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约有三百人进入沼泽区，但是托尔玛号的船长回报只救出两百六十五人。Joseph Kerr to Lewis Cass, June 14, 1832, CSE, 1:1719- 20; William A. Taylor, “Senator Joseph Kerr,” The “Old Northwest” Genealogical Quarterly 6 (Jan. 1903): 69; Foreman, Indian Removal, 62n24; George Gibson to Joseph Kerr, July 21, 1832, CSE, 1:126.
38 Petition of citizens of county of Seneca, Ohio, December 1829, COIA, Petitions, “Various Subjects,” HR21A- G8.2, NA(“useless”); To the Honorable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 31, 1831, CSE, 2:403- 4; History of Seneca County, Ohio (Chicago, 1886), 310.
39 List of Sales, Mar. 20, 1832, CSE, 3:328, 331, 332, 333, 335, 338, 339, 343, 345, 348, 353; “Indian Sale,” Sept. 8, 1831, CSE, 2:597; Henry C. Brish to S.S. Hamilton, Nov. 28, 1831, CSE, 2:691- 92; John McElvain to Elbert Herring, Feb. 7, 1832, CSE, 3:190.
40 List of Sales, Mar. 20, 1832, CSE, 3:332, 335, 338;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July 16, 1832, CSE, 5:118- 20 (“immense quantity”).
41 被驱逐者的准确人数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些许差异。William Clark to William B. Lewis, Nov. 18, 1833, CSE, 5:113; Henry C. Brish to S.S. Hamilton, Nov. 28, 1831, CSE, 2:691- 92; Mary Stockwell, The Other Trail of Tears: The Removal of the Ohio Indians (Yardley, Pa.: Westholme, 2014), 207- 12; Henry C. Brish to S.S. Hamilton, Nov. 16, 1831, CSE, 2:725;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Nov. 26, 1831, CSE, 2:723- 24 (“extremely dissipated” and “blood- thirsty”).
42 Steve Ehlman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St. Charles County, Missouri (Marceline, Mo.: Wal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45- 61;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Dec. 13, 1831, CSE, 2:725- 26; William Clark to Elbert Herring, Dec. 20, 1831, CSE, 2:722- 23.
43 John McElvain to Lewis Cass, Nov. 15, 1831, CSE, 2:684- 85 (“live well”); Small Cloud Spicer et al. to William Clark, Dec. 10, 1831, CSE, 3:9- 10; Henry C. Brish to Samuel S. Hamilton, Jan. 20, 1832, CSE, 3:24- 25; Henry C. Brish to Samuel S. Hamilton, Jan. 20, 1832, CSE, 3:24- 25; Postscript to Small Cloud Spicer et al. to William Clark, Dec. 10, 1831, CSE, 3:9 (“what then remains”).
44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May 8, 1832,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May 16, 1832, and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July 16, 1832, CSE, 5:116- 20 (quotations).
45 Of the 398 deportees who left Ohio, only 352 reached their destination, but some families turned back along the way. Henry C. Brish to William Clark, July 16, 1832, CSE, 5:118- 20; Stockwell, The Other Trail of Tears, 211.
46 J. Brown to George Gibson, Sept. 13, 1832, CSE, 1:476- 77.
47 John McElvain to S.S. Hamilton, Feb. 21, 1832, CSE, 3:213- 14; F.W. Armstrong to Lewis Cass, Apr. 20, 1832, CSE, 3:302- 3.
48 Lewis Cass,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Removal of the Indians, May 15, 1832, CSE, 1:343- 49.
49 Steve R. Waddell, United States Army Logistics: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9/11 (Santa Barbara: ABC- CLIO, 2010), 30- 45; Risch, Quartermaster Support of the Army, 143- 44, 181- 83, 202; 13th Cong., 3rd sess., H.Doc., 53, p. 9 (“palm”); “A poem composed by a Choctaw of P.P. Pitchlynn’s party while emigrating last winter to the West,” [1832], 4026.8176, PPP.
50 Lewis Cass,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Removal of the Indians, May 15, 1832, CSE, 1:343- 49.
51 George Gibson to George S. Gaines, Aug. 13, 1831, CSE, 1:32; J. Brown to George Gibson, Dec. 15, 1831, CSE, 1:427.
chapter 6 霍乱来袭
当总代理正忙着计划推动第二年的乔克托族驱离行动时，在对街的战争部二楼，部长卡斯，他则在指挥军事行动，征讨居于威斯康辛河（Wisconsin River）和密西西比河周围的索克族（Sauk）和梅斯克瓦基族（Meskwaki，或称福克斯族［Fox］）。索克人的核心城镇索奇努克（Saukenuk）位于罗克河（Rock River）河边，就在罗克河与密西西比河交界处北方几英里，离今天爱荷华州（Iowa）的达芬波特（Davenport）不远。索奇努克三面使用围栏包围，城市以一座大广场为中心，拥有超过百栋由木头和树皮建成的长屋，每一栋长达五十或六十英尺，可住进多达六十个人。在城镇的北面，居民种植了八百英亩的玉米、豆子和瓜类。令联邦官员感到紧张的是，他们连同邻近村庄的人口总共超过六千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成长。1
玉米、豆子和瓜类这所谓的「三姊妹」作物，令人联想到未受污染的美国田园景致，但事实上，铅矿才是索克族、梅斯克瓦基族和邻近的温尼巴哥族（Winnebago）聚落发展最快速的产业。早在欧洲人出现以前，原住民就已经开始采硫化铅，并将这种带有蓝黑金属色泽的晶体，用于宗教目的和制造颜料。考古学家曾在丘城（Mound City）挖出两百六十五磅的硫化铅，而丘城位于俄亥俄州赛欧托河（Scioto River）河边，是一个拥有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宗教礼仪中心。到了十九世纪，这座矿脉多了制造军火的用途，而美国则提供了进入全国市场的途径，让这个业余的原住民产业变成利润至上的生意。这个地区传统上负责采矿的原住民妇女，抓紧了这个机会。密西西比河的一间「铅屋」（lead house），每天都有十到十五艘独木舟载着索克人前来，每艘都载着两千磅的硫化铅。铅屋的老板忆道：「我从早到晚都忙着秤重、交易。」据估计，原住民在一八二六年的夏天，采了多达八十万磅的铅。殖民者涌入当地参与采铅的热潮，建立了加利纳（Galena，硫化铅的称呼）、矿点（Mineral Point）、苦力（Hardscrabble）、新掘（New Diggings）等城镇。涌入的新居民盖了简陋的木屋和草屋，跟索克人舒适的住所相形见绌，这些新居民跟这些长久住在当地的地主比邻而居，彼此维持着不太自在的距离。2他们的到来，难免会引起冲突。
到了一八二八年十二月，美国公民已经开始搬进索克人的家，迫使原居民离开。在一八三一年，索克人终于放弃自己的村庄，跨过密西西比河。然而，一年后约有一千人回来，形成僵持不下的紧张局面。军队西部部门中经验丰富的将领埃德蒙．盖恩斯（Edmund Gaines），当时他正在田纳西州的孟斐斯休养，从流行性感冒和风湿病逐渐康复。由于埃德蒙．盖恩斯曾公开反对总统偏好的原住民驱离政策，杰克森政府很乐意冷落他，选择把指挥权交给亨利．阿特金森（Henry Atkinson）将军，他是一个缺乏战斗经验和战略天分的北卡罗来纳人。一八三二年五月五日，军队在华盛顿市的指挥官，命令阿特金森在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和威廉．夏尼（William S. Harney）两位上校的协助下，「把索克人和福克斯人赶到密西西比河对岸」。3
九天后，一群喝醉酒的伊利诺伊州（Illinois）突击队员攻击了索克人，结果却是突击队在人数上有相当优势的情况下，反遭击溃，揭开了美国与索克人之间的战争。这场冲突常被称为黑鹰战争（Black Hawk War），是以号召族人参与战事的那位索克族酋长的名字命名。战争部长卡斯宣布，一定要以儆效尤，「这样做的效果将十分持久」。《加利纳人》（Galenian）力促州长要「持续进行歼灭战争，直到伊利诺伊州北部不存在任何（有头皮的）印地安人。」这份报纸吹嘘地说，加利纳人「准备歼灭整个印地安族敌人」。4
阿特金森带着军队追杀索克人一个月，他们由四百五十名正规军、两千到三千名志愿兵（其中包含二十三岁的菜鸟新兵亚伯拉罕．林肯）组成，但却没有战绩。到了六月中，还在继续的战争让杰克森总统越来越丢脸，因此他下令温菲尔德．史考特（Winfield Scott）将军，率领援兵从纽约前往西边的阿姆斯特朗堡（Fort Armstrong），也就是密西西比河岩岛（Rock Island）上的一个军事据点，位于加利纳南方，靠近索克人主要的大镇索奇努克。杰克森斥责，「一定要严惩」索克人，「这场战争也一定要快速且光荣地结束，自此吓阻其他无端犯事的印地安人骚扰我们的边疆。」5但是，任务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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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开始计划第二轮的乔克托族驱逐路线时，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尚未来到北美。这种逗点形状的细菌，在一八三二年晚春首次出现在这座大陆，那是杰克森下令军队前往阿姆斯特朗堡与索克族作战的不久前。而它首次出现的地点，则是魁北克市（Quebec City）东方的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上的格洛斯岛（Grosse Ile）。这个疾病从印度出发，途经阿富汗、俄罗斯、德国和英国，沿路杀死了数万人。被感染者从格洛斯岛带着病菌，沿着圣劳伦斯河而上，经由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来到水牛城。史考特将军、他的幕僚，以及十五连的炮兵和步兵，他们登上了谢尔登．汤普森号（Sheldon Thompson）与亨利．克莱号（Henry Clay）这两艘汽轮，预计往西行经伊利湖、休伦湖（Lake Huron）和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通往芝加哥（Chicago）的迪尔伯恩堡（Fort Dearborn）。接着，他们会从迪尔伯恩堡行军到阿姆斯特朗堡，跟黑鹰还有索克人作战。整趟旅程在七月三日展开，但一天后，亨利．克莱号上有一位士兵突然生病，当晚就去世了。军官下令将他的尸体扔进底特律河（Detroit River）。6
霍乱弧菌偏好温暖的半咸水环境，会依附在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上。若被人类摄取，它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胃酸，在小肠上部移生，产生一种毒素。人体会以水状的呕吐物以及大量腹泻（呈现典型的米水状）的形式将毒素排出。受感染的个体可能流失数公升的液体，迅速脱水，接着，血压骤降，眼睛陷入头颅，皮肤干皱苍白，患者休克昏迷。严重感染者有半数左右会死亡，有些在发病后几个小时内就会丧命。史考特的一位军官写道：「你记得霍伊中士，他早上九点还好好的，下午七点就葬身在密歇根湖的湖底了！」食物和饮水被患者大量渗出的液体所污染，又将病菌传染给下一位宿主。7
到了七月十六日，霍乱已经夺走亨利．克莱号上三十四名士兵的性命，还有许多人在逃兵后死在路上，导致这支小队从三百七十人变成六十八人。同一时间，病菌在前往芝加哥的途中，扩散到谢尔登．汤普森号，史考特将军的手下，因此丢了二十一具尸体到密歇根湖。受到污染的尸体被冲上芝加哥的海岸。到了七月十九日，谢尔登．汤普森号共一百九十名入伍的士兵中，有六十二人死亡、五十一人生病。当时，大部分的人相信，此病源自于松懈的道德、过度的焦虑或古怪的空气，但史考特将军却是极少数「传染主义者」，认为霍乱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在芝加哥的报纸中张贴公告，并书写公开信，警告人们这个致命传染病的存在，还尝试在城市四周竖立「纸障」。然而，这些警告都没有成效，骑着马的突击队员，很快就把细菌带到阿姆斯特朗堡以西将近两百英里的地方。短短一周的时间，霍乱攻击了据点内一百四十六名士兵，夺走二十六条人命，还有二十人预计会死亡。史考特困窘极了，没有上战场，他就已经给士兵「带来疾病和死亡」。8
史考特缩减的兵力匆匆赶赴战场的同时，阿特金森将军的志愿兵和正规军成功在战斗中击败了索克人，毁灭降临。七月下旬，士兵把幸存的原住民家庭往西追赶到密西西比河的方向，路上经过许多因饥饿、疾病和枪伤而死的尸首。
他们抓了一个年长的索克人，「从他身上得到一些信息」，然后「冷漠地处死他」。八月二日，联邦军队和州义勇军，把最大的一批幸存者逼到密西西比河的东岸，展开一名侦察兵所说的「死亡作业」。他们至少杀了两百六十名索克人，另有约两百人逃到河的对岸。温尼巴哥人、美浓米尼人、达科他人（Dakota）和帕塔瓦米人，他们为了报复过往的恩怨和巴结美国政府，协助追杀幸存者，并将憔悴的村民和他们饥肠辘辘的孩子带给军队。9
联邦政府声称，在一八○四年一个有争议的条约中，索克人已经割让东部的土地，所以这些村民并没有正式受到一八三○年《印地安人迁移法案》所规范。然而，美国公民看得出来，联邦政府驱离原住民跟动员军队对付索克人这两件事之间，其实存在令人不舒服的关联。要是索克族的不满扩散了怎么办？美国会歼灭所有拒绝迁居的原住民吗？一份华盛顿的报纸表示，所有「理性客观的人」，这下都看得出「立即将印地安人迁至我们聚落以外的地方」的必要性。在胜利的光芒中，一个抱持怀疑态度的人坚称，美国与索克族之间的战争，是源自「白人的不公」与「印地安人的无知」。他语气尖锐地说：「不过，印地安人之中，毕竟没有历史学家。」10
史考特、扎卡里．泰勒和夏尼，他们很快就会从索克人的家园被派到南边的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领地，去跟其他扎根已久的原住民族作战。同一时间，另一个媒介也将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军事动员，跟联邦政府驱逐南方居民的行动连结在一起。八月下旬，史考特将军放走了阿姆斯特朗堡的数名索克族囚犯，几小时后营房便爆发霍乱。被释放的囚犯，带着霍乱弧菌进入西部的原住民小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原住民死亡，不过冷冽的秋季天气和散居的人口，肯定有降低死亡人数（霍乱弧菌在寒冷的气温会进入休眠）。11阿姆斯特朗堡的逃兵也在逃往乡村的同时，将病菌散播到遥远的地方。汽轮带着这个疾病沿着密西西比河而下，来到孟斐斯和维克斯堡等河港城市，而那里不久后就会汇聚数以千计的乔克托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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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年悲惨的驱离活动中，美国官员虽然没有学到多少教训，但他们承认阿肯色贸易站确实是个不好的集结地点，因为在那座悬崖峭壁上，补给和木材都很稀少。总代理吉布森决定，被驱逐的乔克托人，这次要前往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孟斐斯或维克斯堡集合。他们要从那里搭乘汽轮前往位于阿肯色领地中东部的岩岛，大约在怀特河（White River）上游一百英里处。接着，部分失土者会从岩岛徒步超过两百英里，到达西边位于阿肯色领地和印地安领地交界的史密斯堡，其他人则会在小岩城转向西南方，走过三百五十英里，抵达托森堡。12
行动于一八三二年十月展开，同时间，霍乱降临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在密西西比州，近日颁布的州法邀请美国公民到乔克托人的土地上定居，因此许多失土的家庭，急着逃离入侵他们家园进行拓居和投机买卖的殖民者。数千名乔克托人在集合点聚集，准备踏上西迁之旅，于是联邦的印地安专员赶忙装载马车和拔营，要抢在霍乱弧菌之前，抵达孟斐斯和维克斯堡，但他们却徒然无功。每一艘从密西西比河上游下来的汽轮，都得令人戒备。在顺流而下的航程中，快捷号（Express）有七人死亡，宪法号（Constitution）有两人死亡，自由号（Freedom）则有五人死亡。同一时间，有超过两千名难民正往孟斐斯集结。负责引导这支队伍的联邦官员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写信给吉布森：「我担心，我们恐怕会带着印地安人碰上霍乱。」一周后，这个人人惧怕的疾病，袭击了孟斐斯的难民。13
另一支队伍则是前往维克斯堡。十月初，共有一千七百名乔克托人从东部出发，几乎是马上就遇到困难。雨水把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并将低洼地区变成沼泽，而痢疾在拥挤不卫生的营地里扩散。不到一周（期间有四个婴儿出生、一个孩童死亡），难民就听说维克斯堡出现霍乱。他们接近这座城市的北方时，遇到了逃离传染病的人们。马夫扬言要逃跑，一名吓坏的联邦官员遭到开除，他被责骂应该要「忍着不表现出恐惧」，因为绝对不能惊吓到难民。十一月八日，霍乱来到他们的营地。14
孟斐斯和维克斯堡的难民，他们大部分都是乘坐汽轮到岩岛。这些在密西西比河和怀特河航行的运输船，会造访被遗弃的堆木场以便为锅炉添加燃料，然而堆木场的工人因害怕接触生病的难民，早已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一名联邦官员写道：「船登陆时，都会埋葬几个人。」在孟斐斯外扎营的人当中，有超过一千人拒绝登上被污染的船只，选择徒步行走。在两个可怕的选项当中，他们选到相对较好的一个：依循一条刚建好的军事道路。但，这条新路线充斥各种问题，因为会通过经常淹水的低洼地带。光是前二十英里的路程，这条路就经过磨坊座沼泽（Mill Seat Bayou）、黑鱼沼泽（Blackfish Bayou）、贝壳湖（Shell Lake）、毕文湖（Biven's Lake）和河狸湖（Beaver Lake），最后来到绝望沼泽（Despair Swamp）。即使离开了正常的春季泛滥地区，旅人也得费力通过这里不寻常的地貌。当地混杂着各种湖泊、沼泽、林间沼泽，以及长满巨大桉树、美国梧桐、橡木和山核桃木的湿地。偶尔出现的竹丛，是由长到二十至三十英尺高的木质茎干组成的一片茂密丛林，其茂密的程度使他们根本无法通行。有些低洼地带经常被十五到二十英尺深的死水淹没。在深及膝盖到腰部的水中跋涉一个星期之后，至少有七名乔克托人死于霍乱或长时间暴露在水中，而此时，在为了抵达目的地的九十英里旅途中，难民只走了四十英里。15
由于没有任何乔克托人留下有关这个苦闷时期的完整记述，我们必须仰赖毫无同情心的联邦官员，他们对「霍乱时期」的描写。一名联邦官员抱怨，乔克托人「极无效率」，只有在被逼迫时才愿意做事。他写到，他跟他的助手有一次不得不下马，把一个霍乱病征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将死之人抬到货车上。超过五十名难民因为「没力气」，全都站在一旁。他似乎没想过，乔克托人只是害怕被传染。他说道：「即便得到了一次协助，但之后若没叫他们帮忙，他们就不会埋葬自己死掉的族人。」还有一次，一个三十岁的少尉，因为难民不愿抛下年迈但仍健康的男子埃托塔霍玛（Etotahoma）而责备他们。这名官员抱怨，这位备受爱戴的酋长「年老、跛脚又挑剔」，大大耽误了队伍。16
这位名叫杰佛逊．霍恩（Jefferson Van Horne）的官员，也为自己在维克斯堡西北方得到霍乱的经历，撰写了鲜明的记述。病菌上身的他，来到附近的一间木屋，吓坏了的屋主移除一块地板，露出一个洞让杰佛逊．霍恩呕吐排泄。经过一整天「持续的净化和呕吐」之后，杰佛逊．霍恩吃下大剂量的鸦片与甘汞（calomel）——一种有毒的泻药。接近午夜时，症状依然猛烈持续着，屋主把他赶出去，说他的大家庭成员性命，都因他受到了威胁。恳求留在木屋的火堆边未果后，杰佛逊．霍恩用条毛毯把自己包起来，跌跌撞撞走到寒冷的户外，在被冰霜覆盖的地面上走了四分之三英里，回到自己的帐篷。他写道：「这持续了两三天的痛苦，超越了我经历过的任何事物。」17然而，有多少乔克托人在没有温暖的木屋或甚至帆布帐篷的情况下，遭遇过类似的痛苦，我们不晓得。
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被驱逐者由来自田纳西州的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管理。他能得到现在的职位，是因为他在一八二八年的竞选活动中「大声」支持杰克森，当然，在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美国与克里克人之间的战争中，他的兄弟曾参与其中，又是「总统的宠儿」，自然也会帮助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一个最近刚被解雇、心有不满的联邦官员说，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僚「比无用还糟糕」。不过，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的确拥有胜任这份工作的一项特质：需要效率时，他可以毫不妥协。他认为，难民们前一年都被「宠坏」了。一份纪录写到，令他非常不爽快的一件事是，一八三一年，乔克托人竟被准许携带处理玉米必备的研磨石钵，以便处理他们的主食玉米。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不允许这样的放纵。汽轮停下来补充木柴时，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派一名守卫留下来，把想靠近岸边的难民打回去，不让他们上岸，但这些难民只是想要远离拥挤又肮脏的运输船，到陆地上如厕。一名官员赞道，这样严苛的手段「大大节省了时间和金钱」，却也可能不小心造成霍乱弧菌的传播。在岩岛，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拒绝分发毛毯给难民，让他们「裸着身子，又湿又冷」。一个对手说，他是「残忍的暴君」。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为自己辩白时说得很清楚，他的毁谤者「过分偏袒可怜的印地安人」。18
从岩岛往西走的旅程，并没有比较好过。记录了七百名难民的日志，把伤病的状况记载了下来。十一月十四日离开营地那天，数人染上霍乱，一名孩童死亡；隔天，又有三人染病；十一月十六日，在十一英里的路程中，又一个孩子去世了；一行人隔天走了十八英里，又有两人得病。天气转冷时，难民仍继续在滂沱大雨中行走。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霍乱增加八例，麻疹也爆发了。又有四人死亡；十二月八日，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死了六个人之后，他们终于抵达托森堡。19
死亡总人数仍无法得知。虽然有数百人生了病，但是冬天的气候或许让他们逃过了最糟糕的情况。在登上驯鹿号（Reindeer）的四百五十五人当中，有十四人在前往岩岛的途中丧命，死亡率为百分之三。而另外一支一千两百人的队伍，则「受到霍乱可怕的折磨」。联邦官员指称：「树林里到处都是死者的坟冢。」面对这样的危机，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却对高风险者坚称，一切都很好。他坦白：「我们必须把一切藏在心底，即便死神每个小时来到我们之中，路上都是生病的人，我们依然得对疾病冷眼以对。」他在写给总代理的信上说：「幸好他们是一群会走到最后的人，否则我真不晓得该怎么继续。」有一件事使难民决定坚持下去：当他们徒步走了数百英里，逐渐接近托森堡时，难民们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迎向前一年先行完成旅途的亲朋好友。20对幸存者而言，团圆是苦难时期令人喜悦的一刻。
在一八三二年十月，麦考伊造访印地安领地时，看见的只有美好的愿景。在他狂热的想象中，原住民正依循「救赎的道路」。但，他的乐观并没有依据。在一八三三年春天，受到霍乱肆虐的乔克托人，当他们抵达目的地几个月后，前一年西迁的那些人已把粮食吃光了。第一批移民来得太晚，没有时间整地种植。现在，天气回暖，政府提供的十二个月份的粮食也没了。他们寻找腐肉，把在春天的热气中逐渐腐败的病牛尸体拖回去吃。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年轻出纳员加百列．雷恩斯（Gabriel J. Rains）说，他可以给他们报废的猪肉。乔克托人之前拒绝把报废猪肉当作他们的配给，但是雷恩斯猜对了，现在他们很高兴能有这些肉。这些肉已经放了六、七年，却没发臭腐烂，他马上补充道：「是因为熟成和盐巴的关系。」在远方的华盛顿市，总代理办公室表示，失土者挨饿是件「十分悲痛」的事情，但是这些官僚没有能力和动力做任何事，只会发放报废的猪肉。21
进入夏天后，情况变得更严重了。在一八三三年六月的第一个礼拜，阿肯色河出现灾难性的暴涨，毁了乔克托人刚种好的玉米田、冲掉他们刚盖好的房子、破坏了政府的玉米粮仓。霍乱和疟疾在死水中滋生，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秋天来访视时，很震惊地发现有这么多人不是死掉，不然就是处在死亡边缘。他问印地安事务局的局长：「政府会让他们因为缺少一点医药而死吗？」这位通常十分节俭的官员说，要是联邦政府不批准这项支出，他愿意自己购买医药。几个月后，他几乎是哀求战争部，希望战争部为这些挨饿的家庭提供支持。吉布森很坚决。他写道：「这是个不愉快的局面，我也希望能有任何办法解决。」他解释自己没有权力发放给乔克托人超过一年的粮食，并在信末说教了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尽力让他们学会依靠自己，不要仰赖政府的赠与。」出纳员雷恩斯向总代理保证，不种植作物的那些人，我们会就「让他们挨饿」。22
有一个说法认为，在一八三三年秋天，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乔克托人死于西部。那些迁到西部的克里克人，死亡率似乎也跟这个数字相仿。大部分的克里克人仍留在东部的家乡，但有三千人左右在前几年小批小批地西迁。其中，到一八三三年年底，只有两千四百五十九人还存活着。根据一位官员所说，洪水结束后，在一八三○至一八三三年之间出生的克里克孩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仍然活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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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有三个原住民社群也在霍乱时期进行迁移。在一八三二年九月，沃帕科内塔的秀尼人、渥太华人，以及刘易斯镇的一群塞尼卡人和秀尼人，他们被驱离俄亥俄州西部的家园，总数约八百人。整个行动打从一开始就很混乱。数个月以来，战争部长一直坚持，使用汽轮「进行迁移的计划」是「无法更动的」，即使秀尼人拒绝考虑骑马之外的任何运输选项。年长的妇女特别坚决，表示她们宁愿死在俄亥俄州，跟亲戚葬在一起，也不愿登上汽轮。她们在这件事上头脑相当清楚，说：「反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也不远了，就让我们尽可能省下不必要的痛苦和悲伤吧。」最后，杰克森终于退让了（绰号老山核桃的他鲜少妥协，但在年长的秀尼族妇女坚持不懈的压力下也只能低头），可是迟来的决定，却耽误了出发时间。同样地，虽然失土者要求让他们施打天花疫苗，疫苗却来晚了，显然毫无用处。联邦政府也没有准时发放他们所承诺的毛毯、步枪和金钱。24
一份纪录写到，负责此次行动的官员詹姆斯．加德纳（James Gardiner），他对于自己的官衔自豪到「鼓得像只蟾蜍」，虽然他的名字「一路上遭到讥笑」。爱喝酒的他有一次曾醉醺醺地从马背上摔落，被放在一车玉米上面，以身体呈大字形的状态下运回家。出纳员约翰．连恩（John F. Lane）或许比较清醒，但他的自制力也就这么多，因为据说他涉及「一项确立的敲诈计划」，想要从驱离活动中获利，甚至想出了「出纳助理书记」这个职位给弟弟。二十二岁的连恩是一个自负的年轻小伙子，但他却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因为他跟秀尼人讲了一番「华丽」的演说，敦促他们依循战争部的西迁路线，不要走他们所偏好、更直接的路线。他说，走美国政府的路，「就能在路上看见数个美丽的城镇、美丽的房屋和农场，还有许多白人。」秀尼酋长隔天回到会议上，先是一边正式问候、一边抽烟，接着，向来以说话威严著称的秀尼长者威维利皮（Wayweleapy），他站了起来，转向连恩：「朋友，我们这些酋长都是老男人了……告诉总统，我们不跟小男孩谈事情。」原住民和新住民都哄堂大笑，让连恩备受羞辱，但这也让秀尼人对这位既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也不了解他们任何事的幼齿西点军校毕业生的不满，得以短暂缓和。25
秀尼人坚持，一定要在亡者祭（the Feast of the Dead）之后才能启程，因为在他们的习俗里，离弃一座村庄前，必须举行这个祭典来纪念已逝的亲属。虽然他们被告知要赶快出发，否则将会「冒犯」总统，因为总统「每天都花费大笔金钱，让他们能舒适便利地搬到新家」，但秀尼人却不理会这样的要求，等到「宗教义务」履行了以后，他们就会准备好了。联邦官员在等待期间发放毯子、枪枝和帐篷，并把失土者的土地卖给美国公民。同一时间，秀尼人和塞尼卡人成功让一位被囚禁在州立监狱的族人被释放。26在一八三二年的九月下旬，他们终于从俄亥俄州出发西迁。
难民很快就变成美国公民好奇的对象。他们会造访难民的夜间营地，在卖酒之余，目瞪口呆盯着这些「黄褐色的弟兄」。詹姆斯．加德纳抱怨，这些酒贩是「可怜卑鄙的小人」，并怪他们把「混乱、反叛和分神」带到营地。当时，美国戒酒协会是全国最大的从良团体，因此要谴责这些人很容易。但，那些聚在营地，只为了再看印地安人最后一眼的旁观者，他们也是无耻之徒。他们不是见证者，而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在那里庆祝该地区的原住民在当地消失了。有一次，其中一个难民参与驱赶这些访客的计谋，他用原住民的族语大声发表了一番言论，却被随便翻译成「武装战士很快就会来到营地就定位了」。群众一哄而散。27
才出发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难民刚进入印地安纳州时，身为出纳员的连恩，已经把有限的政府资金花光了，让迁移活动没有办法添购食物、补给品和饲料。在写给卡斯的信中，詹姆斯．加德纳点出了这个荒唐又丢脸的情况，表示过去一个月以来，驱离行动是靠「跟印地安人借的」钱支持下去的。同一时间，詹姆斯．加德纳的书记兼侄子，他在一封卡斯没有看到的信件里坦承，联邦官员过得比之前还好。整个秋天，他经历了美好的天气、「浪漫」又「壮丽」的景致，酒馆账单更是「毫无节制且奢侈地高」。28
十月初，当他们经过印地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时，难民听说霍乱出现在圣路易斯，也就是密西西比河上，那座人口有六千人之多的繁忙河港。圣路易斯的报纸《共和党人》（Republican）建议「保持冷静」、「相信天命」，向读者保证死者仅限于「习惯放荡的人」及「有色人种」。然而，约有两百人（该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三）将死于霍乱。居民纷纷逃离这座城市，联邦官员制止他们进入难民的营地，以免被传播疾病。29渥太华人和沃帕科内塔（Wapakoneta）的秀尼人，他们绕过这个遭到遗弃的河港以及霍乱肆虐的街道后，转而前往北边，在伊利诺伊州的奥顿（Alton）附近跨越密西西比河。之后，他们将从那里朝正西方行进，走到位于今日堪萨斯州的目的地。同一时间，刘易斯镇的秀尼人和塞尼卡人，他们选择绕过圣路易斯的南方，接着朝西南方前进，前往现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东北角。我们不清楚霍乱弧菌是何时袭击渥太华人和沃帕科内塔的秀尼人的。虽然据说有数名孩童在抵达密西西比河之前就死于霍乱、痢疾和其他疾病，但真正的死因并无法确定。十一月五日，在跨越这条大河的几天后，一名渥太华人被发现病倒在路边，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不断哀求要喝水。他至少有撑到隔天，但是另有四人在不久后便死了。一名联邦官员否认病菌正在被驱逐者之间流窜，可是就跟他的同事一样，他的医学知识很少，更别说就算他认出了这个疾病，他也没有理由说实话，这样才能避免造成群众恐慌。难民跨越密苏里州时，害怕的当地居民通通关起门来，只敢从窗户偷看这群疲惫的旅人。这时已到十一月下旬，天空降下冰雪，慈悲地暂停了霍乱弧菌的传播，却也带来不同的难关。发抖的难民在天黑后寒冷的低温下扎营，努力在雪地上寻找可以撑开帐篷和生火的地方。一名官员写到，孩子们在冷冽的天气里「哭得很凄惨」，有些几乎就要冻死。30
沃帕科内塔的秀尼人和渥太华人，在从俄亥俄州启程的七十天后，他们抵达今日堪萨斯州的东部；而刘易斯镇的秀尼人和塞尼卡人，他们则在两周之后抵达印地安领地的东北部（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这些路途上都充满了阻碍：美国政府没有准时送达补给品；酒贩沿路不断跟难民兜售酒精；出纳员用完了经费；霍乱至少袭击了队伍的一部分人；天气变得严寒危险。虽然遇到这么多困难，但也有舒缓（就算不是愉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难民拿出一把提琴，白人、塞尼卡人和秀尼人一起跳舞。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不只一次；还有一次，难民熬夜讲述有趣的故事，协助领导印地安人的官员，他在那天晚上就寝时，对于「印地安人的风趣机智」不禁「开怀大笑」。他说，他们的幽默感「确实很不错」。31
驱离行动结束时，官员表示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但数字呈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九月下旬，约有八百零八人离开俄亥俄州，却只有六百二十六人抵达目的地，人员损耗率超过百分之二十。虽然文献指出，只有少数人死在路上，却没有纪录显示，在路上消失的那一百八十二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发生了什么事。一名官员针对数字上的不一致，只有含糊地提到「路上出现的各种变动」。32我们不知道失踪者是死亡还是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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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的肆虐，并没有戳破原住民是自愿离开家园的这种谎言。东部的许多美国人，他们忙着在原住民的土地进行投机买卖，没时间去管这些土地原本的居民发生了什么事。纵使好奇心和良知迫使他们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也只是告诉自己，美国迁移印地安人是一个人道活动。印地安人如何被迁移、迁移到哪里，这些问题并不会困扰他们。至于，一八三二年美国与索克族之间的战争，许多美国公民都认为索克族游击队发动的攻击，合理化了美国政府歼灭索克族的行动。一名美国的印地安官员详述了索克族的残暴。据说，索克人在战场上挖出美国士兵的心脏、砍断他们的手脚，把美国公民毁伤到「温和的描述难以形容」。他说，白人女子「脚被吊挂起来」，「身体被做了极为令人反感的残暴不雅举动」，而小孩则「被砍成碎片」。他最后表示，美国应该「愤慨地」驱离索克人，「从美国的嘴中把他们吐出」。33
然而，驱离原住民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让美国公民比较难跟自己的形象协调一致了。当索克酋长黑鹰（Black Hawk）在战场上奋斗时，契罗基酋长约翰．罗斯上的是法庭。黑鹰虽然比约翰．罗斯年长一个世代，但他们截然不同的做法，主要是源自成长背景的不同，不是年龄的差异。约翰．罗斯小时候身边都是英语母语者，而且在私人家教的协助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学会英语读写。当约翰．罗斯在练习草写字时，黑鹰则是第一次杀了人，并带着被害者的头皮凯旋回到父亲身边。基于这些不同的童年经历，黑鹰虽然比约翰．罗斯懂得打仗，却不怎么了解美国政治。两人之间的差异持续扩大。一八一六年，约翰．罗斯在年仅二十六岁时，他头一次造访华盛顿市，参与了跟美国总统的协商，但黑鹰却在一八三二年，美国与索克族之间的战争宣告结束，且他已经六十多岁时才这么做。而他即使经历了这趟大开眼界的旅程后，他仍叫美国军官为「战争首领」（他的话翻成英文后的意思）。因此，在驱离危机逼近时，黑鹰会先请教先知、约翰．罗斯会聘请律师，这个差异并不令人意外。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位「无庸置疑地勇猛」，却「凶猛、残酷、复仇心重」的索克酋长，他对美国白人来说，反而是比较让人放心的角色，因为他们对印地安人的期待就是这样——留着莫霍克发型（Mohawk）、戴耳环、生气时会拿起战斧。相形之下，约翰．罗斯则穿着工整的西装背心、燕尾服和蝴蝶领结，他打的是契罗基族人约翰．里奇口中的「智慧战」。34对美国政府来说，约翰．罗斯才是比较不好对付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