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派系除了受国内外政治干预的影响外，还存在自身的差异和对国家首要问题的看法不一，于是，“五四”事件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股势力兴起，压倒了个人主义潮流。中国迅速兴起了现代西方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些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如果要拯救并振兴中华民族，就应该唤醒民众，使之意识到民族的危机和自身的利益，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带领他们前进。所以青年知识分子认为，群众运动、宣传、组织和革命纪律是用来与世界强权政治和国内军阀主义做斗争的重要的无可争议的手段。社会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所宣扬的解放贫困阶级和殖民地并在未来实现国际主义和睦邻友好的思想，为上述观念及实践提供了更多的道义依据。结果从西方观点看来，反自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潮流自“五四”时期结束时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可能为民族主义家长制和共产主义集权制铺平了道路。然而，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在“五四”后的几年内，直接的有组织活动与群众的示威游行，看来是在中国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可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民众行为向政府施加社会压力。47这种有组织的活动似乎是抗议对内欺压百姓、对外软弱无能的政府的一种理想方式。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的其他可能选择只有流血革命，而这是多数运动参与者不想看到的结果。
总体说来，这场运动的基本方面具有过渡性特征。若对运动前后的中国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根本性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这场变革是在对传统进行批判后旋即展开的激烈辩论和有组织的斗争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诞生时的阵痛。一系列的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特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场运动看起来似乎是西方在过去三四个世纪所经历的思想进化过程的一个缩影，虽然带有不同的侧重点，结果也不同。从长远角度看，这场运动无疑是一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史的分界线，并且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正如1911年辛亥革命标志着废除一个既定的政治体制。
再评价五四运动的成就与不足
人们常常从整体上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来评价这场运动。这就导致了对这场运动过于简单化的认识，而这样一场复杂的、事先未经计划的事件是不能只从这些方面来分析的。还有人从派系观点出发来评价它。毛泽东提出，五四运动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帝联合战线方面，在激发人们反对旧伦理旧文学的反封建斗争方面，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随后的革命活动打基础方面，甚至在开始形成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一部分的灿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48说到五四运动的不足，毛泽东指出，“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49曾经在与封建思想斗争中起过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思想，败于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组成的右翼分子，这些右翼分子在“五四”后期开始采取“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立场”；50并且“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51但是运用同样的证据，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可以得出相反的评价。同时，如果假定毛泽东指出的五四运动的缺陷成立，那么他关于五四运动已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论断就值得怀疑了。
在我们看来，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成就，其次才是当时社会方面发生的实际变革。随着旧式政治体制和农业经济的加速解体以及新的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原来由地主豪绅和官僚资本家为维护其共同利益而结成的传统联盟开始崩溃，继之而起的是新结成的联盟。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反叛统治势力。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大多仍来自地主、官僚家庭，也有一些出身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他们反对传统的思想、体制和习俗，反对地主和官僚的利益。更有意义的是，工人、商人和企业家都支持他们的反帝运动。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通常是由知识分子率先在思想上反抗现状，革命的史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知识分子效忠对象的转变”，而其他人则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反叛”。52五四运动为这种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最突出的是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变。传统伦理原则与教条被彻底粉碎，偶像和权威遭到了冲击，从此旧传统的声誉再也没能得到恢复，尽管后来守旧派和保守派竭力维护它。对新事物的向往取代了对旧事物的崇拜。再没有哪一个时期像这一时期那样，青年对新知识充满了渴望，新的标准开始成形，知识阶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了扩展和变化。
这些思想变化伴随着并得益于采用白话文作为写作媒介，创立一种基于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诸多理论之上的新文学，并迅速发展大众传播和普及教育等。尽管后来保守派的当权者曾鼓励保存文言文，但白话文还是成了一种流行的写作方式。此后，这种新文学在文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新的诗歌、短文和故事以及新的戏剧等全在运动中出现了，紧接着又诞生了新小说。作为“革命的文学”，这些新兴的文学样式后来受到左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而他们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也有效地使用了这些新的文学样式。在文学领域中，“革命的文学”并没有创作出太多流行的或杰出的作品。绘画、雕塑和艺术等其他艺术样式也深受这场文化巨变的影响。
“五四”事件后，中国的新闻及公共舆论事业迅速发展。如果比较一下“五四”前后的报纸杂志就会发现，后来的报纸杂志无论在制作技术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有了巨大的改进。这类出版物数量的迅速增长更是史无前例的。其受众数目也在激增，政府和公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新闻。
同时，普及教育得以扩展，其他教育改革也开始实行，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学术水准也大有提高。作为五四运动的成果，学校越来越多地讲授现代知识。工业培训开始和新兴的民族工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联系。师生建立起了更多也更有力的组织，他们的社会及学术活动也明显增加。西方哲学与逻辑被引入中国。社会科学和新的史学编纂法得到迅速发展。现代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在“五四”及其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1915年之后的十年中，创立了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生物学、地质学、古生物学、气象学、物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53最重要的是，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介绍和使用。
伴随着这些思想意识的变化与发展，出现了社会变革。五四运动后，传统的家族制度逐渐衰微，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为反对旧式家族制度，青年们竭力强调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立人格和权利。在运动中及其以后，要求更大的社会整合以代替家族约束的趋势逐步形成。女性的地位开始提高，出现了男女合校。女性开始从传统伦理、社会和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促进了一场更为活跃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将女性带入政治及社会活动。事实上，这场运动发起并推进了一场“家庭革命”。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结构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出现了地主地位日渐衰落、农民不安分意识增长、城市居民政治活动增加和劳工问题逐渐突出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反过来它又强调关注这些现象。五四运动分裂之后，城市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强，并且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劳工运动的势力和组织开始加强，而且呈现出一定的政治色彩。尽管劳工并没有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但在与运动的合作中，它成为总体政治社会斗争的力量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知识阶层的形成。
伴随着这一切的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影响。它促进了新的政党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方法的采用。从那时起，各政党开始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在其政治纲领和政策中更多地强调社会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得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观念以及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声誉，而军阀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则成了政治攻击的目标，从而遭到公众更有效的反抗。
总的来说，五四运动的种种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向。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成形的深刻的社会与民族意识一直延续了下来。“五四”时期过后，新式知识分子继续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保证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而且这些要求日益强烈。历史证明，那些逆这股潮流而上的政治领导人和党派，比如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等，都招致了自身的垮台，而那些“弄潮儿”尽管歪曲和操纵这股潮流，也还是占了上风。虽然后来受到强调服从组织活动的思潮的阻碍，但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持续影响力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种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破除偶像的种子不会轻易被剔除。此后，民主观念深得人心，即使是那些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好采用迂回抵抗的方式。忠实记述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
如果说这些是“五四”时期改革的主要成就，那么也可以指出它的一般性缺陷。在批判中国旧传统时，很少有改革者对它进行过公正的或同情的思考。他们认为，几千年来社会的停滞给进步和改革留下了许多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就不可避免地过分攻击整个传统并且低估传统的价值。如此一来，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中的许多优秀成分就被忽视或者避而不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改革者的批判似乎在某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析且过于简单。然而，这在民族充满惰性的状况下或许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过于轻信来自外国的新思想。批判性研究只停留在口头，而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他们空泛地谈论“主义”，却对其内容没有认真细致地思考。结果，他们往往含混不清地大力提倡或者全盘否定外来思想，虽然有时也强调思维要清晰。这或许是任何一场群众性思想变革运动初期都会出现的自然现象。
这一时期中国改革者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过分自信，认为只要是他们认为正确的或好的东西就可以在中国立即实现。他们在处理大量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表现出缺乏耐心和恒心。面对一个如此广大的、涉及国家诸多方面的文化社会变革，需要进行长期的和持久的建设性工作。要用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实现西方经过几个世纪尚未完全成功的事情，这当然是十足的幻想。然而，“五四”时期几乎没有一位中国青年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种缺乏耐心的特点不独为运动中的改革者所有，而且也属于后来那些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人。许多评论者在批评五四运动未能实现其目标时，忽略了时间因素。⑨
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在对五四运动的再评价中，又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和争议。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新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伦理和思想意识的变革是建设新的中国文明的根本。这种思想是针对以前的观念提出的。以前的人们认为，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是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和历史上的改革者不同，新式知识分子更加关注伦理、思想和原则，而不是工业技术或者物质建设。后来冯友兰等批评者认为，五四运动在总体上忽视了工业化的紧迫性。他们认为，“在实现了一定的物质文明之后，相应的精神文明就会自发实现”，尽管他们也承认工业化有赖于精神和物质两个因素。56但是这种批评并没有驳倒新式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思想落后是妨碍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仅有物质建设并不会必然或自发带来所希望的思想意识或制度上的成就。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是值得注意的例子。实际上，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一项准备工作。工业化是五四运动主题的延伸，而非反动。
保守派指责五四运动要为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潮流负责，这又提出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从这场运动中萌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守派的指责有几分真实性。但事实上，这个指责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错了，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既不应该发动，也不应该参加这场运动。如果这种含义确切，那么可以提出某些问题，诸如：这场运动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吗？它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更重要的是，“因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参加这场运动引发了社会主义潮流”的说法是正确的吗？甚或，这种潮流是因后来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抛弃与回避运动的政治因素而引起的吗？
回答上述问题时，可以得出许多结论。五四运动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当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正处于或看起来正处于上升时期。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要求摆脱外来侵略与干涉的意愿、新式知识分子要求自由和享有政治权利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在运动初期，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居于其次的资本主义者在反对日本在华侵略立场和抨击中国旧传统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造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兴起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是“五四”事件之后的某个阶段才出现的，在这个阶段还出现了西方人对这场运动的态度问题。一方面，一些生活在中国的著名的西方学者，如杜威、罗素、芮恩施等人支持这场现代化运动，他们认为，如果这场运动得以贯彻，将会出现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另一方面，多数西方在华经济利益的代表，则坚持维护他们特权的政策。他们支持中国腐朽的统治势力，因为这些势力可以保证他们在获取利润方面享有最大的特权，不管这些势力是怎样违背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也不管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反自由、反民主。当西方最终制定出这些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时，中国青年感到极度的失望。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维埃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租界，这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当然促使运动中的进步分子和左翼分子，还有那些民族主义者重新调整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向。对于任何企图解释中国后来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态度的人来说，重要的似乎是把这些事件放到一起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保守或消极，成为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他们无视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选择躲避政治旋涡，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作用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本质，也不了解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厌恶，最后他们躲入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这一切导致他们丧失了与多数青年及人民群众的联系。当通过与共产党实行合作并最终使国家统一之后，国民党采取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五四”所提倡的种种改革。
考虑到上述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运动时期及其后的阶段，除了有共产主义闯入政治舞台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现象，即国民党和西方列强改变了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软弱退缩。这种改变和软弱成为后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40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是主流；而那时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
①自1917年至1923年，也就是整个五四运动时期，蒋介石已从日本东京军官学校接受完军事教育，正过着隐居的生活。1917年和1918年他住在上海。1918年秋至1919年夏，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福建山区度过的，其时他出任陈炯明领导的广东军队的团长。1918年，蒋已是宋明理学的信徒，特别崇信王阳明的直觉主义与力行哲学。（后来他成为清朝大臣、孔教信徒曾国藩的一名狂热崇拜者。）“五四”时期的思潮看来对他产生了某些影响。1919年7月底，他打算去欧美学习。除了大量中国历史、哲学的正统典籍和理学著作之外，他还开始阅读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诸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俄国革命史、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著述、易卜生的传记和《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他还埋头苦学了英语、俄语。同年10月，他访问了日本并发表了几篇论外交关系的文章，鼓吹重新考虑对俄政策。从那时起，他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形势都很乐观，并对苏俄组织和苏俄红军秩序都产生了兴趣。因此，1923年8月，孙中山派他和国民党员王登云、共产党员张太雷以及国共两党的党员沈定一等赴苏学习。蒋在苏联停留了三个月多，同年12月15日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开始既反帝，同时又怀疑苏共对中国的居心。
②1952年，蒋介石在台湾又重倡“读经”，并再提对五四运动的批判。他说：“孔经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我们斗争的有力武器。它们毫无理由被抛弃。我听说多数北京大学的我党党员曾在民国初反对研究古代典籍。他们认为，如若不然就不会有革命或者改革。这实在是对革命和改革意义的曲解。我曾经说过，尽管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但由于它考虑不到救国的根本问题，所以其本身有许多缺陷和麻烦。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也正是这所学校提出了这两条原则（即科学和民主）。但是30年后我们发现这两条原则救不了中国。”他进而提出要重新整理古代经典，并且所有学习文学、法学、历史、地理和哲学的学生都要研究之。这篇文章再度强化传统主义者的势力。台湾的高级官员再次提议孔经应作为一切文职人员考试的科目，并且所有学校都应讲授这些科目。一些自由主义者又重新表现出他们温和的抵触。昔日的论战重又燃起。在这场辩论中，保守派指责五四运动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负全部责任；而反对派则驳斥，保守派的观点不过重复了一种荒诞的陈词滥调，即诵《孝经》可以退顽匪的说法。17
③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一时期的最初几年，除了正统的中国史书外，毛还阅读了一些由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逻辑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著作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等。但不久他就受到《新青年》杂志的吸引，放弃了早期的观念。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在1918年9月至1919年年初这段逗留北京的时间里，他深受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1919年3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他一听说“五四”事件，就立即和长沙市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支持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活动。毫无疑问，“五四”事件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支持和参与了这次学生运动，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毕业生而一举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毛编辑的短暂出版的《湘江评论》立即得到了《新潮》编辑傅斯年的赏识。傅认为，这家杂志是可以与《新青年》《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比肩的全国最好的五六家杂志之一。毛在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这期《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因支持“五四”事件，而被学生运动领导之一罗家伦推荐为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准确解释。21在这篇文章中，毛指出，在争取民权和社会组织的斗争中，学生、商人和工人都觉悟到必须统一起来。1919年8月，毛的杂志被省政府查封，随后他再赴北京和上海，寻求对湖南学生反军阀斗争的支持。1920年秋，著名学者和革命家易培基开始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新教员纷纷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这些人中有曾参加五四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夏丏尊，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生余家菊、陈启天、恽代英以及著名作家舒新城。从1920年秋到1922年冬，毛担任长沙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的校长。
④指出“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完全是由毛泽东创造的，或许是一种较为确切的说法。1919年年初，罗家伦在《新潮》撰文时引用了沃尔特·爱德华·韦尔的著作《新民主主义》（Walter Edward Weyl，The New Democracy），“新民主主义”这个名词被引入了中国。1922年1月28日，江亢虎将“新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作为他的中国社会党的理论，该党两年后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新民”这个词更早时被梁启超用过，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儒家经典，比如《大学》《书经》等。但这个词当时的含义却与毛泽东所用的不同。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阐释中还汲取了许多其他学者的思想。22
⑤按照毛的观点，民族资产阶级既非官僚资本家，又非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
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指出，“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会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26
⑦例如，1940年6月郭沫若将五四运动和爱国诗人屈原（约公元 前340—约公元 前278）作品中所反映的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比较。郭认为，屈原的诗是用一种口语来代替经典的文学语言创作的。他断定这种变革和五四运动堪称中国历史上两次最伟大的“文学革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郭把这两次文学革命的根本起因都归之为经济变革：“所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来自于经济体制的改变。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以及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都产生了新的语言。”根据郭的看法，屈原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这种转变引起了以屈原诗歌为标志的文学革命。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和民主过渡，便出现了五四运动。他提出，“两千年前我们也有一场五四运动，屈原就是这个古代五四运动的强有力的领导者”。这种有关五四运动的非正统认识遭到共产党历史学家华岗的批判。他指出郭的观点中有三处错误：（一）“五四”时期的社会变革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而不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二）不应将五四运动看作一场单纯的文学革命， 如此看待五四运动，正像胡适等人所做的那样，是企图故意缩小这场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三）五四运动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不应把它错误地理解为两千年前一场文学变革的“翻版”。34
⑧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1858—1945），其所著《帝国主义》（Imperialism）在1895年被译成中文，而幸德传次郎（Kōtoku Denjirō，1871—1911，即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Imperialism， the Spectr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在1902年由赵必振译成中文。当他们写作这些书时，浮田是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幸德则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在1912年2月10日出版的《国民》杂志提到，“日本人倡导的泛亚洲主义不是一个民族自决的理论，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征服弱小民族的理论”。甚至这种从纯粹民族主义观念出发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观念，也很少在“五四”时期被提及。1916年，列宁受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发表于1902年的《帝国主义研究》（Imperialism）的影响，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列宁认为，自1898年以来，西方社会改革家及和平主义者越来越多地采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帝国主义早期曾受到法国重农主义者，甚至是亚当·斯密的批判。直到1919年9月1日，列宁的著作才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两周后《解放与改造》杂志首期刊登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与要求》一文。接着《新青年》8卷3号（页6—10）以《民族自觉》为题，部分刊登了他的《在苏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此后，1920年和1921年，列宁大约有10篇文章被译成中文。37
⑨在“五四”行将结束时，约翰·杜威曾大胆预言，中国或许能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取得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思想、科学、工业、政治和宗教的进步。和美国不同，它没有可供变革的足够的回旋余地，它必须在一个充塞着传统和迷信、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中来实现之”。54珀尔·S.伯克也在其自传中，根据她在中国的个人观察，对“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的中国思潮进行了描述和批判。55
附 录
一、“五四”时期社会力量简析①
随着旧社会秩序的解体，出现了四股对五四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力量——新式知识分子阶层、新兴工商业团体、城市工人阶层、无土地的农民及失业者。
新式知识分子阶层是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们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中成长起来。尽管早在1862年，中国就创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实行西式的教育制度却是在1907年，大约是新文学革命开始前的10年左右。这10年之中，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西方学识的知识分子。
年 份 学校数目 学生人数 毕业生人数 教师人数 行政管理人员数目
1905② 4222 102 767 — — —
1906③ — 468 220 — — —
1907④ 37 888 1 024 988 — — —
1908⑤ 47 995 1 300 739 — — —
1909⑥ — 1 626 720 — — —
1910 — — — — —
1911⑦ 52 650 1 625 534 — — —
1912.8—1913.7⑧ 87 272 2 933 387 173 207 129 297 98 929
1913—1914 108 448 3 643 206 232 221 164 607 122 174
1914—1915 122 289 4 075 338 257 889 189 853 122 116
1915—1916 129 739 4 294 251 235 372 198 976 130 799
1916—1917⑨ 121 119 3 974 454 334 519 182 583 129 221
1917—1918 — — — — —
1918—1919⑩ — 4 500 000 — — —
1919—1920 — — — — —
1920—1921 — — — — —
1921—1922 — 4 987 647 — — —
1922—1923 — 6 615 772 — — —
据表1，从1912年到1917年的5个学年中（包括1912年和1917年在内），大约有550万名在校或已毕业的学生。粗略地看，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受过某种形式新型教育的人大约已经有1000万之众。和全部人口比起来，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很小，大约有3％，但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已在正文中论述了。
新兴商人中的许多人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由于农业经济的崩溃，他们从与地主、官僚的传统联盟，转向与新兴实业者联合。要估计这一新兴集团在五四运动前10年间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很困难的。不过表2中有关中国商会的数据，可以向我们提供某种暗示。因为中国商会是一个新兴的现代事物，其目的是发展这一集团中各成员间的相互合作。商人阶层在内地省份的发展尤为显著。例如，1912年山西省商会及其会员的数量分别为28和4220，而1918年则分别增长为104和7878；1912年安徽省商会及其会员数量分别为17和2943，而1918年则为65和13 684；1912年上海商会及其会员数量分别为47和6043，而1918年则为101和14 160。
年 份 商会数目 会员人数
1912 794 196 636
1913 745 192 589
1914 1050 203 020
1915 1242 245 728
1916 1158 193 314
1917 1148 206 290
1918 1103 162 490
所谓“新兴工商业团体”指的是，制造（或进口）并销售现代机器产品，从而与国外金融利益发生关联的那些团体。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全国范围的市场，而不是地方市场。他们对国内政治也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人甚至提出用“商人治国”来代替军阀官僚统治。
城市工人阶层是农业人口被吸引到现代工业中心后的一个新兴阶层。据估计，1915年中国工人总数为107 599 171，与同一年的美国工人总数相等。不过这个数目肯定包括了旧式作坊中的手工业者和工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工厂的工人人数很少，从1912年到1915年（含头尾两年）期间，仅保持在65万人左右。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见表3），中国工人总数于1918年增至1 749 339人。另据估计，自1920年至1927年，在城市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的中国工人（不含海员和人力车夫），总数为200万人，家庭手工业者的总数也是200万人。而根据一位共产党学者的估算，1919年中国工人的总数为300万人，其中包括：110万工厂工人，85万矿工，40万外国在华工厂的工人，30万码头工人，20万铁路交通工人和15万名海员。
制造业 638 641
运输业 221 811
开采业 530 885
城市公用事业 12 000
农业工厂 —
政府雇员 21 640
外国工厂雇员 324 362
总计 1 749 339
这一时期的无土地农民，因农业经济和自给自足的家庭及村庄制度的瓦解而数目激增。表4显示的是1917年至1924年间佃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比；调查一为官方数据，调查二为私人统计，两者略有出入。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1—1924
调查一 49.7 46.7 41.4 40.0 46.3 —
调查二 36.0 — — — — 60.0
表5所示为国民政府发布的另一组有关佃农和自耕农的数据。其时它已和共产党分裂，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在此之前，汉口国民政府曾于1926年宣布，中国45%的农民为自耕农，而55%的农民不拥有任何土地。
（%）
1912 1931 1932 1933
佃农 28 31 31 32
自耕农 49 46 46 45
在土地占有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右派常因各自不同的观点和政治需要，而采用不同的统计数据。后来一些较为科学的调查表明，在不同的地区，中国土地占有的集中程度差别很大。总的说来，在华南及华中这些富庶地区，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不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民有半数是没有土地的，并且在那些拥有土地的农民中，半数是贫农和中农，他们只拥有1—30亩不等的土地。迫于这种窘境，许多贫困农民背井离乡。据估计，在不同地区这样的贫民占农民总数的8％到20%。另外，由于灾荒和内战，出现了农业人口的大迁徙。一份20年代对中国半数省份的调查表明，受灾人数已达56 559 000。这批贫困农民和迁移人口中，有些人可能会流入城市和工厂，但限于初生期中国工业的容纳能力，多数人不得不另谋生路或者忍受饥荒。很多人成了职业军人，其他人则沦为匪徒或流浪者。这批流浪人口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因为他们为军阀主义提供了温床，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前的那段时期。农民阶层的这种分崩离析，还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五四”时期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动。旧的社会平衡被打破了，豪强士绅日趋衰落，而在不同程度上，新式知识分子阶层、新工商业者及金融家，还有城市工人阶层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大批农民陷于贫困，流离失所，生活动荡，而军阀势力则乘机掌握了全局。
二、参与“五四”事件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到底有多少学校和学生参与了1919年5月4日的集会和游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至少有两类记载提供了不同的数据：
（一）有些报道指出，参加集合和大游行的学生人数远高于前往东交民巷和攻击曹宅的人数。（1）王苣章在《中国的青年运动》一书的第10章第165页和第166页中，引用一位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的话，“约有30所学校，1万多名学生”参加了集会和游行，但“我们3000人去了东交民巷”。（2）“上午北京33所院校的15 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有关山东的条约。其中3000名学生前往东交民巷，呼吁协约国利用其有力身份为中国主持正义。”但后来在1947年，蒋提出学生人数为3000人，并没有区分参加集会、游行和前往东交民巷的人数。（3）一份早期材料显示，有3000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后来在前往东交民巷时，又有大批市民加入。（4）曹汝霖在他的辞呈报告里提出，他眼见“千余名”学生冲向他家。C. F. 雷默则断定，示威群众在东交民巷被驱散后，又集结前往曹宅，“约有1000名学生到达那里，并要求进入”。
（二）其他与“五四”事件相关的记载并没有从数量上区分集会的、游行的、前往东交民巷的以及攻击曹宅的学生。多数记载认为，13所院校参加了这些活动。但这些记载对事件所涉及的人数说法并不统一：
（1）超过5000人。见《中华教育界》8卷2号第1页的“专录”报道（1919年8月）。陈寿逊也持这一观点，详见他所编《社会问题辞典》（1929年，上海），页117；另有丁致聘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1935年，上海）；还有陈端志的《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1936年，上海，页232）。许德珩也提供了同样的数据。
（2）5000人。这是中国代表团在致巴黎和会的声明中报告的数字。见刊登于1919年5月10日《纽约时报》第3页上的美联社5月9日巴黎电讯。同样的数字也见于1919年5月10日上海《北华捷报》第347页所载的5月9日报道；又见1919年7日詧庵《学界风潮记》，载于《中华教育界》3卷1期，页121。
（3）来自13所院校的1300多人。这是京师警察厅的官方报告中所引用的1919年5月8日总统训令中使用的数据。天津《大公报》在1919年5月5日的报道中用了同样的数据。这个数据为许多中国作者所接受。参阅1919年5月底上海出版的大中华国民（笔名）编写的《卖国贼之一章宗祥》；贾逸君1953年在北京出版的《五四运动简史》，页15。
（4）3000人。R. 吉尔伯特于1919年5月4日报道：“3000名学生（几乎代表了北京市内及其周围的所有学校，年纪从13岁到25岁不等）参加了示威游行。”详见1919年5月10日的《北华捷报》，页348。运用同样的数据，吴中弼于1919年7月在上海出版了《上海罢市救亡论》。
（5）2000人到3000人左右。见龚振黄编的《青岛潮》。
（6）1000多人。这个数据是由一名宪兵军官在1919年5月5日提出的。参阅华中工学院编的《五四运动文集》（1957年，武汉），页173。
尽管现在不能确保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人数的精确性，但说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数为3000人看来是最可靠的。后来一路游行到曹宅的学生人数显然比3000人要少，但规模却因普通市民的加入而壮大起来。
三、参加“五四”事件的大专院校
哪些院校参加了“五四”事件呢？关于这个问题各家报道不同，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人们经常举错参加示威游行的13所院校的名字。例如，那则由宪兵军官在1919年5月5日做的报告指出，山东中学的学生们参加了这一事件；但其他人却没有注意到这点。陈端志虽没有列举出13所院校的名字，但他却指出留法预备学校是参加者之一。其他人则举出国立法文专修馆和国立俄文专修馆，也是“五四”事件的参加者。蔡晓舟和杨量工合编的《五四》、大中华国民著的《卖国贼之一章宗祥》以及蔷薇园主所著《“五四”历史演绎》（第9章，页127）中对此都有相同的记载，应较为准确。
静观于1919年6月或7月初的《申报》上发表了《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新调查》，后又在1919年9月15日上海《东方杂志》上转载（见页186—188）。在这篇文章中，静观列举了当时北京25所此类院校。还应在这个名单中加入法文专修馆，这样参加五四运动的院校总数为26所。其中有些院校并没有参加“五四”游行，但却参加了后来的运动。这些院校包括：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法文专修馆、俄文专修馆、清华学校和当时五所军校之一的陆军学校（可能就是陆军大学，但早期报道都叫作陆军学校）。在五所军校中，陆军大学有500多名学员，陆军测量学校约有80名学员，军医学校约有300名学员，军需学校人数不详，而距离较远的航空学校大约有120名学员。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都依照上文提到的静观的那篇文章。有关汇文大学的数据由其后继的燕京大学提供。已知的参加“五四”事件的10所大学的在校生总数为6111人。其他3所没有计算在内的学校在读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4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