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魏统一华北
二、鲜卑与汉人
三、孝文帝的新官制
四、流外勋品与入流的问题
五、武官的入选
六、北魏的中正
七、详定姓族
八、北魏的秀孝制度
九、北魏的封建制度
十、起家之制
十一、励行考课
十二、北魏末期的选举问题
十三、北齐统治下的新倾向
十四、北周的复古主义
十五、隋代的新制度
十六、中正的终结与科举的成立
第三编 余论——再论由汉至唐
一、官僚制与贵族制
二、贵族与豪族
三、士人与胥吏
四、南朝与北朝
五、中正与科举
附表一 汉魏之际百官表
参考文献
解说 砺波护
出版后记
自 序
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意为史料的整理及史实的考证，均非史学的目的。
章学诚的这句名言，不知为何一直反复徘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深知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考证并非史学的终极目的，却依然日复一日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这些工作上。而且因为这一点，不时有人以略带轻视或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称此为“考证史学”“客观史学”或是“实证史学”。我倒不以为意，反而很是满足，甚至感到骄傲。
数年来，我一直从文部省接受科学研究费补助，用来整理《中国制度史语汇》。然而一旦着手整理，才知这项事业并非易事。因为无法将每个单词单独地抽离出来去理解；如果不从整体去把握的话，就不能完全理解各个部分的含义。在历史悠久的中国，用一个时代的制度去推演其他时代情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使名称相同，在不同时代，其内容与意义也大不相同。宋代以后与汉代以前的情况，由于常常被拿来研究，所以能了解其大概。而最令人困惑的是夹在中间的六朝，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用汉代或宋以后的知识与感觉进行解读。
原本我大学毕业后不久，曾尝试读过六朝历史，其后也偶尔会产生重做六朝研究的想法，还曾在《史林》上发表了一篇《清谈》（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第七卷，岩波书店，1992）。之前的诸家学说专门从思想上、从出世的意义上理解魏晋的清谈，而我的这篇小论则完全从人性本恶的立场出发，认为清谈中混杂着十分功利的、世俗的动机，即指出了清谈被用作选举工具的一面。我抱着仿佛第一次接触的心态重新审视六朝正史，一如既往地决定站在人性本恶的立场去理解六朝贵族制度。
本来在历史记录中，并无关于当时言之凿凿的记载。在某个时代清楚明确的事情，在下个时代就会变得并不确切，因为没有书面记录，结果成为现在最难理解的事情。而某个时代的确切事件，是理解那个时代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搞清楚它就无法理解该时代，强行理解则会造成天大的误会。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六朝可以说是最容易招致误解的时代。
如果认为古典考证在清朝考据学时已至巅峰，就大错特错了。清朝考据学中有几条重要家法，其中一条就是“无征不信”。意思是没有文字记载则不可信。如此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确实令考据结果不可动摇，但与此同时，这一长处也正是其短处，展现了考证学的一大瓶颈。清朝的考证学始终贯彻各自部分考证的方法，因而未能建立起积极的体系。可以说是研究态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考证一事，进行到一定阶段，就会要求有一个质的飞跃。因此不能完全依靠记录，还必须要复原未被记录在册的部分。话虽如此，以自身哲学与理念等来进行填补却是大忌。毕竟是史实的延续，复原时必须以事实填补事实。
我为了把握六朝的制度体系，先从研究官与吏的分途入手，然后感到有彻底查清九品官人法实际形态的必要；为此，还必须弄清始于三国曹魏时期的九品官制。此时，最派得上用场的参考书，居然是《三国职官表》。它的作者洪饴孙是嘉庆时期的学者，在清朝的考据学者中也仅能排得上第二流。这部著作乍一看枯燥无味，然而用到的时候，它却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发现。史料的整理与史实的考证，总归该有人来做。
了解了九品官制的轮廓，就可推测将九品官制与中正乡品连接起来的是起家制度，规定了贵族在现实中门地高下的也正是这个起家制度。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大概是清晰明了无须赘言的，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却变得最令人难以捉摸。这种难以捉摸不仅我们外国人会感受到，对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完全相同。如果我没有眼拙看漏，在中国人进行的六朝贵族制度研究中，且不说过去的研究，截至最近的出版物中也几乎未出现过关于起家制度意义的论述。
我在此次研究中，打算采用一种与以往的考据学家的家法相比，展现了飞跃性的方法。同时反过来说，如果想要以过去那种每处考证都扎实严谨的观念来进行攻击的话，我的研究可以说是破绽百出，得出的结论也不堪一击，想推翻它是轻而易举的。可是此后想要另外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恐怕并非易事。也许我有时跨过了考证的界限，却始终未忽视或回避过考证，也没有为了迎合某种定论而对考证进行歪曲。我一直坚持事物应按其原本的法则运行，致力于观察并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可能有无心之失，但绝不至被问故意之罪。
大凡学问结果的正确与否，是不应由当时的多数表决进行决定的。无论社会多么民主，此一点做法却恕我拒绝，同时我也拒绝以是否满足某种既定法则为标准的评价方式。就算把精密的测量仪器放在书旁测量，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反应。是否能被这个社会接受完全不应该成为问题。历史学既非烈酒，亦非甘露，更非兴奋剂。要言之，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应被历史学以外的任何东西来判断其价值。能决定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之后继续研究的研究者。正确的研究只有一个方向。后继的研究者若能沿着这个方向前行，前途就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者不仅自身是研究的实践者，也是预测未来研究的预言家。在这层意义上，我为我身边拥有值得尊敬的先驱而感到无比幸福，并希望能为此传统奉献绵薄之力，流传后世。
本书以六朝贵族制度为研究目的。然而就此将其作为书名，则因其欠缺经济层面的研究而无法实现。虽以“流品的研究”为题也未尝不可，但流品的思想在宋代以后也依然延续。因以九品官制及起家制度为中心进行考察，故一言概之，以“九品官人法研究”为本书的题目最为自然。同时本书内容上与我十年前的旧作《科举》①一脉相承，所以添上副标题“科举前史”。铅字的字号与排版也都尽量以旧作为范本。
本研究受到文部省长达数年的科学研究费资助，又在昭和三十年（1955）获文部省出版补助终得付梓。出版之际，承蒙东洋史研究会与中村印刷株式会社的照顾，受惠良多。制作索引时，对佐伯富副教授、铃木千惠女士多有叨扰。书名题字为本人拙作，为的是要使用藤枝晃副教授所制作的篆印。
以此为记，对诸位相关人士的深情厚谊敬表谢忱。
昭和三十一年三月（1956年3月）
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
①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
第一编 绪论——由汉至唐
一、分裂与统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的开头，虽是极为朴素的历史观，却反而不能忽视这种朴素之中所蕴含的重要意义。根据《三国演义》的历史观，从周至秦的中国历史，是一个从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如果无视中间的楚汉之争，则可以说在汉代达到了统一的巅峰，而从东汉末开始，又再次陷入分裂之中。
分裂也好，统一也罢，无疑都是政治性的表面现象。姑且不论楚汉之争这段短期历史，对于长期持续的分裂或统一的现象，我们必须究明其来龙去脉。其原因说不定出人意料地与历史的本质问题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历史学是极为具体化的学问，同时又是重视抽象化的学问。对抽象化的重视，可能趋向一种哲学化理念；又因为尽可能地从数量上去还原历史现象，分析力量之间的关系，故历史学又可被视为一种力学。前面提到的分裂与统一的问题，要言之，就是一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定存在着想要统一的力量和试图分裂的力量。前者强，则社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或得以继续维持已形成的统一；后者强，则社会朝着分裂的方向发展，或保持分裂状态。
大汉帝国之所以能经过西汉、东汉，维持了四百多年的命脉，是因为想要维持统一的强大向心力在发挥作用。但不能断言说是因为汉朝完备的政治运行使得每一位帝国成员都心满意足。历史常以过去为鉴，对于经历过春秋战国这样列国长期战争状态的汉朝政治家和人民来说，由汉朝创造的统一是千金不换的贵重遗产，因此即使有些许不满，也一定要努力维持统一。汉朝正是因此得以延续。然而四百年的时间，是现实中的个人生命无法体验的长度，对汉末的人来说，四百年更是近乎无限的永恒。汉王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长达四百年的统一，这个事实使人们很容易将统一的政治和汉王朝密不可分地联想到一起。其后这种坚固的统一崩溃，汉朝灭亡，进入了从三国至南北朝的分裂状态。历史进程如此展开，必定是发生了某些特别之事。
二、汉代的贵族与豪族
追求统一的向心力与走向分裂的离心力，要制造历史上的事实，各自都需要推手。那么这推手是何许人也？在我看来，我想把前者概括为与汉王朝亲近的皇亲国戚，后者乃在野的豪族，不过需要一些解释说明。原本，贵族与豪族之间并无本质差别。他们都拥有众多族人和依附人口，财力雄厚，不仅能调动自己的同族人与依附人口，又因姻亲故旧的关系与其他家族有密切往来，所以也能调动其族人及依附人口。在这一点上贵族与豪族是共通的。只是贵族直接与政权联结，世袭官位的倾向较强。垄断官位的欲望促成了门阀的形成，并使贵族尽可能压制新晋势力的上升。与之相对的是，豪族虽有实力，却失去了接触政权的机会，即使有志于官场，也只能被先入场的门阀弹压，不受赏识。当然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划分。并不是身为贵族，垄断官位的欲望就能得到充分满足；也不是身为豪族，就完全游离在官位之外。尤其是在地方政权中崭露头角的豪族，可将其视为下层贵族，他们进入中央政权受到阻碍时，豪族色彩会显得更加浓重。
与王朝亲近的中央贵族大多拥护汉朝，所以一般站在支持统一的立场上；但也不排除他们有时反而成为破坏统一原动力的可能性。贵族地位高，所以容易成为下层社会攻击的目标，但如果对此过度防御的话，又恐怕会受到来自朝廷方面的镇压。如此一来，贵族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有时会自暴自弃，为从内部破坏汉朝的统一埋下了隐患。这种情况发生一次尚可，多次反复的话，强大稳固如汉朝那般的统一体也会出现巨大的裂痕。东汉中期以后的外戚与官僚等贵族之间的党争，绝非因为对汉王朝抱有敌意，但从结果上来说，却无疑削弱了汉王朝的统治力量，陷汉朝的统一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地方豪族自身也并不反对汉朝，更不是憎恨统一、推崇分裂的一群人。恰恰相反，豪族最依赖汉朝的统一政治，因为正是汉朝相对和平的统治培养了豪族。豪族的势力一旦开始成长壮大，其扩张的欲望就是无止境的。豪族对上想要接近中央政权，成为贵族；对下则兼并土地，将人民变为自己的依附。且这二者其实并非对立，而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因为越是接近中央政权，就越方便兼并土地和人民；越多地兼并土地和人民，就越可能接近中央政权，成为贵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这两个愿望能勉强被接纳或者有希望被接纳时，或至少既得利益未受到太大侵害时，豪族会甘于接受汉朝统治。然而一旦发生相反的情况，他们就会发挥强大的离心力作用，极有可能成为导致分裂的原动力。
在豪族势力扩张的期间，包括豪族在内的整个汉朝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变迁，这既是质的变化同时也是量的变化。随着豪族的扩张，土地、人民被划入豪族的管辖之内，汉朝廷就失去了将政治统治贯彻到下层民众中去的力量；这一点当然重要，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以前几乎一直处于殖民状态的南方新开发地区的情况——随着长江流域的沃土被开发，其经济日渐繁荣起来。南方的开发也是依靠当地豪族的实力才得以实现，其结果是令豪族势力日益强大。这种新状况是汉朝的统治方式在最初所未能预料的。
豪族势力的扩张，一方面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另一方面，是一种对旧组织的破坏。拥有古代公民性质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强平等色彩的汉朝社会遭到破坏，社会经由豪族之手，逐渐向着阶级社会发展演变。这种变迁之际产生的混乱，史称黄巾之乱。
三、三国的分裂
黄巾之乱促使军阀走上了政治舞台，不久就发生了军阀之间的混战。最后经过新军阀的指挥者——曹操的平定，中原的战乱才告一段落。曹操成功的背后，少不了地方豪族的鼎力支持。发展势头正盛的豪族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期待通过自己的参与，重振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汉王朝与统一帝国是密不可分的。深谙这一点的曹操，经常不忘以汉室大臣的身份采取行动。
若是时光倒流到二百年前，曹操平定中原同时就意味着一统中国。然而，汉朝的长期统治使中原文化光被四表，南方的长江流域资源不断开发，南方已拥有可独立与中原抗衡的实力。并且南方的开发，是由豪族进行的，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南方新豪族的崛起，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南方新豪族群体拥有强大的潜力，但当时中央封闭的贵族社会无疑对他们持轻视的态度。
北方中原军阀混战期间，南方自然从汉王朝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段解放的时间内，南方豪族必须自行解决的问题，是受中原战火波及而发生的小型内乱。此次内乱由孙氏家族平定，豪族们由此注意到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这样的状态：若想以孙氏为中心在南方建立小朝廷就可以建立，想自己成为朝廷贵族也可以如愿。如此状态下，南方的豪族们得以成为破坏统一的分裂要因。因此无论是在曹操平定中原大半、乘势南下攻打赤壁时，抑或其子孙的大军直逼长江北岸时，南方豪族都一致对外，誓死保护孙氏的吴国。
同样处于长江流域，上游蜀国的建立则与下游吴国的情况不尽相同。蜀国乃自称汉朝皇室后人的刘备在中原与曹操争霸天下失败后，率其部下流落至蜀地建立的政权，也可以说是流寓政权。刘备始终抱着由刘氏一统中国的念头，坚持主张自己拥有中国正统主权者的权利。被封锁于蜀地建立地方政权绝非他的本意，他设想在曹操统治的中原，也应有与他志同道合的拥护者，因此为再次实现“统一即汉，汉即统一”的辉煌而不断努力着。然而现实是，他的地方政权依然是建立在蜀地豪族的支持上。而蜀地豪族们发现，由于蜀国的建立，他们地位上升为朝廷贵族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此对刘备等流寓贵族梦想恢复中原、进行危险的对外战争这一点，他们避之不及。尽管如此，支持刘氏这一事实，从结果上来说，本身就起了分裂中国统一的离心力的作用。
四、汉魏革命与九品官人法
由此形成三分天下的既定局面。最早发生质变的是占据着中原、实力最强的曹氏政权。曹操一代，虽手握实权，名义上却仍为汉朝丞相，故拥戴有名无实的东汉皇室，以汉朝名义一统中原。然而其麾下豪族出身的军阀却在迅速地走向贵族化。如此，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东汉贵族与曹氏直属的新贵族并存的双重贵族制。这让曹氏直属的新贵族感到不安，因为对他们而言，只要旧贵族一日不消亡，他们就一日不会真正成为贵族。毋庸置疑，旧贵族的消亡就意味着东汉王朝的消亡。易姓革命于是按部就班地准备着。曹操被封为魏公，不久晋为魏王，置魏国公卿，中原于是出现了东汉朝廷与魏王国朝廷并立的双重政府。曹操殁后，其子曹丕嗣位，将革命计划付诸行动。东汉的献帝让位于魏文帝曹丕，历经四百年风雨的汉朝灭亡，曹氏的魏朝建立（220年）。与此同时，汉朝的旧贵族解体，有的直接消亡，有的被曹魏新贵族吸收。曹魏豪族出身的新兴贵族从此获得了真正的贵族地位。
在汉魏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在革命之前由魏国尚书陈群献计提出的九品官人法，过去一般被称为九品中正制。最初的九品官人法，是为了在汉魏革命已经可以预见之际，将东汉朝廷灭亡后的东汉官吏方便地纳入曹魏政权中而设计的权宜之法。一言概之，就是将取代东汉的曹魏百官，根据其职务的重要性分为九品，官吏及官吏候补者由其出身郡的中正依其才德同样分为九品。如果按现在一般把前者称为官品、后者称为乡品的说法，那么曹魏任命官吏之际，是按其乡品授予一个符合乡品的官品。
毫无疑问，这一制度的目的是审查官吏的资格，尤其是审查那些汉魏革命后希望在曹魏任官的原东汉官吏的资格。曹魏不能无条件地吸收东汉官吏，有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东汉后期的官吏录用甚为混乱；其二，不能保证东汉的官吏中没有心向汉朝、对魏反感的人。为建立新的曹魏，此等混乱分子、反魏分子有必要排除在外，所以才制定了用于官吏资格审查的制度——九品官人法。
通过九品官人法的实施，汉魏革命并未出现令人担心的混乱，而是顺利完成了。至此，九品官人法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其后又作为审查初任官资格的主要制度被保留下来。可以说，九品官人法从临时制度转为永久制度，此后由晋到南北朝，直至隋朝，其内容几经变革仍继续存在，对当时的贵族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九品官人法的贵族化
成为永久制度的曹魏九品官人法，最初的立法宗旨是根据个人才德予以乡品，再根据乡品任用为官，可谓具有官僚精神，但从实施的最初就染上了贵族色彩。高官的子弟无论才德如何都能获得高乡品，并依高品跻身高官之列。乡品与官品之间，过去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乡品的等级与初任官即起家官的官品之间有一定的规则。比如乡品为一品，则起家官品为五品；乡品为二品，则起家官品为六品。即比乡品低四个等级的官品就是起家之官。（增补：“起家”又称为“释褐”或“出身”。）换言之，起家官品晋升四等之后，官品即与乡品一致。
至于汉代以来的秀才、孝廉察举制，则保持原样地被直接包含在九品官人法中。秀才、孝廉从州郡被举荐后，在中央接受考试，其考试成绩由中正认可后成为乡品。大致规则是成绩为甲则乡品为二品，乙则三品，丙则四品。然而事实上，秀才、孝廉很少得到优秀的成绩，基本被阻抑为丙等即乡品四品。历经困难参加考试，最终却仅获得乡品四品，真是划不来。而另一方面，权势人家的子弟却能凭清谈活跃在社交界，迅速获得乡品二品。秀才孝廉制度因包含在九品官人法中，并未发挥选拔人才的作用，反而落得一个压抑人才的结果，变为一种只有下层士人参加的选举。九品官人法被贵族化地运作着，成为只对既成贵族阶级有利的制度。只要贵族阶级本身并无太大变动，九品官人法就算有些许弊害，也不会被轻易废弃。
此外，官吏起家之前得到的乡品不过是一张支票。比如乡品二品，即最初起家官品为六品，这是一纸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官至二品的保证书。而对大多数官僚来说，这种承诺尚未被兑现。因此若九品官人法被废止，这种对未来的保证将成为废纸一张。此时就算有部分人指出九品官人法的弊端，呼吁废止该制度，大多数官僚也不允许自己的努力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因此这种废止论就被扼杀了。
魏文帝曹丕之后，经明帝曹叡，齐王曹芳即位。因其年幼，由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二人辅政。在这前后，九品官人法发生了一项改变，就是于负责乡品评定的郡中正之上，设置了州的大中正。至于郡以下的县里也设有中正一说，尚存疑惑。这项改变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加强了对乡品的发言权。因为虽然同为行政区划，郡具有浓重的地方自治政府色彩，而州则更多是中央的驻外机构。在此之前，司马懿被曹爽算计，官拜太傅却失去了实权，朝廷成为曹爽一人的舞台。曹爽重用其党羽何晏、丁谧掌握朝政，以一己喜好左右人事，任人唯亲。与曹操同时起自民间的新贵族此时也已发展到二世、三世，他们已经失去先祖的野性，变质为仰慕宫廷风流的文化士人。在他们的社交圈中，“清谈”的风气开始盛行，而其领袖正是何晏。所谓清谈，总而言之不过是以贵族兴趣爱好为基调的沙龙谈话技巧而已。
此时已隐退的司马懿忽然起兵发动了政变。曹爽及其党羽被悉数诛灭，祸及三族。代表曹氏一族、辅佐少年天子的曹爽，其失败势必导致曹魏势力的衰落。未能如汉朝般拥有四百年的悠久历史，且族内互相猜忌、不肯共享权力的曹魏，一旦颓势显现，无人抱有于风雨飘摇中助其一臂之力的热忱。朝廷的实权自然落入司马氏手中。
六、魏晋革命
司马懿之后，其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作为大臣掌握曹魏实权。司马昭时，出兵攻打蜀国，降蜀国后主，吞并蜀国土地，进一步提高了司马氏的地位。不久，司马昭终得封晋王，可以预见其后不久将发生魏晋的易姓革命。
晋企图取代魏国而做的革命准备，与之前魏取代汉时的准备完全不同。汉毕竟是前后持续了四百年的王朝。面对这一拥有悠久传统的历史产物，曹氏再有实力也不敢轻易出手。魏国在曹操这一代，雌伏于汉朝统治下，同时不断扩张势力，等到其子曹丕的时代才能进行革命。而汉朝都城位于洛阳，魏国的都城在邺，因此汉魏革命必须采取魏国由邺进驻洛阳的形式。总之，想要将二者合而为一并不容易，为了避免此时发生混乱，才必须推行九品官人法。
然而魏晋革命之时，魏国历史尚浅，支持者亦不多，晋国司马氏以世袭大臣的身份掌握了实权。曹魏百官大多为司马氏的同僚，对于司马氏篡权一事无关痛痒，完全可以弃魏投晋。魏天子被百官完全孤立，徒有虚名，只需将其抛弃，这场革命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成功。此时虽然司马氏需要排除的威胁只有曹魏皇室，但是仍然要表明态度，即司马氏获得天下后会同样尊重贵族们在魏朝取得的特权，以此防止贵族群体的动摇。因此产生了著名的五等爵制度。
咸熙元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同年，他向曹魏请求将过去为曹魏立有功勋者的子孙一律授爵，分别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在魏晋革命迫在眉睫之际，却对曹魏的功臣论功行赏，其用心自然是为了表明大家的特权能够得到保障，可各安其位。换言之，虽晋取代魏，但只要不反抗晋朝，曹魏的贵族也不会失去贵族地位，实为一种安抚人心的手段。
第二年，革命尚未发动，司马昭殁，其子司马炎袭晋王之位，将革命计划付诸实行。同年十二月，魏帝让位于晋，晋朝建立（265年），司马炎即晋武帝。如若将汉魏革命作为“进驻占领”型，将魏晋革命作为“各安爵土”型①来予以区分的话，其后的南朝的晋宋、宋齐、齐梁、梁陈间的禅让革命则是折中二者的中间形式。
晋武帝时派遣大军讨伐南方的吴国，降孙皓，收吴全土。从东汉末开始的三分天下，经过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再次统一（280年）。那么统一的原动力来自何处？本来东汉末年三分天下，可虽说是三分，却并非三国平分，而是极为不均等的三分。参照三国的土地、人口、经济力量进行大致的实力对比，其比例为中原的魏国占六成，长江下游的吴国为两成，上游的蜀国仅占一成。魏国在明显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允许吴国、蜀国的独立，主要是因为国内状况，即东汉末年最饱受战乱蹂躏的正是魏国的领土中原。魏国为了从战火中复兴、重建财政，实施了有名的屯田制，将政府的土地分发给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人民，贷给他们资本，把他们作为国家的隶民，目的是通过征收其生产物充当国费。可是屯田制要实现其效果，必须假以时日。而吴蜀两国因其领土遭受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复兴也很快，最初两国结盟，可以与魏国抗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稳定之后，实力差距变大，北方逐渐占了上风。于是，三国中最弱的蜀国先为魏所灭。蜀国灭亡之后，吴国的处境也愈发艰难，最终被晋武帝吞并。
七、西晋的灭亡
魏晋革命之际，并未发生太大的动荡。依然各安其爵土的贵族社会，在进入晋朝以后贵族色彩变得愈发浓厚。被司马懿、司马昭父子弹压的清谈之风不仅再次复活，且以更胜先前的势头风靡贵族社会。此外，清谈还与九品官人法结合了起来。清谈本是贵族的特权，在九品官人法实施时，比起其他豪族，贵族受到优先对待。结果擅长清谈这项沙龙艺术的高手，能获得乡品的上品，并从高官起家。在批评清谈之风者看来，这简直是以虚名取人。
有着贵族趣味的清谈本应看重个人才能，但由于是贵族趣味，因此具有直接过渡到贵族制度的倾向。贵族趣味多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数代的陶冶。从晋武帝中期开始掌官吏选举大权的山涛，为竹林七贤之一，擅清谈，但他并非名族出身，故其贵族趣味也有限度，据称在人选铨定时相对较公平。然而武帝之后昏庸的惠帝即位，竹林七贤中另一个名族出身的王戎与王衍负责选举，于是贵族主义抬头。最初具有贵族主义倾向的九品官人法终于贵族式地运作起来。乡品由门阀决定，门阀由多年积累而成，故身居高位的贵族门阀更高，门阀中更生出数个等级。这种家门的等级地位称为“门地”，门地的高下称为“流品”。
原本贵族主义是极具斗争性的。贵族社会成立之初，各个贵族为了获得优于别人的地位，互相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有时不惜诉诸非常手段。激烈斗争的结果是胜负分晓，确定了各个贵族的家世，上下高低的区别明确了，贵族社会才会安定、固定。贵族社会固定后，出人意料地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贵族社会刚成立、各贵族的门地高低正要被确定下来的西晋，由于天子的昏庸，贵族社会暂时从主权者的压力中脱离出来，不得不多次经历贵族间势力斗争引起的内讧。
惠帝即位后不久，外戚贾氏与杨氏之间发生争权，太傅杨骏被杀。接着贾氏一族专横，宗室介入，引起了以赵王伦为首的八王之乱。其背后是试图通过拥戴诸王实现自己野心的贵族、豪族们的暗流涌动。随着内乱愈演愈烈，出现了实权逐渐落入下层军人及参加内乱的异族之手的倾向。这个倾向将贵族社会陷入危殆之中，但内乱的车轮一旦开始滚动就无法被阻止。此时中国的贵族制度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打破西晋的统一，颠覆了中原贵族社会的是异族的力量。最早起兵的是自汉代以来越过长城、移居中国内地的匈奴的子孙及其分支羯族。匈奴的名族刘渊独立后称汉王，其子刘聪攻陷洛阳，擒晋帝。晋的统一仅仅维持了三十余年，又再次迎来天下分裂的时代。
八、东晋的中兴
匈奴灭亡西晋，因其本身民族就与汉人不同，故对中国的统一起分裂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若是实力足够强大的话，代替汉人统一中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可当时匈奴还没有这般实力。汉很快分裂为前赵与后赵，后赵在羯族石勒的带领下平定了大半个华北，然而这种局部的统一却并未能持续太久。当时盘踞在华北的异族统称五胡，并州（今属山西省）有匈奴与羯，雍州（今陕西省部分）则有氐和羌，他们均为半汉化的异族，可称为熟蕃。长城以北还有鲜卑等称为生蕃，他们在混乱中开始趁机南下，令华北的局势更为复杂。这些异族之间难免互生反感，即使同一民族内部也会为了争夺权力，彼此攻伐。结果，这些民族成为华北地区强有力的分裂因素。异族蜂起、都城洛阳陷入危险时，晋的一支——琅邪王睿赶赴南方，在吴国的旧都建康建立临时政权，请求远近贵族、豪族支援。当华北一带陷入异族手中、再无夺回的希望时，司马睿顺势称帝（317年）。这就是被视为东晋中兴之主的元帝。建康政权的中枢被北来的流寓贵族把持，南方的土著豪族只能接受二流贵族的待遇。因此东晋朝廷虽占据着三国时吴国的属地，但从本质上来讲更接近三国时的蜀国。面对地位优越的北方流寓贵族，南方土著贵族的反感可想而知。虽说如此，南方的贵族、豪族仍大都采取拥护东晋的态度，因为他们极度害怕面对被北方异族征服这一更恶劣的事态。
北来的流寓贵族中，尤其杰出的是琅邪王氏，之后谢氏兴起，故并称王谢。第一、二等贵族的级别确定之后，接下来其他各家大概的分量也自然能据此判定。此时南方的贵族社会表现出强烈的稳定倾向。
从九品官人法的角度看，极特别的人才暂且不论，乡品首先由家世决定，个人的才能只起些许修正作用。当时常用的几个词是“人地”“才地”等，指的即是才德和门地。虽说录用官吏时要二者并重，但实际上比起才德更重门地。如此一来，则过问个人的才德便不是中正的必要职务，中正只需知其家世便可。然而比起中正，能更准确地了解各家族经历的是中央政府的尚书。因为所有贵族的谱牒都由尚书保管。因此，从东晋之后的刘宋开始，九品官人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刘宋是如何建立的呢？南方的政局是与北方的形势紧密相连的。东晋时，北方中原地区化为五胡民族争霸的战场，有时能维持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有时又陷入极度的分裂混乱状态。这两种状态交迭出现，令南方建康政权跟着时喜时忧。北方后赵的石氏政权衰落后，从东北入侵河北、山东的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势力逐渐强大。待及前燕衰落，出身陕西氐族的苻坚所建的前秦又开始强盛。前秦基本上平定了华北，想要乘势南下吞并东晋，东晋朝廷一时狼狈不堪。幸而淝水一战诱敌深入，将其一举击破，才免于灭亡的命运（383年）。谢氏能成为仅次于王氏的名族，原因不外乎在于他们正是引领这次战争走向胜利的统帅。而事实上战争胜利的原动力实为屯驻在京口的北府军团。之后，在东晋，一向不为贵族制度所容的北府军阀开始崭露头角。
免于前秦侵略的东晋，接下来又苦于内部纷争。与谢氏前后成为名族的是桓氏。桓温作为武将立下功勋，尤其是讨平蜀地的成国之后势力大增，以荆州为据点与东晋分庭抗礼，俨若敌国。桓温之子桓玄率兵攻入都城建康，将安帝亲信会稽王道子、元显父子杀害，乘势废天子，自称楚皇帝。此时起义兵、诛桓玄、破海盗孙恩、逐渐恢复国内秩序的，是北府军阀出身的英雄刘裕。
当时北方的局势以淝水之战为转折，前秦的统一崩溃，各地被氐、羌、鲜卑等小国割据。刘裕率军北伐，于山东灭南燕国，入陕西灭后秦，其成功让东晋人为之瞠目。自东晋南渡以来，哪怕是暂时性的，也未曾尝试过将南方的领土扩张到黄河、渭水一线。凯旋将军刘裕战功赫赫，遂篡位建立宋朝。这就是宋朝的武帝（420年）。
九、宋齐时代
晋宋革命之际，南方贵族社会反而更欢迎革命。此时贵族社会逐渐固定下来，这表明各贵族对维持既得地位比较满意，失去了再往上晋升的野心，转而压制低于自己的贵族、豪族的崛起。贵族社会的固定化，需要强大的君主权威。军阀出身的刘裕拥有这种实力。如果他承认贵族社会的规则并给予保护，那么主权者由东晋变更为宋，对于贵族社会来说并无特别的损失。
东晋社会欢迎有实力者登场，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流民的迁入问题。从汉代开始，中国的人口就在由北向南迁移，西晋末中原的五胡之乱强化了这种倾向。流民的迁移有各种形式。有豪族率领一族有组织地南下，也有同乡团体拥立临时领袖缓慢联合迁徙，亦有三三两两漂泊不定流浪而来的。强者找到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建立村庄、开垦土地；弱者则被土著豪族收容成为隶民。此等新来的人被称作侨民或新民，往往与原住民之间发生纷扰争执，酿成不容忽视的治安问题。
流民的南迁相应地开发了自然资源，经济力量得以加强，同时也让豪族势力开始膨胀。东晋朝廷因为自身是流寓政权，对于初期南下的侨民采取了颇为宽大的政策。对于规模较大的侨民团体，以他们原籍地的郡县名为其设置侨郡、侨县。侨郡县仅有人民，大多并无实际土地，或者即便有土地，也只是名义上的一块狭小土地。侨民对郡县没有义务，只享受权利。其中最大的权利是在选举时，能以原籍地的名义，或被认可为名族的资格，或被推荐为秀才、孝廉，可以任官。原住民的户籍以黄籍登记，对郡县负有徭役义务；侨民的户籍以临时性的白籍登记，无须服郡县徭役，这种负担的不公平屡屡招致批评。
对此，东晋朝廷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变化。原来的流寓政权东晋朝廷，和围绕东晋朝廷的流寓贵族，流落江南时日已久，已完全本土化，对接连不断南下而来的流民未必都能抱有好感地接受。针对这种情况便出现了土断政策。所谓土断政策，即南渡的流民应于现居地和原住民一样获得本籍，并像原住民一样承担所属郡县的义务。这个政策从理论上无可置疑，然而实际执行时却引起各种不满，必须要由强势的领导者来执行。东晋末年进行过两次土断。第一次是作为大司马掌握实权的军阀政治家桓温在兴宁二年（364年）三月奉庚戌之诏进行的，此为庚戌之制。第二次即刘裕做太尉掌握政权时，于义熙九年（413年）实行，此次土断无疑显著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人民的统治能力。刘裕敢于实行北伐这一空前壮举的一大原因，就是土断提升了经济力量。但必须注意土断并没有包括晋陵。晋陵（后来的常州）可能是徐、兖、青三州中有实力的流民群聚居地。刘裕特意避开政策推行阻力较强之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土断政策，赢得了朝廷中贵族们的充分信赖。
此时代表贵族社会的意愿，于晋宋革命之际大显身手的是来自第一流名族琅邪王氏的王弘。王弘本为刘裕的政敌会稽王道子之心腹，会稽王败亡后，他便加入刘裕麾下。刘裕刚于北伐中立了大功，王弘就立即上奏朝廷说应为刘裕加九锡之殊礼，开启了改朝换代的第一阶段。他与另一位名族谢晦一道，成为宋的开国功臣。可以说在这场禅让革命中，王谢二氏充当了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的角色。
至此，军阀帝王与贵族完成了政治合体，帝室与一流贵族间的婚姻关系也应运而生。从名族感情上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但因帝王权力至高无上，贵族的地位又与朝廷的官爵密不可分；贵族反过来利用这一点，转而走上通过接近朝廷，来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的道路。事实上，如若有幸迎娶公主，则可立即官拜六品驸马都尉，为日后仕途晋升带来便利。宋的皇室与第一贵族王氏的联姻最为密切，而娶了尚未贵族化、野性未驯的皇室公主为妻，饱受公主虐待的不幸者也并不少见。
王弘的弟弟王昙首之孙王俭，在接下来的宋齐革命中改变了阵营。王俭之母乃宋朝武康公主，他本人尚阳羡公主，从驸马都尉、秘书郎起家，晋升异常迅速，可谓宋的砥柱。然而眼见新兴军阀萧道成的权势日益强大，他便改头换面为其心腹，成为推动宋齐革命进程的重要人物。在南朝屡屡发生的革命中，还没有哪次革命像这次这样勉强的、这样在贵族社会中激起恶劣评价的。甚至仅次于王氏的名族谢朏，本应作为侍中将天子玉玺交与齐帝，而他却断然拒绝了。比起王氏，谢氏缺乏八面玲珑的处世技巧，这也是谢氏在齐代不振的原因。
十、寒人与勋品
军阀帝王与贵族社会在性质上本就互不兼容，联姻政策无法使二者完全融合。因此从宋齐时代的制度中也可看到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是以帝王为中心，另一个以贵族为中心。
为帝王者必定意欲中央集权，最好能实行独裁。因宋齐时代的军阀帝王不能从自尊心极高的贵族那里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于是实行了特殊的亲信政治。即帝王任用的近侍大臣既非达官显贵，又非军功赫赫的将军，而是出身微贱的有才干者。后世为了记录他们的事迹，在正史的列传中特辟《恩倖传》与《倖臣传》。
贵族交结军阀帝王是为了让帝王维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他们的既得权益极易被新出现的发迹者侵害。因此在贵族的九品官位之中，历来是将贵族就任的官职与庶族就任的官职分离，努力使其互不相扰，从宋代起可以看到庶族就任的勋位官品，后世官员与胥吏的明确分离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可看作是君权对贵族的让步。因为在完全君主独裁权力的统治下，是不会容许贵族独占清官和庶族就任勋位两种制度并存的。
随着贵族地位的固定，九品官人法也开始逐步固定下来。根据门地于一定范围内任命、晋升或废黜官吏，这项工作交给中央的尚书、吏部即可。如此一来，州郡的中正就变得无事可做；这期间由于内外战乱频发，有必要在地方上设置重镇，于是州府的地方政府开始变得庞大，中正于是得到了执掌地方人事的新任务。与此同时，中正自身的任命也变为由地方长官辟召，中正遂逐渐变为地方长官的僚属。此举使中正变得形同虚设，踏上了被废止的第一步。
强行篡夺了宋朝皇位的齐的天下，并未长久。在齐的二十四年统治中，同族间数次爆发革命。帝位长期不稳，陷入了因不安而猜忌丛生，故诛杀宗室大臣，反而进一步动摇了帝位的一系列恶性循环中。当萧衍对因自身的不安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之中的最后一位天子东昏侯高举叛旗时，民众仿佛看到救世主一般，将其迎入国都建康。至此齐梁革命完成。这位萧衍正是创下了南朝四十八年统治纪录的梁武帝。
十一、梁武帝的新制
此次革命可谓是“进驻占领”型。由于受到社会的拥戴和欢迎，武帝的地位极其牢固。而且他并非一介武夫，而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能随心所欲地施行独裁政治。武帝统治期间，南朝开启了文化的新时代，九品官制也被他大加改革。他废除过去九品官制中七品以下的部分，将其作为流外；又将留在流内的六品以上重新划分为九品，每品进一步分为正、从二等，共十八等，又名十八班。而从前七品以下的更细分为不登二品七班、三品蕴位、勋位四等。武官则全部从九品排除，归入别的体系。
单就此而言，武帝的新官制是极为贵族化的制度。此时名流贵族就任的流内十八班之官，寒士以下就任的流外之官，以及凭军功登用的武官，三者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武帝绝非贵族制度的盲从者，但是，现实的政治家必须以认清现状为第一要务。魏晋以来日益显著的贵族制，经历三百年历史，已成为中国的传统，有着不可动摇的根基。而且，这个制度又并非皆不可取。其他制度下为竞争官位，有时甚至不惜诉诸不正当乃至暴力手段。而贵族制度的优点在于根据门地大致决定登用的官位，则可杜绝这样无限制的自由竞争，防止社会发生混乱。而且从整体来看，在教养与德行方面，贵族阶级出身者确实比庶民阶级出身者更胜一筹。这在当时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对武帝来说，肯定贵族制度的优点，进而主动融入其中，表现出拥护贵族制度的态度，必然是极为有利的政策。不过，问题也正因此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