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适、陈独秀，《论〈新青年〉之主张——答易宗夔》，《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15日），页433。
2.关于理学的发展和后来人们对它的反应，见H. C. Creel克里尔602，Chinese Thought：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中国的思潮：从孔子到毛泽东》（1953年，芝加哥），页204及以下；又W. Theodore de Bary巴里，“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对理学的重新评价》，载于Arthur F. Wright赖特785编，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中国思想研究》，55卷5期，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美国人类学家》（1953年12月，芝加哥），第二部分，页81—111。
3.James Legge理雅各英译，The Great Learning《大学》，页357—358。又见朱熹所作的注释。
4.见Arthur W. Hummel 恒慕义编，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1943—1944年，华盛顿特区）。
5.同上。
6.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饮冰室合集·文集》（1936年、1941年，上海），第14册，页3—27。
7.半粟（李剑农），《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增订版，1929年，上海），页86。
8.这个问题，参见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1924年，北京），第1卷，第3章，页38；国宪起草委员会272编，《草宪便览》（1925年，北京），第三编，页2—4；第四编，页28；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1937年，上海），第三编，页53；陈茹玄，《中国宪法史》（1933年，上海），第5章，页51。
9.对于这种仪式的有趣记述，参见Paul S. Reinsch芮恩施707，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22年，花园城），第3章，页26—27；又见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上海），页162。
10.半粟（李剑农），《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页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