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年在郭子仪见招拆招的严密布防下未能取得突破的仆固怀恩，经过大半年的布局和规划，定下了一波连郭子仪都难以拆解的可怕攻势：当攻守双方运筹帷幄的能力都臻于化境时，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是硬实力，而仆固怀恩显然在这一轮顶尖高手的比拼中占据了上风。仆固怀恩最后一次率领联军入侵，对唐帝国而言是超越了安史之乱时代叛军进逼关中的巨大威胁。然而天意难违，曾经作为唐帝国忠臣平定了安史之乱的仆固怀恩，在给唐帝国带来不下于安禄山、远超史思明的威胁后，却在即将给唐帝国致命一击、在战场上战胜自己这辈子都没能逾越的郭子仪这一时刻，突然急病而死，让郭子仪反过来完成了又一次充满戏剧性的高光表演，唐帝国也因此得以转危为安。到这时，由安禄山叛乱引起的10年大规模战事，终于落下了大幕。从此之后，虽然唐帝国仍然将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局部危机，但在这个过程中，唐廷最终会完成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重构，从而又延续了100多年的国祚。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关中，唐代宗和他的臣僚们即将开始他们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路。
郭子仪和他嫡系的朔方军理论上又一次成为大赢家。但刚刚在朔方军内部同室操戈的郭子仪，此时心境究竟如何，实在是无从得知了。从他几年之后写给皇帝关于朔方军的奏章中，我们只读到了满目的凄凉与萧索。
[1] 参见《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正月”条。
[2] 参见《旧唐书》卷120《郭晞传》：“吐蕃、回纥入寇，加御史中丞，领朔方军援邠州，与马璘合军击虏，破之。虏复来，阵泾水北，子仪遣晞率徒兵五千、骑五百袭虏。晞以兵寡不进，须暮，贼半济，乃击，斩首五千级。”泾河绕邠州城而过，泾河以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白孝德在城中，郭晞则占据了城外高地，互为掎角进行守御。
[3] 参见《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十月”条，其中明确记载了河西军高官和基层对袭击灵州的战事认可度天差地别。
[4] 仅对《资治通鉴》卷222中党项和奴剌入侵的记录进行检索，就能得到以下结果：唐肃宗上元二年“二月，奴剌、党项寇宝鸡，烧大散关，南侵凤州，杀刺史萧洩，大掠而西”。唐代宗宝应元年：“奴剌寇成固”，“甲午，奴剌寇梁州”，“癸巳，党项寇宝鸡”，“戊寅，党项寇好畤”，“丙申，党项寇奉天”，“党项寇同官、华原”。
[5] 参见《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九月”条。
[6] 今陕西大荔，与山西蒲坂隔黄河相望。
[7] 唐初潼关受华州节制。唐天授二年（691）潼关所在地区设潼津县，隶虢州。因此，党项人到达同州、华州，意味着蒲坂、潼关两处要地及附近的交通线已经在党项人直接军事威胁之下。
[8] 参见《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九月条”。
[9] 《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十月”条：“遇回纥，复相与入寇，辛酉，至奉天……丙寅，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用了很模糊的“至”。但如果奉天在浑碱等人指挥下再次坚守住，那么联军很难迅速深入，且史书多半会记下守军的英勇。此处最大的可能，是唐军在绝对优势的联军面前主动放弃了奉天，退守长安附近。
[10]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市绢十万以赏回纥。”《资治通鉴》卷223“永泰元年十月”条也记载：“子仪遗之彩三千匹，酋长分以赏巫。子仪竟与定约而还。”“乙酉，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馀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可见为了满足回纥人的绢帛需求，唐帝国几乎是竭泽而渔。
[11]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载：“庚辰，子仪先锋将白元光合回纥军击吐蕃，俘获人畜凡三百里不绝。”《新唐书》卷217《回纥传》更是夸张地记载：“朔方先锋兵马使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会雪雾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禽万人，获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户五千。”但从吐蕃明年就单独夺走了唐朝的甘州、肃州来看，他们的军队损失并不大，斩首五万级的数量恐怕是战报上的夸大数据。唐军和回纥联军这次的主要收获，更多是大量夺回原本被抢掠来的人口物资。
尾声：宣传变成了神话，神话凝固成了历史
在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之乱结束多年之后，郭子仪就日益紧张的吐蕃形势给唐代宗上书一封，在这封信开头我们看到了，在这么多年的战争后，朔方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朔方军戍守着国家的北门，西边是吐蕃人，北边相继面对着突厥人和回纥人。朔方军辖区广袤，五个主要军城之间相距三千多里。在开元、天宝年间，这里有着十万大军和三万战马，足以对抗边境的强敌。从先皇唐肃宗在灵武继位，再到朔方军将士跟随当时还是广平王的陛下您收复两京，随后天南海北为唐帝国征伐，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等安史叛军败亡，朔方军又经历了仆固怀恩之乱，在这次动乱中同室操戈，无论灵州朔方军还是我统帅下的河中地区朔方军主力都伤亡惨重，损失了整整三分之二的兵力。到仆固怀恩之乱结束，朔方军只剩下万余人马，比起天宝年间的强盛军容来只有十分之一的规模。现在吐蕃人控制了河西、陇右之地，又有羌人和吐谷浑人作为仆从军，势力比之前强大了十倍，每年都妄图进入关中。以朔方军只剩下巅峰时十分之一的兵力，对抗吐蕃强大十倍的兵力，想获胜岂是那么容易的？
古诗有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对于朔方军来说，却是“壮士十年死，将军百战不得归”。比起河北的安史旧部，作为平叛主力和获胜者的朔方军命运让人唏嘘。在郭子仪这封上书之后不久，朔方军还将被继续拆解，并卷入一系列唐王朝内部新的动乱之中，彻底丧失了影响力。
反而是几乎完成了颠覆唐王朝这一目标的仆固怀恩，在死后，他的家族依旧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在仆固怀恩带着回纥和吐蕃大军横行无忌之时，所有提及他的诏书中都没有指控他造反。直到仆固怀恩病死，皇帝仍然声称：“仆固怀恩不是真的要造反，不过是被左右奸佞小人蒙蔽了。”仆固怀恩的侄子仆固名臣带着上千仆骨部骑兵和仆固怀恩的家人，最终选择再次投向唐朝。
仆固怀恩虽然死了，他的女儿还是回纥汗国的光亲可敦。为了统战回纥，唐代宗不得不选择克制，对差点推翻自己的仆固怀恩家人厚加优礼，把在长安的仆固怀恩小女儿、光亲可敦的妹妹封为崇徽公主。多年后光亲可敦病逝，唐帝国派人前去吊唁，登里可汗指名道姓要仆固怀恩这个女儿为自己继室，唐帝国不但照办，还为这次婚礼提供了两万匹彩绢作为嫁妆。当时唐帝国财政枯竭，靠着向朝廷公卿开征苛捐杂税，才凑齐了这笔嫁妆。回纥可汗与仆固家族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又如此强势，仆固怀恩因此并没有被彻底否定，他起兵前后的是非曲直才得以流传至今日，供后人评说。
唐帝国盛世的终结更像历史的必然。在经济中心东移的历史大趋势下，关中本位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吐蕃崛起后关中的地缘形势进一步恶化，定都关中的成本进一步提高。雄才大略的唐玄宗统治期间，一方面让唐朝的经济、政治都到达了中国古典时代的极盛期，一方面在西边还能力压吐蕃，但其行政与军事开销也随之猛涨，为此不得不费尽心思扩充财政，极大牺牲关外军民的利益。河南、江南等大部分地区本身没有精锐部队，朝廷过度压榨他们的利益的副作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河北的边镇却同样是唐帝国的军事要地，拥有十余万精锐边兵，还有突厥崩溃后大量南下的游牧部族精兵，一旦这里与中央矛盾激化，火药桶很快会被引爆。此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流转的加速，门阀士族政治逐步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均田制、府兵制这些旧时代行之有效的土地制度与军队运作模式，也都逐渐走向式微，随之而来的是职业军人阶层兴起，这是藩镇割据时代到来背后的经济基础。君主的个人品质、卓越的权谋，或许能短暂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却无法长久改变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历史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没有安禄山、史思明这些野心家的叛乱，唐玄宗的内外政策也难以持续。除非唐帝国能主动在西线采取收缩策略，不然就难以避免持续膨胀的财政支出尤其是边事开支。长此以往，唐帝国的稳定同样会出现问题：要么有其他不堪负担的地区出现变乱，要么因为财政无法维持下去而走向破产。安史之乱充其量是以一种更剧烈而动荡的方式，强迫唐帝国完成了这个战略转型。
安史之乱的胜利者真的很少，除了从此在河北雄踞一方的藩镇之外，大概只有郭子仪能算得上真正的赢家，哪怕完成平叛最后一击的唐代宗、仆固怀恩君臣都随着之后的反目成仇名利双失。相比之下，在这段历史中成为失败者的人太多了：身死族灭的安禄山、史思明两父子，没能战胜“大燕国”的唐玄宗、唐肃宗父子，早早陨落的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郁郁而终的李光弼，曾经多次挫败郭子仪却莫名其妙窝囊被杀的安守忠，曾经部众众多、影响力巨大却最终泯然众人的李归仁、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等突厥贵族，他们都在一轮又一轮高强度的军政博弈中遭到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损失更为惨重的，则是在战乱中丧失了生命和财产的基层军人和普通百姓。
在这些失败者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仆固怀恩那样把自己真实形象的不同侧面留在史书上。唐、燕两国战时和战后的许多宣传，都堂而皇之流传了下来，并且被后人郑重其事记载进了历史。这些宣传中，既有唐、燕两大阵营互相之间的诋毁性宣传，也有同一阵营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互相攻讦。在这些宣传、攻讦的典型案例中，唐肃宗李亨大概是最典型的：他既是此类宣传的最大发起者之一，也是最大受害者之一。
唐肃宗在政变上位之后为了加强自己政变的合法性，对唐玄宗最后一年的统治重新定调，绘制出了一幅充满画面感和戏剧性的群像：年老昏庸的唐玄宗，依靠杨贵妃裙带关系上位、奸佞误国的杨国忠，被贪财太监边令诚冤杀的忠臣良将高仙芝、封常清，被昏君奸臣所误被迫出战、在灵宝遭到惨败的哥舒翰和他麾下的唐军将士。这一切让人愤怒之余，也不禁令人呼唤着拨乱反正的明君出现。幸亏，李亨在大家的一致拥戴下挺身而出，诛杀奸佞杨国忠之后，在全体军民强烈要求下称帝，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最后从叛贼手中光复了两京。当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大家对这个标准化群像背后的故事想必会有不同的看法。
讽刺的是，唐肃宗登基之后，与自己的儿子们也有过一番激烈的博弈，甚至到了被迫杀掉另一个亲儿子的程度。在李泌劝阻下，还是皇子的唐代宗才放弃了与唐肃宗的皇后张氏和心腹太监李辅国鱼死网破的想法。等唐代宗继位后，也为唐肃宗的统治绘制出一幅与唐玄宗统治末期相近的群像：疑神疑鬼的皇帝唐肃宗，比杨贵妃在政坛活跃许多、张牙舞爪的奸后张氏，受到弄权太监李辅国和张皇后冤杀的忠勇皇子建宁王李倓，关键时刻妙计总得不到实行的李泌，奸佞误国的监军太监鱼朝恩，被昏君阉竖所误、在邺城遭到惨败的郭子仪和他麾下的唐军将士。幸亏，碌碌无为的唐肃宗病死了，太子李豫在大家的一致拥戴下粉碎了张皇后集团的阴谋，随后顺天应人称帝，并将另一位弄权奸佞李辅国清理出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最终将叛贼建立的伪燕国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这个同样堪称标准化的群像背后，我们通过前文的介绍也知道了，唐肃宗更多猜忌的不是郭子仪，而是以皇子身份监军收复两京的李豫；建宁王李倓被杀是因为公开串联李泌这样的重臣，准备借着“清君侧”名义发起政变；郭子仪邺城失败的原因更多是与李光弼、仆固怀恩的矛盾以及回纥盟军内部问题的集中爆发，鱼朝恩充其量是威望太低、不像之前监军的太子那样能协调平衡各方。而唐代宗登基后迅速灭亡伪燕国的万丈光芒，也伴着几个月后吐蕃人进入长安和仆固怀恩紧随其后掀起的腥风血雨，瞬间消散殆尽。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后世史官对史料的选择，安史之乱中各方宣传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这样流传下来，逐渐深入人心。《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数一数二的编年体史书，对安史之乱的描绘无论在故事性还是寓言性上已经臻于完美，以至于往后近1000年对于安史之乱中人物的评价基调，很少会走出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治通鉴》成书的时代，上述历史群像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记入了史书中。
就这样，宣传变成了神话，神话凝固成了历史。
李碧妍博士在一次对谈中曾经颇有意味地说道：“我们做政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古代的那些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考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政治智慧，更不要随意褒贬，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尽自己的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试图了解他们的所行所为，仅此而已。”
正如李碧妍博士所言，我们放弃越俎代庖地对这一时期顶级政治家指手画脚、进行廉价点评的尝试，尽最大可能还原当时唐王朝和燕政权的军政状况。我们试图带大家回到历史现场，去探究双方每个看似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决策背后的考量。上面提到那些后世大部分读史者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其形成与沉淀过程是缓慢而曲折的。很多时候，这些观点与更原始的官方文书、私人记录、碑文、诗歌等大相径庭。如果此书已经引领读者回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前后的唐朝，让大家对这个时代有了与以往印象不同的一段时间旅行，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1] 这里的数字明显超越了朔方军的编制，很可能把当时隶属于朔方军编制的同罗、仆骨等部落蕃兵都计入其中了。
[2] 参见《全唐文》卷332收录的郭子仪《论吐蕃书》。郭子仪在这封信里明确指出，仆固怀恩之乱中，两边的朔方军加起来损失了三分之二。
[3] 参见《新唐书》卷224《仆固怀恩传》。
[4] 参见《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5] 这段访谈见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的《对谈|仇鹿鸣、李碧妍：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2015年11月21日，王子恺整理。
后记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正如李碧妍女史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如此重要的事件，我们很难“就这一事件的背景、原因、经过、意义寻找一部详细而专业的学术专著”。当我们退而求其次，去看专业学者或非科班作者所写的相关通俗历史读物时，也不难发现市面上几乎所有这类读物，“充其量不过是《资治通鉴》的通俗版，整体叙事框架、内容细节，甚至认识判断，几乎不脱《资治通鉴》窠臼。除了一次次地加深我对《资治通鉴》和司马光的崇拜之情外，似乎没有其他作用”。
近年来描绘安史之乱的作品中，个人最喜欢的是张明扬的《弃长安：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廷、诗人、政争与叛乱》。这本书灵活运用了《冰与火之歌》的第一人称视角（POV）代入式写法，描绘了安史之乱若干个关键时刻的人物，行文之间还穿插引入介绍了许多学术界的新观点，加之他优秀的文笔，《弃长安》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谓是一部深入浅出、颇有新意的普及性佳作。但正如明扬在《弃长安》后记所言，“我不想写一本安史之乱的简史，这不仅超越了我的学力，并且瞬间让我没有了写作激情”，这是一本很好的安史之乱入门读物，却不足以帮我们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完整始末。
如何完整地写好安史之乱这个历史事件？这个问题许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国内外优秀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素材，这本书的整体架构也在对各类素材的选择和整理中初步成型。后来，我看到好友胡可奇基于张国刚教授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和李锦绣教授《唐代财政史稿》等研究，对安史之乱主要事件中一些人物行为动机进行的再解读，感觉颇为认同，便决定同他合作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标是，一方面要博采众长，另一方面要有自己原创的核心内容。除了堪称本书基石的《唐代藩镇研究》《唐代财政史稿》两书外，李碧妍女史的著作《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和仇鹿鸣教授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都对写作思路颇有裨益。荣新江、王小甫两位教授从种族、文化和宗教方面对叛乱阵营的深入探究，任士英教授对玄宗肃宗之际中枢政局的解读，宋杰教授对河阳三城为代表的地理因素在安史之乱中作用的分析，孙英刚教授对中唐时代谶纬学的研究，以及其他诸多学者对许多相关细节的解读，都从不同的视角极大加深了我们的见解。巴菲尔德、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等国外专家的相关研究著作，也有许多独到的分析，为本书提供了一些额外的素材。
国内外这些学界翘楚的研究成果都极有价值，但在具体的事件分析中却往往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譬如安史之乱期间一些军队哗变的事件，史书往往会责怪军事主官克扣军饷，但结合相关的财政史研究结论却能看出，朝廷在这一阶段时常陷入没钱的窘境，那么军饷缺乏显然主要是因为财政危机，而不是主官的个人品德问题。再如唐廷曾几次强迫军队出战导致失败，史书通常将此归咎于皇帝受到奸臣或宦官蒙蔽。安史之乱前后财政、后勤、兵制等相关数据几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有战争中资料最充裕的，《通典》《太白明经》《唐六典》《册府元龟》等史料对这一时期的财政细节和军事后勤体系有着相当完备的记录，我们可以通过详细算账的方式，结合李锦绣、吴丽娱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一些战略决策背后的财政、后勤因素进行更现代化的还原，进而得到有别于《通鉴》论调的新解读。
安史之乱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战争史，其核心事件是由许多场战役组成的一次战争。在古代战争史研究方面，国内学术界虽然有以宋杰教授为代表的优秀学者，但相比欧美学术界还原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经典战役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可谓差距巨大。要在这方面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对古代战争的模式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吸收国际学界研究古代战争百年来的新范式、思路和成果。本书写作中借鉴了约翰内斯·克罗迈耶（Johannes Kromayer）、N.G.L.哈蒙德（N. G. L. Hammond）、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stono）等欧美古典军事史专家的古代战争解构方式，以菲利普·马蒂塞克（Philip Matyszak）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等古典学 大家深度写作通俗历史读物的方法，重写安史之乱前后的事件。
叙写中国古代战争的常见模式，往往是以翻译《通鉴》为代表的古代史料为主，辅以一定的文学描写。这些古代史料对战役的记载，往往既有军方一手战报和公告（如“露布”），也有亲历者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与记述。这些当然能提供许多战役的细节和有效数据，但在兵力、布阵和整体交战过程等方面，往往是一笔糊涂账，甚至不同口径间相互矛盾。我国古代主要的史书载体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其一大特点就是传主事迹里通常只写好事，而且往往倾向选取的材料多为溢美之词，对传主的事迹时常有所夸大。对此就需要舍弃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口径，尽可能摘取有效信息，进行更真实且符合战争逻辑的战场还原。
如嘉山之战中，《通鉴》和新旧唐书的《郭子仪传》都宣称唐军斩杀四万敌军，这个数据大约来自唐军原始战报。但这意味着史思明部近五万人的军队基本被全歼，与此后史思明虽然被迫退守，但主力仍在的状态显然不符。《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更符合军事逻辑的口径：唐军此战的战绩是“斩首万计，生擒四千”。由于李光弼在此战中是配角，自吹的动机大减，这里的记录反而更为可信：叛军被斩杀一万多人，生擒四五千人，加上其他损失的总伤亡应该超过两万人，大约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
地形对战役胜负的影响也在此书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如嘉山之战中郭子仪用丘陵和小城抵消燕军骑兵优势，灵宝之战中燕军对秦函谷关旧址附近山路的有效依托，清渠之战中安守忠对人工河的完美利用，香积寺和新店两次大战双方交换地形，战役结果却全然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战例。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战役中战场的细节，我们还基于今日卫星地图和相关地理变化的考证，邀请专人对本书中涉及的主要战役手工绘制了战场局势组图。
本书希望从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摈弃当时廉价的政治宣传，尽最大可能还原唐政府和叛军所建立的燕政权的军政状况，以及每个看似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决策背后的考量。总的来说，用现代国际学界对古代战争的研究范式来重新解读安史之乱中的主要战役，通过详细分析财政、后勤细节来重新解读一些关键性决策，堪称本书最重要的原创内容和两大特点。
唯一让我和出版方颇感遗憾的是，即使在删除了唐蕃战争等支线、尽可能精简文本，把实际文本字数从最初的42.6万字删减到35.5万字后，全书的整体篇幅仍然较长，再叠加审核、图片等环节的计划外成本以及印刷成本的持续上涨，使得这本书的定价略微超出了预期。我们只能尽可能保证，让更多购买此书的读者在读完本书后感到物有所值。
从构思这个选题到见书这三年多时间，有太多值得感谢的师友。首先要感谢家人对我写作的支持。感谢胡可奇与我通力合作，一并完成了这份稿件；感谢许汉卿为这本书完成了高质量的配图，这些图片对战略形势和战役细节的阐述至关重要；感谢李碧妍女史因为对样章的认可，而爽快答应为本书作序，当时我因为《危机与重构》对她仰慕已久，但刚联系上她时，我们还只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感谢陆大鹏为我介绍出版方；感谢董风云对最早样稿提出的诸多中肯意见；感谢以何晓涛副总编辑和章颖莹编辑为代表的世纪文景编辑团队对稿件文字的细致打磨；感谢孙英刚教授和许超雄博士作为审稿专家对本书提出的修改意见，他们长达大半年的高标准审核确保了本书在观点突破之余，在整体内容和论证过程方面具备足够的严谨性；感谢周思成、李硕就本书军事细节展开的交流；感谢所有在成书过程中为我写作思路提供帮助的师友；感谢所有关注本书进度的朋友。
交稿后，我在历史探索和写作之路上继续前行，用与本书相近的写作思路和范式创作了《逐鹿：神话与寓言背后的秦亡汉兴》，并邀请到我在历史写作领域的偶像李开元老师作序，他的犬作《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当初直接激励我走上了历史写作道路；另外，我还完成了《征服与重构：从希腊化世界到东部罗马》一书，这本书未来将与菲利普·马蒂塞克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这些我仰慕已久的大家作品同台竞技。对我而言，比这几本书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女儿攸攸赶在我40周岁生日之前几天呱呱坠地。希望她成年时，我的这几本书还会被世人记得，仍然能荣耀我和她的名。
张诗坪
2024年12月3日
DLC 1 唐诏战争
1.1 南诏从崛起到与唐翻脸：地缘变化的产物
从西晋初年到唐初这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爨氏政权（上层包括爨家有部分中原移民血统，并融入彝族、白族、僰族形成的区域性民族集团）统治着滇中、滇东的广大地区，滇中、滇东这一区域也因此被长期称为“爨地”。爨氏名义上则依附于南朝和隋唐，但这只是非常松散的羁縻统治。从唐初开始，随着唐帝国直辖地盘不断深入爨氏地界，爨氏对辖区的控制力不断下降，爨氏政权逐步走向解体。早在唐高宗武德年间，唐帝国就在滇池西部盛产食盐的安宁建立据点，唐玄宗时更是利用爨氏内乱把部分爨地划入了直辖的姚州都督府（姚州的参考现代地图定位：大姚县，但唐代姚州范围要比大姚县大许多），并大举扩建安宁城（现代地图定位：安宁县），试图把这里扩张成经营爨地的核心枢纽。爨归王领导诸爨叛乱，试图对抗唐帝国的渗透，但惨遭镇压。然而唐帝国也只能控制安宁城等少量据点，无法深入爨地基层。一部分爨地豪强向新崛起的南诏国王皮罗阁求援，皮罗阁趁机在爨地豪强支持下迅速吞并了绝大部分爨地。
从隋末起，洱海地区的众多部落互相兼并，最终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即“六诏”。唐帝国和他们最大的战略对手吐蕃王国都在这一地区扶植代理人，最后唐帝国扶植起来的蒙舍诏也就是南诏取得了胜利，击败这一区域内的吐蕃代理人和其他部落，统一六诏并控制了洱海周边，定都太和城（今大理，现代地图定位：太和城遗址）皮罗阁虽然仰仗唐朝支持统一六诏，此时却得陇望蜀，利用爨地广泛存在的反唐情绪迅速渗透。南诏这一行径，与新罗人利用完唐廷与其翻脸、侵蚀百济、高句丽故地的过程颇为相似，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百济、高句丽故地与爨地基层广泛的反唐情绪可资利用。
皮罗阁生前唐廷并未与他翻脸，大约一方面对这位迅速统一六诏、吞并爨地的强人颇为忌惮，另一方面也怕把他逼太急了南诏会倒向吐蕃。但可以确定的是，唐诏战争的源头决不是后来皮罗阁之子阁罗凤和所谓“杨国忠党羽”张虔陀的私怨，早在杨国忠成为从六品的度支员外郎之前，随着皮罗阁吞并爨地，唐朝和南诏的战争就注定会爆发。
皮罗阁的死让唐廷看到了机会，公元749年秋天，唐玄宗任命岭南道珠崖（海南）出身的高级将领何履光为主帅，下令以岭南道和安南都护府的常备军为主力，还从全国十五道中的十道征调了少部分士兵，很可能是出身西南、适应云贵气候但在其它地方服役的军人，准备以这些力量重新经略云南。按照编制来看，岭南道有常备军15400人，安南都护府有常备军4200人，需要扣掉一部分留守部队但能加上征调的新军，何履光大约能带2—2.5万唐军经略云南。
在传统的小作文里，云南郡（唐朝深入爨地建立的姚州都督府此时已经改为云南郡）太守张虔陀整天欺压即位不久的皮罗阁之子阁罗凤，最终引起了后者的激愤反抗，这大约是阁罗凤对外的战争理由。但这个战争借口实在是经不起推敲。阁罗凤是能力不下于其父的枭雄，他很可能得知唐廷准备在云南增兵的消息，于是干脆主动翻脸，找借口先发制人拔除唐军深入己方地盘的据点。公元750年，阁罗凤先突袭云南郡，斩杀太守张虔陀，随后又攻占安宁城，杀守将王克昭。通过这一系列主动而果决的战役，阁罗凤获得了先手优势，但与唐帝国的关系也走向了全面决裂。
现代地图上的太和城（南诏首都）遗址、大姚县（姚州即云南郡大致位置）和安宁城。
阁罗凤为什么敢主动对巅峰时期的唐帝国开战？除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说抱负）和爨地较强的反唐情绪，很可能还有吐蕃人的鼓励和支持。吐蕃人此时在青海湖周边、在西域乃至克什米尔都正与唐帝国进行全面战争，双方都在积极拉拢和争取可能的中间力量。吐蕃人在洱海地区的盟友输给了唐帝国支持的皮罗阁，但唐廷和新兴的南诏随后围绕爨地产生了强烈的地缘矛盾，南诏自然会想到地缘形势变化之下的天然新盟友吐蕃。在阁罗凤先发制人、唐帝国动员大军反击之后，吐蕃立刻派出军队支援南诏。公元766年，当时作为吐蕃盟友和半附庸的阁罗凤所立《南诏德化碑》有下列记载：“遂差军将王兵各绝其粮道，又差大军将洪光乘等（吐蕃）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 “即差首领杨利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论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所以，唐诏战争中唐军要对抗的始终是南诏军队与吐蕃军队的联军。
至于张虔陀在上司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纵容下欺压阁罗凤，后来杨国忠又包庇鲜于仲通之类无聊的小作文，实在不值一哂，毕竟阁罗凤选择主动撕破脸皮时，唐廷还是李林甫执政时代。唐玄宗和李林甫当然不会对南诏如此嚣张的“先发制人”善罢甘休。公元751年，到任岭南的何履光率领自己带来的军队和岭南道常备军约2万人进军安宁城，试图恢复对爨地的统治；安南都护王知劲则率辖区内的军队与张虔陀在上司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会师，一并进军洱海进攻南诏本土，唐诏全面战争自此爆发。
公元751年的战事是均势。鲜于仲通与王知劲的联军深入南诏本土，在西洱河之战中战败，鲜于仲通只带少量兵力逃走。但史载鲜于仲通丧师七八万，便是我上面所说的小作文了。剑南节度使编制内有军30900人，还得分出大批留守部队驻扎四川，能带去讨伐南诏的大约只能有其中一半。安南都护编制内有军4200人，能出3000人远征就不错了，唐军加起来能派出2万人就差不多了。而且这两支军队周边近年战事很少，不像常年对抗吐蕃、突厥、契丹等势力的河西、陇右、朔方、范阳、平卢等北方诸镇强军，战斗力也相当有限。这么一支数量和战力都有限的军队，深入打有吐蕃军队支援又本土作战的南诏军队，能赢倒是怪事了。相比之下，何履光所部2万人左右的军队表现出色，收复了安宁城及周边盐井，局部恢复了对爨地的统治。总的来说，这一年的战事在战略上是平局，进攻南诏本土的唐军大败，进军安宁城的唐军达成目标，大致重新控制了爨地核心区域。
但唐玄宗和李林甫并不准备善罢甘休，新一轮战事即将爆发。
1.2 围绕安宁城和姚州的反复拉锯
大唐和南诏的彻底翻脸从南诏先后攻占唐帝国深入爨地的云南郡（姚州）和安宁城开始。在收复安宁城后，唐军又顺水推舟重建了姚州。我们看上面的地图就知道，比起距离南诏首都太和城三百公里左右的安宁城，姚州与太和城的距离要近得多。南诏可以在短期内放弃争夺安宁城，但对姚州一带却是必须争夺的。在分析后续战事前，我们先来看看即将离开的鲜于仲通。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战事，鲜于仲通所部约2万人在南诏境内遭到失败。如果我们忽略小作文的夸大，按照常规军事理论大致测算的话，这支军队大约有三分之一死于后勤匮乏和疾病，三分之一战斗伤亡，逃回去约三分之一。但鲜于仲通的身份是剑南节度使，虽然他本部失败了（更多因为后勤和疾病），从全局上看这次作战，唐军光复了剑南节度使下辖的安宁城（即使是何履光部的战绩），随后唐帝国又短暂恢复了剑南节度使下辖的姚州（云南郡）建制，这些功劳都可以勉强算到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头上。唐帝国中央把鲜于仲通升迁为京兆尹，一方面可以把这次胜负参半的战事宣扬为大唐的胜利来提升己方士气，另一方面可以换个军事指挥能力更强的主帅，来负责南诏本土这一路的未来战事，在政治逻辑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鲜于仲通真像小作文写得那样，因为杨国忠一再讳败为胜才得以升迁，政治逻辑上反而很奇怪。首先，当时杨国忠和李林甫围绕王鉷案的斗争很激烈，杨国忠要是真的敢讳败为胜，很容易成为李林甫一方攻讦的把柄。而且鲜于仲通进京担任京兆尹不久，就因为和杨国忠政见不合被贬谪了，实在没有半点杨国忠私党的样子。相反，鲜于仲通回到长安担任京兆尹后，杜甫曾为他作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将其比作西汉著名京兆尹张敞。鲜于仲通去世后，颜真卿亲自为他作神道碑。杜甫与颜真卿都是极为正直、政治操守无可挑剔的名臣，如果鲜于仲通真的靠阿附杨国忠讳败冒功，这两人岂会在他生前身后对他高度肯定？
在我看来，鲜于仲通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官僚，和杨国忠算是故交，因此私人关系一度较好，但后面他真的和杨国忠在一个地方共事时却闹翻了，实在谈不上多迎合杨国忠。鲜于仲通在唐诏战争中的主要问题，是他个人军事能力一般，加上剑南节度使辖下能远征的兵力有限，因此遭受了一次惨败。但这场战争爆发本身，是大唐和南诏之间难以避免的地缘冲突，从南诏国王阁罗凤先发制人开始，也是唐玄宗和阁罗凤之间的恩怨。鲜于仲通进京并被贬谪前后，唐朝在姚州留下了一定规模的驻军，何履光则带兵回到了岭南节度使辖区。阁罗凤果断决定利用好这个时间差，率领南诏吐蕃联军再攻姚州。
事后看，唐帝国重设姚州的决定颇为草率。整个西南边陲能对外作战的边镇仅有剑南镇和岭南镇（含安南都护），其总兵力加起来约5万人，还得扣掉在四川防备吐蕃和岭南、安南本地驻军，每次能拉出来野战的兵力实在太少，剑南镇不久前又在鲜于仲通入侵南诏本土的战事中损失了约1万人。而姚州重建对南诏来说可谓心腹大患，《南诏德化碑》明确记载此时阁罗凤认为姚州“若不速除，恐为后患”，必须不惜代价拿下。南诏吐蕃联军入侵刚刚重置的姚州时，唐帝国姚州都督贾瓘的兵力更是少得可怜，很快被歼灭或者俘获，刚重置的姚州府再度沦陷。
值得一提的是，南诏军队重新攻占姚州时，何履光仍然在安宁城附近，《册府元龟》还记载了“文单国王子”等亲唐小国入觐长安后跟随何履光在云南作战。但何履光一共只有2万左右兵力，其中一部分要负责岭南道和安南地区的统治，无法长期停留云南，此时手里也就有万把号人。爨归王之子爨守隅娶了皮罗阁之女，此时成为阁罗凤号召爨地人心的一张王牌。从后面的事情来看，爨守隅在南诏地位尊崇，有一定的独立外交权，到阁罗凤孙子凤牟寻时代仍然活跃。何履光依靠这些兵力，能守住安宁城在内的爨地大部，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显然对姚州的灾难鞭长莫及。
随着姚州的再次陷没，唐帝国中枢决定再次大规模对云南用兵。但兵从哪里来呢？在精兵最云集的东北和西北，唐帝国刚从土户真水和怛罗斯两次战役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安禄山重新招降了土户真水战役中击败唐军的契丹部落，接替高仙芝的封常清在西域取得一系列胜利，河西、陇右的精锐进一步在青海湖到日月山一线压制吐蕃人。这些战场比起西南实在重要太多了，朝廷不可能抽调西北、东北的精锐边军去云南作战。此时李林甫已经病死，在唐廷主持对南诏战事的成了杨国忠，但决策人毫无疑问仍然是唐玄宗。于是唐廷很快决定，在两京（长安、洛阳）周边与河南道等地大量征发壮丁（河北道并不在此次征发范围，个别史料提到河北道当为误记），作为士兵或者民夫遣往西南前线，来填补上次失败后剑南道的人力缺口。这次大规模征兵因为杜甫的《兵车行》而臭名昭著，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唐帝国中枢执行力的下降。临时征募的壮丁战斗力是多么低下，我们这本书里看封常清守洛阳的战事便可知一二。
但光从军事角度看，唐廷此战的思路还是非常明确的：通常认为南诏在后来的鼎盛时期实控区人口约一百万人，而此时的南诏尚未能控制滇中、滇东的广大地盘，实际掌握的人口不过数十万。这个规模的人口，其能动员的兵力实在是有限。现代学者曾对同罗马战争期间的亚美尼亚兵力有过还原，其思路和模型可以借鉴。当时亚美尼亚本土同样是山地为主、有部分肥沃平原，也是处于古典军国主义阶段，在罗马人笔下动辄十几二十万大军，而实际上就是罗马一直在凭借压倒性国力碾压。参照这一模型（太专业的东西不具体展开，明年甲骨文丛书《征服与重构：从希腊化世界到东部罗马》相关章节的脚注有详细的算法，南诏这个模型只是相近情况下的估算），南诏王国此时能供养起大约2000人的贵族骑兵，5000到7000优质的重装山地步兵，这些人是南诏军队的核心战力。由于滇马体型较小，南诏骑兵同等数量下的战力不如唐军，但考虑到本土作战时气候、地形的加成，在零星的侦查、骚扰和遭遇战中会有一定的优势。更适应本地地形的南诏步兵，战力则略优于唐军。除此以外，南诏在这一阶段大致可以临时动员3万到4万民兵级的轻装步兵，这些人战斗力和装备都较差，但在本土作战时，无论战斗意志还是地形适应性都远优于唐军中临时征募的人员。
虽然有着本土作战的气候和地形加成，但南诏军队的核心缺陷很明显：尚未消化爨地的阁罗凤手里兵力实在太少，最多1万人的精锐，加上难以持久作战的临时募集人员，总人手也基本不会超过5万人。正因为如此，南诏在和唐帝国翻脸后需要第一时间向吐蕃求助，对于安宁城这种距离唐帝国边境较近的要地也不敢投入重兵防守，在鲜于仲通与何履光两路入侵时还要把唐军主力吸引到首都附近，用后勤和气候消耗对手后再作战。李隆基、杨国忠等唐帝国决策者自然也知道南诏军队的软肋，他们的思路大概是：即使云南恶劣的气候和糟糕的补给线会使唐帝国经略的消耗倍增，但唐帝国体量和资源的优势都太压倒性了。只要维持全面战争，南诏如果再经历几次天宝十载（公元751年）那样有得有失的战事，基本就被彻底掏空了。就像南北战争中后期格兰特与李将军的一系列战事，格兰特只要保证两个北军的伤亡能换来一个南军的伤亡，反复消耗下去南军看不到任何希望。
那么，是什么让唐玄宗、杨国忠君臣的算盘落空了？还是说唐廷决策层的算盘并未完全落空，只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我们不妨从史书和其它同时代资料出发，仔细审视下李宓与何履光这两位唐军主帅的履历，来还原天宝唐诏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战事
1.3 不战而败的战争高潮
替代鲜于仲通统率四川唐军的剑南留后李宓，其整体履历却非常模糊，有限的资料里还充斥着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和《南诏德化碑》之类双方的宣传材料。我们不妨从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及其序言谈起，对史书和文学作品李宓履历中那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详加分析。
“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
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
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
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
料死不料敌，顾恩宁顾终。
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
梯巘近高鸟，穿林经毒虫。
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
蜂虿隔万里，云雷随九攻。
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
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
精诚动白日，愤薄连苍穹。
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
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
临事耻苟免，履危能饬躬。
将星独照耀，边色何溟濛。
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
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
按照高适的说法，李宓这次征伐遭遇了后勤危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以致唐军一度“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但最后李宓历经艰难后却“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并实现了“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的巨大战果。但我们上面分析过，鲜于仲通与何履光的第一次联合攻势在天宝十载，唐帝国正式重建姚州、但在遭到进攻后被迫再度放弃在天宝十二载，大举征兵后李宓与何履光再攻南诏在天宝十三载，天宝十一载，唐帝国与南诏的战事烈度相对较低。那么高适书中李宓这次经历后勤危机、最终凯旋的战事，究竟如何理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