对于这些问题，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回答并不一致。那些曾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早期领袖，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已经认识到运动的政治意义，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将某些“五四”精神在党的活动中发扬光大。但他们从未宣称五四运动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激发的，或者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月刊上撰文称，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大东亚主义和侵略行径的而非仇恨日本人的”运动。他又指出，这场运动不只是一场爱国运动，而是相对笼统的“人类解放的一部分”。1938年，陈独秀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五四运动过去了吗》，是针对党内毛泽东一派的“农村苏维埃”和“山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陈坚持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应被视为“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环，民主革命开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据他理解，“五四”时期民众要求的是民主和民族独立，可以列举如下：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除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20
在陈独秀看来，当前民众提出的基本上仍是这些要求；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要求。他承认，主要由青年知识分子而非工人阶级发动，是五四运动的缺点，但他强烈反对“‘五四’时期已经过去”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党中的主流观点是毛泽东所做的概括解释，而不是陈独秀的看法。事实上，毛是被这场运动唤醒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他就抓住了机会，利用这场学生及新文化运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③他的主要理论——“新民主主义”论④或许就是受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五四运动理解的影响而形成的。
1939年5月初，毛为延安的报纸写了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文章，用来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在文章的开头，毛这样写道：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⑤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23
运动的简要说明包含了毛泽东观点的精髓。这一思想在文章发表后的六个月中进一步发展起来。它澄清了如下三点认识：（一）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一个新时期的起始点；（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并且也确实与无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在一个统一战线内参加了这场革命；（三）知识分子成为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强调：（一）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间的中国革命从性质上讲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在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取代传统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者应首先参加这场革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把它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二）中国革命的成功有赖于由一些社会势力结成的统一战线，即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三）“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阶层是知识分子。1911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辛亥革命时期的觉悟更高，数目更多。但若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相结合，则会一事无成。划分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只要看他是否愿意并且确实和工农相结合。”24
1939年5月4日，上述文章发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同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青年集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详细阐述并发展了上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并强调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生和青年开始成为唤起民众的“先锋队”。但后来这场运动因部分知识分子没有负起唤醒和组织工农群众的使命而失败。25
上述演讲已被中国共产党官方确认为首次阐述了日后成熟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⑥。后来到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上述文章及演讲中的主要论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前的80年的特征是“旧民主主义”，而五四运动后的20年的特征则是“新民主主义”。27如毛所说，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五四”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28这就是将五四运动视为分水岭的原因。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股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因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依然保持着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官僚主义的本能反感，所以在当前的革命中有可能与无产阶级合作。他指出，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沙俄资产阶级的不同，后者不具备这种相对的革命性。29
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断言，五四运动在文化领域也标志着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分界。“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30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新学、西学，主要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文化革命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31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但他似乎更强调这场运动的文化革命意义。他提出，自1919年至1940年，中国文化革命的基础是类似于政治领域的一条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它经历了四个阶段：（一）从1919年“五四”事件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两年；（二）从1921年到1927年北伐结束的六年；（三）从1927年到1936年，国共两党内战时期的九年；（四）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间的三年。他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是中国文化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它是一场如此伟大、如此彻底的文化革命，以至于史无前例。32
除把五四运动看作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外，毛泽东同时还在这篇文章中宣称：“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33
此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性质的认识，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对这场运动的官方解释。大量共产党学者论及这一问题，几乎都是遵循的这条思路。非正统的观点受到教条主义派的历史学家的严厉批判，而这些批判往往只是些言过其实的解释，而不是实事求是的论述。⑦
要评价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所作的阐述，就要涉及中国人争论不休的“封建主义”和“半封建主义”这一对一般意识形态内的概念，而要解决这一争论，则非本书所能企及。毛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基于他以及中国共产党官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现代社会所作的阐释，是建立在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认识之上的。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对中国社会的这种解释和阶级观点，他自然会反对关于五四运动的这种认识。但另一方面，在随后逐年增多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中，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事实上，即使不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我们也可以研究五四运动是不是具有阶级意识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即使魔鬼是否存在值得怀疑，驱魔运动还是可以开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判断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是否将其视作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最佳办法，是研究这场运动本身所发生的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评判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就会发现他在抓住这场运动的某些重要特征的同时，也混淆并夸大了一些问题。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也承认这场运动的主导思想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且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也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同时他又指出，“五四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使这个问题含混不清。这种混乱来自于这样的事实：这场运动实际是一个历经数年的过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并且在此期间运动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只能说在运动结束时，共产党的影响才开始表现出来。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这一时期，便不能说这场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确实，自1919年后，正如《新潮》杂志所反映的那样，大批中国学生领袖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但必须谨记的是，新思潮和新文学运动是在1916年成形，1917年夏发展壮大起来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否认这样的事实：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初步地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而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也承认自己在1919年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信徒，仍旧是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一名崇拜者。陈独秀直到1920年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而李大钊直到1919年年底以前还没有全盘接受它。1919年年底，毛宣称自己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35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坚决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形势对五四运动后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只是不苟同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召唤下发生的这种假设。
而且反帝反封建思想似乎主要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至少多数运动的参与者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们主要是反对日本侵略主义和亲日官僚。另一名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运动参与者之一，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承认这一事实。她说过：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地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36
当时，邓属于学生中的激进派。对于占据学生团体多数的其他人来说，有趣的是他们很少使用“帝国主义者”或“封建的”等字眼，虽然这场运动的核心是反帝和反传统；他们也不常用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确切解释，尽管非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一词早在1895年就已经由日本传入中国。⑧
某些新思想运动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可能在介绍帝国主义概念前，早就提出了反封建思想，甚至是在“五四”事件之前。陈独秀、蔡元培以及其他人反对孔教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孔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并且在许多方面都保留着封建性。他们强烈反对在已经发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维护一种封建理论，这表明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已不是封建社会。此外，与“帝国主义”一样，“封建主义”在“五四”时期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里出现过。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
这场运动是不是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发生的？它的领导者是谁？这些问题引发了另一个和共产党关于五四运动的阐释密切相关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在后来的著述中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五四运动，但他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解释的不确性。因为在1939年首次评价五四运动时，他称这场运动实为不同“社会力量”的统一战线，而非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列举了“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这条统一战线的组成成分。后来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他又补充了更多的阶级特征：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38
后来许多共产党学者常常进一步发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并提出在五四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例如，其中有位学者对毛泽东所提到的三类知识分子进行了如下解释：“李大钊和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主要的领导力量。”39据这位史学家说，得出这种推论是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思想数量不大但质量却很高，在动员广大革命群众时比其他派别的思想更有效力”。40如果不能用论据来证明五四运动特别是由共产党领导并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又如何依靠动员的效力来证实这个论点呢？
实际上从“五四”时期直到现在，围绕着“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纠缠不清。“五四”事件发生不久，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就指责布尔什维克煽动了这场运动；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外国观察家和外交官们都否认了这一点。但“六三”罢工之后，西方租界当局开始和日本政府论调一致，尽管他们也有人承认这种指责没有任何证据。“五四”时期后的几十年中，这场运动在中国公众中的声誉大大提高，各个党派都经常自称是运动的领导者。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西方传教士及其作家经常过分强调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胡适在这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国民党领导有时也宣称或暗示一些国民党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和段锡朋等实际上领导了或影响了五四运动，尽管他们同时还批判了这场运动的目的。41极端保守分子则持一种不同的看法，他们仍坚持追随日本政府的论调，视这场运动为一场公开的暴乱，所以将运动的领导责任简单地归之于共产主义者。1949年后，胡适被共产党斥为五四运动的“叛徒”，杜威和罗素则被称为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破坏五四运动的“间谍”。有位传记作者甚至无视所有历史事实，批评罗素一直是“一名帝国主义战争贩子”。1927年以后，陈独秀作为运动领袖的资格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已经被删除，因为他已成为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并且“背叛”了共产党。1927年继陈独秀之后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认为，甚至连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军的旗帜”也不再是“赤‘匪’的红旗”，而成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后来李大钊、鲁迅、毛泽东和瞿秋白被共产党作者描述成比陈独秀和胡适更重要的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在中国，非共产党的史学家甚至被剥夺了拥有《新青年》和早期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权利。42于是，谁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这个问题便因各持己见的政治及社会集团出于党派偏见的考虑而搞得混淆不清了。
陈独秀曾在1923年年底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陈独秀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阐释新文学运动，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由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43胡适拒不接受这种视经济为“第一位原因”的观点。1935年在答复这种经济第一位的观点时，胡适详细阐述了许多其他原因，诸如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原因以及国际因素等。他补充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44在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际，陈独秀又提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5这些由陈独秀和胡适提出的关于文学革命起因的论述，约略暗示出他们对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领导者的看法。陈有时低估了个体领导者对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而胡适则把经济因素和社会对普通书面语的需求降到最低。他们的观点表明，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考虑谁是五四运动领导人这个问题。
毛泽东似乎抓住了这场运动的某些社会政治意义，并且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联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特别关注，在一场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军阀的运动中，商人、企业家和工人的共同参与，这种联盟最早表现在6月的五次罢工中。这种认识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现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接下来，这似乎又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支持自己的事业。另外，毛泽东根据得自于五四运动的经验，充分意识到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农民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学生和教师在这个层面上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源泉。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召集新式知识分子深入工农，以便组织和鼓动他们，这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更早的时候，孙中山曾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却忽略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他对五四运动的阐释还是略有武断、偏颇及自相矛盾的地方。
五四运动的真正本质——一种仅供参考的阐释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和社会政治相结合的运动，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和社会公正。从广义上来说，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思想革命，因为它的基础是假定思想变革是实现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前提，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变革，并且它的领导者是知识分子。这又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化。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维护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这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有重大改革及革命的目的。
同前辈改革家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革者为实现这一目的，提倡中国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或者西方化，从文学、哲学、伦理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风俗习惯等。他们从批判旧传统开始，并以现代西方文明为标本，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思想行为。他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所以“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
在“五四”时期，特别是其初期，个人解放是主流意识之一。1915年以后，多数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改革者开始认识到，要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从陈腐的传统伦理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所有个人都从旧式被动思考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打破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自给自足的家族制度，势必会增强民族的实力。所以通过破除偶像和开展批判以打破旧传统和旧习惯，成为五四运动最多彩的现象。他们攻击保守的儒家学说，冲击经典的语言文学，暴露民族性格和习俗的缺陷，嘲笑东方的精神文化，推翻种种古老的传说，同时青年开始反抗旧式包办婚姻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种破除偶像、批判和摧毁的精神。尽管改革的领导者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建设一种现代文明，但他们摧毁旧事物的行为掩盖了他们在建设方面的努力。结果，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失去了市场。
在这场对旧传统进行批判性重估的运动初期，充塞着青年知识分子头脑的，是唯心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及不可知论等思想。总体上，改革者认为，思想意识和制度的变革应当走在物质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前面。讲到批判传统束缚，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比循规蹈矩更为重要。另外，尽管他们有情绪化色彩和爱国主义色彩，但在处理问题时却是理智的、合乎逻辑的，或者至少表示打算理性地去做。尽管这些现象还只是初显端倪，却表明了除少数人外，他们思想方式的不同寻常。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清末以来的上流社会思想，追求的是思维的清晰。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挑战权威，怀疑现行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并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重新评价所有的一切。“重估一切价值”和“拿证据来”是他们的口号，尽管他们并非总能付诸行动。46一切在他们看来值得怀疑的旧传统没有不遭到挑战的。
但这种个人解放的潮流并不等同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意义也与西方所提倡的有所不同。对于救国的目的来说，中国许多年轻的改革者认为，个人解放和维护个人权利相差不大。“五四”时期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因此，中国对个人从传统中，特别是从封建大家族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需求，很快就被要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与国家从而建立一个强大政府的要求取代了。另外，当时思想倾向各不相同的团体都宣扬一种广泛的自由主义。除了有些受到18—19世纪英法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实用主义者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各类社会主义者。当时的所有人都自视为自由斗士，并也确实强有力地激励人们去打破旧的传统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