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三五年从南方返家后，比尔斯跟纽约的商业领袖，他们在曼哈顿下城的市政厅公园一起主持了一场公共会议。他们拟定一项决议，谴责促使「暴力和分裂」的废奴主义者和反奴隶制协会（Anti-Slavery Society）。在这项决议里，这些深陷在奴隶经济之中的银行家和商人，他们对奴隶制进行了不愠不火的谴责，为庄园主发表迂回复杂但坚定的辩护。他们说，他们对奴隶制的存在深感遗憾，但否认这「一定就是不道德的犯罪行为」。他们说，不是所有的蓄奴主「都同样有罪」，更将因为继承而得到奴隶的人，和透过「自愿行为」得到奴隶的人区分开来。决议的论点变得越来越薄弱，最后来到一个没有说服力的结论。他们主张，蓄奴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就算任一方都没有错、即使双方都不情愿」，从属关系仍有可能存在，「而且可能在双方身上施加特殊的义务」。22谴责奴隶制却又不谴责蓄奴的行为，这种笨拙的花招是南方庄园主常用的手法，因此纽约那些把资本投注在奴隶经济的银行家和商人，他们会加以运用实在不让人意外。
当他们把焦点转移到南方数百万英亩的原住民土地时，这个从源头钻取利益的能力，自是不可或缺。纽约和波士顿在一八三○年代虽然都是反驱离运动的中心，但既然有机会可以投资原住民的失土活动，华尔街和州街（State Street）的金融家当然要把握机会，因此他们显然对当地群众反对联邦政策的抗议声浪不为所动。这些北方人相当于南方的庄园主，虽然一方实行奴隶制、一方从事投资，两者都同样不在乎原住民和将取代他们的奴隶的命运。
在被迫失根后，一位匿名的乔克托人用诗词写下他的经历，捕捉了许多受害者凄苦的感受。诗词的主题是失土。作者写到，美国白人有一个梦：
跟新钱币一样闪亮的白日梦，
哎呀，这梦确实跟金钱有关！
不是跟印地安人有关，而是
跟这个梦会毁灭的他们有关。23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比尔斯浏览一份又一份土地列表，记录了他从原住民农夫手里买到的数千块土地（镇区二、范围四、地段二十三；镇区二、范围四、地段二十七；镇区二、范围四、地段二十八；镇区三、范围四、地段十三等）时，他现存的通信内容里，已经完全没有提及那些土地原本的持有者，连带过也没有。一切关于原住民的事，「这个梦（都将）会毁灭」。
● ● ●
假如将驱赶原住民以及改造他们的土地所需要的庞大资本，比喻成两条不同的溪流，那么从纽约延伸到伦敦的金融家所组成的网络，便负责为这些溪流供水。为第一条供水的是位于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银行业，为了资助土地、奴隶、骡子、犁和种子的购买，而快速成长中；第二条则是数家为了将原住民农夫赶出保留地而创立的合股公司。比尔斯两条溪流都有投资。
一八三○年二月，在州政府并吞乔克托和契卡索领土的两天前，密西西比州大会投票决议，要发照给一间银行，并发行两百万美元的债券以提供营运资本，「赋予农业劳动刺激与活力；赋予商业动力；赋予我们的土地更多价值」——换句话说，就是赞助改造新得到之土地。比尔斯跟国内数个领先的金融家合伙买下整个债券，并在伦敦把密西西比州的债券卖了至少三十八万八千美元。24
同样地，在亚拉巴马州，关于州的资本讲的永远都是「棉花、黑奴、土地和金钱」。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三个不同的法案中，州大会代表亚拉巴马州银行发行了三百五十万美元的债券。州长、该州的财政部长和银行总裁，他们在写给比尔斯的信中表示，「针对印地安人广大土地的持有权」近日已被撤销，农业与商业将会大幅成长。受委托将债券卖掉的专员附上了自己的评语，预测一旦拥有了克里克人和乔克托人的土地，从莫比尔（Mobile）输出的棉花在接下来五年，每年都将增加百分之二十，在一八三八年将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万磅，但这个数字占了美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七，简直是乐观到可笑。他还说，假如契罗基人也被驱离，棉花输出会增加更多。25
除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亚拉巴马州的官员也把目光放在欧洲的投资者身上。在写信给伦敦的霸菱兄弟（Baring Brothers）时，他们直接把矛头转向「贵国的有钱人」。他们写道：「就像所有刚创立的州，我们的有钱人很少，十分需要资本。」最后，J．D．比尔斯股份有限公司（J.D. Beers and Co.），并和它在伦敦的伙伴托马斯．威尔森股份有限公司（Thomas Wilson and Co.）一起买下了整个债券，完成亚拉巴马州有史以来第一笔数百万美元的债券出售，同时也是欧洲有史以来的第一笔债券购入。一个伦敦的证券经纪人，他写信给将美国证券放在西班牙和德国私人投资客手中的金融家，并兴奋地告诉这个金融家新的投资机会。在英国，投资者在一八三三年，以超过面值百分之四到十的价格购买债券，资助亚拉巴马州将原住民农场改造成棉花田。26
金融家购买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债券，是希望从原住民土地的改造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成长中获得利益，而他们投资合股公司则有更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直接在原住民的土地上进行投机活动。比尔斯的投资机会来自一封信，是由亚拉巴马州一位爱耍计谋的庄园主、制造商兼政治家戴维．哈伯德（David Hubbard）所写成。哈伯德得知，有一块可以用每英亩一点五六美元的价格，从契卡索人手中购买的两百四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他吹嘘「我们的地段，位处于全美最有价值的棉花地上」，并预测地价很快就会「以其他新土地的聚落所不曾有过的速度」上涨。现在只差成交所需的资本了。他用获取「巨大利润」的可能性诱惑比尔斯，说这将是「你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棒的投机买卖」。他催促他不要犹豫，因为其他投机者已经要把这块土地买光了，来自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富裕庄园主，也「汹涌而来」要得到这块地产。一八三五年三月，刚跟妻子从南方之旅回来的比尔斯，他马上跟其他六名投资者一同创立了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New York and Mississippi Land Company）。27
比尔斯的公司，是在华尔街和州街创立的数家相似公司的其中一间。这些公司的名称通常取得很直接，会点出金融资本的来源和投资的目标。除了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还有波士顿与密西西比棉花土地公司（Boston and Mississippi Cotton Land Company）、波士顿与纽约契卡索土地公司（Boston and New York Chickasaw Land Company）、纽约密西西比与阿肯色土地公司（New York, Mississippi, and Arkansas Land Company）、美国土地公司（American Land Company）、契卡索土地公司（Chickasaw Land Company）、阿帕拉齐科拉土地公司（Apalachicola Land Company）和佛罗里达半岛土地公司（Florida Peninsula Land Company），而其中，最后这两间把目标放在佛罗里达领地内的塞米诺尔族土地。公司董事会都是由显赫的银行家所组成，创造出触及纽约和波士顿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紧密投资网络。举例来说，波士顿与密西西比棉花土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就有富尔顿银行（Fulton Bank）、招商银行（Merchants' Bank）和商业海上保险公司（Mercantile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的总裁。这些人也在海洋保险公司（Ocean Insurance Company）、制造商保险公司（Manufacturers' Insurance Company）、翠蒙火灾和海上保险公司（Tremont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 Company）及萨福克银行（Suffolk Bank）担任董事。28
这些土地公司是集结资本的媒介，可以挤掉竞争对手，并有效地将被驱离者跟他们的土地分开。资本额有十三万美元的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很快地就将股份增加到三十三万两千美元，接着又提高到五十万美元。美国土地公司和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肯色及密苏里土地公司，都各有一百万美元的资本额。据称，有一间公司的专员，他到南方遍寻出资者认购发行量高达四百万美元的股票。这惊人的金额当然是夸大了，但是鼓励认股的理由却很正确：「牺牲可怜的原住民」以便垄断这个地区。若把这些资本额的数据放在更广大的脉络下观看，在一八二○到一八三六年间获发执照的四千家公司当中，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排名为前百分之十，而那两家资本额一百万美元的土地公司，则名列前百分之四。29
在一八三五年三月，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雇用了一个可信任的金融家约翰．波顿（John Bolton），把他调到密西西比州负责监管公司的投资。约翰．波顿前往南方，在大雨和淹水的沼泽之中，他完成了令人筋疲力竭的旅程，最后终于抵达位于今天密西西比州北部的庞托托克（Pontotoc）。这座新兴城镇，近期以契卡索领土内的一间酒馆为中心发展出来，住着想要快速致富的投机者、律师和商人。这位纽约客对庞托托克的印象不怎么好。他简陋的住处是一间装有木烟囱的小木屋，里面的摆设包括充当桌子的箱子，以及用稻草铺成的床。玉米面包、奶油、牛奶和培根虽然美味，但他抱怨咖啡「蛮苦的」。此外，他是在六月写下纪录的，那时的天气「真的很热」。30
不过，那里的土地棒呆了。约翰．波顿在亚拉巴马州跟哈伯德的妻子碰面时，对方向他承诺「利润会很庞大」，他完全看得出来。他说，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有人来拓居，包括「富有的庄园主和他的一帮黑奴，还有仰赖自己和家人进行劳动的那些人」。约翰．波顿预测，这个地区的棉花产量，很快就会超越其他地方最好的棉花田的产量。「极为肥沃的黑色」土壤，让他十分震惊，他说他「从不曾看过这么大一块的优越土地」。那些证实该地区肥沃程度的硬木，长得十分巨大，包括树干直径达五英尺的老橡树。约翰．波顿不仅呼吁要投入更多资本在这里，也将自己最初投资的一万美元提高一倍。31
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和契卡索人虽然在不一样的地形上进行农耕，像是河谷、丘陵和开阔的草原地带，但是毫不意外地，他们也都偏好美国投机者和庄园主也喜欢的肥沃地区。事实上，这里有一些惊人的连贯聚落模式，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跨越了许多不同的文化。「黑色草原」（Black Prairie，又称黑土带）这个地区，尤其引起入侵者的注意。那是一长条肥沃的黑土地带，穿过了克里克、乔克托和契卡索族的领土。约翰．波顿发现那里散落很多牡蛎壳，有一个甚至大到可以盛装将近一公升的水。这些都是两千三百万到一亿四千五百万年前，在白垩纪和古近纪时期海洋覆盖这个地区后，所遗留下的化石遗迹。32这里的土壤钙含量高，之后将为庄园主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棉花特别需要吸收大量的钙做为营养。
吸引庄园主前来南方的原住民地区的原因，不只有地理因素。如同他们自己承认的，他们在前几十年已让乔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濒临枯竭。现在，他们可以用密西西比州「新鲜肥沃的土壤交换贫瘠耗竭的土地」。哈伯德向比尔斯保证，「乔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那些枯竭地区的棉花庄园主，非常渴望得到」原住民的土地。等交换土地的时候到了，投机者也使用了同样的话术。赛欧特在《哥伦布调查员》的版面上宣传：「我们很有自信地推荐棉花的种植者舍弃自己枯竭的土地，及早为自己买下家园，以免新国度的最后一块地被人买走后定居下来。」33
大量证据证明，原住民种植玉米也是在耗竭他们的土地，但他们跟美国公民有三个相异点。第一个相异点纯粹跟数字有关，因为原住民人数较少，他们给土地的压力自然较小；第二，大部分的原住民农夫，没有从事如同种植棉花的集约农业。跟原住民族积极种植的桃子和苹果不同，棉花属于全球市场的作物，每个种植者尽可能地努力生产越多棉花越好，需要时用上奴隶劳工，好将收成以最高的市价卖出，而贩卖的目的全都是为了买更多土地和奴隶。不用说，这样的做法对土地或奴隶都不好。此外，这也有很高的风险。国际价格的起伏，可能使农夫耕种的作物变成一文不值，无论产量多好也养不起一家子。除此之外，单一作物种植也让农家容易受到干旱、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只有极度有勇无谋或贪得无餍的原住民农夫，才会把财富赌在这种作物上；第三，虽然有些土地对美国庄园主而言是荒地的地带，对原住民农夫来说却是珍贵的资源。森林与草原、农地和树林之间的畸零地和以前的田地，不仅是猎物的栖息地，也会生长黑莓、桑葚、柿子等有用处的植物。天然采集的植物占了原住民饮食很大的一部分，从乔克托人为夏季月份取的名称就能看出：桑葚月（hash bihi）、黑莓月（hash bissa）及擦树月（hash kafi）。黑色草原夏天时盛产野莓，并在原住民于秋季把草烧了之后，长出大量野菇（约翰．波顿因为无法抵抗野莓的诱惑，有一次吃了太多，出现「胆汁方面的病症」）。34原住民农夫保留了多元的地貌，美国的种植者却派奴隶整地、耕地、全部撒上棉花籽。
将黑色草原改造成栽种单一作物的农地，并将长久居住于此的居民赶走，这些行为并没有让投机者感到困扰。一群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Natchez）集会时，贺道：「文明的曙光，现在在那里的地平在线散发光芒。」他们对原住民的命运就没这么乐观了，但他们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状况中最好的一个，人人都能是赢家。他们闪烁其词地说：「倘若有办法文明化，在新家等待着印地安人的，将是多么光荣的命运。」有利可图的前景胜过了一切。一个对此事充满热忱的人，告诉从他州前来投资的投资客，契卡索族的土地是「全世界最棒的棉花地」。约翰．波顿在庞托托克看见了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庄园主，带着一千五百个奴隶准备前往原住民的土地时，不禁感到兴奋不已。约翰．波顿这位蓄奴主夸说，把卡罗来纳的土地卖掉后，庄园主们很快就会再带一万个奴隶抵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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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投机者和庄园主殷切期盼着，太阳在无穷无尽由数万奴隶耕作的棉花田上方升起的那天，原住民则尽力延误这病态文明愿景的到来。乔克托诗人写到，投机事业出乎意料地「艰困」。他仿效那些一边蓄奴、驱赶原住民，又一边宣扬自由主义的白人的口吻，说「印地安人」因为「动身速度极慢」，给殖民者的「自由」重重「击了一记」。事实上，根据条约所说，乔克托人和克里克人根本不必离开（反之，契卡索人必须卖掉他们被分配到的土地才行）。有好几千个乔克托和克里克农夫表示，他们打算留在东部的家园，成为州的公民。克里克族的尼哈．米柯，他为原住民留在南部的决定提出了一个解释，说他们「年迈的父母」恳求他们「留在生育我们、埋葬亲属骨头的土地上，这样当他们死了以后，彼此的骨灰就能混合在一起。」尤霍罗也证实了这点：「我们的族人仍痛恨要跟一切重要事物——也就是亲戚的坟墓——分开的这个概念。」一个自私的乔治亚人对他们的感伤表示嗤之以鼻。他写到，克里克人的代表说，「他们要死在祖先的坟冢之间，他们要倒在围栏的角落，用他们的尸体给土地施肥」，很怀疑这些话有哪些是真的。36然而，对家乡和祖先的情感，在原住民的社群里是真挚普遍的事。
乔克托人和克里克人愿意成为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公民，也有现实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鱼都生长在哪里；最好的土壤在哪里；要去哪里狩猎；哪些植物可用作医药、食物、布料和染剂，这些全都是生存必备的知识。考古学家努力修复在一座克里克城镇找到的植物遗骸，并列成一份清单，从中就能看出原住民所运用、仰赖的植物有多么多样：
玉米
甜茅
藜（野生种）
蓼
商陆
马齿苋
大戟草
赛葵
皂荚
野生西番莲
黑莓／覆盆莓
莎草
山核桃果实
山毛榉果实37
今天，很少有美国人能辨识这份清单上的植物，但是在十九世纪初，原住民很熟悉这些植物，而且每一种的用途都非常丰富。
放弃这片土地，让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动植物知识变得毫无用处，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有一份研究判定，在七百三十九种对契罗基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植物中，像是弗吉尼亚松、沙山核桃、黄花烟草、侏儒人蔘、美国甘松、白毛山薄荷等等，有超过百分之三十在印地安领地是找不到的。只举一个例子就好：巨竹。这种植物在俄克拉何马州的数量，比在东南部少上许多，因为俄克拉何马州是巨竹在西边的生长极限。南方原住民拿它来盖屋、建造围篱、做为饲料、制作捕捉动物和鱼类的陷阱、用种子磨粉、制造家具、编织席垫和篮子、制造乐器、制作舟筏，以及治疗各种病痛。在欧洲人的武器出现前，他们还用它制造武器和盔甲。在西方，少了这个如此重要的材料，原住民将被迫重建自己的生活。38
除了有根据地害怕自己会在西方饿死（后来确实发生这样的事），前往西方的旅程本身也让原住民担心。这一路上高达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的死亡率，从位在第十七街和G街转角的总代理办公室来看，跟从克里克领土内的欧蒂西镇（Ottissee）来看，是很不一样的事。在这座城镇的广场上，由三百八十九位镇民议论著，西部的生活可能更好的这件事，是否比他们之中可能有数十人下个月就会死在路上的这件事还重要。在为期数周的旅途中，除了要通过不友善的美国聚落、前往未知的目的地，还要冒着可能会死亡，或是看着孩子或父母死亡的风险，这一切都减弱了他们逃离南方各种烦扰的欲望。
最后，他们还得考虑到迁移会带来的政治与法律后果。如果搬迁，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会像战争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保证的那样比较牢靠吗？原住民酋长对此深感怀疑。乔克托酋长彼得．皮奇林说：「我们在那里得到的权利，绝不可能跟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权利一样巩固。」克里克酋长也很怀疑，比起他们在现有的土地上收到的可靠承诺，他们的「白人兄弟」能「给予更确定且正向的保证」吗？难道说，有比条约更有力量的另一种合约形式存在，可给予他们针对西部领地无法被打破的所有权？如果真的有，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约翰．罗斯再三提出这一点，说搬到西部「不安全」。39
结果，贬低原住民酋长的能力，原来比抨击他们的感伤还要容易。美国官员坚称，不能信任原住民会讲道理。印地安事务局局长麦肯尼，他在被杰克森炒鱿鱼之前，曾做了一个很勉强的比喻，说原住民就像继承了会闹出人命的宅邸的「小孩」，为了他们好，必须强迫他们离开。小孩需要「受到照顾，需要有人给予建议和指令」。《契罗基凤凰报》轻蔑地说，那些假装对这个主题有着「优越理解和知识」的伪专家，总是不厌其烦提供他们充满父权主义的建议，反而很明显地，透露出了联邦政府的终极目标：「摆脱他们，让他人可以夺取、瓜分他们的财产。」克里克族的酋长也得到相同的结论。他们「缓慢而勉强地」下了一个结论，圆滑婉转地说，他们的「白人朋友」所提供的建议是「奠基在谬误之上」，美国官员不仅低估了西迁会带来的后果，也高估了留在原地会付出的代价。40
联邦政府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原住民加以驱离的计划，已经进入第四年，对于原住民会自愿离开，以及驱逐行动可以井然有序的幻想也已经破灭。政府在一八三○年进行辩论时，所承诺会提高原住民的生活水平、拯救原住民的话，现在都成了遥远的往事，就连从来没有停止推广西方乌托邦殖民地的麦考伊，他也必须承认，随着时间过去，人们「对印地安改革这件事漠不关心的程度，令人讶异」。美国官员对于原住民会自愿离开家园的期待，渐渐转变成挫败与愤怒，但他们不责备自己不切实际、信息不实的政策，而是把问题怪到受害者身上，说「他们对自己的利益视而不见」。41
在原住民看来，美国政府资助数年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只是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西部的土地没有像他们承诺的那么好；美国不会实践条约内容，弥补他们因为割让东部大量土地得到的损失；驱逐行动筹划得很差，甚至常常是致命的。被驱离的人跋涉通过了冰冷的沼泽，在霍乱时期幸存下来，最后却来到出产疟疾的国度，联邦政府保证可以得到的配给也损害严重。这些种种因素，自然使他们无法推崇美国的这项政策。契罗基人远远观察这一切，十分肯定「政府和政府官员意图戏弄」他们，让他们失望，认定美国是想把他们送到西部，「随心所欲」对他们做任何事。契罗基人说：「他们一边看着我们受苦，一边哈哈大笑。」一名契罗基人用一句话，总结了招募移民的美国官员所提供的交易：「我给你钱，你要让我杀了你！」42
当挫败的战争部官员，和心意已决又不信任官员的原住民，双方互相僵持不下之时，华尔街的金融家出面了。一位亚拉巴马州的律师约瑟．鲍德温（Joseph Baldwin），他回忆起一八三○年代时，带着既不赞同又欢欣的语气大呼：「印地安事务呀！光是提到这件事就让人浮现偷窃的诗意，是一段疯狂诡异的窃盗罗曼史！」他说，原住民「遭国家」欺骗，被送去密西西比河、剥夺到「一丝不挂」，并敬祝原住民「哀嚎进入西部荒野时能够一路顺风」。这十年是「破布帝国」（Rag Empire）的时代，人人「有信用却没资本、有事业心却不老实」。约瑟．鲍德温判断这是「某种金融生物学」（financial Biology），使得人人都着迷于投机热潮。他写道：「只要让大众相信肮脏的破布是钱，它就是钱。」43
美国公民受到「处女地」、廉价奴隶劳工，和容易获得信用的承诺所诱惑，涌入乔克托、契卡索和克里克族的土地，数量多到道路直接在人流之下瓦解。以每英亩一点二五美元的价格买下的原住民土地，很快就卖到每英亩三十或四十美元的价格。地价「如黑烟般上升」，让原住民深陷火焰之中。投机者开始搬入克里克族的土地后不久，尼哈．米柯说：「我们过去六个月都生活在火里。」44长久居住在南方的原住民很快就发现，自己被不断增长的诈骗、欺瞒与暴力之风暴给吞噬了。
1 Stephen F. Miller, The Bench and Bar of Georgia (Philadelphia, 1858), 2:256 (“I have been”), 260 (“itched”); Oliver H. Prince, A Digest of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Athens, Ga., 1837), 90; Savannah Georgian (Savannah, Ga.), Dec. 9, 1831, 2 (“more real capital,” quoting the Columbus Enquirer).
2 John H. Martin, Columbus, Geo., from its Selection as a “Trading Town” in 1827, to its Partial Destruction by Wilson’s Raid, in 1865 (Columbus, Ga., 1874), 8 (“strip”); Savannah Georgian, June 15, 1831, 4; Federal Union (Milledgeville, Ga.), May 2, 1833, 3; Columbus Enquirer (Columbus, Ga.), Nov. 23, 1833. 1; Georgia Journal (Milledgeville, Ga.), Nov. 10, 1831, 3.
3 有一次，蒙哥马利县的警长带着一群义勇军进入克里克族的领土，「印地安人集体恐慌」。部队往前进，发现「所有的小屋和遮蔽所都没有人，看不见任何印地安人」。Georgia Journal, Feb. 27, 1830, 3; Southern Recorder (Milledgeville, Ga.), Mar. 27, 1830, 3; Southern Recorder (Milledgeville, Ga.), Mar. 27, 1830, 3; William Moor to Nehah Micco, Dec. 6, 1831, and Neha Micco, Tuskemhow, and Nehah Locko Opoy to John Crowell, Dec. 13, 1831, CSE, 2:708- 9; Neha Micco et al. to the President, Jan. 21, 1830, frame 274, John Crowell to Lewis Cass, Dec. 15, 1831, frame 545, John Crowell to John H. Eaton, June 30, 1830, frames 315- 316, and John Crowell to John H. Eaton, Aug. 8, 1830, frames 319- 324, LR, OIA, reel 222, M- 234, NA; Sandy Grierson vs. the Creek Nation, box 10, 1st series, no. 31, Creek Removal Records, entry 300, RG 75, NA; Abraham Smith vs. Sandy Grayson, 1831, box 10, 1st series, no. 19, Creek Removal Records, entry 300, RG 75, NA.
4 Nehah Micco et al. to John H. Eaton, Apr. 8, 1831, CSE, 2:424- 25; John H. Eaton to the Red Men of the Muscogee nation, May 16, 1831, CSE, 2:290; Opothle Yoholo et al. to the House and Senate, Jan. 24, 1832, COIA, HR22A- G8.2, NA (“We admit”).
5 Tuskeneah to Andrew Jackson, May 21, 1831, PAJ.
6 Garland B. Terry et al. to Andrew Jackson, May 31, 1831 PAJ (“intense suffering”); Southern Recorder, June 23, 1831, 3 (“beyond description”).
7 For a modern- day analogue in which states privatized indigenous lands, see Joe Bryan and Denis Wood, Weaponizing Map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5), 96- 126. John H. Eaton to George R. Gilmer, June 17, 1831, CSE, 2:307- 8; Samuel S. Hamilton to John Crowell, July 25, 1831, p. 306, LS, OIA, reel 7, M- 21, NA (“regrets”); Lewis Cass to the Chiefs of the Creek Tribe, Jan. 16, 1832, CSE, 2:742- 43;Michael D. Green, The Politics of Indian Removal: Creek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risi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169- 73.
8 Columbus Enquirer, Feb. 25, 1832, 3.
9 Allan Greer, Property and Dispossession: Natives, Empires and Land in Early Modern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7- 64, 311- 54; Andro Linklater, Measuring America: How the United States Was Shaped by the Greatest Land Sale i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2002), 160- 75; C. Albert White, A History of the Rectangular Survey System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1983), 18- 96.
10 Elijah Hayward to F.W. Armstrong, Apr. 28, 1832, Report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24th Cong., 1st sess., S.Doc. 69, p. 6.
11 John Robb to Enoch Parsons, Oct. 14, 1833, CSE, 3:787; Peter S. Onuf, “Liberty, Development, and Union: Visions of the West in the 1780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3, no. 2 (Apr. 1986): 186- 88.
12 George W. Martin to Lewis Cass, Aug. 9, 1833, LR, OIA, reel 188, M- 234, NA; “TO THOSE WHO CLAIM RESERVATIONS,” 1831, 3026.337, PPP.
13 B.F. Butler to Lewis Cass, Dec. 28, 1833, LR, OIA, reel 188, M- 234, NA; Records Relating to Indian Removal, Records of the Commissary General of Subsistence, Choctaw Removal Records, Journal of Pray, Murray, and Vroom, RG 75, entry 268, box 1, NA.
14 B.S. Parsons and Thomas Abbot to Lewis Cass, Sept. 7, 1832, LR, OIA, frames 307- 9, reel 223, M- 234, NA; Ne- Hah Micco et al.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Nov. 15, 1832, CSE, 3:527- 28.
15 Ishtehotopa King to Andrew Jackson, July 17, 1835, LR, OIA, reel 136, frame 608 M- 234, NA; Claudio Saunt, Black, White, and Indian: Race and the Unmaking of an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Thomas J. Abbott to Lewis Cass, Sept. 29, 1832, CSE, 3:471; B.S. Parsons to Lewis Cass, Oct. 16, 1832, LR, OIA, frames 281- 282, reel 223, M- 234, NA (“in Every way”); B.S. Parsons to Lewis Cass, Oct. 21, 1832, LR, OIA, frames 283- 285, reel 223, M- 234, NA (“negro woman”).
16 Thomas J. Abbott to Lewis Cass, May 1833, CSE, 4:236; Tuckabatchee Hadjo and Octeahchee Emathla to Andrew Jackson, Feb. 18, 1831, PAJ.
17 Creek Census, 1832, CSE, 4:334, 394; Choctaw Census, CSE, 3:149; Arrell Gibson, The Chickasaw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179.
18 给公司排名时，我没有算入最大授权资本未知的公司。我是用一八四○年美国普查的奴隶人口进行计算的。如果某些县在一八三○年代跟克里克、乔克托和契卡索族的领土只有部分重迭，我便按比例计算。关于奴隶的价值，我采用一八三六年的平均价格五百四十七美元。Robert E. Wright, “US Corporate Development 1790- 1860,” The Magazine of Early American Datasets (MEAD), https://repository.upenn.edu/mead/7/ (accessed Sept. 25, 2018); Richard Sutch, “Slave prices, value of the slave stock, and annual estimates of the slave population: 1800- 1862,” table Bb209- 214 i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Millennial Edition, ed. Susan B. Carter, Scott Sigmund Gartner, Michael R. Haines, Alan L. Olmstead, Richard Sutch, and Gavin Wri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 Walter Barrett, The Old Merchants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1870), vol. 2, 2:107- 10 (“a clever man,” “quick,” “as affable,” and of “great wealth”); Andrew Beers to Joseph D. Beers, Oct. 1801, box 26, folder 787, LPC (“all manner”); Joseph D. Beers to Starr, Feb. 24, 1812, box 26, folder 787, LPC; Alice Curtis Desmond, Yankees and Yorkers (Portland, Me: Anthoensen Press, 1985), 14- 23, 69 (“became the best customer”); J.D. Beers to Benjamin Curtis, Jan. 2, 1857, box 27, folder 818, LPC; J.D. Beers to Joseph Curtis, July 1, 1861, box 27, folder 819, LPC.
20 Henry Reed Stiles, Genealogies of the Stranahan, Josselyn, Fitch and Dow Families in North America (Brooklyn, 1868), 77- 78; E. Mils to J.D. Beers, Jan. 30, 1825, box 26, folder 790, LPC;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15), 117- 20; 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9-62; J.D. and Mary Beers to Eliza and Lewis Curtis, Jan. 25, 1835, box 26, folder 795, LPC; J.D. and Mary Beers to Eliza and Lewis Curtis, Jan. 10, 1835, box 26, folder 795, LPC (“The poor Negroes”); William Wilberforce, An Appeal to the Religion, Justice, and Human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behalf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West Indies (London, 182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