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土耳其指挥部都感到这场战役进行得不仅缓慢，而且还很糟糕。大元帅科佩尔的一支奇兵成功地摧毁了图尔古特在盖洛斯角设立的新炮台。入侵行动已经进行了二十三天。无论当初是如何盘算的，攻占圣艾尔摩堡都应该早就完成了，针对骑士团主要据点比尔古和森格莱阿的攻击也应已在进行中。穆斯塔法帕夏开始担忧基督教援军会在岛的北面登陆并突然从背后攻击土耳其人。6月10日早晨发生的事证实了他的担忧。两艘马耳他加莱船突然出现在戈佐岛北部。
在圣·奥宾和拉·瓦莱特的一个侄子的指挥下，这两艘加莱船搭载着500名士兵被派过来作为对大团长求援的回应。这支小船队绕着戈佐岛左冲右突了一整天，最终还是被皮雅利的舰队驱逐回西西里岛。图尔古特怀疑这两艘加莱船是一支大部队的先锋，于是建议加大对马耳他海峡的监视力度。从那时起，一百艘加莱船被部署在戈佐岛的北部。黄昏的时候它们列队出发向北驶向西西里岛的方向，拂晓它们调转船头向戈佐岛的方向巡逻。
图尔古特决心不让任何援军靠近并发动突袭登陆。同时，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与皮雅利和穆斯塔法帕夏第一次会议时就指出的盲点——正是骑士团在夜里对圣艾尔摩堡的增援行动才使得这个城堡继续坚守下去——的破坏力，因此他决心重建盖洛斯角的炮台。这一回他不再敷衍了事，图尔古特的大批人马在岩石海岬登陆并在陆地设置了重重护卫，以防科佩尔的骑兵再次对炮手发动奇袭。他们立刻着手在盖洛斯角上搭建一个火力强大的炮台。数门重炮被从船上卸到岸上，工兵部队也开始建造坡道和防护栅栏。这座炮台俯瞰着圣安杰洛堡和圣艾尔摩堡之间的海上通道。土耳其人将轰击圣艾尔摩堡位于大港湾一侧最坚固的城墙，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将炮火转向圣安杰洛堡。
6月10日，围城战中第一次夜间大战爆发了。整整一天炮击都没有停歇，穆斯塔法帕夏决定一到天黑，就让他的生力军抓住机会，在守军筋疲力尽之时乘虚而入。近卫军阿迦在行动之前向手下训话鼓舞士气。他说道，攻取城堡、屠戮敌军的荣耀属于近卫军；首先攻入城墙缺口、成为马耳他岛赖以生存之据点的主人的荣耀，也必然属于近卫军——这支从不把后背亮给敌人的部队。
土耳其人的主攻方向被放在了城堡的西南角，那里的城墙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而且还在扩大，万千火把的光亮与燃烧物的飞芒腾焰组成了进攻的宏大序曲。这一次不仅仅是守军在使用“人造之火”和炸弹。近卫军的前进队列向前扔出了“萨切蒂”（Sachetti），或者称之为火炎榴弹，它们与基督徒回敬他们的爆炸物有些相似。这种类型的燃烧弹在奥斯曼人的手里得到改进，一旦炸开就会附着在盔甲或者人体上。很多时候，站在缺口处的骑士们只能通过跃入沿防线布置在岗位后方的大水桶里才避免在自己的盔甲里被活活烤死。这场进攻作战是如此让人目眩魂散，以至于在圣米迦勒堡观战的巴尔比如此回忆道：
黑漆漆的夜晚此刻由于炮火而宛如白昼，明亮到我们能十分清楚地看见圣艾尔摩堡。对于圣安杰洛堡的炮手们来说，熊熊火光中土耳其人的身影是如此清晰，使他们能将弹雨倾泻到前进的敌军队伍中。
火把、喇叭筒和燃烧手榴弹产生的厚重烟雾弥漫在大港湾上空。进攻者们数次越过城堡前的壕沟发起冲锋，然而又屡屡被打退。当黎明到来，撤退的号角响起之时，据估计苏丹的精锐之师在三角堡和城堡之间的无人区留下了1500名已死或将死之人。守军总共损失了60人。
6月13日，圣艾尔摩堡出现了唯一一名围城战中投敌的逃兵：一名西班牙笛手悄悄地溜了出来，穿过壕沟来到被敌人占据的三角堡。在被带到穆斯塔法面前后，他向帕夏保证守军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如果再把三角堡加高一些，”他说道，“你们就能够通过抑制堡垒内部的一切活动而使他们士气崩溃。”
“如果你撒谎，”穆斯塔法说道，“我们会找到一种有趣的方式弄死你。既不是绞刑，也不是棒刑，这两种对于胆小鬼和普通人而言过于友善了。”
不管怎样穆斯塔法还是按照逃兵的建议着手行动起来。而后者，竟又一次成功地逃脱了他的新主子。帕夏的威胁——如果土耳其人的进攻失败则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使他后悔当了逃兵。土耳其人在酷刑上的造诣可谓臭名昭著。如果施诸贵族出身的战俘例如法国骑士阿德里安·德·拉·里维埃身上的棒刑对于一名逃兵而言过于友善的话，那么这位笛手确实该战栗不止。（在棒刑中，受刑者首先是脚底，然后是腹部被竹竿笞打，直到每一条神经都被折磨到使人尖叫。通常是内部大出血导致的死亡使受刑者得到解脱。）根据博西奥的记载，这名笛手从土耳其军营跑出来一路到了姆迪纳，在那里他谎称自己是从土耳其军队里逃出来的一名基督教奴隶。然而，他还是被真正的土耳其变节者（一名曾抛弃基督教阵营的意大利人）认了出来。“这名笛手被绑在马尾上，被民众用石块砸死。”
在整个围城战过程中最为人称道的事之一就是，尽管比尔古和森格莱阿发生了一些逃兵事件，没有一名马耳他人投奔敌营。这些本地岛民本没有任何理由去爱戴骑士们或骑士团，却在整场战役中展示出了非凡的献身精神和无畏勇气。从孩童时代起，他们就已经对穆斯林海盗年复一年对这个小群岛的劫掠造成的伤亡习以为常。很可能是他们复仇的决心帮助塑造了他们的威武不屈。马耳他人也可以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他们的归化始于圣保罗于公元60年在此岛登陆之时），而他们毫无疑问从先祖的信仰中汲取了强大的力量支撑。即使是博西奥，这位主要致力于展示骑士和“宗教信徒”毫不动摇的勇气的骑士团史官，也不得不给出这样的评论：“在大围城期间，几乎每一个种族都发生了逃兵投奔异教徒的事件。但是在本土的马耳他人中，从来没有这种事发生。”
不幸的是，除了在一些传说中以外，很多马耳他英雄的名字并没有被记录下来。骑士个体的甚至土耳其敌人的事迹都被载入史册，但是岛民的英雄行为只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至今。像伟大的马耳他骑兵路加·布里法（Luqa Briffa）、游泳好手兼骑兵托尼·巴雅达，以及一些类似地中海罗宾汉的马耳他人，只存在于民间传说中，而不是文献记录里。他们以及很多类似他们的人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骑士是防御的主心骨，没有骑士就不存在有组织的抵抗。但是马耳他的主要防御仰仗的是五六千名适龄服役的马耳他人。在某位马耳他本土历史学家从歌曲和传说中抢救出一些先辈的名字和其功绩前，历史学家们除了记录文献里出现的少数人名之外再无建树。在大围攻这个故事中永远不能被忽视的一点就是，并不是只有来自欧洲最高贵家族的人在抵抗土耳其侵略者，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肤色黝黑、腿短胸阔的马耳他人。这些坚忍顽强的岛民有可能是腓尼基人的后代。正如几百年前他们的先祖在迦太基围城战中所做的那样，他们证明了自己可以忍受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
“再没有比攻坚战更加残酷血腥的战争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还将在后续几个月中被反复验证。土耳其人对基督徒恼怒不已，土耳其指挥官身上令人钦敬的骑士风度早已消失殆尽。穆斯塔法和皮雅利都感觉到在圣艾尔摩堡耽搁如此之久是个错误，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堡早就该被攻陷了。对于图尔古特来说，尽管这是被苏丹指挥官们先前拙劣的布置拖延至今的任务，但既然被托付以大任，他也变得与舰队司令和总司令一样坚定，要将圣艾尔摩堡攻坚战进行下去。
6月14日的晚上，一名土耳其传令官被派到三角堡与城堡之间的壕沟处向守军喊话，告诉他们穆斯塔法承诺为愿意在今晚退出守城的人提供一条安全通道。土耳其总司令以自己的胡子[1]，以及先祖的坟墓起誓，任何有意愿撤出的人现在可以不受干扰地离开。可以想见的是，如果这一提议早几天提出来的话，在那些年轻的骑士和动摇了的士兵中就可能会有人接受。但是现在，所有人都决意在自己的岗位上殉教。此外，尽管守军知道已经守不了多久，但是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他们士气高涨。只要看看城下环绕着防线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就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防守正在消耗着土耳其人的兵力。穆斯塔法的传令官在得到一阵火绳枪齐射的回应后被迫回营。圣艾尔摩堡不会再有逃兵！
第二天一整天不断增加的炮击力度表明另一次攻击正在迫近。来自希贝拉斯山、蒂涅角和盖洛斯角上重新设置的炮台的炮火从未停止。头晕目眩且疲惫至极的守军做好准备迎接这次不可避免的进攻。如果炮击的意图是破坏士气的话，那么这一目的没有达到。炮击仅仅让守军高度戒备，并在进攻来临的时刻更有准备而已。15日到16日的夜间时不时有小规模袭击发生。敌人明显变得自信起来，开始感到成功已经唾手可得了。
拉·瓦莱特的视线越过水面投向对岸，他听着炮声，一定是预感到最后的时刻快要到了。圣艾尔摩堡的坚守时长超出了合理预想。可能就在明天，或是后天，很难想象守军能坚持更久了。
进攻在6月16日，也就是周六的黎明时分开始。当火光犹如被点燃的引线一般一路烧向圣艾尔摩堡的时候，全岛仍然笼罩在夜晚的潮湿空气里，海岬上充盈着大海的气息。守军注意到敌军部队正在集结。他们听到毛拉们高亢的声音，在号召信徒们为殉教升天。
最为圣洁的死士之一
在古兰经的感召下果敢杀戮……
他们站在高高的三角堡上，大声宣讲着在真正的信徒与基督异教徒的圣战中，面向敌人殉教的所有烈士将继承先知允诺的完美世界。在天园里四处可见喷涌着清澈泉水的水井。在永恒的下午时光里枣椰树蔚为成荫，可口的葡萄汁（在信教者的凡人生活中这是被禁止的）予取予求。在那里美目的女子张开双臂欢迎到来的勇士，爱的高潮绵延万年。
发誓献身于另外一个天堂的基督徒严阵以待。他们听到沉闷的鼓声和刺耳的喇叭声。他们向海面望去，看到整个土耳其舰队在夏夜里迫近，如同缠向小岛的绳索一般。此时此刻，即使最勇敢的人也会感到如芒在背。
将近4000名火枪手自马萨姆谢特湾的岸边以巨大的弧形展开，越过希贝拉斯山下的凹地，直奔大港湾而来。他们向城堡的射击孔发射毁灭性火力。梯子和用桅杆临时制成的工程桥被拖曳到壕沟，那里堆积着苏丹士兵的躯体——由于夏日的高温均已发黑碎裂。阳光洒到水面上，皮雅利的舰队也随之开火。太阳在这些舰船后方冉冉升起，将船体和船帆的影子投在水面上。在海军炮轰的同时，穆斯塔法在希贝拉斯山上的炮兵发射出60磅、80磅和160磅重的炮弹。蒂涅角和盖洛斯角上的炮台也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开始对圣艾尔摩堡进行交叉轰击。
守军紧靠城墙蜷缩起身体，隐蔽在临时搭建的胸墙后，静待着敌军的突击。他们在射击孔处和西南面饱受威胁的城墙缺口处都准备好了火圈、燃烧弹、沸腾的大锅和喇叭筒。仅仅是两个晚上之前，拉·瓦莱特成功地将这些燃烧性火器送到了守军手里。他还设法送来了一批酒和面包作为补给品，因为圣艾尔摩堡的面包坊早已被摧毁而且守军的水也所剩无几。
穆斯塔法坚信此次进攻一定能拿下这座城堡，因此近卫军被留在后方作为预备队。替代近卫军发起第一波疯狂攻势的是穆斯塔法安排的非正规军。这是一支由宗教狂热者组成的队伍，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近卫军那种针对铁血战士的训练，却拥有一种完全置自己及他人之性命于不顾的蛮勇。由于吸食大麻而变得狂乱，这些非正规军成为穆斯林中的狂热分子，在宗教信仰与大麻的合力之下生出盲目的勇气。就像北欧传说中的狂战士（Berserker）一样，执意于狂热信仰的他们心无杂念，唯有杀戮的欲望独存。这些人“经过仔细挑选，身着兽皮，头戴镀金钢盔。他们的皮外套上是银线编织的各种图案和人物。他们装备着圆盾和弯刀……”
在一阵狂热的浪潮中，非正规军——他们的眼前只有战场和未来的天园——冲下来开始了第一轮攻击。他们的瞳孔犹如利针，他们流涎的嘴唇里只蹦出一个词：“安拉！”
马耳他民兵的嘴唇里蹦出来的词也是“安拉”，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基督教上帝就被如此称呼。在胸墙后面，在西南面城墙的缺口处，骑士、西班牙士兵和马耳他民兵们在等待着。
在很多甚至大多数战役里，个人情感很少会掺杂于争斗之中……但是在马耳他，私人仇恨是驱动双方殊死作战的主要因素：双方都把对手视为异端，而屠戮异教徒是他们崇拜的上帝最乐于接受的贡品。
如果吉哈德（Jehad），或者说圣战的观念源于穆斯林的话，那么好几百年前这一观念也为基督徒所采用。宗教战争的恐怖和其不可调和的本质不仅在于双方的士兵都相信，如果在战斗中牺牲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天堂，还在于他们相信自己为祖先所托有义务将异教徒送入地狱。
被守军的火力打退之后，非正规军不得不退后，留下一道填满同伴尸体的壕沟。随之而来的是一群托钵僧。穆斯塔法仍保留着他的精锐部队，直到“宗教狂热者们”用尸体铺成一条通往圣艾尔摩堡的大道。最后，他看向近卫军并向这些伊斯兰骄子下令前进。此时距近卫军阿迦被一发来自圣安杰洛堡的炮弹杀死已经过去两天了。这正是让基督徒血债血偿的时候。作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人和斯拉夫人的后代，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勇士向前冲锋，直抵城墙缺口。尽管他们的冲锋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仍被守军的火力打得踉跄后退。
对于近卫军来说最致命的伤亡是由堡垒南端的一个小炮台造成的。从这个角度炮手能够对前进的队伍实施纵射。尽管土耳其人直接对这个炮台开火，炮手们还是整天都维持着这个炮台的杀戮能力。圣安杰洛堡也在支援着守军。那里的炮手们在高高的三角堡上以贯穿性的火力横扫穆斯林的队列，炮弹在敌军向前翻滚的白色浪潮中炸出黑色大洞。
在这场战斗过程中，图尔古特和穆斯塔法帕夏站在三角堡上观察着整个战场，并监督部下们作战。图尔古特在四处奔波忙碌。这位老海盗亲手布置火炮，给主炮手提出建议，并引导炮击。当近卫军或是非正规军的攻击集中在部分城墙的时候，图尔古特会确保没有穆斯林部队的城墙受到的炮击既势大力沉又疾如迅雷。当进攻势头减弱且部队回撤时，他立刻转换目标并对骑士们防守薄弱的位置保持毫不留情的炮轰。圣艾尔摩堡如同一块被暴风雨反复冲击的岩石。
这场恶战直到夜幕降临方才停止。对于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来说都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小堡垒居然还能抵抗这么长的时间。守军有150人阵亡，还有比这多得多的伤兵，但是在摇摇欲坠的城墙前的穆斯林大军更是伤痕累累、尸横遍野。当晚的一次点名表明苏丹的部队在过去三周内的损失超过了4000人——有将近1000人是在这一天的进攻中丧生的。
勇敢无畏的德·梅德兰也在圣艾尔摩堡的阵亡者名单里。佩佩·迪·鲁沃（就是那位计算城堡在被围攻期间经受了多少发炮弹轰击的骑士）也阵亡了。米兰达受了重伤。如果说6月16日的这场战斗是一场胜利，那么这也只是一种皮洛士式胜利[2]。尽管守军的纸面损失不大，对他们来说却难以承受。现在离图尔古特设置在盖洛斯角的炮台彻底阻绝援军已为时不远了。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便万事去矣。
自围城开始以来，拉·瓦莱特第一次拒绝下令让任何士兵或骑士去增援圣艾尔摩堡。他号召志愿者前去。三十名骑士，以及三百名来自比尔古的士兵和马耳他民兵站了出来，他们抱着必死的信念自愿前往。
[1] 自12世纪以来，胡须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军人的尊严和社会地位。骑士如果用胡子发誓，他就相当于用毕生的荣誉起誓。
[2] Pyrrhic victory，西方成语，意思为代价高昂的胜利或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