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 S. State Department美国国务院763，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9《1919年美国外交关系档案》（1934年，华盛顿），卷1，页702。
2.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的观点，引用于莫里斯1919年6月自东京致美国代理国务卿的报告，同上，页706；也可参见稻叶岩吉（Inaba Iwakichi，字君山［Kunzan］）以日军参谋本部的名义所写的《支那对外国势力的利用》一文，载于《太阳》杂志，卷25第5期（1919年4月27日，东京），页163—171。温和的观点，可参见著名的教育家泽柳政太郎（Sawayanagi Masatarō）《中日共存论》，同上，第13期（1919年10月27日），页108—116；第14期，页63—70。
3.美国国务院763，《1919年美国外交关系档案》，第1卷，页707。某些日本报纸有关山东问题的社论参见，龚振黄编，《青岛潮》（1919年，上海），第15章，重印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23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1959年，北京），页173—180。
4.见郭沫若，《创造十年》（1921年，上海），第4卷，页88；诗见郭沫若，《女神》（1921年，上海）2卷，页131—135。
5.见Paul S. Reinsch芮恩施，“Report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 for Quarter Ending June 30，1919”《关于截至1919年6月30日的季度政治经济情况报告》（致美国国务卿），1919年9月10日，北京，收录于美国国务院763，《1919年美国外交关系档案》，页370。
6.Paul S. Reinsch 芮恩施707，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22年，多伦多），第33章，页376。
7.莫里斯的报告，收录于美国国务院763，《1919年美国外交关系档案》，页705—706。日本新闻界对中国学生运动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更多见解，可参见Asian Review《亚洲评论》（日本的一家英文杂志）卷1（1920年），页244—388，尤其是页378。
8.美国国务院763，《1919年美国外交关系档案》，页386，696，700，705。
9.见陈独秀，《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7卷2号，页155—156。
10.见《共同管理》，收录于陈独秀，《独秀文存》，第2卷，页38—39；又见《亡国与卖国》，同上，页16—17。
11.甚至在最危急的时期，芮恩施依然感激于中国人民对美国人的友好情谊。见芮恩施707，《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31章，页361—362。
12.Shimonaka Yasaburo下中弥三郎编，《新撰大名人辞典》（1939年，东京），第6卷，页483。中华民国学联合会致该社的信的原文，见詧盦6编，《学界风潮纪》（1919年，上海），附录3。
13.Yoshino Sakuzo吉野作造561，《中国最近风潮观》，原载《新人》杂志（1919年6月），译为中文刊于《中华新报》，重刊于《东方杂志》16卷7号，页191—194。
14.同上，页191。又见吉野作造559，《北京大学新思潮的勃兴》，《中央公论》第370期（1919年6月1日），页94—96；吉野作造560，《支那的排日事件》，同上，第371期（1919年7月1日），页84—46。
15.Fukuda Tokuzō福田德三640，《日本的短视外交政策》，《新时代》（1919年7月），重印时加副标题《自由日本人士对远东问题的看法》，刊于Far Eastern Fortnightly《远东双月刊》（远东司公报），6卷19期（1919年9月1日），卷6，页6。
16.转引莫里斯1919年6月20日致代理国务卿的报告，美国国务院763，《1919年美国外交关系档案》，页707—708。见《不要谩骂北京学生们的行动》（社论），《中央公论》第370期（1919年7月1日），第1页；《狂乱的庸惩支那论》（社论），同上，第1页。
17.见Witter Bynner威特·宾纳，“Shantung”《山东》，The Nation《民族》周刊（1919年5月）；George E. Sokolsky索科尔斯基740，“China’s Defiance of Japan”《中国对日本之反抗》，The Independent《独立》99卷3693期（1919年9月20日，纽约），页388，390。索科尔斯基在390页写道：“中国觉醒了。她的人民已经能够民主地表意。”索科尔斯基是犹太裔俄国人，1917年曾任彼得堡《俄罗斯日报》的编辑。1918年，他成为天津《华北明星报》的助理编辑。1919年夏，他在上海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与学生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被公共租界捕房怀疑为布尔什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