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芮恩施707，《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31章，页358。
78.陈端志73，《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页233；蔷薇园主100，《五四历史演义》；贾逸君89，《五四运动简史》，页16。
79.《北华捷报》（1919年5月10日），页347。
80.周予同124，《过去了的五四》，页59。
81.吉尔伯特641，《大权在握的曹汝霖之倒塌》，页348。
82.见蔡晓舟、杨量工合446编，《五四》，页50，51；《每周评论》21期（1919年5月11日）。
83.蒋梦麟593，“The Student Movement”《学生运动》，E. C. Lobenstine and A. L. Warnshuis洛本斯坦、苑礼文合编，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9《中国传教使团年鉴：1919年》（1920年，上海），页46。
84.见北京人壁报社385编，《五四运动纪要》，页4。
85.见《五四座谈会特刊》525，《解放日报》（1950年5月3日，上海）；易君左，《五四人物杂忆》，《中国周刊》18卷6号（1957年5月13日，九龙），页8—10。
86.北京人壁报社385编，《五四运动纪要》，页4。有些作者提出是先开后门。见陈端志73，《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页234。
87.同上，页234；朱文叔506，《五四运动史》，页5；又章衣萍，《窗下随笔》（1932年，上海），页86。
88.见C. F. Remer雷默771，《中国学生的抗争》，Asia。《亚洲》19卷9号（1919年9月，纽约），页932；龚振黄编，《青岛潮》，第6章，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40；又北京人壁报社385编，《五四运动纪要》，页4。
89.见《东方杂志》14卷6号（1919年6月15日），页233；詧盦6编，《学界风潮纪》，页121—122。
90.见《北华捷报》（1919年5月10日），页523；又吴中弼，《上海罢市救亡史》，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552。
91.见蔡晓舟、杨量工合446编，《五四》，页52；大中华国民356编，《卖国贼之一章宗祥》（1919年，上海），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638。
92.王苣章771，《中国青年的运动》，页167。
93.见陈端志73，《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页234。
94.见贾逸君89，《五四运动简史》，页15，16；华岗230，《五四运动史》，页113—114。
95.关于中江丑吉在北京的生活和在北京的最后一年，见伊藤武雄（Itō Takeo）的论文，载于《中国研究》12号（1950年4月），页60—71。又见John K. Fairbank and Masataka Banno费正清、坂野正高合编，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日本研究近代中国书目辑要》（1955年，麻省，剑桥）。
96.王芸生498，《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册，页335—336；贾逸君89，《五四运动简史》，页32；陈端志73，《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页234—235。
97.见蔡晓舟、杨量工446合编，《五四》，页51。
98.“5月6日6时天津电”，《北华捷报》（1919年5月10日），页347；又詧盦6编，《学界风潮纪》，页122。
99.见北京人壁报社385编，《五四运动纪要》，页4；又见下文所引曹汝霖上总统书。
100.见贾逸君89，《五四运动简史》，页33。
101.见《北华捷报》，131卷2700号（1919年5月10日，上海），页345。
102.王苣章771，《中国的青年运动》，页166—167。
103.见蒋梦麟594，《西潮》，页120；又见蒋梦麟593，《学生运动》，《中国传教使团年鉴：1919年》，页46—47。
104.曹汝霖上总统书全文，见詧盦6编，《学界风潮纪》，附录四，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300—301。关于芮恩施对当时事件的记录，见芮恩施707，《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30章，页358—359。
105.“5月5日北京致美联社电”，《纽约时报》（1919年5月9日），页2。
106.龚振黄编，《青岛潮》，第6章，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58—60；朱文叔506，《五四运动史》，页5。
107.见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第3章，页269—270；又王芸生498，《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册，页336。
108.朱文叔506，《五四运动史》，页5；北京人壁报社385编，《五四运动纪要》；贾逸君89，《五四运动简史》，页16。马叙伦353，《我在六十岁以前》（1947年，上海），页65。起先被捕学生的人数并没有公开报道，而且那些学生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被逮捕的，所以数字多半报道不确。
（一）最初的报道对真正的人数并不清楚。1919年5月4日，吉尔伯特报告有10名学生被捕，其中没有领导人，也没有组织者。5月5日，宪兵报告的数字有“二十多人”（见华中工学院228编，《五四运动文辑》［1957年，武汉］，页173）。“5月5日美联社电”报告“数人被捕”（见《纽约时报》1919年5月10日，页2）。《北华捷报》“5月7日电”提及“逮捕了30余人”（见《北华捷报》1919年5月10日，页347）。然而，同一份报上早在5月5日的电报，又暗示只有10人。5月8日的大总统令，提到警察向国务总理报告“多人当场被捕”（见《东方杂志》16卷6号［1919年6月15日］，页224）。在同一本杂志又曾给出的数字是“数十人”。蔡元培在他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也如是说。1919年6月，詧盦记录：“当时学生之被捕者，或云三十余人，或云二十二，尚无明细之调查。”（见詧盦6编，《学界风潮纪》，页122）。
（二）后来确定的人数是32人。吴中弼，《上海罢市救亡史》（1919年7月）。又龚振黄编，《青岛潮》（1919年6月写，1919年8月印），第14章，对这事有较详细的报告。两文都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161—165。蒋梦麟在1919年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数字（见《学生运动》，《中国传教使团年鉴：1919年》，页47）。但是后来他在1947年却表示：“同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布满曹宅四周。他们逮捕了约有60个学生，都送到警察局，其余的人——约有1000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单独声称对骚乱负有责任，并且要求被逮捕。最后全体都被拘禁在北大法学院，由武装卫兵严密看守。（蒋594，《西潮》，页120—121）。明显地，以上蒋的记载有误，他将5月4日的逮捕与6月2、3、4日的逮捕混为一谈了。
（三）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页763的记载是7人。孟世杰在《中国最近世史》页270也记载了7人。《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引用于丁致聘444编，《中华教育界》8卷1号）断言，“有1000余个学生被捕”，也和6月2、3、4日的逮捕人数相混（见蔡尚思447，《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页420—421）。
（四）王芸生498，《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册，页336，引用的数字是36人。据我的考察，正确的人数是32。吉尔伯特对逮捕学生的报道是：“离现场半英里，而且是在事情发生的一小时以后，一个肥胖的军官带着20名士兵姗姗来迟。”《北华捷报》（1919年5月10日），页349；又见许德珩181，《五四回忆》，《九三社讯》，3号（1951年5月）。
109.蔡晓舟、杨量工446合编，《五四》，页52。
110.见朱文叔506，《五四运动史》，页5。又见陈端志73，《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页236；蔡尚思447，《蔡元培传记》，页421。
111.王苣章771，《中国的青年运动》，页167。王的英文翻译，我在此已稍加修改；龚振黄编，《青岛潮》，第14章，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页165；又见北京人壁报社385编，《五四运动纪要》，页4。
112.《北华捷报》（1919年5月10日），页347。据另一报道提出，宣布戒严是在东交民巷内。
113.吉尔伯特641，《大权在握的曹汝霖之倒塌》，页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