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将军号的发达
另一件陷南朝贵族制于岌岌可危的事情就是军勋的增加。东晋以来，外战不断，内乱频发，若获得成功，则意味着革命，而这种革命采取了禅让的特殊形式，禅让意味着和平革命，即使实质上为武力革命，形式上也是采用以汉魏禅让为模板的和平革命实现的。这种革命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有人认为这是堂堂正正夺取天下的唯一方式。在万人注目之下，获得毫无异议的公认，前朝为之进献颂德表，因天命所归而为天下子民登上天子之位，此为新王朝的立场。要说伪善的话，的确伪善，但有实力者不依靠武力，而是以德登上帝位，这种思维方式极为中国式，很是有趣。不过这种禅让多次重现，就会暴露实力不足而强行革命的弊端。魏取代汉、晋取代魏之际，因实力相当，前朝宗族才能受到优待，得以安度余生。然而宋齐以后是乘一时之势强行革命，因此就对前朝实行了残酷迫害。这种悲剧不仅发生在异姓间的革命，齐明帝在同族间进行革命后，也对前朝天子的一族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惨不忍睹。这正是天命未定时就强行过早进行革命的一种证明。
即便如此，对于贵族社会而言，革命能够在和平的假面下进行已是非常难得。他们保全固有家门，贵族地位甚至官僚地位没有失去。他们只要顺应天命，侍奉新朝即可。其实越是改朝换代，他们的古老家门就身价越高。
但是如果从一般革命应起到使社会面貌为之一新的作用来说，这种禅让革命则收效甚微，因为社会上层依然被旧贵族把持。但如果新天子颠覆了这个贵族社会，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贵族及豪强手中的部曲、奴婢一旦被解放，定会导致大混乱。实施革命的军阀天子既无实力、也无这种自信收拾混乱状态，只满足于获得政权、登上帝位；此后则自动加入贵族社会，满足于自身彻底成为贵族，居于社会的最上层。另一方面他们应该也注意到了贵族社会应有形态的不合理之处，然而他们认为一旦成为天子，就可凭天子之力修正这些不足。因此在实施革命之际，不愿让事态激化，而尽量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
话虽如此，革命毕竟是大事。面对革命事态的发展，无论贵族社会如何视而不见，如何漠不关心，现实问题还是会以各种形式逼近他们。其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革命中立功的军人。原本革命之际，将一扫前朝的官僚，新朝君主一般会任用自己的部下，组建一个全新的官僚阵营。这也包含着论功行赏之意。所幸此时的革命是以禅让这一和平革命的方式进行，前朝的官僚得以不经太大动荡安稳过渡，对于革命的功臣，尤其是战功赫赫的军人，必须以某种形式在政府中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
如晋宋革命之际的檀道济，宋齐革命之际的柳世隆、王敬则这样的武将，很快就进入中央政府占据枢要位置，其他的功臣也各自被录用为地方官，就这样取得将军号，获得俸禄。及至齐代，因上一代军功不断积攒，靠军勋脱离庶民地位的人越来越多，开始从社会下层威胁士人的既得权益。对此，贵族阶层发出了迫切要求整顿军勋的呼声。他们的意见大致可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凭军勋获得官位者太多，以致地方上承担徭役的人减少，难以为政；第二，军勋出身的地方官素质低下，扰乱地方政治。
《南齐书》卷三十四《虞玩之传》记载了虞玩之在齐初的上表：
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寻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
他担忧免役者太多，免役的特权正是士庶的分界线，因此新的免役者增加，在旧贵族看来，就是侵害了他们自身的既得权益。《南齐书》卷四十八《孔稚珪传》记载，孔稚珪指出地方政治滥用法律：
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乱其经。或以军勋余力，或以劳吏暮齿，犷猜浊气，忍并生灵。
政府任命有勋功的军人、勋品小吏为地方长官，这成为政治祸根，遭到孔稚珪抗议。又《南齐书》卷四十《竟陵王子良传》记载了其于世祖永明四年左右的上书：
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勋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寔允事机。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太半。
竟陵王为武帝的爱子，武帝依靠部下军人之力登上天子之位，一旦成为天子、贵族化之后，如何安置这些立下军功的军人就成为皇室的重负。后来有人更加坦率地说出贵族的希望，即《梁书》卷四十九《钟嵘传》所记钟嵘于梁初的上奏：
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
此奏虽把军勋的滥授全部归咎于东昏侯，但事实上是委婉地指向梁朝的立功武臣。当时的贵族认为官位应根据门地授予，不可以凭一时的军勋而乱了秩序。前引《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记载了张岱代其弟推辞论功行赏一事：
若以家贫赐禄，此所不论，语功推事，臣门之耻。
此言可谓吐露了贵族社会的情感。凭门地自然获得官位这种想法是极为封建式的，不可以让军功者当政的想法却颇为进步。在漫长历史中经历过种种艰辛惨痛的社会里，这种思想会自然地产生，而日本作为一个历史经验尚浅的国家，直到近期都体会不到。
上文中引用钟嵘所说的“虚号”二字，我认为是“将军号”之意。魏时将军至少在五品以上，最低级的是凌江将军，所谓将军，即部队的长官。州刺史若无将军号则不得率兵，称作“单车刺史”。单车刺史为五品官，领兵刺史为四品官。领兵刺史若加以“督诸军事”，则为三品官，加“都督诸军事”则为二品官。
西晋以来，将军号作为加官，开始仅用作荣誉称号。东晋以后，社会常处于戒严中，郡太守一般也加将军号。《通典》卷三十三“郡太守”条有言：
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
夹注中记载了王导任丹阳太守时推辞所加的辅国将军（三品）之事。此时将军号开始滥授，尤其是对有军功者，将军号作为行赏之意授予，因此将军开始泛滥。晋代制定的将军号，与魏代相同，是从二品骠骑将军下至五品凌江将军；而及至宋代，更设立四十种将军号，称为“杂号”或“小号”。前文所引宋末荆州都督沈攸之举兵时，其下属参军中竟有五位辅国将军，据此可看出将军号的滥授程度。将军数量如此多，则完全变得有名无实，是谓“虚号”。这成为后世所谓“武散官”的起源。
①关于吴语。在南朝的国都，以北方中原的语言为标准，成为官僚后，一般情况当地土著也使用北方官话，而吴人使用吴语反而被认为更为风雅。《宋书》卷八十一《顾琛传》记载：“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顾）琛，吴音不变。”《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记载：“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
②宫崎原文作“虎贲中郎射”，误，据中华书局本《通典》径改。——编者注
③“领选”与“参掌”。位于吏部之上的尚书令、仆射参与选事，称为“领选”；他官或吏部郎参与选事，称为“参掌”，此为正确用法。实际上却经常被混用。《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载：“迁右仆射、领吏部。（中略）转左仆射，领选如故。（中略）进号卫将军，参掌选事。（中略）领中书监，参掌选事。”为将二者明确区分使用的例子。
④谢章，中华书局本《宋书》据《南史》改作“谢庄”，见本卷校勘记。——编者注
⑤都督与刺史。《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记载，他在魏文帝初任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当时只都督军事，不久领扬州刺史，都督为本职，刺史是兼领。此事在《通典》卷三十二“都督”条有记载：“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中略），（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非领兵的刺史称为单车刺史。
⑥局曹，中华书局本《南齐书》作“城局曹”，校勘记曰“城”字据《册府元龟》卷七一六补。——编者注
⑦关于资费的中饱私囊，《南齐书》卷三十二《阮韬传》有记载：“韬少历清官，为南兖州别驾，刺史江夏王刘义恭逆求资费钱，韬曰：‘此朝廷物。’执不与。”
⑧中华书局本《宋书》作“板行参军下则长兼行参军”，校勘记曰据《通典·职官典》改。——编者注
⑨别驾的地位。作为州纲纪的别驾从事史与治中从事史，其地位甚为重要，且为清官。尚未出现于中央官品时，在《华阳国志》卷十一“司马胜之”条已有记载：“时蜀国州书佐望与郡功曹参选，而从事侔台郎。”将别驾治中比作尚书郎。从梁代起载入官品，《通典》卷三十二“总论·州佐”条记载：“梁时别驾官品，扬州视黄门郎，南徐州视散骑常侍。”“常侍”应为“侍郎”之误。前者为梁制十班，后者为八班之官。
⑩关于秘书郎的辞而不就。《宋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传》记载：“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中略）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王敬弘出于谦让而为其子辞去秘书郎一职，并非因不满意。
?宫崎原文作其子，实则王裒是王脩之孙。——译者注
?关于止足，即便在相对稳定的南朝贵族社会，相互之间为攀升高位而展开的竞争也极为激烈。《晋书》卷八十九《王豹传》记载：“进则亢龙有悔，退则蒺藜生庭。”由此贵族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还有如《梁书》卷二十二《安成王秀传》所记载的陶潜曾孙被任命为里司之事。《梁书》卷三十一《袁昂传》记载：“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然而此理想的实现甚为困难。因此《梁书》在《高士传》之外还设有《止足传》，根据《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记载，此又称为“朝隐”。
?沈叔仁，中华书局本《通典》《宋书》皆作“沈叔任”。——编者注
?中华书局本《宋书》作“官涉三品”，此处从宫崎原文。——编者注
?七职一语。若把接近五品勋位的官职称作七职，自然会想直接将其解释为七品官，但是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在这个时代，还有“五职”“三职”等名称，均被用作实数而非序数词。《宋书》卷四十一《后妃传序》记载，婕妤以下有五职，美人以下有三职。《通典》卷三十八《北齐官品表》“正七品”中，有太子骑官备身五职，分别指都将、别将、统军、军主、幢主。所以七职也可看作七等职事官，相当于流外七班。不过《新唐书》卷七十二“京兆王氏”条中，王寿为隋州都、七职主簿，这一点难以解释。也许是比视官主簿之意。
?关于《齐职仪》，《南齐书·百官志》似根据王珪之《齐职仪》写成。《南史》卷二十四《王准之附传》记载：“珪之，位长水校尉，撰《齐职仪》，永明九年，其子中军参军颢启上其书，凡五十卷，诏付秘阁。”永明九年乃南齐初年起的第十三年，此书既成书于这之前，因此仅包含一小部分齐代的记载，大部分是关于宋代的记载。这从《唐六典》等文献的引用中也可知晓。大概正因为如此，《南齐书·百官志》才有不够详尽之处。
?关于令史名称的起源。《汉官七种》的《汉旧仪》记载：“更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尉吏曰尉史。”（《汉书·陈涉传》晋灼注引两个“吏”字皆作“史”）据此，可以说令史是令之史的意思。东汉初年，尚书郎有三十六人，与之相对，尚书令史只有十八人，因此令史不是郎的下属。可能最开始直属于尚书令，后来隶属于各曹尚书，接下来隶属于郎。在长官不是令的情况下，也渐渐地称呼为令史。
?关于纲纪，《文选》卷三十六《傅季友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六臣注：“纲纪谓主簿之司也。”不一定仅限主簿，地方衙门中统辖诸曹者称纲纪。《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记载：“重者及纲纪，轻者在五曹。”同书卷六十七《温峤传》记载：“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锢。”卷九十一《徐邈传》记载：“选纲纪，必得国士，足以摄诸曹。”进一步具体来说，府的长史、司马，州的别驾、治中，郡的主簿、功曹，均为纲纪；府的参军、州的诸曹书佐、郡的诸曹掾史为参佐。或称纲纪为上佐、上纲，也有将纲纪包含在内统称为参佐的说法。
?关于廉吏。廉吏制度始于汉代。《通典》卷十三“东汉光武建武十二年诏”记载：“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云云，要求推荐现职的下僚属佐。之后该制度变为推荐比地方孝廉地位更低的人才，即县的僚属级别者。《晋书》卷五十九《赵王伦传》记载：“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吏。”同书卷四十七《傅咸传》记载：“会景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大约同义。《宋书》卷九十一《潘综传》记载：“廉补左民令史。”应为“以廉吏”之意，但“廉”亦有“察”的意思，此处不轻易断言。
?郎舍与吏舍。《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陈书》卷二十六《徐孝克传》记载：“自晋以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阁道，年代久远，多有鬼怪。”在东晋不仅郎官，尚书也住在官舍。令史应住吏舍、禁止外宿这一点，在《宋书》卷五十三《庾炳之传》中有提到：“尚书旧制，令史谘事，不得宿停外，虽有八座命，亦不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