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代理办公室的官员和职员幻想着一个「很有系统的行动计划」，简单、有效率，并能提供「完全的究责」。一名官员得意地说，白人「让自然万物臣服」（这句可笑的话是说给克里克酋长尤霍罗听的。这个官员甚至预言「白人的兴荣也是有限度的」，当「自然万物」消失殆尽时，他们会跟着灭绝）。即使这些职员的衣领和袖口都泛黄了，每天通勤穿越华盛顿的空地时甚至会经过腐败的骸骨，但这没有打破他们自以为完美掌控一切的幻觉。吉布森坦承，没错，驱逐计划「有着多面向的复杂特性」，但这就只是意味着总代理需要让办公室里的员工「非常细心」，拥有他所高度重视的勤勉精神。4
他们每天做着枯燥的工作，抄写员就只负责抄写信件，因为这在影印技术问世以前的时代是个全职工作（在对街的印地安事务局，抄写员的进度落后了两到五个月）；总书记负责把文件对折、在上面签字，需要时取出档案，并协助准备报告和估价单；记账员负责记录所有的帐款，工作「从不间断」。之后，随着行动扩张到原住民族的土地上，无论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或偏远的据点，职员都要负责打头阵。在契卡索族的领土，他们必须一天工作六个小时，「用最好最快的方式」卖掉被驱逐者的土地。因此，员工永远都不够，在密西西比州负责监督的官员，希望再多两名职员和一名好的制图师。他说：「我的办公室不要有草包。」另一个官员坦言，没有「能干勤劳」的员工，「我们没办法做事」。在一八三○年代晚期，在契罗基族的领土工作的一位联邦专员表示，他手下的两名员工难以完成「大量书册、登记表等」的抄写工作。他说，他们两个都是「专业的抄录员」，但是他们面对的「工作量十分庞大」。即使多了两名职员也无法克服这么大的挑战：把四本付款登记簿（每一本五百页）、审判和妨碍纪录簿、估价本及收据抄写完毕，这些东西全都让工作「变得极为庞大」。当没有更多职员出现，文书却越堆越高时，有些官员威胁说要辞职，有些甚至仰赖妻子帮忙抄写。5
吉布森的书记大军使用的工具很普通，但都有特定的用途：墨水台、钢笔、笔擦、墨渍纸、纸镇、笔架和笔筒、削铅笔机、标尺、抄写毛笔、封蜡、小刀、磨刀石、铅笔、橡皮擦、吸墨纸、皮革账簿、书信簿、散纸。他们使用这些工具产出数以百计的簿册，包括〈致军饷总代理之每周书信汇报〉（Weekly Reports of Letters Addressed and Referred to the Commissary General of Subsistence）、〈权利清册（乔克托人）〉（Docket of Claims (Choctaws)）、〈关于合约的各种杂项纪录（克里克人）〉（Miscellaneous Records Concerning Contracts (Creeks)）、〈律师对契罗基族权利要求之决议〉（Decisions on Claims of Attorneys Against the Cherokee Nation）、〈经批准之估价和妨碍以及结存到期等摘要总览〉（General Abstract of Valuations and Spoliations Allowed and of Balances Due）、〈印地安人债务账本〉（Ledger Recording Debts of Indians）等，有的彼此相互参照，有的一式三份，第一份依名称、第二份依日期、第三份依编号排序。一名职员在总代理寄过来的四册书信的最末页，开心地写道：「完！！！」惊叹号的背后充满喜悦，但也暗示了某处永远都有另一迭书信必须抄写。6
这永远做不完的活，证明了共和国在行政方面的野心有多大。若测量一下在执行驱逐活动的一八三○年代，由财政部第二稽核室所完成的〈已结算之印地安账目与权状〉（Settled Indian Accounts and Claims），或许就能理解当时的行政工作规模有多大。假如从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开始堆起，这些文件会超过火炬的高度。从一七九四年到一八九四年这一百年间，所有的账目和权状堆起来的高度，几乎是帝国大厦的两倍。7文书作业确实极为庞大。
而且不可讳言，这些文书工作也很重要，要说吉布森和他的员工所做的决定关乎生死并不为过。吉布森的助理胡克（J.H. Hook），他写给一位负责监督乔克托人驱逐过程的官员时说道：「医疗需求不可或缺时，你可以尽力去做。」然而，总代理经常告诫不可以有不必要的开销，这使得官员不敢分配资金到医护领域。吉布森指示，只有在「真的必要，或担心疾病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才可以购买医药。官员被禁止添购完善的医药箱或雇用医生，只有个别的生病案例或可能的传染病风险例外。总代理警告，若要请医生，「一定要有最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有其必要」。斯普拉格（J.T. Sprague）拿了一张收据，要替他认为有必要购买，以避免原住民「生病时在路途中去世」的医药请款，总价三十五美元，但是收据却仍被退回，上面写的理由是：「支出似乎不合规则，且权威性和正当性不明。」稽核员留下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和职称：「J．W，书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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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得知吉布森做事的动机，是源自士兵般的责任感，还是自己的过往。原住民曾在他过去的生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那只是一起单一事件，却对他造成深远的影响。一七九一年，吉布森十六岁时，他的父亲跟阿瑟．圣克莱（Arthur St. Clair）的军队一起进入俄亥俄州的乡村地区，要讨伐当地的原住民。吉布森的父亲从此没有回家，在俄亥俄州西部，那场西北联盟（Northwest Confederacy）大获全胜的战役中，他的父亲成为阵亡的六百三十名士兵之一。年轻的吉布森在几年后离开了家乡和穷困的母亲，到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一间商行工作，他跨洋到西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过几次，接着在到军中服役，参与了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战后，他被委任为军需委员署（commission of quartermaster）署长，在一八一七年，当杰克森突袭田纳西州的塞米诺尔人时，吉布森负责供应军需。这两名军官变成毕生的朋友。在一八一八年，吉布森被任命为第一任军饷总代理，这个新职位，是为了更有效率地供应军队军饷而创立。在驱离原住民期间，他曾坦承，有时候为求公义必须打破规定，写道：「人道有权发声时，太过理性是不可行的。」但，他并没有实践这句格言。几乎在每一个例子里，他都遵守他的两大理念：循规蹈矩和节俭。9
无论是琐碎或重要的规定，吉布森都屹立不摇地遵从着，这反映了十九世纪的军事文化。他吩咐在外驱逐、赶离、带领原住民家庭往西跨越数百英里的官员，要统一将文件折成「一张信纸的一半大小，对折三遍」。他们要详实记录「数量、死亡、出生等」，战争部才能知道跟驱逐有关的「每一件事」。在他眼里，「官兵名册」（muster roll，吉布森用来指涉驱逐名单的军事用语）是「维系整个系统的点」。官员应「完全正确地」把这些名册写好，每一个人都要标出编号和分类。同样地，他们应该标出每一支被驱逐者「小队」的编号，每一辆马车也是。他们应该准备第二份登记本，记下所有的暂时雇员，并注明他们任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官员不可发放饲料给印地安人的马匹（吉布森的助理解释道：「因为规定没有这样写。」），也不可以买糖、茶或咖啡给被驱逐者，或是使用马车或马匹运输他们，除非是太过年幼或病得太重而无法行走的人，才可用马运输。没有遵从吉布森指示的属下都会倒大楣，像是在阿肯色领地的史密斯堡（Fort Smith）任职的J．B．克拉克（J.B. Clark）。他坦承：「我陷入非常不愉快的处境。」10
对吉布森而言，他的两大理念能够互相配合，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在驱逐原住民时，每一笔支出都必须严谨地写下收据，送到华盛顿市，由总代理仔细研读过后，将有瑕疵的账目退给专员，并将可接受的账目呈交给财政部的第二稽核员。接着，第二稽核员会再次检视这些账目，退一些回去，再把其他的送到第二审计员那里进行最终的批准。一位军官表示，美国已经改善了欧洲军队常见的「严峻的财务」，并成立严格的究责体系。他吹牛地说：「其他地方大概是找不到像我们的小军队一样，更完美的究责体系了。」他声称：「这需要多年的时间理解」，并需要「军法来加以执行」。11
随后，吉布森逐渐明白，那些聘用来驱离原住民的人当中，有很多不是军人，因此他稍微把标准放宽了，但他仍旧持续在鸡蛋里挑骨头，就连小数点后面的一点点错误也要计较。举例来说，J．P．泰勒（J.P. Taylor）的马具收据应该是六十六点二五美元，不是六十五美元，虽然这个小错误可以让政府省钱，但他还是不能接受；莱恩（S.V.R. Ryan）买玉米的款项应该是七点一八七五美元，不是八点六三美元；乔治．盖恩斯（George Gaines）应该呈交十五天的每日津贴，而非十六天，这个错误很常见，吉布森认为原因出在文字写得不清楚。吉布森解释道：「『在内』这个词用在时间上，有时是用来表示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有时只表示其中一个日期。」他主张：「这个词应该要有统一的定义。」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反对使用「从」和「到」这两个字。他说：「这两个字有时两个日期都不包括，有时两个日期都有包括在内。」因此他认为：「『于……开始』、『于……结束』这样的用法比较好。」很少有阶位比他小的官员会得到他的嘉许，像雅各布．布朗（Jacob Brown）即是特例，因为他跟吉布森一样非常注意不要「浪费和奢侈」。吉布森写道：「我必须很高兴地说，看了你的账目之后我非常满意。」接着他又继续说道：「我认为，你的请款严格遵守了规定和指示，符合对公共利益的适当尊重。」12
在这里，公共利益指的是省钱，即使这暗示了，那些被驱离自己家园的人得因此付出的代价。吉布森担心，有些被驱逐者得到的配给，比规定的每日配给还多。为了防止这样「强加」的状况，他吩咐官员记录时要一丝不苟。他写道：「留心、警惕再多，也不过分。」「严格节俭和谨慎的做法」会为「美国省下许多」。他建议一位官员检视每一笔支出，「在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该砍掉或减少」。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你记住严格节俭的必要性。」其他官员也有收到类似的指令。「我要提醒你在你的局里做事时，必须极度地小心节俭。」「我督促你运用『最严厉的节约方法』。」「无时无刻都不应该不必要地花费公众的钱。」「你或别人无论何时需要支出，都应该在可实行的范围内算得极为精准。」最后这句话，显然无法满足吉布森毫无止尽的省钱欲，所以他在信末又加了一句更强烈的声明：「我要请你留意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我指的是节俭。」13
吉布森拥有在远方宣扬节省开销的优势，但他的属下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必须年复一年面对失土绝望的家庭。在一八三二年，负责迁移一群乔克托人的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表示，他用上了「每一分力气，以最节俭的方式进行迁移。」但，在其中一位被驱逐者因为断腿而必须被丢在路上的那天，他的无力感终于爆发了。他抱怨，他们没有医药，也没有医生。他表示：「两千名印地安人至少要配一名医生。」三年后，约翰．佩奇（John Page）也向吉布森保证，他在驱离五百多名克里克人时，会「尽可能地减少支出」，但他发现他得花费比预期还多的费用，才能让婴儿和老人在严寒的冬天不至于冻死。在总代理办公室，有人把这趟驱逐活动的「庞大」支出圈了起来：「平均一人花费六十美元」。吉布森表示不认同，让佩奇很气愤。他写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或经历过，任何跟这趟旅途一样的事情，也希望我不用再做同样的事。」他接着说：「很多人都说，他们每天因流行性感冒而死，在这样严峻的天气里，我还得迁移印地安人，强迫他们行进，这是最高等级的谋杀，但我强烈相信，尽管他们暴露在这样的天气中，迁移仍是唯一能让他们活命的方法。」不过，恐怕没有官员像在一八三八年驱逐一群契卡索人的阿普肖（A.M.M. Upshaw）一样直接了。抵达密西西比河时，阿普肖告诉契卡索人，他们得把行李留下，不能带走。契卡索人拒绝这么做，并告诉阿普肖：「我们用自己的钱迁移，这是我们的所有财产了，我们要留下，这对我们很珍贵。」他们问：「你要叫我们烧了自己的财产，或把这些全丢进河里？」阿普肖质问战争部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阿普肖说：「让我告诉你我说了什么：『把你们的行李放到船上。』」他表示：「如果我有错，就只错在没有遵守规定。」他宣告：「慈悲与正义，迫使我采取这样的行动。」14
阿普肖是少数看出严厉的规定和实际的正义之间有所落差的官员。吉布森坚称，美国政策是要「在注重人道原则的情况下」驱离人民。既然这项政策和他的原则没有互相冲突，他认为没有道理不做出「符合法规」的行为。可是，当他认为可以加快驱离的速度时，他确实有打破规定——或至少用很宽松的方式诠释之。比方说，他建议战争部长仅仅在原住民到达西部后，把该支付的年金给原住民。他写道：「有关这个做法的合法性，或者这是否跟条约规范相符，我不给予意见。」他最自豪的，不是自己凭着正义感或同情心做事，而是在他的监督下，没有发生任何滥用公款的情事，他「最值得称赞的作为」，在于「节省公费支出」。15
公仆懂得节省开销、遵循规定，通常是值得钦佩的事，但是在把八万人驱离家乡的这件事上，总代理坚持简朴与顺从，似乎是本末倒置了。在跟圣路易斯印地安事务局局长威廉．克拉克交换的冗长书信里，吉布森替自己开脱。他解释道：「如果有时候我好像要求很多，那是因为他人对我要求很高。」他接着说：「那些要遵守的规定和指示，就跟军队的指令一样严苛，而且很不巧，这些指令是应用在跟秩序、系统或规律恰恰相反的一群人身上。」他坚称：「然而，这些规定一定要实行。」16吉布森与他的员工埋首在文书作业的枝微末节里，从折得恰如其分的报告、精准计算每一分钱的账目，以及整理得有条不紊的单据中获得满足，对他们从遥远之处指挥的那场人类迁移活动的完整规模和影响视而不见。他们从不曾说到，自己正在拿他人的性命，进行一个有失颜面、危险又无法逆转的实验。
麦肯尼在一八二八年表示，第二稽核员的报告把支出细项，列到「几乎连钉在印地安人棺材上的一根钉子，都算了进去」。我们只要从总代理办公室经手过的一件寻常物品，就能看出这个曾经令人不寒而栗的夸饰，后来成为了杰克森政府的工作日常：财政部庞大的「已结算之印地安账目」文件中，编号二五七的箱子里有一张一八三六年的收据，这张收据体现了文书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这些工作所支持的大型计划其背后所隐含的悲剧。该收据记录了一笔款项，是支付给田纳西州孟斐斯（Memphis）的威廉．史匹科纳苟（William Spickernagle），内容是「为一名印地安男子和一名印地安女子制作两具棺材、挖两座坟。一个十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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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八三○年五月立法后，乔克托人是第一个受到驱离的族群，也因此被当作往后驱离活动的先例。可惜，乔克托族的联邦专员威廉．华德（William Ward）常常酒醉到无法阅读写字，有时候甚至必须命令他的「黑奴」替他把信拆开。有人曾亲眼看见，这位「脑袋不清、无法自主」的专员，徒劳地在文件堆里寻找官方信函。不用说，威廉．华德自然没办法做好任何事，虽然在两位联邦官员的眼里，这显然不妨碍他当个「反复无常、专横、爱辱骂」的人。认识他的一个人说，这位印地安专员「惹怒了」「全人类」。18
在一八三一年的夏天，印地安事务局把一个后来变得很关键的责任，交付给威廉．华德。乔克托人和政府签订的《舞兔溪条约》（Treaty of Dancing Rabbit Creek，一八三○年），第十四条写到，有意愿成为密西西比州公民的乔克托人，有资格在该州分到一块土地，只要在那块土地上居住满五年，他们就可以获得完全的所有权。负责协议条约的联邦官员相信，这一个条款大体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猜想，大约只有两百人左右会真的去使用这个特权。19威廉．华德的工作就是要记录这些人的名字。
令当局大感惊讶的是，有好几千名乔克托人前来登记。大约有一半的人希望留在密西西比州的家乡，威胁了让奴隶劳动营帝国西进扩张的计划。威廉．华德尽其所能地遏止他们。他说，假如他「任凭所有想要登记的印地安人这么做，政府的政策就会受到阻饶和破坏」。他恫吓那些想要登记的乔克托人，并告诉负责驱逐原住民的「迁移专员」，我们要鞭打那些不放弃自己土地的人。蒂修马（Tishomah）出现在威廉．华德面前时，这位专员骗他说他收到了停止登记的命令；帕拉比（Pahlabbee）和他的邻居前来登记时，威廉．华德则威吓、要挟他们。但，他们不为所动，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留下来」。许多人从乔克托领土的东部来到威廉．华德的机构，带着数百根用劈好的竹竿所制成的棍子，也就是传统上用来计数和记录的工具。长棍子代表一个家庭的父母亲，根据条约内容，可以得到六百四十英亩的土地；短棍子代表十岁和十岁以上的子女，可以得到三百二十英亩；最短的棍子则表示十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得到一百六十英亩。阿托纳姆斯杜比（Ahtonamustubbee）和契沙霍玛（Cheshahoma）给威廉．华德一大捆木棍，约有三百根，但是威廉．华德把棍子丢掉，说「他们人太多了」；明戈霍玛（Mingohoma）带了两百根棍子来，按照各个家庭整齐捆绑好，但是威廉．华德坚持，明戈霍玛和他的小区必须西迁。这位乔克托酋长加以驳斥，说他知道条约的内容和他们的权利，威廉．华德却将棍子扫落桌面，拒绝记录他们的名字。外头的一群人商议着该怎么做，要放弃然后西迁吗？还是留在农场上，希望联邦政府会维护他们的权利？20
在威廉．华德醉醺醺的监督下，登记簿变成被滥用的物品，只记了一些逃过这位专员愤怒言论的幸运儿的名字。本子在机构里被扔来扔去，缝线松脱、内页开始掉落。某一晚，它被遗落在寒冷的雨势之中，整个被冻得硬梆梆的，隔天才在火堆前解冻。一位访客记得他撕下了封面的一部分，用来擦拭他的剃刀。还有一个人看见威廉．华德在纸条上记下名字，但是马上就被这位胡涂又坏心的专员弄丢。而另一本用来记录应得土地的孤儿名字的簿子，则「破烂到根本没有用处」。21
一个乔克托人说，「这些白人」是「怪物」。他不知道哪里躲得过他们，因此决定留在密西西比州。然而，到了一八三一年的秋天，有数千人做出不同的结论，决定顺从驱离政策。22在第十七街和G街的街角，总代理的职员们用笔沾了墨水，打开书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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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森营（Cantonment Towson）位于红河沿岸的森林平原之中，离当时的美墨边界（现今的俄克拉何马州东南部）约五英里，因为地处偏远，美军在一年前弃守此营，后来才在一八三○年十一月又重新开放，用来看管被驱离的乔克托人。托森营几乎位于乔克托领土的正西方，两地相距约三百七十五英里，但是经由陆路或水路前往那里的旅程，却非常漫长和迂回。战争部规划了两条路线，比较容易的那条，是从维克斯堡（Vicksburg）搭乘汽轮沿着密西西比河而下，再上溯红河，抵达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的「大木筏」（Great Raft），该处是由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堵住河川后所形成的巨大天然景观。从那里，被驱逐者可以走完剩下的一百英里，抵达托森营。然而，汽轮只能在冬末或春季时于西部的河流往返，因为那时候的融雪和降雨才会使河道满涨。但，失土的原住民若在那个时节抵达西部，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整地和种植作物。接着，当政府提供的粮食在十二个月后用罄时，没有玉米可收成的他们，将面临挨饿的处境。另一条路线则是搭乘马车，在十一月底到达托森营，预留时间准备在春季种下作物。然而，这条路线的路况不是极差，就是根本没路可走。23战争部长选择第一条路线，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结合两个选项。他决定，大部分的被驱逐者，会从维克斯堡往北或从孟斐斯往南搭乘汽轮，前往位于阿肯色河河口附近的阿肯色贸易站，接着上溯或经由陆路到小岩城（Little Rock）。接着，他们得用走的走完剩下的两百三十英里，抵达红河边的终点。
路线的更改，不是一八三一年出现混乱局面的唯一征兆。总代理直到七月才得知他要负责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作业，那时候离乔克托人开始集合的时间只剩四个月左右。此外，他也没有得到正确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乔克托人在政府开展这项实验的头一年，打算前往西部？当时他预估人数从五千人到八千人不等（由于很多人都选择留下，实际数字最后是接近四千人）。虽然如此，他的办公室还是能够下达一连串叫人佩服的繁复指令：在路途中「适当的间隔距离」，存放一桶桶小心包装好的猪肉、培根和面粉；修复建筑物，以贮藏粮食；购置牛只、马匹、马车；送帐篷到维克斯堡给老弱妇孺使用；汇寄政府资金到小岩城；根据情况视察、修复道路；建造数座桥梁。这些充满权威的指令听起来好像很有效率，但却没有让远方的作业比较不混乱。难民抵达密西西比河的十天前，负责河流以西驱离活动的J．B．克拉克，才得知乔克托人会在四个不同的地点集合，迫使他急急忙忙地重新分配补给品。他很怀疑政府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因此曾两度请辞。他在小岩城写道：「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的人，无法正确判断经由陆路迁移，及在路途中存活有多困难。」24
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走到密西西比河的那四千名男女老少，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房子、玉米粮仓、农具、果园和牲畜。虽然条约中提到会给予一些补偿金，却有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失土者什么也没拿到。条约里也有写到，卖掉乔克托人的牛群所得到的收益，将交予那些被驱逐的人，但是威廉．华德跟一个朋友串通，「几乎是一毛钱也没给」就买下这些家畜。25条约里，也没有针对生活改善，或必须放弃的个人财产提供补偿。
失土者抵达孟斐斯和维克斯堡时，五十年以来最猛烈的冬季暴风雪来临，袭击大陆东半部。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俄亥俄河、田纳西河（Tennessee River）、密苏里河都结冻了。正巧，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伴古斯塔夫．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他们跟一群乔克托人在同一时间抵达孟斐斯。他们写到，难民里一个据说已逾百岁、濒临死亡的老妇人，她登上一艘汽轮，跟其他人一起坐在露天甲板上，只靠一条几乎无法盖住双肩的小羊毛毯，忍受着刺骨的天气。托克维尔询问其中一名被驱逐者，乔克托人为什么要离开故乡，男子肃穆地说：「为了自由。」26
对美国白人来说，之前沿着西部河流运送货物和奴隶，现在又运送原住民的汽轮，是帝国和进步的有力象征。西部的白人漠视那些受害者，说道：「被征服者很惨，那又如何？死在汽轮上的人很惨，那又如何！」他们愿意把现今的俄克拉何马州割让给原住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夏秋两季，汽轮无法航行在该地区浅水的河流上。27
相较之下，对原住民来说，汽轮象征着失土与死亡，它既是美国扩张的先驱，也是一座水上监狱。一名美国官员写道，看见难民挤在汽轮上，是一个「令人反胃的画面」，并抱怨这些不情愿的乘客，「在所有的船舱和甲板上到处留下排泄物」。一个较有同情心的官员注意到，「原住民的庄重」使他们不愿共享同一间浴室。一个乔克托人圆滑地表示，这种旅行型态不太「适合」他们，因为他们发现被「局限」在船上，让人「非常恼怒」。他们不喜欢水上旅行是基于现实原因。视涵盖的距离而定，有些航程可能长达一个月或更久，而拥挤的空间会导致疾病盛行，而这一点在来年变得显而易见。就连短程旅途也可能致命。假如锅炉爆炸，瞬间就能炸死数百人。一群来自俄亥俄州的秀尼人和塞尼卡人便拒绝登船，害怕被「烧死，『就像白人在清洁肉猪一样』。」28
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来自维克斯堡和孟斐斯的汽轮，载着约两千五百名难民在阿肯色贸易站（Arkansas Post）会合。阿肯色贸易站矗立在阿肯色河陡峭又不断受到侵蚀的河岸上，位于密西西比河西边三十六英里处，该地的永久居民只有一百人出头，而这个人数没办法替扎营在冻结的地面上数周的数千人，提供任何粮食或遮风避雨的地方，更别论他们还得等待河冰消解、河水高涨后，才可离开。许多失土者都没有鞋子、几乎全裸，只有一百顶帐篷能够提供微薄保护，让他们免去徘徊在零下十来度左右的低温。因为没有协调好，再加上上级的指令互相冲突，结果竟出现比预期多了大约六百名难民，让政府原本就发放不够的补给品，变得更紧缩。29
十二月十三日，阿肯色贸易站一批五百二十四人的难民，他们不得不靠双脚和马车启程，前往位于西北方九十英里的小岩城。他们在冰雪中跋涉了九天后抵达，接着又被迫行走两百三十英里，因为这条前往托森堡（Fort Towson，托森营今天的名称）的道路，不但是匆忙准备而成，且状况「糟到极致」，路上满是泥泞，还不时有「随便建造」、被水淹没两到三英尺的栈桥。30
大约还有两千名乔克托人，在酷寒中留在阿肯色贸易站扎营。〈新颚骨〉的作词者记得那悲惨的遭遇：
我们经历过最糟的时期
便是在阿肯色的贸易站
那是全世界最恶劣之地
那是全世界最恶劣之地
在那度过了七十个夜晚
大雪纷飞，冰雹落不停
噢，多么艰苦的时期哪
噢，多么艰苦的时期哪
又是降雪，又是下冰雹
甚至以为会被打入地狱
噢，多么艰苦的时期哪
噢，多么艰苦的时期哪31
一月初，阿肯色河终于可以航行，他们便登上汽轮前往小岩城。最后约有四百名难民继续乘船抵达史密斯堡，但绝大多数人，是依循那条艰难的道路前往托森堡。32
另外两批人马并没有到阿肯色贸易站跟亲属会合，而是在维克斯堡坐上政府承包的汽轮，往南航行一百英里抵达红河，再沿着此河来到沃西托河（Ouachita River），接着上溯两百英里，到达距离目的地托森堡正东方约一百六十英里的一处高耸悬崖：伊寇尔法布里（Ecor a Fabri）。在严峻的天气里跨越陆地行走，是很容易致死的，其中一支队伍离开维克斯堡时有五百六十四人，但一路上有三十四人丧命。33
尽管吉布森尽力节省开支，驱逐一大群人事实上仍非常花钱。因此，和提倡这项政策的那些人无关紧要的想象相比，实际的花费远远超乎提倡者预期。最初拨来驱逐八万人的费用仅五十万美元，是一个极为不切实际，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数字。麻州议员艾瑞特宣称，实际的支出会是「五百万的五倍」，听起来十分夸张，其实最后发现，这个数字依然过低。在一八三一年秋天计划实行之前，总代理办公室完成一份相当乐观的账目，估计以陆路移送七千名乔克托人的费用为六万五千美元，其中有超过两万两千美元是用在马车、牛只和牛轭、帐篷、斧头；雇用马车驾驶需要四千五百美元；另外还有两万八千美元用于配给。驱逐活动完成后，若将多余的资产转售，可能还可以赚回一万五千美元，把人均支出从九块钱减到七块钱。结果，实际支出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约每人二十五美元。34
这些初期估算出来的金额差异颇大，且充满不确定性，可能是战争部长鼓励原住民以每人给予固定费用的方式（称作「交通」），自行前往西部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降低必须负责这么多人所带来的后勤挑战。战争部长思索着：「要多少金额才不会让人抱怨，能使他们开心离去？」他命令威廉．华德，「确定他们每个人愿意领取的最低金额是多少」。起初，交通费是设定为十美元，虽然有一位官员坦言，这个数字「非常不足以让他们迁移到新家」。35
在一八三一年，约有一千名乔克托人用这个方式前往西部。虽然有极少数人可以负担自行前往托森堡的费用，但有好几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富裕乔克托人，他们看见了从中获利的机会，遂协助移民安排相关事宜，为他们支付所需费用。这些投机者当中，最恶名昭彰的是格林纳达．利福勒（Greenwood LeFlore），他是个有钱的乔克托蓄奴主。他有不少法国血统，赞成驱离政策，只要自己不被驱离就好。一个认识他的人说，利福勒「鲁莽地」卖掉他们的土地，他的乔克托族同胞很多都在辱骂他，说他是无良又无耻的「暴君」。针对利福勒协助驱逐同胞的这项服务，战争部长表示会私下给他「报酬」，以免招到失土者的「忌妒」。一个乔克托人说：「我们很怕遇到格林纳达．利福勒，因为他毫不间断地逼迫他们搬迁。」然而，利福勒自己则是留在密西西比州，托人盖了一幢喀拉尔县有史以来盖过最大的庄园宅邸。他在里面添置了路易十四（Louis XIV）的镀金家具，并将宅邸取名马尔迈松（Malmaison），跟拿破仑的其中一座城堡同名。利福勒在一八六五年逝世，他的四百名奴隶正好获得解放。36
「交通」票证，只是让政府已经搞砸的计划变得更混乱而已，它将原本打算只有一、两批的难民，被迫分头并行。到了一八三一年的十二月，这群组织得乱七八糟的流亡者，他们发着抖，在从密西西比河到托森堡之间的多条路线上现身。其中一个三百人的团体自行从维克斯堡出发，打算徒步走到伊寇尔法布里跟亲属会合。这条路线的优点是，他们可以完全不搭汽轮，但代价是必须在冻雨之中穿越五十英里的沼泽地。这群难民是由一个个的家庭组成，成员有老人和幼儿，他们都没穿鞋子，而且很多人在冰冻的气温下只穿着宽大的棉衣。抵达沼泽前不久，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雷克普罗维登斯（Lake Providence）经过一座农场，农场主人约瑟夫．克尔（Joseph Kerr）看不下去，允许他们进到自己的农地，采收冻伤的南瓜，饥肠辘辘的难民甚至直接大口生吃起来。克尔写了一封语气严苛的信，谴责了可恶的联邦政府，这封信寄给了在一八三一年八月接任伊顿成为战争部长的卡斯。克尔控诉道：「应该要有人受到责骂，而且是大大地责骂。」（克尔过去就做过不敬的行为。多年前，他常被看见对著名叫耶稣和基督的牛咒骂。）两个星期后，难民还在沼泽里跋涉，食物已完全吃光。六天后，联邦官员前去救援，发现一百匹马直立冻死在泥泞中。进入沼泽的三百人当中，可能有多达三十五人死在那里。克尔的信被转交给总代理吉布森，但是可以想见，他替自己和他的计划做了辩解：「在合法的前提下，依据人道原则能为他们做的都做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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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克托人在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的冬天前往西部时，联邦政府的迁移官员，也开始准备驱逐俄亥俄州桑达斯基（Sandusky）的塞尼卡人。一八三一年一月，美国公民曾向国会请愿驱离「无用」的塞尼卡人，一个月后，他们便签了驱离条约。由于塞尼卡人并不愿迁居，一个刚从马里兰州抵达的副专员亨利．布里许（Henry Brish），他跃跃欲试地决定把塞尼卡人的财物拍卖掉，强迫他们离开。他在邻近的城镇张贴海报，宣传拍卖会。38
许多美国公民前来参加。班杰明．佩丁格（Benjamin Pettinger）买了铜锅、小公马、斧头和磨石各一；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买了一个搅乳器和一个烤箱；威廉．富勒（William Fuller）买了一只锄头、一个铁锅和两个螺钻。不过，布里许自己才是最大的买家，他把数十样物品卖给自己，包括一双溜冰鞋、数匹马、一辆马车和一把炒锅。这场低价大甩卖，总共卖了两千五百八十七美元。失土者拿到拍卖所得外加六千美元，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包含兴建房屋、马厩、农场、苹果和桃子园。当塞尼卡人一个一个走出小镇时，他们的白人邻居冲进去拆了他们的住所，卸下门窗、拆掉砖造或石造的烟囱、橇开地板和栅栏，把这些东西全都运走。有些人干脆直接搬进刚空出来的房子。39
拍卖物品的完整列表除了透露很多讯息，也让人感到不安，因为那些被变卖的平凡物品，每一个都建构了被驱逐者的日常。每一个家庭都面临什么该带走、什么该放弃的艰难决择，他们不知道在旅程中，或者是抵达西部后会需要用到哪些东西。刘易斯．高（Lewis Tall）酋长决定留下的东西有铜锅、铁锅、锡制水桶、锄头、咖啡壶、乳牛、小母牛、棕灰色的小只母马、小公马各一，还有一些老旧的锡制器皿，总共卖了五十九点九八美元；「咖啡厅」（Coffee House）舍弃了三个铜锅、一个平底锅、一个烤箱、一把刀、一组锡制水桶和长柄勺，以及两把斧头，共得到十一点七四美元；「硬山核桃」太太（Hard Hickory）放弃了一把铲子、一把钳子、两个U形钩（用来把牲畜和犁或运车连接在一起的零件）、一个锡锅、马镫、两把锄头、三把「女人斧」、一些废铁、两个铜锅、一把锄头、两个锡杯、两匹小公马和一头乳牛，总价四十二点二美元。即便如此，布里许仍抱怨塞尼卡人带了「极多行囊」，在前往西部的旅途中将成为难以负荷的负担。40
邻近村庄的五十八位德拉威尔人，也加入了这批总计三百四十名难民的行列。他们在马车上装满手斧、螺钻、锯子、寝具和居家用品，甚至还有一袋袋的桃子核和种籽。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五日，他们启程前往西部，在不间断的雨势和严寒之中，一天只能走四到五英里。这场冬季暴风雪，同时也在更南边打击乔克托难民。德拉威尔人分成两组人马之后，其中一组由两百三十二人组成，他们在代顿（Dayton）坐上平底船，沿着迈阿密河（Miami River）和伊利运河，前往俄亥俄河上的辛辛那堤（Cincinnati），再搭汽轮到圣路易斯。他们在十一月十六日安然无恙地抵达后，这群人先在城外七英里的地方扎营几天，让布里许添购更多补给。总是投机取巧的他，还雇用三个朋友协助驱逐，并把自己管理不善和任人唯亲的行为，怪到塞尼卡人「极为沉迷酒色的习性」和「嗜血的性格」。41
十二月初，一行人在深冬启程，徒步跨越密苏里州。出了圣路易斯，粗劣的路径带领难民往西北方前进三十英里，跨越密苏里河，来到圣查尔斯（St. Charles）。这是一座粗鄙的边疆小镇，这个前法属殖民地，住着刚搬来的土地投机客和蓄奴主。在这里，一名难民女子去世了，布里许在这里，又另外抛下十四个病得太重无法前进的人。他逼迫难民再往西北方走五英里，来到小村庄特洛伊（Troy），但是酷寒使他们不可能再前进任何一步。这时候，孩童的手脚已经冻僵，大部分的难民都生病了，还有好几人濒临死亡。十二月中，苦恼的布里许决定在特洛伊郊外的奎夫尔河（Cuivre River）河边上，建立冬季营地。42
第二组人马由一百六十六人组成，他们仍在俄亥俄州，打算徒步往西走三百五十英里到圣路易斯。在进入印地安纳州前后，这些原住民家庭不知为何突然遭到联邦官员抛下。他们坚持难民「在路上会活得很好」，因为他们是很厉害的猎人。然而，十二月初，当他们到达印地安纳州蒙夕（Muncie）东北边的平原上时，冻结的天气迫使他们停滞不前。队伍中很多人都病了，有两个小孩已经去世。有十八匹马因瘟热死亡，其余的也无法继续前进。在这惨淡的处境下，两个绝望的家庭决定返回俄亥俄州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传递了纸条给正在特洛伊扎营的亲属，表示春天时，「还剩下的人会奋力启程，在密西西比河对岸与你们重逢」。43
在一八三二年五月，他们终于抵达特洛伊，却发现六名亲戚濒临死亡，另有十六人病重。麻疹爆发，几乎重创半个营地的人。布里许急着想用最少的代价迅速完成任务，便将生病和快死的人放在马车上，并踏上三百英里的路途，前往位于今日俄克拉何马州东北角的目的地。他不让病人有时间恢复健康，但日后他将对这项决定感到懊悔。他坦承：「我怪自己如此残酷，逼迫这些不幸的人继续走下去，即使只是延迟几天，或许就能防止一些人死亡、让生病的人病得轻一点。」难民祈求他多雇几辆马车运送病人，但总代理再三警告要节省的话言犹在耳，使他拒绝了这项要求。此时，河流因为春雨而满涨，每过一条河就是一次考验，有时必须造桥，有时迫使他们长时间等待河水消退。牛只受困在泥泞的河岸，泛滥平原成了沼泽。队伍使劲地将货物拖过淤泥，每每都得先把半数的货车留在原地，之后再回头去取。在每段路，他们不得不重复同样的做法，不断折返，才能有所进展。布里许抱怨道：「穿越潮湿的低洼平原有多困难，是难以想象的。」44
行进两百英里后，塞尼卡人在密苏里州西部的和谐传教站（Harmony Mission）附近，埋葬了一个女子，当时还有数名孩童徘徊在死亡边缘。又有一个新的祸患出现了。「庞大」的苍蝇群围绕着马匹和牛只，迫使难民只能在夜间行进。在最后这段旅程中，又有九人死亡，分别是四个成人、五个小孩。七月初，当塞尼卡人和他们的德拉威尔同伴抵达被分发到的土地时，他们的旅途已经走了八个月，至少有三十人丧命，死亡率接近百分之十。45
在小岩城，一位联邦官员小心翼翼地检查这些刚抵达印地安领地的难民名单，却发现这些人的名字，竟然没有一个出现在总代理办公室转交给他的条约上。这其中一定出了错。原来，一名职员将桑达斯基的塞尼卡人，跟刘易斯顿（Lewiston）的塞尼卡人搞混了，转交错误的条约给他。这在在显示了整个驱离行动从头到尾有多混乱。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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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从一开始驱逐乔克托人和塞尼卡人的经验里学到教训吗？因为支持政府而被任用的约翰．麦克尔万（John McElvain）表示，如果走陆路的塞尼卡人受了苦，「那是他们自己的错」。他斥责地说，他们应该走水路的。因相同原因被任命的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Francis W. Armstrong）则认为，乔克托人活该得到了「痛苦的教训」，因为他们太晚出发了。他很不满原住民自认为拥有特权，写道：「现在，那些印地安人似乎真的以为他们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等着政府做出某些行动迁移他们就好。」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