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帕里佐·德·拉·瓦莱特这种坚韧不拔、心无旁骛的人在人类社会中绝对是凤毛麟角。他生于1494年，20岁时就加入了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他出身于普罗旺斯地区的一个高贵而又古老的家族，是第一代图卢兹伯爵的后裔，其先祖曾追随圣路易[1]在十字军征途中奋战不已。这个家族已经为骑士团贡献了好几位骑士，但是拉·瓦莱特比他的大多数先祖更忠诚于自己的誓言。入团以后，他从未重返家族庄园或回归母国——除非任务需要，从不离开修道会半步。
布兰多姆神父如此描述大团长：“他英俊潇洒，身材高大，沉着镇静且喜怒不形于色，同时能流利地讲多种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最后两种语言是他在一次被俘之后沦为土耳其桨帆船奴隶期间学会的，这种遭遇在那种年代极其不幸却并非鲜见。在1451年与海盗阿巴德-乌尔-拉赫曼·库斯特-阿里（Abd-ur-Rahman Kust-Aly）的作战中，瓦莱特身受重伤并失去了他的桨帆船“圣乔瓦尼”号（San Giovanni）。在悲惨的桨帆船奴隶生活中苦熬了整整一年后，他通过骑士团与巴巴里海盗的俘虏交换得以生还。
在那个世纪里，以在地中海上冒险为生的人很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时运逆转。图尔古特，巴巴罗萨（Barbarossa）[2]殁后最伟大的海盗，在拉·瓦莱特是桨帆船奴隶的时候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并稍微改善了下他的生活条件。八年之后，当图尔古特自己被热那亚海军司令詹内蒂诺·多利亚（Giannettino Doria）俘虏之后，瓦莱特恰好也在场。瓦莱特对海盗头子的愤懑深有同感，并评论道：“图尔古特先生，这就是战争。”图尔古特则淡然答道：“运气不佳。”而生擒瓦莱特的库斯特-阿里，则在1554年成了瓦莱特（当时已接任骑士团舰队的司令）的阶下囚，与另外22个囚犯一同被发配去划桨。
这些古人早早就对命运的变迁习以为常，如果他们在挺过严酷的被俘生涯后被赎回并与袍泽团聚，就会磨砺出20世纪城市居民难以理解的那种钢筋铁骨之躯和吃苦耐劳之品性。16世纪的生活对于任何阶层的人来说都是适者生存。体弱多病的人活不过童年，只有生命力最顽强的人才有望得享天年。1564年，也就是苏莱曼大帝决意围攻马耳他的那一年，拉·瓦莱特70岁，与苏丹同岁。一个男人要是历经战争活到这个岁数一定极其顽强；而在这个岁数还身强体壮亦且心智坚定则一定超乎常人。如果这个男人同时还为狂热的宗教信仰所激励，那么当世则罕有敌手。在马耳他围城战中，敌我双方都存在着这样的人物，经年累月的战争让这些人变得坚韧不拔，且对自己投身的事业同样坚信不疑。
在骑士团服役期间，拉·瓦莱特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岗位上都接受过历练。他相继担任过的黎波里总督（这个岗位的任务如此艰巨，以至于被几乎所有合适人选拒绝了），兰科（Lango）地区的行政长官，圣吉莱斯（St Gilles）的大司令官和大修道长，大团长卫队队长以及舰队司令。最后一个职位等同于海军总司令，而博杜安（Baudouin）在其记述骑士团历史的著作中告诉我们，瓦莱特“尽管还不是大十字勋章骑士而仅是他所在语言区的皮利耶，仍然被众人一致推选到这个位子上”。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骑士们对他的敬仰。不仅如此，舰队提督的官位授予非意大利血统的骑士尚属首次，此前这一职位通常被意大利人垄断。
一个天生的战士，且被人形容为“让一个新教徒转变信仰和管理一个王国都不在话下”，作为舰队司令的拉·瓦莱特迅速证明了同袍对他的杰出才能和超凡技艺的信任是值得的。他在任期间，骑士团的舰队从马耳他长途奔袭，不断搅乱奥斯曼帝国的航运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丹进攻马耳他岛的决定。骑士团的袭击行动与“驱逐舰破袭战”大有相似之处。全副武装的快速桨帆船满载着训练有素的炮手和神枪手，游走于穆斯林的航运线之间，犹如苍鹰搏兔一样扑向其猎物。无论是面对落单的商船或者一整支有护航的船队，桨帆船总会在整齐划一的划桨节奏中席卷而至，引而不发直到几乎与敌人并驾齐驱。然后，在一轮炮击和火绳枪兵齐射之后，骑士们与戎装军士登上敌船并展开冷兵器肉搏战。拉·瓦莱特仅凭一次成功的突袭行动就用自己的船拖回三艘商船（船上的货物价值等同于一位王子的赎金），外加250名俘虏（如果未被赎回的话注定会沦为桨帆船上的奴隶或者被发配到马耳他岛的要塞里干苦力），更不用提数量可观的火炮了。
如果说马耳他大围攻以陆战为主，那么事实上它只能依托海上入侵的形式开展。这是一场争夺地中海制海权的战斗，并且正是骑士团的海上行动引发了这场战役。任何一个为拉·瓦莱特，或是骑士团，或是这场围攻战撰史的人，无论相关章节如何简略，都不可能不谈到骑士们和穆斯林海盗以之为生活和战斗场所的舰船。
这一时期地中海上的典型桨帆船，不管是土耳其人的、马耳他骑士团的，还是阿尔及尔海盗的，大都遵循相同的设计。它们继承了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桨帆船设计，历经数个世纪鲜有变动。船体细长狭窄，干舷低，吃水浅（直到今天，在马耳他和西西里南部制造的小型渔船仍然可以看到类似设计的缩影）。加莱船的总长可能有180英尺，但是由于从船头到船尾优雅的斜角，它的垂线间长[3]不超过125英尺。一条180英尺长的加莱船，其船宽只有19英尺且船舱深度仅有7.5英尺。作为一种专为在地中海夏季长时间的无风期航行设计出的线条流畅的快速帆船，加莱船不适合冬季作战。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同古典时期一样），9月的到来标志着当年航海季的结束，直到春季安全有保障之后这些加莱船才会再度出海。冬季期间骑士团的桨帆船保存在现被称为船坞海汊的地方，船首朝向森格莱阿半岛，船尾朝向比尔古——骑士们建修道院教堂的地方。
灵活机动是这种桨帆船最显著的特征，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其适航性从本质上来说一直都很差。由于船体太轻吃水又浅而不适合用作商船，加莱船天生就是一种专门的作战工具，如同鱼雷快艇一样。经过计算，一艘加莱船最快可达到4.5节。当然这一速度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因为再训练有素的桨帆船奴隶也不可能保持长时间的快速划桨。所以其平均速度约为2节，对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这足够了，但是用在不列颠群岛或者北欧的惊涛骇浪中就勉为其难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帆船技术的重大进步都源于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
在一艘马耳他加莱船上，船长由一名骑士团骑士担任，并由一名专业领航员协助；二副，或者叫舰务官，也由一名骑士担任。26排桨座上会布置280名桨帆船奴隶，船上同时会配备数量相近的职业军人。主要的武器是一门可以发射28磅重炮弹的船头炮，另外还有四门较小的火炮（可发射8磅重炮弹）和14门可以喷射出大批石子和金属碎片的轻型杀伤性武器。
法国海军军官巴拉斯·德·拉·佩纳（Barras de la Penne）对加莱船奴隶的生活做出了生动的描述：
很多加莱船奴隶没有足够的空间将身体舒展开来睡觉，因为每一排桨座上安置了7个人；这意味着，他们作息在10英尺长4英尺宽的空间内；在船头，大约30个水手安顿在船首平台下的底层空间中，那是一个10英尺长8英尺宽的长方形区域。船尾的船长和军官的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去。木块与绳索的嘎吱声，水手们的喧哗声，划桨奴隶们的可怕诅咒声，木材的呻吟声混杂着锁链的叮当声。风平浪静之时，桨帆船也自有其不便之处，比如船体里的恶臭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从早到晚都用烟叶塞住自己的鼻孔，就算如此，这种恶臭也无法逃避。
这样看来对于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经常在桨帆船上肆虐的事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如果恰好有一股风从船的正横梁后方吹来，加莱船就可以在其短小的船桅上放下两组斜桁大三角帆。但是大多数时候它还是依靠奴隶的机械性人力投入来驾驶并维持航向的。拉·瓦莱特被俘期间被囚于库斯特-阿里的船上，他对于这种生活自然一清二楚。另外一个法国人让·马泰勒·德·贝尔热拉克（Jean Marteille de Bergerac）半个世纪之后也被判在加莱船上服刑，他对于此情景进行了详细描述：
［加莱船奴隶们］每六个人被锁在一条长凳上；这些长凳四英尺宽，周围是塞满了羊毛的麻袋，上方覆盖着一直垂至甲板的羊皮。管理划桨奴隶的军官与船长待在船尾以便接收命令。此外还有两名下级官员，一个在船中部，另一个在船首。两人都配有皮鞭用来鞭笞赤身裸体的奴隶们。当船长发出划船的命令后，军官就用挂在脖子上的银哨吹响信号；下级官员们再重复他的信号，很快五十支浆便整齐划一地击打着水面。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六个人被锁在一条长凳上，一丝不挂有如刚出生一样，一只脚搭在脚蹬板上，另外一只脚抬起并顶在前方的长凳上，支撑着他们手中沉重的船桨，他们向后伸长躯体，同时伸出手臂推动船桨并避免碰到前排奴隶的后背……有时加莱船奴隶们要连续不断地划上10、12甚至20个小时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歇息。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会来回走动并把浸过酒的面包片塞到这些不幸的桨手的嘴里，以防他们昏厥过去。然后船长会要求军官们加倍吹哨。如果奴隶当中有人筋疲力尽划不动了（很常见的现象），那么他就会一直受鞭笞直至他看起来已经死了，然后被随意地抛入大海。
这就是拉·瓦莱特曾经忍受过的且塑造了他的性格的生活。这种被土耳其人俘虏后的生不如死，每一位马耳他的保卫者都能预料到。
从加莱船奴隶生活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非但不一定会被摧残，反而能变得愈加强悍并活到高龄。这一事实已经被拉·瓦莱特自己证明。德·贝尔热拉克，也就是上文那段关于加莱船奴隶生活的描述的作者，活到了95岁高龄。一个从划桨长凳上的苦役生活中逃脱的人，就如同历久弥新的船龙骨一样，坚不可摧。
拉·瓦莱特仿佛现实版的奥德修斯，“久经沧桑”。他初次经受战火洗礼时28岁，在罗德岛大围攻中英勇奋战。关于这场围城战，皇帝查理五世评论道：“世间从无恶战如罗德岛这般，即使最终陷落也依然打得气势如虹。”拉·瓦莱特与其他幸存者在一个冬日从他们深爱的小岛启程，当天雪花席卷山谷，山峰消失在了铅灰色的乌云中。他陪伴他的大团长，维利耶·德·利勒·亚当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活；当时骑士团暂时安顿在罗马，他目睹了大团长四处拜访欧洲王室的宫廷。瓦莱特知道德·利勒·亚当是如何苦苦哀求基督教王公诸侯帮骑士团收复罗德岛却白费力气。他知道德·利勒·亚当又是如何极智穷思、百般游说为骑士团寻找另一个岛或是港口作为安身之地。他也经历过英格兰语区［“如此富有、高贵以及重要的分部”，贾科莫·博西奥（Giacomo Bosio）如此形容］被亨利八世下令解散的苦涩年代。
骑士团在马耳他驻扎下来仅仅四年，亨利八世就因为与教皇产生矛盾而下令解散骑士团的英国分支。历经数个世纪精诚合作的八大语区一下子就减为七个。尽管很多英国骑士仍忠于信仰（有些人甚至因为拒绝否认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被斩首），“古老而又高贵的英语语区”犹如幻影不复存在。在马耳他围城战期间，英格兰仅由一名骑士代表。他就是奥利弗·斯塔基爵士（Sir Oliver Starkey），瓦莱特的拉丁文秘书，也是其亲密伙伴及顾问，伴随瓦莱特度过了1565年里最黑暗的几个月。
1557年，大团长拉·森格莱尔去世。“拉·瓦莱特众望所归，在他的管理之下骑士团恢复了以往的权威。”新任大团长上任伊始，第一项举措便是审视自己的小王国，着手增强其防御能力。他清楚地意识到离土耳其人试图重现罗德岛之胜的日子不远了。
[1]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14～1270年），法国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先后参加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于1270年在突尼斯染病身亡。
[2] 此处指奥斯曼帝国著名海军将领“红胡子”海雷丁（Hayreddin）。
[3] 垂线间长是表示船舶长度的一种，是指船舶在标准吃水时，首垂线和尾垂线在船长方向的长度。首垂线是首部吃水和船首交界处，尾垂线是尾部舵轴的位置做的垂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