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契罗基族对乔治亚州案」模棱两可的裁决之后，约翰．罗斯与沃特开始寻找另一个条件，希望可以厘清契罗基族跟美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最后，乔治亚警卫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这支由约四十人组成的警卫队，是一八三○年州政府所成立，目的是要巡逻契罗基族的领土。但在《契罗基凤凰报》的编辑布迪诺看来，这支警卫队比较像准军事组织，而不是警察，因为它行动时几乎不受法律限制。在一八三一年的夏天，警卫队逮捕了十一个传教士，因为他们违反了州法的规定，而州法要求，只要是居住在契罗基领土内的白人，都应发誓支持捍卫《宪法》及乔治亚州州法。这群传教士在乔治亚州的高等法院审判，并被宣判在州立监狱劳动四年。其中，绝大多数传教士都发誓不再违法，并接受州长的赦免，只有塞缪尔．伍斯特（Samuel Worcester）和埃利祖尔．巴特勒（Elizur Butler）两人除外。州长虽想抢先一步，防止州政府对契罗基人的权威受到法律上的挑战，但是在约翰．罗斯和沃特的引导下，那两位坚持不屈服的传教士，最后仍上诉美国最高法院。由于约翰．罗斯统治的「国内从属国」，并不是「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Worcester v. Georgia）这起案件的当事人，但在这起案件中，最高法院拥有明确的审判权。法院最后的决定，也将涉及把州的主权延伸到契罗基族一事，是否违背美国《宪法》、美国与契罗基族的条约以及美国法律。35
一八三二年的二月下旬，沃特和他的法律伙伴约翰．瑟吉恩特（John Sergeant）在法院上辩护此案。瑟吉恩特坚称契罗基族是「一个国家、一个社群」，并接着说：「在他们的领土之内，他们拥有自治权。」除此之外，他们的权利也获得条约保障，而条约是「国土内的最高法律」，高于乔治亚州的法律。认为条约不算条约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瑟吉恩特的论点并不新颖，因为契罗基人也常常在《契罗基凤凰报》上提到这点，并在一八三○年两份不同的请愿书中，把这个论点上呈给国会。最后，瑟吉恩特引用了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契罗基族对乔治亚州案」中所说的话。马歇尔说过，「印地安部落」是「国内从属国」，处于「未开化的状态」，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就像「受监护人之于监护人」。36但，做为「国内从属国」，他们拥有哪些主权？瑟吉恩特知道马歇尔是同情契罗基人的，因此他现在邀请了这位首席大法官，说明一下他在前一年做出的父权譬喻。
一八三二年三月三日，马歇尔做出了多数大法官一致认同的裁决，他说道：「印地安族向来被视为明确独立的政治群体，保有他们原始的自然权利，自古以来便是毫无争议的土地持有者。」他坦承，他们的「力量较弱」，但即使跟较强的势力往来，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反之，契罗基族拥有自己的领土，而乔治亚州的法律，在契罗基人的领土上没有影响力，乔治亚州的公民若没有得到契罗基人的允许，也无权进入。他宣布，乔治亚州有关契罗基人的法律，是「跟美国的《宪法》、法律和条约相抵触的」。37
契罗基人对这样的裁决表示欢欣鼓舞。一名联邦官员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欢腾、叫声与高呼」，并说：「这件事在印地安人之间大肆传播。」跟约翰．里奇一起在波士顿进行巡回演说的布迪诺，他也贺道：「这个消息棒透了。」他写道：「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下永远解决了。」布迪诺认为，现在是联邦政府和乔治亚州之间的事情了。而约翰．里奇则把这次胜利描述成重生，他写道：「自从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以来，我感到精力大大恢复，彷佛自己是个全新的人，感觉独立自主。」38
「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对契罗基人来说是绝对的胜利，但后果将会如何并不明朗。约翰．里奇表示：「我们就来看看，将各州和联邦连接在一起的那条锁链，是有多强壮。」马歇尔做出这惊人裁决的两天后，总统任期已经结束四年、现在是麻州众议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向议院呈交来自纽约市市民的请愿书，要求国会应藉由保护契罗基族的行为，「强制（州政府）遵守联邦法律」、「维护联邦政府的《宪法》权威」。该请愿书引发激烈的争辩。两年前，以州级法官的身分，判处契罗基人塔瑟尔死刑的乔治亚州众议员奥古斯丁．克莱顿，他对此事表示，「除非乔治亚州变成强风咆哮的荒野」，否则马歇尔的裁决不可能在此执行。他警告，他的州「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把联邦炸得粉身碎骨」。他问，议院是否愿意提供「把联邦变成碎片」的火花？39
克莱顿对纽约请愿书的抨击，目的是为了维护蓄奴主的特权，只是掩饰得很差。他为其他众议员概述了，如果契罗基族独立，将会为深南部带来哪些可怕影响：他描述了，有一个白人跟契罗基人租了一匹马，却不小心骑到比约定还要远的地方。契罗基人说他偷窃，把他吊在树上鞭打五十下，让他不断求饶。克莱顿控诉道：「那些野蛮人完全无法讲理。」他还警告，若不将乔治亚州的主权延伸到原住民，类似的事件只会增加。40
然而，克莱顿所举的例子，事实上跟他说的不一样。被指控的那位偷马贼，是有在契罗基领土、于契罗基陪审团面前进行审判后，才按照契罗基族的法律进行判决和惩罚。草率的判决和任意的惩罚，事实上是乔治亚州具备的正字标记，而不是契罗基领土的。例如，「极为野蛮」的托马斯．史蒂文斯（Thomas Stevens），他曾严厉鞭打约翰．布朗（John Brown）无数次，罪过是？史蒂文斯是一个白人庄园主，近日买下约翰．布朗，并强制将这个男孩跟他的父母分开，而史蒂文斯很不满这个新奴隶在棉花田劳动时办事不力。有一次，史蒂文斯因为约翰．布朗拿钥匙拿得不够快，差点将他打死。约翰．布朗之所以得救，是因为邻近的庄园主骑马过来，宣布「一群黑人」刚从弗吉尼亚州抵达，史蒂文斯才因此放下鞭子，赶忙去「挑选奴隶」。还有一次，约翰．布朗蹲着修理坏掉的犁时，史蒂文斯用尽全力朝他两眼之间踢了下去，害他鼻梁断裂、一只眼睛移位，视力永久受损。约翰．布朗回忆，蓄奴主「对我非常野蛮，我以前看到他就怕」。更可怕的大概是，附近的医生被允许在约翰．布朗身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包括将他暴露在极端的温度下（测量中暑的状况）、放血（目的不明）、制造切口（了解皮肤色素沉淀的深度）等。这些事让他痛苦地表示：「我无法多想。」41
然而，克莱顿和其他庄园主并不在意这些罪行，因为在他们心里，乔治亚州延伸主权，是要确保白人统治他人的权利，不是为了保障比白人卑下的人的权利。「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反而促成了白人至上主义的行为代理人凝聚。约翰．罗斯和其他契罗基人，他们紧张地看着在他们身边茁壮、腐蚀了他们社群的奴隶社会（因为这些人自己现在也有庄园），看着蓄奴主如何谴责伍斯特案的裁决，以及看着他们谴责的激烈程度，就跟捍卫奴隶制一样。在离约翰．布朗被凶残对待的地点不远的琼斯县（Jones County，位于乔治亚州中部），白人坚称法院的判决有损「联邦的永存」。这种急迫的威胁，在接下来几年将再三出现在其他人的口中，类似的宣言也在该州各处响起。在亚特兰大东边七十五英里的塔利亚费罗县（Taliaferro County），当地的白人说，马歇尔的意见「明显危险地侵害了权利」。他们声称：「乔治亚州向来有权利，让每一个阶级的人口隶属在其法律之下。」在奥古斯塔（Augusta）南边的伯克县（Burke County），白人坚决捍卫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对抗最高法院「武断越权」的行径。至于接壤契罗基领土的格威纳特县（Gwinnett County），那里的公民忿忿不平地抱怨北方人插手「当地事务」，在两个「麻烦」的人口——印地安人和奴隶——的事情上诋毁他们。他们说，马歇尔的裁决，「对乔治亚州的人民不具约束力」，誓言他们会支持州政府「击退所有侵犯他们管辖权的人」。42
约翰．罗斯遭到了自称盟友的人所提出的建言围攻，力促他签署同意驱离的条约。一名联邦官员表示，契罗基人的情况变得「很危险」，他很高兴这些长久的居民很快就会被迫西迁。有少数人已经登记成为被驱逐者，美国政府找了白人志愿者包围他们的临时营地，防止他们在出发前逃跑。在「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中，跟多数人意见一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麦克里恩，他捎来了一封信，声称自己因为「深深挂念」契罗基人的兴荣，建议他们西迁。他写道，在《一八○二年贸易往来法》中，的确禁止美国公民跨入印地安领地，但是由于契罗基人的土地属于公有地，个别的契罗基人不能以非法入侵为由，将入侵者告上法庭。契罗基族也不可以集体采取法律行动。如同一八三一年的「契罗基族对乔治亚州案」所清楚说明的，该族在最高法院面前，没有做为外国的当事人适格。大法官麦克里恩解释：「针对任何你们可能拥有的权利，美国法院具有审判权的例子非常少。」「你们可以判定，补救办法对你们的族群有多不适宜，但那只局限于极少数跟个人权利有关的案件，且起诉费用非常高昂。」无论他的动机为何，麦克里恩的法律论点并没有错，因为普遍认为权利法案只限制了联邦政府的行动，不会限制到各个州。大部分的法学家都同意，乔治亚州可以自由迫害非裔美国人和原住民，且不用受到惩罚。43
曾经在乔治亚州担任伍斯特律师的伊莱沙．切斯特（Elisha Chester），他也提供了自己的建议给约翰．罗斯，警告他「恶魔……每个小时都在增加」。切斯特告诉这位契罗基酋长，他的族人在现在这里「不会有任何得以宽心的可能」。但，他并不是公正无私的旁观者。这位律师在代表契罗基族后，无耻地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特务。他建议战争部长卡斯，不要让契罗基人逮到机会，可以从包围他们的「紧迫恶魔」之中松一口气。44
在一八三二年的秋天，契罗基人遭遇的麻烦又增加了。在一八三一年的十二月，州议会授权侵占契罗基人的土地之后，勘查员便开始在契罗基领土各处划分家族农场、分割原住民村庄。在一八三二年九月，他们完成了勘查。现在，任何乔治亚州的公民，只要是白人且不是契罗基国度的居民，他们都能以极少的金额买下一张彩券，且有机会获得一块契罗基家园。接着，乔治亚州的官员浮夸地从大型旋转筒之中随机抽出彩券，公布五万三千名幸运赢家的名字。拿着票根的幸运得主，群起涌入契罗基人的领土领奖，必要时就拿鞭子赶走原本的居民。45乔治亚州用这个方法，把超过四百二十八万英亩的契罗基土地分送出去。
在一八三二年下旬，当「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命悬一线之时，乔治亚州的政客收到了一份礼物。在一连串迫使蓄奴主站出来的紧张事件驱使之下，废法运动（Nullification movement）在南卡罗来纳州达到颠峰。一八三一年一月，威廉．葛里森发行了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The Liberator）。八个月后，奈特．杜纳在弗吉尼亚州的南安普敦县组织奴隶起义。不久后，弗吉尼亚州的州议会决定正视废奴议题。另外，国会也再次争辩是否要资助美国殖民协会。奴隶制备受攻击，促使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人物，转而坚持自己有权利废止可能挑战到他们统治权的国家法律（即废法运动）。他们之所以会发出抗议，最直接的起因是联邦政府征收了一项关税，但是废法运动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免税的生铁、屋瓦和羊毛制品能为当地省下多少钱（虽然这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而在于他们是否能放心地知道，蓄奴主所拥有的人类资产，可以由他们自己不受到质疑地掌控——也就是说，那些总值将近七亿美元、在南方做牛做马的逾两百万名奴隶，是否仍可由蓄奴主完全控制。有了废法的权利，这个地区的「家庭制度」（domestick institutions，约翰．卡尔宏形容奴隶制的词汇），将永不会受到北方疯人幻想出来的「殖民等计划」所威胁。46
如果乔治亚州加入南卡罗来纳州的废法运动，进而藉此对抗「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和联邦关税，联邦的完整性将会发生危险。政治人物悄悄地在幕后，将两个州追求的不同目标分离了。荷兰归正教会传道会（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的会长，同时也是纽约市最有钱的富人之一的史蒂芬．伦塞勒（Stephen Van Rensselaer），他直接跟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求伍斯特和巴特勒的传教组织，说服两人在这场法律战役输给乔治亚州。同时，乔治亚州州长则强烈希望能赦免两位传教士。这一招非常成功。在一八三三年的二月，两位传教士屈服了，他们写信给州长兰普金，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赦免，相对地，乔治亚州则回绝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邀请，拒绝加入废法运动。47
到了一八三三年的春天，杰克森显然是不打算实行最高法院的裁决了。因此，布迪诺、约翰．里奇和数名原住民酋长，他们因为对契罗基人在东部的未来感到绝望，便开始催促族人跟美国签订条约。虽然他们至今仍被指控背叛了契罗基族，但是他们的屈服，并没有证明他们不够正直，而是证实了这个族群面对的迫害有多难打破。然而，约翰．罗斯依然坚定。他激励道：「就让我们继续耐心地忍受迫害，把信任交给良善天意的指引。」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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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三二年三月下旬召开的一场公共会议里，乔治亚州哥伦布（Columbus）的市民，他们委任了一个由「卓越性格与中庸」的男性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文件，是针对「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所发表的对立宣言。
《哥伦布调查员》（Columbus Enquirer）写道：「在关于乔治亚州核心利益的这件事情上，很幸运的是，其公民完全同心一致。」因为，「这个时期的精神，需要统一的意见和统一的行动。」哥伦布才创建四年，这座城市位于查特胡奇河（Chattahoochee River）的瀑布在线，当汽轮从阿帕拉齐科拉（Apalachicola）和墨西哥湾往上游航行时，哥伦布便是汽轮所能抵达的最北点。推崇这座城市的人，他们推断这里将能支配国内贸易，但他们的希望之后将因铁路出现而破灭，因为铁路会直接把棉花运到大西洋岸，绕过这座河港。等到马歇尔做出裁决的时候，哥伦布的人口已达一千八百人，其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奴隶。当地报纸高呼：「做得好，哥伦布！四年前是狂风呼啸的荒野，现在成了漂亮的城镇。」这条河当时还没受到污水和棉花田的径流所污染，春天时，克里克人仍会使用由一条条树皮制成的渔网，在此捕西鲱。克里克人常常数百人、有时甚至数千人一起造访这座城镇，使城镇的人口倍增，但是一个早期居民记得，他们不被允许在乔治亚州的这一边过夜。一位哥伦布的居民得意地说，没有任何南方的内陆城镇比这里进步得「还快」。然而，哥伦布显赫的居民数量，若以全国的标准来看其实并不算什么，针对「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所起草宣言的委员会，其实也只是由拥有无限野心与狭隘观点的小镇商人和当地政客所组成，而伊莱．赛欧特（Eli Shorter）是其中一员并不叫人意外。49
一位十分仰慕赛欧特的传记作家，他便写道：「在乔治亚州自傲的知识分子当中……没有人能做出比可敬的赛欧特更威严、更透明、更强而有力又精妙的分析。」在一七九二年，赛欧特诞生于乔治亚州，五岁时便成为孤儿、身无分文。因为哥哥花钱让他接受教育，他后来成了一名律师，且因擅长追债而致富，更成功当选了州立高等法院的法官，之后又因性爱绯闻而请辞。但，他没有就此隐退，而是「像狮子甩掉鬃毛上的露水那样甩掉难关」。他的传记作家表示，这个夸大的意象——赛欧特自己的形象——「简直跟拿破仑相称」。50
无论他有哪些特质，蕴含讽刺的幽默感显然并不在其中。委员会针对「伍斯特对乔治亚州案」所做出的宣言，在开头便点出「自由之人最珍视的利益、最神圣的权利」（也就是自治），遭到了威胁。接着，文中提到，最高法院的裁决应该受到尊重没错，但其裁决却剥夺了一个州「为了自治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和捍卫」主权，将是「人民的责任」。摆在乔治亚州公民面前的选择十分严峻：像奴隶一样臣服；或是奋起抵抗，捍卫自己的自由。委员会表示，他们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自由，肯定也会将自由流传给子女。赛欧特和其他的委员会成员似乎没想过，其实原住民族更有权利捍卫自己的自治。克里克人在写给国会的请愿书中说到，他们的父亲「原本可以无拘无束行走」，现在却被「包夹」、「沦为奴隶」。51
赛欧特常常以一副高尚和自怜的样子来表达抗议，但他却看不出其中的讽刺。他控诉引发废法运动的关税，是「迫害与劫掠的体制」。这位拥有十七名奴隶的蓄奴主表示，投降就等于是「把我们的脖子，温顺地送进迫害者那会擦伤人的牛轭之中」。几年后，他在攸关原住民利益的事情上，又反对允许他们作证，他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他问，原住民怎么能相信？他很恼怒联邦政府接受了「印地安人赤裸裸的声明」。他恳求地说：「我们做了什么，要被剥夺国家法律所给予的保护？」他此番言论，是在暗示战争部长卡斯：「我们（白人）可能很不幸地，受到您根深蒂固的偏见。」然而，克里克人当然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很多遍了。以赛欧特的话来说，仿效并不是被抬举。无论是发自内心或者极度虚伪，殖民者和蓄奴主都坚称他「很谨慎地在留意他人的权利」。52
简言之，赛欧特自以为是和忿忿不平的表现，就跟大部分南方的菁英白人一样毫无耻度。他特别自以为是地认为，查特胡奇河对岸的原住民土地应该是他的，甚至因为克里克人还住在上面，而感到非常愤怒。他和其他野心勃勃的乔治亚人，他们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克里克族丰饶的土地，开始着手驱赶该地区长久以来的居民。
1 Kerry A. Trask, Black Hawk: The Battle for the Heart of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32.
2 John A. Walthall, Galena and Aboriginal Trade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Illinois State Museum Scientific Papers, vol. 17 (Springfield: Illinois State Museum, 1981), 12; Lucy Eldersveld Murphy, Gathering of Rivers: Indians, Métis, and Mining in the Western Great Lakes, 1737- 183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97, 102, 105, 117.
3 Alexander Macomb to Henry Atkinson, May 5, 1832, The Black Hawk War, 1831-32 (Springfield: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Library), vol. 2, 1:351; Alfred A. Cave, Sharp Knife: Andrew Jackso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s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7), 133-34; Patrick J. Jung, The Black Hawk War of 1832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7), 70- 72; George Rollie Adams, General William S. Harney: Prince of Dragoo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37- 42.
4 《加利纳人》的编辑实践了自己的倡议，曾加入义勇军，割下好几个印地安人的头皮，之后放在家中展示。Murphy, Gathering of Rivers, 162- 65; Jung, The Black Hawk War of 1832, 89, 149- 51; Lewis Cass to William Clark, Black Hawk War, 1831- 32, vol. 2, 1:405; Trask, Black Hawk, 262.
5 Jung, Black Hawk War of 1832, 79, 98- 100, 115, 127; Jackson’s endorsement of John Robb to Andrew Jackson, June 12, 1832, PAJ (“must be chastised”).
6 “Asiatic Cholera Pandemic of 1826- 37,” George Childs Kohn, ed., Encyclopedia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8), 15; G.F. Pyle, “The Diffusion of Choler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eographical Analysis 1 (1969): 59- 75; J.S. Chambers, The Conquest of Cholera: America’s Greatest Scourge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86- 88.
7 Chambers, Conquest of Cholera, 95; David A. Sack et al., “Cholera,” Lancet 363 (Jan. 17, 2004): 223- 33.
8 “The Cholera Epidemic of 1873 in the United States,” 43rd Cong., 2nd sess., H. Ex. Doc. 95, pp. 572- 76 (“paper barrier” and “brought disease”); Chambers, Conquest of Cholera, 90, 94, 97, 577; Charles E. Rosenberg, The 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 (196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74- 79; Trask, Black Hawk, 275.
9 有些温尼巴哥人、帕塔瓦米人和美浓米尼人基于各自的策略原因协助美国打仗，请参见：John W. Hall, Uncommon Defense: Indian Allies in the Black Hawk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rask, Black Hawk, 270- 71, 277 (“extracted”), 282- 89 (“work of death” on 284); Jung, The Black Hawk War of 1832, 172; Hall, Uncommon Defense, 195- 205.
10 “Indian War,” Baltimore Gazette and Daily Advertiser (Baltimore, Md.), June 18, 1832, 2 (“dispassionate”); Commercial Advertiser (New York, N.Y.), Aug. 17, 1832, 2 (“in the injustice”).
11 The Cholera Epidemic of 1873 in the United States,” 43rd Cong., 2nd sess., H. Ex. Doc. 95, p. 577. Ramon Powers and James N. Leiker, “Cholera among the Plains Indians: Percep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29, no. 3 (Autumn 1998): 320- 21, 331- 33; Chambers, Conquest of Cholera, 102- 3.
12 J. Brown to George Gibson, Apr. 20, 1832, CSE, 1:443- 44.
13 “An Act, to amend an act entitled, ‘an act further to define and carry into effect the act to extend the laws of this state over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the persons called Indians, in this state,’ ” Dec. 9, 1831,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Embracing All Acts of a Public Nature from January Session, 1824, to January Session 1838, Inclusive (Baltimore, 1838), 358; William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Sept. 1, 1832, CSE, 1:376- 78; Journal of William S. Colquhoun, Sept. 13, 1832 to Dec. 20,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William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Sept. 10, 1832, CSE, 1:378- 79; F.W.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Oct. 28, 1832, CSE, 1:391; F.W.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Oct. 21, 1832, CSE, 1:388- 89 (quotations).
14 Journal of William S. Colquhoun, Sept. 13, 1832 to Dec. 20,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15 A.S. Langham to George Gibson, Nov. 8, 1832, CSE, 1:737- 38; William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Nov. 10, 1832, CSE, 1:398- 99; F.W.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Nov. 21, 1832, CSE, 1:400 (“Scarce a boat”); Roads 51 (1833), Civil Works Map File, RG 77, NACP; Roads 1 (Dec. 10, 1827), Civil Works Map File, RG 77, NACP; William Howard to J.J. Abert, May 3, 1834, 23rd Cong., 2nd sess., H.Doc. 83, serial 445, pp. 1- 14.
16 William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Nov. 10, 1832, CSE, 1:398 (“cholera times”); Journal of J.P. Simonton, Nov. 16, 1832 to Dec. 19,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sheer want” and “Having received”); Journal of J. Van Horne, Nov. 2, 1832 to Dec. 18,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old, lame”).
17 Journal of J. Van Horne, Nov. 2, 1832 to Dec. 18,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18 George Strother Gaines to Anthony Winston Willard, Aug. 8, 1857, in Gaines, Reminiscences of George Strother Gaines: Pioneer and Statesman of Early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ed. James P. Pat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8), 123 (“pet”), 124 (“useless agencies”); Carolyn Thomas Foreman, “The Armstrongs of Indian Territory,” Chronicles of Oklahoma 30, no. 4 (1952): 294 (“talked loudly”); Lieut. Montgomery to F.W. Armstrong, Mar. 22, 1833, reel 3, IRW (“spoiled” and “largely economised”); F.W.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Mar. 31, 1833, reel 3, IRW; Journal of William S. Colquhoun, Sept. 13, 1832 to Dec. 20,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naked”); F.W. Armstrong to Lewis Cass, Nov. 21, 1832, reel 2, IRW (“tyrant and cruel” and “outrageous”).
19 Copy of Lieut. J.A. Phillips’ Journal, Nov. 14, 1832 to Dec. 9,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20 A.S. Langham to George Gibson, Nov. 8, 1832, CSE, 1:737- 38; Journal of J.P. Simonton, Nov. 16, 1832 to Dec. 19,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suffered dreadfully”); F.W. Armstrong to George Gibson, Dec. 2, 1832, CSE, 1:401- 2 (“We have been”); Journal of J. Van Horne, Nov. 2, 1832 to Dec. 18, 1832, CGLR, box 6, Choctaw, 1833, NA.
21 Isaac McCoy to the Commissioners West, Oct. 15, 1832, CSE, 3:497 (“the path”); G.J. Rains to George Gibson, Apr. 5, 1833, CSE, 1:841- 42 (“except by age”); G.J. Rains to George Gibson, June 10, 1833, CSE, 1:831; J.H. Hook to G.J. Rains, May 6, 1833, CSE, 1:255 (“much to be lamented”).
22 G.J. Rains to George Gibson, June 19, 1833, CSE, 1:845; F.W. Armstrong to Elbert Herring, Sept. 20, 1833, LR, OIA, reel 170, M- 234, NA (“Will the Government”); F.W. Armstrong to Elbert Herring, Nov. 8, 1833, LR, OIA, reel 170, M- 234, NA; George Gibson to G.J. Rains, Jan. 21, 1834, CGLS, vol. 2, p. 141, NA (“This is a disagreeable”); G.J. Rains to George Gibson, Apr. 18, 1834 to Dec. 18, 1832, CGLR, box 7, Choctaw, 1834, NA (“let to starve”).
23 G.J. Rains to George Gibson, Nov. 4, 1833, CSE, 1:851; John Campbell to Elbert Herring, Nov. 20, 1833, CSE, 4:722.
24 George Gibson to J.B. Gardiner, June 28, 1832, CSE, 1:102 (“the plan of removal”); Daniel Dunihue, “Journal of Occurrences,” Aug. 21, 1832, Conner Prairie Museum Archives, Fishers, Indiana (“It will [be] but a short time”); George Gibson to J.B. Gardiner, Sept. 1, 1832, CSE, 1:153; James B. Gardiner to Lewis Cass, Feb. 25, 1833, CSE, 4:113.
25 J.F. Lane to George Gibson, Sept. 25, 1832, CSE, 1:730; J.J. Abert to George Gibson, Oct. 2, 1832, CSE, 1:384 (“swelled”); Carl Wittke, ed.,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Ohio (Columbus: Ohio Stat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1941), 3:36; James B. Gardiner to George Gibson, Oct. 8, 1832, CSE, 1:706 (“settled plan”); Daniel R. Dunihue to Alexander R. Dunihue, Sept. 11, 1832, “Removal of Indians from Ohio: Dunihue Correspondence of 1832,”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35, no. 4 (Dec. 1939): 419; J.B. Gardiner to Daniel R. Dunihue, July 28, 1832, “Removal of Indians from Ohio,” 414 (“flowery”); Henry Harvey, History of the Shawnee Indians, From the Year 1681 to 1854, Inclusive (Cincinnati, 1855), 227- 28 (“they would get to see” and “My friend”).
26 Daniel Dunihue, Diary, Sept. 2, 5, and 13, 1832, Conner Prairie Museum Archives, Fishers, Indiana; Stephen Warren, The Worlds the Shawnees Made: Migration and Violence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200- 201; “Journal of John Shelby,” A Sorrowful Journey, ed. Randall L. Buchman (Defiance, Ohio: Defiance College Press, 2007), 15- 16 (“offe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