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按《通典》卷6：“其资课及句剥等当合得四百七十馀万。……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馀万石，（三百万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库。三百万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官禄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军粮及贮备当州仓。）布绢绵则二千七百馀万端屯疋，（千三百万入西京，一百万入东京，千三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远小州使充官料邮驿等费。）钱则二百馀万贯。（百四十万诸道州官课料及市驿马，六十馀万添充诸军州和籴军粮。）”天宝年间绢价大约460文，粟米价大约200文一石，流通货币绢帛2700万加200万铜钱加300万粟米折绢，总计值1500万贯，还有资课句剥470万没明确单位，但大多绢帛铜钱，所以实际可能高达1800万贯。首都包含1300万绢和300万粟米折绢共计658万贯，加上资课、句剥等杂税肯定超过700万贯。
[5] 参见《新唐书》卷54《食货四》。
[6] 同上。“（高宗）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镴过百斤者没官。”对于打击盗铸，高宗时“自是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到玄宗朝早期“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率户出恶钱，捕责甚峻”。可见唐帝国严打铸假钱的核心一直在江淮地区。
[7] 参见《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
[8] 参见《唐会要》卷86：“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期利。”
[9] 参见《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九月”条。
[10] 参见《全唐文》卷794孙樵《兴元新路记》：“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尝用息马，多至万蹄，今为飞龙租入地耳。”
[11] 参见《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都借张嘉贞之口反映了当时朝臣购买良田美宅的普遍性。
[12] 《全唐诗》卷220第35杜甫《忆昔二首》：“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13] 此处算上了正常的物价上涨。
[14] 关于货币改革带来的价格体系混乱，详情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222—1233页。
[15]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6] 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0—76页。
[17] 《四民月令》现存3000多字，部分内容已经散佚。
[18] 参见《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
[19] 参见《唐会要》卷83。
[20] 《册府元龟》卷695记载李师道“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凡十所处，欲以舍山而衣食之”。
[21] 尹源：《唐说》，转引自黄宗羲编著：《日知录》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