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从图尔古特抵达的那一刻起，土耳其部队得到了协调统一的指挥。不出一天，城堡经受的火力就增大了一倍。守城者还可以从盖洛斯角和蒂涅角的敌军活动判断出，新设的炮台很快就会运作起来。城墙上开始出现缺口，而且当守军试图在破损城墙后面搭建新护墙时，新护墙也被轰得砖瓦迸飞。他们可以预料到，大规模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
巴尔比·达·柯勒乔，前文中的那位西班牙雇佣兵，作为圣米迦勒堡守军的一员全程参与了围城战，并为我们留下了目击者记录。他描述圣艾尔摩堡在这些日子里“就像爆发中的火山一样，喷出火焰和浓烟”。佩佩·迪·鲁沃（Pepe di Ruvo），一名在城堡里殉难的那不勒斯骑士，曾留下记录称，他数了一下土耳其人发射的炮弹数量，“在大多数日子里，平均有不少于6000～7000发炮弹落到了圣艾尔摩堡”。
现在已经是5月末，气温上升到80华氏度。夜晚静谧无云，日间岛上轻云缭绕。酷热和干渴是守城者的额外负担。伤者血汗淋漓地躺在任何有一丝阴影的地方。浸过酒和水的面包放在他们的唇间。补给队在各个哨岗之间兜圈子，而修补队在城墙间忙碌。补给队将食物和水直接给修补队带过去，这样就节省了修补人员就餐的时间。圣艾尔摩堡的护城壕沟里自近卫军发动攻击以来堆积着敌我双方的尸体，而现在这里的腐尸开始变得恶臭熏天。希贝拉斯山荒凉的山坡上有如蒸笼，而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南面的山脊也被烈日炙烤着。
酷热的天气对守城者与围城者一视同仁。土耳其人的状况也没比骑士们和马耳他人好多少，且土耳其人饱受水源短缺之苦。尽管他们已经净化了马尔萨地区的水潭和水井，但正在军中肆虐的痢疾很有可能就是水源问题导致的。从6月起疾病对他们的折磨攻势越来越凶猛，以致他们被迫在马尔萨地区搭建起数百座帐篷来安置病人。
拉·瓦莱特有十足的理由对当前的围城态势持悲观态度。在图尔古特到达并接手指挥对圣艾尔摩堡的进攻的一天后，一艘小船成功突破封锁并将一名信使送上岸。但是信使给大团长带来的消息是近期的增援毫无指望。西西里总督在信里说道，岛上的每一座要塞都守得越久越好。组建援军现在看来是一项艰难且缓慢的工作，而堂加西亚在寻找合适的运输船上也捉襟见肘。他再一次要求大团长将圣安杰洛堡后方和船坞海汊里的加莱船送到西西里。
当天是5月31日，耶稣升天日，拉·瓦莱特将此信读给他的议事会听。当然，他根本就不想将剩余的加莱船派出大港湾。他早已向堂加西亚指出他无法承受由于为加莱船配齐船员而造成的人力损失，而且也不可能有加莱船可以突破封锁。至于那些由马耳他渔民作为船员和导航员的小船能够摆脱封锁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些渔民对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海岸、浅滩和海湾了如指掌。
“现在我们都清楚，”瓦莱特说道，“我们不能等着由他人来解救我们！我们只能依靠上帝和我们自己的利剑！但是这不应成为我们气馁的理由。相反，了解自身的真实状况远胜于被似是而非的希望蒙蔽。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团体的荣耀就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将屹立不倒。”
在他给西西里总督的回信中，拉·瓦莱特再一次指出将加莱船派往墨西拿不可行，反而要求将骑士团在墨西拿的加莱船以及所有近期从欧洲各地抵达墨西拿的骑士和军士派回马耳他。他乞求堂加西亚将所有能派的人都派过来。圣艾尔摩堡的损失与日俱增，而持续前来增援的守军正在逐步消耗圣安杰洛堡、圣米迦勒堡和比尔古的防御力量。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定尽可能持久地将增援行动继续下去。每天晚上，圣艾尔摩堡的伤员也会被转移到比尔古的医院。
白天进行小船运输是再也不可能的了。直到夜幕降临，船才能驶离圣安杰洛堡，穿过半英里水路到达圣艾尔摩堡下方的登陆地点。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做到悄无声息，但是船桨在仲夏夜里波光粼粼的流水中的动作还是将他们的行踪暴露给了高度警觉的土耳其人。有一回，土耳其人乘小船悄悄地从盖洛斯角附近的海湾里溜出来并截击了援军的船队。一场小型海战爆发了，在此过程中一艘马耳他小船不幸沉没。而在第二回攻击中，土耳其人自己也吃了大亏，损失了两艘小船。自此之后，土耳其人就满足于仅用枪炮攻击增援船只。
6月3日是教历上的圣艾尔摩纪念日，从这天早晨起图尔古特在蒂涅角新增设的炮台开始轰击城堡。圣艾尔摩堡的主保圣人经常被与一种叫作“圣艾尔摩之火”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因静电而出现在桅杆上的蓝色闪光，且伴随着数码之外都能听到的滋滋响声，它被认为是圣徒在对这艘船显灵保佑的象征。在圣艾尔摩日，似乎圣徒的确降临在了以自己命名的堡垒上。整个星形棱堡被笼罩在浓烟和爆裂声中，守军的炮火如同闪电一般在城墙上游走。
在先前夺取的外崖上，近卫军设立了前卫，他们的火绳枪的火力既准又稳。近卫军战士们大声回应着阿迦长官，称前方正在扩大的城墙缺口足够他们进行冲锋了。图尔古特警惕地守在前方战壕里，观察着还有多久会出现可以对三角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会。正如他在首次商议时告诉穆斯塔法帕夏的那样，他认为必须尽快拿下圣艾尔摩堡的外部工事——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知道，只要三角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城堡注定会被攻陷，只不过是多少天的问题。他看到基督徒的士气依旧很高，而且还击火力又准又狠。只要基督徒发现土耳其部队正在集结准备进攻城墙缺口，还击的炮火就会立刻落在密集的人群中。“时候未到。”图尔古特自言自语道。在发现良机之前他不想无谓消耗苏丹的这支百里挑一的精锐部队。
正当上午的炮火使得营地四周硝烟弥漫的时候，图尔古特觊觎已久的三角堡居然由于意外事件而非周密计划落到了他的手中。一队被派往前线去报告圣艾尔摩堡城墙状况的土耳其工程师决心侦察一下三角堡。这个从西北角拱卫着城堡的外部工事已经被土耳其人的火力严重毁坏。他们发现三角堡的防御已经十分脆弱，而且即使他们已经潜伏到城墙下方，也没有哨兵发现他们或火枪手向他们射击。看起来三角堡被遗弃了。小队的一员踩在战友的肩膀上，穿过了一个低矮的垛口。映入他眼帘的只有一些疲倦至极而在呼呼大睡的士兵。小队安静而又快速地折回土耳其阵营并向图尔古特和穆斯塔法帕夏报告三角堡几乎已被遗弃。没有哨兵站岗，它应该很容易被拿下。
关于为什么这个对圣艾尔摩堡最为重要的外部工事会在黎明破晓的危险时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般这个时刻总会有人警醒地站在城墙上提防进攻——后世的历史学家多有争辩。他们的猜想臆测是徒然的，因为没有记录留存下来解释具体发生的事。即使是巴尔比，此次围城战中最可靠的目击者，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没有把握的猜测（他本人在大港湾另一侧的圣米迦勒堡值勤）。可能是本应该在三角堡上巡逻的哨兵睡着了。更有可能的是一发土耳其狙击手射出的流弹恰好杀死了正在值勤的士兵，而他的同伴由于沉睡没有发现他已阵亡。
在接到这一情报的几分钟之内，近卫军前卫就受命从外崖一跃而出。在清晨的曙光中他们身着白色长袍向前疾行。攻城梯被架到三角堡城墙上。他们翻过墙头，杀声震天。还在熟睡的士兵这才惊醒过来，哨兵也赶忙发出警报，但已为时过晚。在做出有效抵抗之前，守卫者们或是被火枪打倒，或是被砍成碎片。三角堡的守军几乎全军覆灭。
三角堡和城堡本身由一座木桥连接，顺着这座木桥几个守军幸存者逃入圣艾尔摩堡。在这座桥上又展开了一场恶战，近卫军从攻陷的三角堡里冲出，试图在城门关闭之前杀入城堡中。兰弗雷杜奇（Lanfreducci），一名来自比萨的骑士，指挥着保护城门的两门火炮。在他的基督徒战友撤入城堡的同时，他向近卫军的前队开火，成功地阻止了他们的前进，吊门得以顺利关闭，而幸存者也得以逃生。
土耳其部队仍然大举压上，一些士兵直接冲到吊门前并开始透过格栅向里面的敌人射击。
“伊斯兰雄狮们！”一名托钵僧在激励他们，“现在就让真主之剑把异教徒的灵魂从身体剥离，劈开他们的躯干和头颅！把精神从物质中解放出来！”
无视炮弹在队伍中间炸开的一个个缺口，近卫军沿着木桥冲锋并开始将云梯架到城堡的城墙上。由于负责向兰弗雷杜奇的火炮供应弹药的骑士阵亡，守军火力暂时停止，土耳其人得以将梯子固定好并开始攀登。他们的头顶上，守军已经在手里准备好了火枪。现在他们将围城战的各种发明都施加于攻击者身上。“‘野火’、喇叭筒和火圈被发射到白袍子的土耳其人身上……”
就是在这种敌人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现代火焰喷射器的先祖被发明出来。“野火”（wildfire），或者有些时候也被称为“希腊火”（Greek fire），自从古典时代便已经被应用到战争中。然而，直到十字军运动兴起，这种易燃混合物的制造工艺才全面发展起来。它的具体配方因人而异，而且很多配方在当时都是机密。它基本上由硝石、捣碎的硫黄、沥青、未经提炼的氨性盐、树脂和松节油混合而成。这些混合物被装入易碎的薄罐子里（按照历史学家博西奥的说法，其“尺寸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的手掌并且可被扔出20～30码远”）。按照这种方法使用的“希腊火”实际上就是一种杀伤性武器——苏联人和游击队在二战中使用的“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1]的前身。它罐口狭小，并且用亚麻布或厚纸片封住，再由浸过硫黄的绳索绑住，绳索的四个末端松开。在一罐“希腊火”燃烧剂被扔出之前，绳索的一端或所有末端会被点燃，以确保当罐子碎裂开来的时候，点着的引信可以将其引爆。
喇叭筒（Trump）是由木头或金属制成、固定在长杆上的空心管子。与燃烧剂罐子一样，喇叭筒里装填着一种易燃混合物，只不过这种混合物因为添加了亚麻籽油或松节油而含有更多的液体。“当你点燃喇叭筒之后，”一位专家写道，“它会大声咆哮着喷射出金蛇狂舞般的熊熊火焰，火焰有好几码远，且持续时间很长。”喇叭筒的名字源自点燃它时发出的尖厉轰鸣声。一种缩小版的喇叭筒会被装在一支长矛上。这种武器依靠更巧妙的装置：当它快要燃尽的时候，会继续点燃两个装有火药的铁制或铜制小管并发射出铅弹。
当近卫军试图攻上圣艾尔摩堡城墙的时候，他们立刻陷入了枪林弹雨，其中夹杂着守军赖以自保的火枪弹、石块以及倾倒出沸腾沥青的大锅。土耳其人穿着的宽松长袍尽管适合夏天的炎热天气，但对于直面火焰的士兵来说是最糟糕的制服。攀爬城墙的士兵们如同人形火炬一般掉到城堡下的壕沟里。肉体燃烧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从黎明到午后，桥上和圣艾尔摩陆基城墙处的恶战一直在持续着。成捆的羊毛、稻草和泥土被土耳其人扔到三角堡与堡垒之间的壕沟里，以便更加容易地攻上城头。很快，所有这些材料都被“希腊火”烧尽。星形堡在一片硝烟和火焰中屹立不倒。
近卫军已经等待了很多天，终于在这个上午等到了可以让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穆斯塔法帕夏派出了一队又一队苏丹最精锐的战士去冲击圣艾尔摩堡千疮百孔、被火烧得漆黑的城墙。土耳其人损失惨重，因为胸墙后面的守军利用圣约翰骑士团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战争中掌握的所有武器装备进行反击。比“希腊火”和喇叭筒更厉害的是火圈——这一发明被历史学家韦尔托特（Vertot）归功于拉·瓦莱特，但是巴尔比将其归功于骑士团的一名弟兄——拉蒙·富图尼（Ramon Fortunii）。
［这些火圈］由最轻的木材组成；木条首先被浸入白兰地中，然后被擦满油，随后被浸泡过其他易燃液体且混杂着硝石和火药的羊毛和棉花包住。待冷却后，这个过程又被重复数遍。在战斗中，这些火圈被点燃，后被钳子挑起扔到前进的人群中。一个火圈能套住两到三个士兵……
这些火圈作用在穆斯林宽松平滑的轻质长袍上的效果是毁灭性的。土耳其人对圣艾尔摩堡第一次总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拜这些火圈所赐。
当穆斯塔法最后叫停进攻时，据估计他损失了将近两千人，大部分都是近卫军前锋中的精华。守军仅仅损失了十名骑士和七十名士兵。如果只从表面上看，胜利可能要归于圣艾尔摩堡守军，但事实上单是三角堡的丢失就值得土耳其总司令押上两千条人命。他在离城堡很近的距离内巩固了阵地，而且从这个位置他可以用火炮压制圣艾尔摩堡的内部。
甚至在城墙下激战正酣时，土耳其工兵和从加莱船上征调的奴隶们就开始执行将三角堡变得坚不可摧的任务。人和牲畜拉起了长队缓慢地将更多火炮拉上希贝拉斯山。近卫军刚刚撤退，盖洛斯角和蒂涅角的火炮就再次开始不间断的炮击。
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奥弗涅骑士，阿贝尔·德·布里德尔·德·拉·加尔达普（Abel de Bridiers de la Gardampe），被火枪击中且受了致命伤。当战友们跑去帮助他时，他将他们赶了回去，还说：“不要把我算到活人里。你们最好把时间用到看护其他兄弟上去。”
炮声轰鸣，“火雨”从城墙上倾盆而下，而近卫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拉·加尔达普拖着脚步来到圣艾尔摩堡的礼拜堂。在那个下午，当骑士们走进礼拜堂，为看起来几乎就是一场胜利的战况而感谢主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位奥弗涅骑士倒在了圣坛脚下。
[1] 土制燃烧弹的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