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理的共和国》
作者：[美]克劳迪奥·桑特
译者：罗亚琪
内容简介：
副标题：国家暴力与帝国利益下的牺牲品，一部原住民族对抗美国西拓的血泪哀歌
自1776年北美东岸诞生了一个新国家，这个自称是当时地表上最民主、自由的国度，却在接下来的百年内不断向西南殖民扩张、掠夺原住民族领土，最终成长为没有帝国之名、却有帝国之实的庞大国度。在这块以欧裔美国人为主的土地上，原住民族如同犹太人，被视为「低下、不文明」的群体，尽管在当时很多原住民已经融入欧裔文化，但其身上的原住民血液，使其被迫承担了「血统的原罪」。「直到他们加入文明人的行列。」为了夺走原住民族在东南部肥沃的黑土带，当时积极经营奴隶贸易与棉花种植的南方白人，结合了资本主义意图、白人至上主义的思维，规划了一场世纪阴谋：将原住民族「移动」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夺走原住民族拥有的肥沃土地，再引进庞大的黑奴人口，在南方建立奴隶制棉花帝国。为了合理化阴谋的目的，这些白人选民甚至将此安上了一个人道名义：此举是「为了保护他们。」
1830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森上台，在总统积极的推动下，《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正式签署。美国政府运用行政技术和暴力手段，强迫原住民族离开自己的家园，驱离至政府划界的「印地安领地」，开启了北美原住民族的血泪之路。有土地，才有自我，对原住民族来说，土地是生命的根源。而印地安人迁移政策，则是一场国家与选民共同发动的驱离与歼灭行动。这看似迁至印地安迦南地的路途，对原住民族来说，却是一场被彻底驱逐的失根之旅。土地，不仅仅是家园，土地更象征着传统与文化、信仰与认同。原住民族自古崇拜自然神灵，而祖先的神灵正寄宿在土地之上。北美原住民族仰赖土地生活、与自然共生，即便面临欧洲人的殖民、全球贸易的兴起，原住民族的面貌逐渐多元化，土地仍是原住民族续命的根。然而，当美国建国的钟声响起，却也同时敲响了这块土地上原住民族的丧钟。没了土地的原住民族，在迁移过程中饱受饥饿、疾病与死亡的威胁，高达万人在过程中丧失性命，即便是活下来的族群，也被迫陷入了「我是谁」的困境。究竟，这一切悲剧是怎么发生的？美国的白人选民是如何一边假惺惺想要保护原住民族，又一边发起歼灭战争？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克劳迪奥．桑特，将以原住民族史观切入，探讨美国强大的残忍根基，为读者描述一段美国最真实的种族歧视史。Table of Contents
导读一 把人赶走了以后呢？美国南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相互加持／陈毅峰
导读二 透过历史，才能得到正义／詹素娟
引言
导 言 「文字会骗人」
PART 1 白人至上主义和印地安领地
1 原住民国度
2 乔治亚州的白人
PART 2 华盛顿市的观点
3 辩论
4 「欺瞒的嘴与肤浅的心」
PART 3 筹备最好的计划
5 行动计划
6 霍乱来袭
PART 4 资助驱逐计划
7 金融家
8 「一群爱耍计谋的投机者」
PART 5 从驱离到歼灭
9 一八三六年：充满战火的南方世界
10 刺刀的刀尖下
11 这不是罪
后记 驱离的代价
谢辞
引用书目缩写
导读一
把人赶走了以后呢？
美国南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相互加持
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副教授／陈毅峰
本书作者克劳迪奥．桑特与我近来的教学生涯有出乎意料的重迭。他在二○一四年的作品《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被我当成二○二二年初「世界原住民族通论」的教材。就在开学不久之后，我又接获台湾商务撰写导读的邀请，除了对巧合的惊讶之外也深觉机不可失，于是欣然答应，而且我非常高兴阅读了一本对多元史观与原住民族权益的推进，有着重要学术贡献的成熟著作。
展读之际，除了对作者桑特所展现的驾驭庞大史料的能力感到不可思议，也对其所显露的知识洞见，与精辟之外偶尔略带嘲讽的分析，感受到知识力量的震撼。美国白人向西扩张的西部开拓史，就如同台湾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图像一般，在多元史观的刺激下，所呈现不再只是先人披荆斩棘与洪荒之地的搏斗，而是逐渐认知到在颂扬这些开拓史背后，更需要看见被压迫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人群。类似的场景不会只发生在美国或台湾，而会是在全世界各处有原住民族居住的土地上。
桑特提到一八三○年代原住民的驱离政策，不同于前几世纪的殖民征服、病毒引入、强迫改宗等方式，与美国开国之初所实行的「就地教化」也明显有别。此回所采取的是正式的国家行政文件、藉由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印地安人迁移法案》，以及当代国家统治的工具如人口普查、财产清单、地籍图、驱离登记等文件，逼迫原住民族就范。美国南方民间盛行的白人至上主义，也以自然的演进法则为由，声称白人无法与原住民在同一空间共处。
白种人的教化政策，说穿了实际上是家父长主义式的自私伪善心态，惯常的说法如指控印地安人是原始野蛮，而殖民者将其由荒野状态拯救出来是「慈善又公正」的行动。日后由南方庄园主、政客，与北方投机者等利益共生集团，搭配当时右翼民粹取向的联邦政府所配合推动之驱逐政策，就有更明显的利润导向：把原住民族驱离，就可以让庄园主带着奴隶劳动力进驻到新的土地开辟棉花田，以获取更多利益。
尽管南方蓄奴的庄园主及其延续至今日美国的某些意识形态，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作者桑特另外点出一群较少被论及（至少在台湾），但角色几乎一样吃重的华尔街金融家。尽管身处北方反驱离原住民运动的中心，这批投机金融家却无视即将被驱离到西部的原住民，以及取代原住民的黑奴，所要面临的悲惨命运，并持续投资于将保留地转变成棉花田的搜购与奴隶的买卖。北方金融家与南方的庄园主为彼此的行为发表「迂回复杂但坚定的辩护」，一方实行奴隶制，另一方则以投资为名，同时践踏了原住民与非裔美国人的尊严。
本书中后段持续记录投机者的恶行，从哄骗升级到不断的骚扰、甚至公然的暴力，然后彷佛预言般的进入到与当今崇尚的新自由主义非常类似的方式：将驱逐行动本身从联邦政府移转、外包给私人公司，并从中大捞油水。但是原住民的抗拒与众多迁移失败的惨例，让投机客、庄园主与政客们失去耐性，使得驱逐从一八八○年代中开始逐渐演变成了歼灭战。讽刺的是，奉命驱逐甚至歼灭原住民的南方各州义勇军，在出发前还得到各式英雄般的送别与爱国主义的赞扬。白人庄园主与政客费尽心思的驱逐原住民，将其土地改成获利丰厚的棉花田并引进更多的奴隶劳动力，到后来却忧心于这两个受压迫族群会合作抵抗，然而这些忧虑依然敌不过获利的诱惑，也为之后的美国南方带来更多种族暴力，其影响延续至今。
南方白人惯以虔诚基督徒之姿，提及原住民或黑人奴隶时，总是使用无法治理自己、应该被当成小孩对待的家父长式口吻，并强调自己是慈爱的父亲，庄园主是为了这些人的好而奴役或驱离他们。事实上的状况是，原住民土地的入侵者、投机商人与政客彼此结合，已经将在地原住民压榨到「极度贫穷困苦的状态」，以此来逼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园。
这当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契罗基人踏上「血泪之路」的历程。当时乔治亚州众议员强烈要求驱逐该州的契罗基人，甚至不惜威胁要脱离合众国。坚守州权、以及毫不掩饰的白人至上主义，是南方白人政治立场的基础（且至今仍是许多共和党保守政客的典型意识形态），迎战的对象则是起义的奴隶与驱离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原住民族作为与白人竞争主权的实体，这些「庄园主政治家」因而不会让任何一个原住民存留于美国南方，因为他们要白人成为南方每一吋土地的主人，驱离或歼灭契罗基人之后，庄园主就能安心统治奴隶而不受到主权或财产正当性的挑战。类似的状况也可在同时期的其他案例中看见。美国与佛罗里达州塞米诺尔人在一八三○年代末的战争，彻底粉碎《印地安人迁移法案》中虚假的人道主义。美国白人真正觊觎的，除了土地之外，更是藏匿在原住民小区内的逃亡奴隶，驱动战争的则是从土地或奴隶买卖中的高额获利。在一八四○年参与塞米诺尔人战役的军官与士兵，有些继续参与十年后对西部南北达科他州苏族的征讨，他们将白人至上主义扩及各处的驱离行动，协助创造了奴隶帝国。
一八三○年代中期，《印地安人迁移法案》占据了联邦政府高额的预算比例，但经费并未用于补偿失土者或安置印地安难民，反而多数进入得标的各式私人企业，它们试图以快速便宜方式完成驱逐计划。驱离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地理分隔，被作者形容为「把共和国对种族的偏执心理刻在土地上」，而且这条界线不断的朝西向太平洋彼端推进，情况足以模拟台湾早期的土牛红线或隘勇线。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法雷迪．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点出地理分布如何形塑了黑人与原住民的命运差异：如果作为黑奴的人群不是与奴隶主生活于同一空间，而是像印地安人一样的独立国族，并分布在白人文明的外缘地区，黑人肯定会像原住民一样的被赶走。
作者在书末讨论十九世纪原住民大驱离的原因与奴隶制的交织缠绕，很能够显示作者的洞见：美国公民太过贪婪；资本力量太过强大无情；联邦政府力量太弱，无法遏止好斗的南方州及其政客，这几个因素都可以同时用来解释两者的原因。比较驱离行动与奴隶制，相似处多于差异处，但却有着极为不同的结局：联邦政府赞助的大规模驱离行动不会受到惩处，且南方庄园蓄奴主（连同北方的棉花纺织业者和投资银行家）在驱离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将原住民从原居地连根拔起，除了显而易见的人道危机之外，还让「种族资本主义」更肆无忌惮地横行于南方各州，更深刻剥削了非裔美国人，同时也让地貌起了明显变化，举例而言，原住民农夫保留了多元的地貌，白人种植者却派奴隶整地、耕地、全部洒上棉花籽。单一作物的大规模种植，成就了热带栽培业与资本的夺取式积累，带来环境上的深刻冲击，并且使代代相传的传统生态智慧几乎灭绝。这样的危机在二十一世纪以不同的方式上演，无论是保留地上矿产的开采、输油管的建立、保育政策的需求、或是区域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原乡人口流失，都让原住民族成为新的离散人群，进一步切断人与土地的关连。
大驱离时代契罗基族著名领袖约翰．罗斯，虽然悲观的认为原住民「得到正义的唯一机会」就是「透过历史」，但他仍然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南北战争期间，维护契罗基族的主权。台湾与地球上其他各地的原住民族，仍然必须在贪婪资本主义与狂热种／国族主义的狭隘缝隙中，像约翰．罗斯一样在险境中求生存，只是这次的任务更为庞大：不只在维护原住民族的主权，还在于抵抗全球的生态灾难。
导读二
透过历史，才能得到正义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詹素娟
美国，这个无论在影剧、文学、艺术、旅游、留学、移民与国际现势等面向，看似台湾人最孰悉的国家，却难说有多少人了解它的形成历史。即使对美国种族问题稍有认识，而在二○○八年欧巴马当选美国首位非裔总统时激动不已的人，大概也很少意识到欧洲白人与非裔人口进入美洲的过程中，当地原住民究竟遭遇了什么。至于美国白人在十九世纪所谓「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信念驱使下，如何在领土西进扩张中剥夺原住民土地、灭绝原住民生存与传统文化，即使是美国人也未必理解认识，遑论太平洋此岸的岛民。然而，细读本书，我们对发生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彼岸历史，竟不得不感到熟悉，有如身受。
本书以一八三○年由美国众议院、参议院投票通过的《印地安人迁移法案》与执行过程为主轴，详尽描述乔治亚、阿拉巴马、密西西比三个南方州的宣教师与庄园主，如何提出在当时国境边界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土地打造原住民专属领地的概念，并透过政治过程、媒体论述，与北方州代表合纵连横，最后藉由法令制定、条约签署，让这个原住民群体强烈反对、社会争议不断的法案，付诸执行的过程与影响。作者引述众多史料，尤其是原住民的双语请愿书、报纸、歌词与一幕幕惨烈伤痛的情景与死亡数字，呈现了「不管怎么样，原住民都会输」的无奈与抗争，让读者沉痛哀悼。而作者特别指出的「法律成为迫害原住民的工具」，更使人返求诸己，面对与思考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
作为台湾人，无论你是哪一个世代的移民后裔，都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历史处境，那就是大多数人的家园系建立在原住民族——无论是法定原住民或尚未取得法定身分的平埔原住民——的传统领域上。而今日的所有原住民族群，在历史上都曾经历殖民者征战、生态环境破坏、语言文化丧失、传统信仰改变、认同污名化的过程。且与美洲原住民境遇相似的是，台湾原住民也同样经历部落移动合并、集体迁徙，以及来自国家收编、汉民侵夺、生活贫困、货币需求等因素造成的土地流失，最后竟「流浪在自己的土地上」。
然而，在历史表象的类似下，本书所描绘的美洲案例，即一八三○年代原居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数万原住民，在数十年与白人共居东部、受到白人宗教文化与经济体系影响，却仍具有主体性，也深知如何利用、操控白人的教化政策，还是被迫离弃自己的土地、深爱的家园，举家投入长途旅程，遭逢陌生地的灾害、疾病，只为了净空东部、成就白人世界，并进而推展西向边界；而这一切，不免让我们联想到起始于十八世纪初、终结于十九世纪末的台湾番界政策。
一七四四年，跨海考察台湾原汉关系、土地应垦或禁的福建布政使高山，对当时的乾隆皇帝提出了「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清界而后，汉民勿许深入山根，生番勿许擅出埔地」的政策建议，并在一七六○年落实施行。此后，经历多次变革，直到牡丹社事件后的一八七五年才得以解除，也就是学界所谓的「三层式族群空间体制」。尽管施行的原因、方法、结果并不相同，却与美国殖民协会关于「黑人在最西边，黄人在中西部，白人在东边」的族群空间想象，若合符节。而清帝国将平原族群挪置浅山地带、打造隔离空间的政策，也导致中央山地的原住民展开自发性移动，以远离不断侵入浅山的外来殖民者。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的边界作为，都对原住民族造成一波波离而散之的骨牌效应。
而另一种足以和美洲强制驱离对照比较的历史，则是日本殖民帝国自一九一○年代开始执行的移住政策。作者所描述「透过人口普查、财产清算、地籍图、驱离登记、交通票证等正式的国家文件，迫使原住民就范」，在台湾总督府对原住民的集团移住政策中几乎完全再现。而国家应用法令、制度，藉由公民身分的给予、限制或解释——如日治初期关于「生番法律地位」的辩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土地权益问题，则让我们不得不深究，国家与原住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是刀之两刃，如何因伤害了原住民而成为了恶法。即使在当代，历史也依然重演。
无论如何，当我们读到本书不无讽刺意味的谈到「坚持这片土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是属于在那里耕作了许多世代的人们，而是属于那些迟来的受益者——也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口中所称的『乔治亚州的白人』」时，在当代概括承受历史的台湾人，也必须谦卑的警醒：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因为我们都不是局外人。
我们和大陆的其他族群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美利坚合众国对待契罗基人的方式，让它不配拥有文明政府首脑的头衔。它的名字会被后代用谴责鄙视的眼光看待。它会在自己的立法机关里感受到，这永远不会从它的历史中抹除。历史学家必须把这件事写下来，流传给最后一位后裔。
——在俄亥俄州（Ohio）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就读的一个年轻的乔克托学生詹姆斯．佛森（James A. Folsom），他在一八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写给叔叔彼得．皮奇林（Peter Pitchlynn）。1
1 James A. Folsom to Peter Pitchlynn, Oct. 31, 1831, 4026.3212, PPP.
导言
「文字会骗人」
丹尼尔士维（Danielsville）位于乔治亚州（Georgia）北部的贫瘠红土丘陵之中，这里原本是个没什么好颂扬的地方，但在一八三六年七月四日这天，丹尼尔士维有了大肆庆祝的理由。这天是美国的六十岁生日，将近一百名麦迪逊县志愿兵连（Madison County Company of Volunteers）的成员聚集在理查德森．汉考克（Richardson Hancock）上尉的庄园遮雨棚下，并围绕着一张「铺张丰盛」的餐桌而坐。汉考克的十来个奴隶在一旁服侍。这群在遮雨棚下狂欢的人，歌颂国庆节惯常会出现的主题：美国政府（「全世界最平等、最棒的」）、爱国主义（「最高尚的热忱」）、美国人民（「勇敢、慷慨又爱国」）。不过，他们也赞美了几位当地英雄，首先提到的有来自昆内特县（Gwinnett County）的托马斯．钱伯斯（Thomas Chambers），因为他在庆典前几天，才刚在现今亚特兰大（Atlanta）南边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取下了「一个印地安人的头皮」。受到钱伯斯的事迹所激励，其中一名志愿兵韦尔（A. G. Ware）站起身，宣布他随时愿意前往任何地方，「向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蛮族仇敌报复」。塞缪尔．威利福德（Samuel Williford）不想在气势上被赢过去，他吹牛说，他甚至可以无偿这么做。其他人纷纷表达了类似的意愿，希望「印地安人」会被屠杀殆尽，并承诺会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1
在国庆节同一周，州义勇军涉过泥泞溪流，突袭扎营在乔治亚州西南部的一群失土原住民，并杀死了二十到三十个难民。逃过一劫的幸存者留下了一条条的血迹；美军部队强迫一千六百名的原住民男女老少，前往停靠在亚拉巴马州（Alabama）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汽轮。其中，原住民男子被迫绑着铁链行走；在亚拉巴马州南部，士兵把一群原住民追到一处沼泽，射杀了当中的四人；同年夏天，在田纳西州（Tennessee）和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美国公民手持牛皮鞭和山核桃制成的棍棒，将原住民家庭赶出自家的农场，失土的原住民躲到阿帕拉契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茂密的森林里避难，奋力抵御饥饿；在佛罗里达领地（Florida），约四千名美军在共和国六十岁生日那天，跟长久住在佛罗里达的居民打仗。不久前，他们才将四百五十位原住民经由水路送往西部，原住民跨越了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上溯至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这些遭驱逐出境的穷苦原住民，最终只有三百人活着抵达目的地，也就是一个称作印地安领地（Indian Territory）的地方。2
一八三六年的夏天，时值「印地安人迁移政策」（Indian Removal）那十年，这个政策名称不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未曾改变。印地安人迁移是本书的主题，但除非是基于历史脉络的理由，我不会使用「印地安人」（Indian）和「迁移」（Removal）这两个词。「印地安人」是今天许多美国原住民族引以为傲的称呼，但若要用来形容十九世纪被赶出故土的那些多元个体和族群，这个词所象征的那些充满夸大想象、华而不实的联想，将会扭曲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说到印地安人一词，我们会联想到野蛮、原始，或是高贵、与大自然结合；我们会说印地安人坚忍、勇敢，也会说他们懦弱、不值得信赖；会说他们高尚，也会说他们注定灭亡。我们不称印地安男子丈夫或父亲，而称他们为「战士」，并称印地安女子则是「印地安婆」（squaw）、「未婚少女」（maiden）或「背妇」（burden bearer）。他们的政治领袖叫做「酋长」（chief），他们的族群或民族叫做「部落」（tribe）。简单来说，印地安人跟其他人不同。这个标签让人联想到好多刻板印象，蒙蔽了我们的脑袋，使我们不可能看清过去。在美国史的脉络之下，这个词会令人联想到悲剧和必然性，创造出一团浓雾，模糊了共和国初期，美国政治人物和他们的选民所做出的决定。
「迁移」也不适合用来描述政府资助的八千人驱离活动。一八三○年，麻州（Massachusetts）议员爱德华．艾瑞特（Edward Everett），他在众议院的一场辩论会表示，「迁移」是一个「很轻的字词，而文字会骗人」。不管是当时或现在，这个词都没有传达出任何强迫或暴力的意味。这项政策的拥护者创造了「印地安人迁移」这个用法，但不仅其中的两个组成词大有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缺陷：3在十九世纪，人们不是自己迁移到新的地方，就是因为犯罪而遭到迁移。可是，「印地安人迁移」这个不寻常的构词方式并未点出是谁迁移谁。是印地安人自行迁移的吗？这个词含糊得十分巧妙。
有其他方式可以描述美国在一八三○年代对原住民做的事。人权主义者在写到二十一世纪的事件时，提到了「强制迁徙」（forced migration），但不只我一个人认为这个词跟真正发生的事件相去甚远；「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也有被提出，但这个在一九九○年代波斯尼亚战争（Bosnian War）期间被广泛使用的宣传用语，因为过于含糊、甚至让人感觉掩饰了暴力，而合理地受到了批评；「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则点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事件符合联合国在一九四八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Convention on Genocide）所下的定义吗？那些欧洲殖民者与他们的后代，在某些时间和地点无疑是带着种族灭绝的意图行动，但是发生的频率和规模却还有争议。4因此，我把焦点放在别的地方。
我使用另外三个词来描述美国在一八三○年代的政策。第一个是「驱逐出境」（deportation）。驱逐出境是由政府执行，说明了联邦政府驱离原住民族这个行为下，背后的行政与官僚作业。此外，由于一个国家只能将在自己国土内的人驱逐出境（国界以外的地方必须诉诸外交手段或武力），「驱逐出境」一词也指出美国在一八三○年代对原住民族主权的攻击，因为联邦政府和多个州，把自己的管辖范围和权力延伸到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为了点出这整件事蕴含的暴力事实，我也将美国原住民族遭连根拔起的状况指称为「驱离」（expulsion）。这个词具有历史正确的优势，因为当时这项政策的反对者和受害者就有使用到这个说词。在恰当的时候，我还会用到第三个词，是从行凶者那里借用的——他们曾在某些时候说，自己的目的是「歼灭」（extermination）。5
我会想要进行这项研究，灵感来自从我爷爷那里得到的信件。他在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从匈牙利（Hungary）逃亡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Cleveland），之后一直有跟住在匈牙利东北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的父母和手足通信，直到一九四四年纳粹将他们送到奥斯维兹（Auschwitz）集中营为止。阅读这些信件时，我开始重新思考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我现在位于乔治亚州雅典（Athens）的家附近的驱逐出境事件。雅典这座城镇有一些主要道路的路名，例如兰普金街（Lumpkin）、克莱顿街（Clayton）和狄林街（Dearing），都是取自于在这场更早期的驱逐活动中扮演全国性要角的当地历史人物。一八三○年代驱离原住民各族的活动，以及二十世纪发生在土耳其、希腊、纳粹德国、苏联等地，由政府资助的大规模驱逐出境活动，两者有好几处惊人的相似点。在这两个时期，行政官员都说到「文明」不可避免要向前进，因此驱逐「难以同化」的族群是「必要」的，并提及他们为了处理这个情况所构想出来的「伟大」计划。这些傲慢的言语，在在掩饰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残暴与混乱。6
「印地安人问题」（Indian question）相当于美国的「犹太人问题」（Jewish question），都是好的话会采取父权主义（Paternalistic）的解决方式，坏的话则是执行驱离或歼灭。《乔治亚报纸》（Georgia Journal）在一八二五年写到：「『印地安人』就像犹太人、吉普赛人、奴隶和『自由的黑人』一样，是『一种较低级的公民』」。该拿他们怎么办呢？到了一八三○年代，「印地安问题」这个说法已经在美国普遍流传；大约十年后，「犹太人问题」开始频繁出现在英语语境中，不过这个词，其实源自于十八世纪晚期俄罗斯入侵波兰的时候，而一八三○年代的美国公民，他们经常会将这起历史事件跟契罗基族（Cherokee）的驱离事件做比较。一八二九年，来自沙凡那（Savannah）的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写到：「至少俄罗斯不像美国，没有要『歼灭当地人口』」。7时常说自己非比寻常的美国，在这个例子中并没有那么独特，就跟许多曾资助大规模驱逐的国家一样，事实上，美国还是现代最早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之一。
然而，我没有要系统化地比较现代曾发生过的各种驱逐活动。我更有兴趣的是，探索美国诞生的头一百年间，这个国家所发生的驱逐出境事件。本书提出了三个互有关联的论点。第一，这起由政府执行的原住民族大规模驱离事件是史无前例的，乍看之下这个主张或许很愚蠢，因为从英国人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驱赶原住民族。到了一八三○年，这座大陆最初的住民，他们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约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中，只剩下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虽然如此，当我们综观漫长的北美失土史，包括先后失土的皮科特人（Pequot）、纳拉甘西特人（Narragansett）、瓦婆浓人（Wampanoag）、雅玛西人（Yamasee）、图斯卡罗拉人（Tuscarora）、瓜莱人（Guale）和纳切斯人（Natchez）等等，美国一八三○年代的大规模驱离政策确实是首例。先前的几十年，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者，是藉由征战、引介致命病毒、破坏环境和改变信仰等方式赶走原住民族，但是这次，美国则是透过人口普查、财产清单、地籍图、驱离登记、交通票证等正式的国家行政文件，迫使美国原住民族就范，最后在藉由一趟又一趟经由步行、马车或汽船前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旅程，为每次的驱离画下句点。
美国政府在一八三○年代资助的驱离行动，成为世界各地殖民帝国的典范。虽然强迫迁移政策至少可追溯到新亚述帝国（Neo-Assyrian Empire，公元前九一一～六○九年），但是毕竟美国的大规模行动在时间上比较靠近现代，是有野心的政体可以利用现代行政工具实现哪些事情的晚近实例。在一八三○年代出版著作《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的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该年代之初便曾经亲眼看到乔克托人（Choctaw）跨越冰冷的密西西比河的「肃穆奇观」。虽然他对这项政策的态度不明，但他的却认为美国在扩张时展现的精力与决心，是法属阿尔及利亚（French Algeria）的模范。法国在一八三○年占领阿尔及利亚不到五年，殖民者就已经开始用「原住民」这个原本只用来指涉新世界居民的词，来称呼当地居民。法国官员观察到，美国「不停受到谈论」。8
美国政府资助的驱离活动，在一八四○年代也占据了高加索地区（Caucasus）俄罗斯官员的心思。在俄罗斯驱逐五十万人前不久，据传曾有地方官员对一名美国外宾这么说：「这些切尔克西亚人（Circassian），就跟你们美国的印地安人一样。」该世纪接近尾声时，非洲西南部的德国帝国主义者也将美国做为榜样，打算以进步的名义驱逐当地居民，而这是觊觎非洲大陆庞大资源的欧洲官员们共同的目标。纳粹征服东欧期间，希特勒曾打了一个著名的比方，将「本地居民」（indigenous inhabitants）跟「印地安人」画上等号，宣称「窝瓦河（Volga River）肯定就是我们的密西西比河」。9
这些为了实现自我利益而做出的令人不安的比喻，不但没有说明做出这些比喻的政治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说明美国在一八三○年代真正实践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欧洲官员知道美国坚持不懈地将领土扩张到整座大陆，但却鲜少花时间了解细节。虽然如此，那些比喻确实显示了，其他帝国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其值得注意和钦佩的地方。当这些官员在计算、评估、驱逐，有时甚至歼灭自己国界内的居民时，很少不会想到快速跃升世界舞台，使各国钦羡不已的美国。10
本书强调的第二个跟上面所说的论点有关的重点是，一八三○年代政府资助的驱离行动，对原住民族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克里克（Creek）酋长尼哈．米柯（Neha Micco）对克里克同胞说，驱离政策是「他们所能遭遇的最可怕的恶事」。伟大的契罗基酋长约翰．罗斯（John Ross）写到，这是「为了摆脱我们而设计的。」乔克托酋长乔治．柯尔伯特（George Colbert）则坚称，让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土是「篡位的行为……历史上没有能够与之比拟的事件。」许多美国白人也抱持相同的看法。纽约上州（Upstate New York）的居民便写到，「要是原住民遭到驱离，那将是『我们共和体制难以磨灭的羞耻』」。另有一群来自俄亥俄州波提吉县（Portage County，位于伊利湖［Lake Erie］附近）的人表示，国会的行为将会决定「我国未来的历史学家，是会称颂他们的手段，还是把这个年轻自夸的共和国贴上恶名与羞耻的标签。」11
驱离政策改变了长久居住在这座大陆上的居民，他们与新住民之间的地理关系。虽然几乎是打从殖民之初，界线、保留区和中立地带就已经在地图上将两大族群分隔开来，但意图使原住民族完全消失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政策（虽然没有明文写在一八三○年代的法案中，但意图便是如此），依然十分特殊。诚如一位激动的反对驱离者所言，国会授权「将印地安人赶出美国国界，甚至是这座大陆。」英国的贵格教徒（Quaker）威廉．霍维特（William Howitt）写到，密西西比河「是美国人的贪婪与印地安人的灭绝之间的界线。」12
地理隔绝创造了一条西进疆界，甚至到美国在十九世纪往太平洋扩张的期间，军队仍透过杀害原住民或将他们集中在边缘地带的方式，维护此西进疆界。13十九世纪后半叶曾发生著名的平原战争（Plains Wars），战争在一八九○年的伤膝河大屠杀（Wounded Knee Massacre）中画下了句点。但是，当第七骑兵团（Seventh Cavalry）在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射杀超过一百五十名的男女和孩童，并将他们集体埋在一个大墓坑时，他们也同时彻底结束了一八三○年代建立的政策。
本书还提出第三个关键点：驱离原住民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这件事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因为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没有什么是早就注定好的。然而，我们却接受了驱离倡议者的说词，翻转道德的两极判断。那些倡议者声称，北美大陆原住民太过原始，无法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方生存，原住民则极力否认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相信，是这座大陆的新住民是太过贪婪，无法允许原住民留下来（有一派学者把这种机械式的帝国主义称作「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14任何「有关过去事件是难以避免」的说词，我们都应该要像那些针对未来做出的预测一样，抱持怀疑的态度。
要想象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其实并不困难。像是，抵制联邦预算、反对奴隶制扩张、致力让原住民改信基督教进而改变了迁移政策；或是那些不喜安德鲁．杰克森（Andrew Jackson）或纯粹不想推翻当下政策的国会议员，当时能找到足够的共识暂时团结在一起，共同阻挡驱离原住民的行动。这些变幻莫测的国内政治，或能延迟进一步的行动几年，直到一八三七年的经济大恐慌减缓驱赶原住民的气势。接着，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危机或能暂时中止整个气势。到了一八五○年代，南北战争近在眼前，原住民族群或许还会继续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家园（当时确实仍有数千人住在那里）。这个版本的历史虽然无法逆转数百年的疾病与失土情形，却能让原住民在共和国境内熬过战前的黑暗岁月，待在发展成熟的州县，而非那个被称为印地安领地、实行种族隔离的隶属领土。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时间谈判、延宕、妥协和抗拒，战后或许就能得到一个聚落，使他们继续留在国家的核心，而不是被流放到最西边、不断推进的边缘。
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把奴隶制描述成道德堕落，甚至哀叹南北战争死亡的七十万人是「对作恶之人的惩罚」的二十几年前，另一个将担任美国总统的人，曾经谴责这个国家对待原住民族的政策是「一团令人作呕的脓包」。当时在众议院服务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在一八四一年的日记中写道：「这是这个国家令人发指的罪孽之一，我相信神有一天必会加以审判。」15南北之间的分裂，迫使美国白人正视这个国家对奴隶制的倾注程度，进而解放、接纳四百万名奴隶。美国白人做这件事并不甘愿，这彰显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国家的重建仍在持续。相较之下，对北美大陆的征服从来没有发生任何近似的情况，鲜少有人认真反思这件事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与失去家园的人们之间的持续互动也十分有限。
二十世纪的族群驱离活动涉及数百万人。两百年前的武器虽然毁灭性较小，失土的人数也比较少，但当时的局势却没有比较不残酷。《不讲理的共和国》要讲的，便是通往印地安领地的故事，这是现代世界中，最早由政府所资助的大规模驱离行动之一。16
1 Southern Banner (Athens, Ga.), July 16, 1836, 2-3.
2 Southern Banner, July 16, 1836, 2- 3; John Page to George Gibson, July 2, 1836, CGLR, box 9, Creek, NA; Benjamin Young to Thomas Jesup, July 6, 1836, box 12, The Office of the Adjutant General, Generals’ Papers and Books, General Jesup, entry 159, RG 94, NA; Major Ridge and John Ridge to Andrew Jackson, June 30, 1836, LR, OIA, reel 80, M- 234, NA; Josiah Shaw to Lewis Cass, June 28, 1836, LR, OIA, reel 80, M- 234, NA; Joseph W. Harris to Lewis Cass, July 25, 1836, LR, OIA, reel 290, frame 91, M- 234, NA.
3 我所找到第一个使用「印地安人迁移」一词的文献出自：Evening Post (New York, N.Y.), Jan. 26, 1830。当然，肯定还有更早的出处，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这项政策的拥护者喜欢这个用法。RDC, 6:2, p. 1070 (“words are delusive”).
4 Several scholars have fruitfully explored the genocide of Native Americans, including Jeffrey Ostler, Surviving Genocide: Native N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Bleeding Kansa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Benjamin Madley, 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 187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and Andrew Woolford, Jeff Benvenuto, and Alexander Laban Hinton, eds., Colonial Genocide in Indigenous North Americ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Raphael Lemkin, the Polish Jew who coined the term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kept extensive notes on “Indian Removal” and recorded instances of “physical” and “cultural genocide” that were committed at the time by “white genocidists.” Raphael Lemkin Collection, P- 154, box 9, folder 14,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N.Y. On terminology, see also Alf Ludtke, “Explaining Forced Migration,” in Removing Peoples: Forced Removal in the Modern World, ed. Bessel and Haa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 18; Pavel Polian, Against Their Will: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and Forced Migrations in the USSR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 2;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