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挑战美军是明智的做法。一个迁到塞米诺尔地区的克里克酋长查理．埃马斯拉（Charley Emathla），他就鼓励他的族人西迁，即使他知道自己「在路上会失去很多人」。奥西奥拉在查理．埃马斯拉尚未启程前将他处决，但是他的手足霍拉塔．埃马斯拉（Holata Emathla）还是跟其他四百零七人在坦帕湾集合后踏上旅途。他们遭遇的苦难，成了不要信任联邦政府的实证。他们在一八三六年四月出发不到三个星期，载着他们跨越墨西哥湾的汽轮就爆发麻疹，使移民人数减到三百八十二人。到了阿肯色领地西部，由于溪流水位下降，他们被迫下船，以徒步的方式继续旅程。病患人数持续攀升，来到一百五十人，在持续不断的雨势中，他们也常常不想拔营。负责护送的美国官员杰佛逊．霍恩写道：「我们遇到了各种困难。」他对吉布森抱怨道：「这些人似乎被宠溺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他们或媲美他们奢侈的期待。」马车没入泥巴里，最后终于来到不可能继续前进的地步。在营地，每天都有人死亡，在杰佛逊．霍恩和他的助手用枪威胁移民和车夫后，旅程继续展开，生病和快死的人必须被抬上马车，然后就这样「躺在自己的秽物之中」。杰佛逊．霍恩毫无同情心地抗议，马车里的「臭气和令人生病的氛围」及营地里「受到污染的空气」，「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写道：「若当初让他们自生自灭或用刺刀赶他们，感觉一定很舒畅。」4
在接近位于今日俄克拉何马州东部的目的地时，霍拉塔．埃马斯拉生病了。他相信自己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于是要求整个队伍停下来，等他死了、遗体安放好了再继续走，但是杰佛逊．霍恩拒绝这项要求，埋怨难民已经「让路途一路充满困难」。然而，一行人就是拒绝移动。根据一名目击者的纪录，他们的「父亲、保护人和朋友」，以及「他们未来的一切希望」在两天后逝世，使这群移民「悲恸不已，伤心欲绝」。霍拉塔．埃马斯拉的家人与追随者，他们在得以俯瞰小溪的高处清出一块区域，把他的遗体和物品放在五英尺高的木棺内，然后在附近生了火。5
这起令人悲伤的事件发生后几天，一行人抵达了目的地，人数只有三百二十人。短短两个月内，每五人当中就有将近一人死去，而且死亡率似乎没有下降的趋势。杰佛逊．霍恩回报：「就连在算人数的过程中，我也还得从写好的名单上把死去的人的名字擦掉。」悲伤的幸存者贫困又不健康，在陌生的新环境中只能奋力维生。态度始终不变的杰佛逊．霍恩，则责怪这些情绪低落的难民，说他们「放荡、懒惰、鲁莽」。6
在手边几乎没有真实信息的情况下，留在佛罗里达领地的塞米诺尔人，他们只能假定他们的亲戚已经消失在地平线的那端，音信全无。又或者，旅途出现重重困难，因此他们死了很多人，在新家也仍继续生活在绝望之中。这两种情况都让佛罗里达领地的原住民不想要降服于美国。一位塞米诺尔酋长坦言，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就是不要坐上前往西部的汽轮。7
每当决心动摇时，亲朋好友就会鼓舞他们。考古证据显示，塞米诺尔聚落在战争期间找不到欧裔美国人的瓷器，表示当地居民拒绝受到美国影响，并将此做为复苏和净化部落的宗教运动的一部分（就算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仍有机会从商人那里获得外国商品）。过去五十年来，类似的运动也激励了东部各地的起义。对塞米诺尔人来说，受到这持续多年的冲突和背后的宗教启发，让村民因为有了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并协助形塑鲜明的民族认同。8放弃这场战斗，就等于放弃信仰，背叛自己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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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部长卡斯低估了塞米诺尔人留在家园的意志，他手下的将军则是没有意会到佛罗里达领地的原住民拥有一项巨大的军事优势，足以击溃美军，让他们败兴而归。据说，在一八三六年冲突重新展开前，塞米诺尔人曾看见美国士兵练习射击，确信自己的能力更加优越。就连士兵们自己也能看出，没有受过不规则战争型态训练的他们，在树林里练习「印地安战斗」时看起来「十分可笑」。美军移动时往往带了太多行囊、太多马匹，发出太多声音。相关数字也对他们很不利。根据军需官的计算，一千个士兵若行军十二天，总共会需要两万四千磅的粮食，由六十四匹拉着十六辆马车的马运送，其中四辆完全用来运载这些动物的草料。这些笨重的马车、马匹、牲畜和士兵，还没算入军用品及马夫的食物。假如这样一个部队发出的声音没有告诉塞米诺尔人美军的动向，他们在黎明和夜晚吹号的惯例，也愚蠢地宣告了自己的所在位置。9
美军对塞米诺尔人的领土一无所知，军官只能仰赖错误百出，并被史考特描述成「由不可靠的猜测填满的轮廓线」的书店地图。开战一年了，指挥官杰萨普还是没有任何地形信息或可靠的向导。他叹道：「我们对佛罗里达领地内陆的认识，大概就像对中国内陆的认识一样少。」令人惊讶的是，军官在一八四○年也有说出类似的怨言，但那时已经是塞米诺尔人突袭摧毁戴德军队的事件的四年后了。一位侦察兵坦承：「我对预计要侦察的这个地区完全一无所知。」他也说到，现有的地图「在很多重要的地方都出现错误」。10
即使对这片土地的第一手知识渐渐取代了臆测，当地地形仍充满挑战。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写到，这个地区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城堡，被护城河包围，有着难以突破的入口」。高处、低地、灌木丛林地和茂密的森林，都让行进艰辛万分，而若真像一名士兵所说，「移动迅速」对美军「不可或缺」，那也同样代表着美军不可能做到。士兵的士气在这个地区被水淹没的小径上崩垮。需要通过盘根错节的林间沼泽时，美军部队必须将马绳解开，自己把马车拖过水域。茎干边缘锐利的锯棕榈（名字取得很贴切），划破了他们的鞋子和衣服，划伤他们的肌肤。一名海军军官在大沼泽地地区，拖着独木舟追杀塞米诺尔人好几个星期，最后差点因为伤口感染失去两条腿。同一时间，原住民枪手朝部队射击，再悄悄撤离。一名士兵坦承，那真的非常可怕。11
塞米诺尔人的游击队，在每一个困难点烧毁桥梁、突袭部队，他们非常理解如何把该地区的河川变成自己的优势。美军只得依靠匆忙建造的舟筏和临时搭建的桥梁，但舟筏有时候会没入水中，而桥梁则难以胜任需要完成的任务。一座搭在欧克拉瓦哈河（Ocklawaha River，位于佛罗里达领地中部）上的「脆弱又疯狂的桥梁」，无法同时支持一辆马车及其车队，因此士兵必须先引领马儿过桥，再回头用手拖马车。马车共有七十辆，所以穿越六十英尺宽的河川总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他们使用橡胶布将马车围起来，希望能以漂浮的方式把马车运过河，最后也失败了，虽然起初在克里克族领土使用的浮桥比较有效，但是尚未受到广泛应用。就连小支的机动部队也无法有效率地过河。艾伦（G. W. Allen）率领四十名手下乘坐轻帆船，顺着墨西哥湾沿岸而下，然后上溯坦帕湾北方的水晶河（Crystal River）。部队下船后，发现一个大村庄，他们随即追逐数名原住民，直到追过了高处地带和河口，最后却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他们发现一块长而窄的陆地，结果直接走进枪林弹雨，赶忙撤退。这次军事行动带回来的成果，只有中士之死。12
然而，纵使有这重重困难，美国表面上在科技方面仍有一项决定性的优势。诚如一名田纳西州的志愿兵所说的，「文明的自由与法律、服务与艺术的进步」当然会战胜原始的野蛮人和他们的「火把和割头皮的刀」。然而，这一番自满的描述并未成真。由于有来自古巴的进口商品，塞米诺尔人拥有的枪枝，比军队标准配给的前膛式燧发枪（standard-issue flintlock muzzleloading musket）还要好，这使军队拥有先进武器的优势没办法发挥效果。「毁灭性强大的弹筒」（一种装满铅弹的锡罐）射往高处，大人小孩一律都会遭炮弹碎片击中。有一次，一名士兵发现一个老人被无差别轰炸打死，头颅「被切成四块带走」。但，拖着笨重的军火穿越林间沼泽或跨越河流所带来的不便，远远超过这些武器可怕致命的效果。象征当时科技进步的汽轮，虽然可以为沿岸的军队补给站进行补给，但遇上佛罗里达领地的浅流时，却一点用处也没有。战争部对吃水仅二点五英尺的轻量船伊札德号（Izard）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它却在威斯拉库奇河河口的沙洲搁浅，不出几个小时就完全毁坏。船上的二十八名船员终于安全上岸之后，却「因为疾病而变得虚弱无力」，仅仅四人无恙。连传奇的军火制造师塞缪尔．柯特（Samuel Colt）也爱莫能助。他带着新式的连发步枪来到佛罗里达领地，但是这三十把枪有五把在十天内爆炸，重伤了在爆炸范围内的人员。13
最有前途的军事科技或许是热气球。欧洲的军队虽然很熟悉热气球，但美国先前却从未运用过这项工具。按照一八四○年提出的构想，热气球可以在夜晚升到半岛的沼泽和高处上方，找出营火的所在地，并在隔天早上带着画有敌人位置的地图回到地面。一位将军认为这个空中装置，也能应用在「远西地区高低起伏的大平原」上，因为在那里常常会发生「数千个印地安人」就在附近但美军却不晓得的状况。不过，在一开始的鼓励后，这项计划因为「完全不可行」遭到拒绝。14
话虽如此，这样的空想确实是因为这场战争而被设想出来。在许多美国公民的眼里看来，这是文明与大自然的较量。佛罗里达领地的一个国会委派人吹牛说，凡是「野蛮人」被「驱离」的地方，森林「就会在产业的斧头前倒下」，棉花田则将「欣欣向荣」。他说：「我会让你看看城市如何取代棚屋，而印刷机又是如何取代不久前的战争喊叫声，印制共和主义温和的训诫。」15在不断出现的美国军武主题之中，文明的艺术，将为文明赢得这场战争。
美军自认拥有的科技优势始终没有发挥成效，战争部只好迫切寻找胜利之道，因此在七年内迅速撤换掉了七个指挥官。史考特是第一位，他凭着自己对法国步兵战略的专长（他曾以这个主题撰写美军训练手册），构想一个靠欧洲式战争取胜的计划。他的后继者筹划其他策略，但全都因不同的原因宣告失败：理查德．卡尔将军想在佛罗里达领地疟疾肆虐的夏季发动军事行动，当然不明智；杰萨普将军运用小支机动部队的策略还算有效果，但是面对比他更机动、更坚定的原住民，却仍无法获得最后的胜利。情急之下，杰萨普以休战的名义抓住奥西奥拉，并将他囚禁。这个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让他在二十年后都还在替自己辩白。最后，杰萨普放弃了任何「迁移塞米诺尔人」的希望，宣布这项提案「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他说：「要摆脱他们，只能歼灭他们。」他问：政府是否准备好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答案是：是的。杰萨普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同僚的楚门．克洛斯（Truman Cross）表示，身为富裕南卡罗来纳州人的战争部长波因塞特，他「赞成『歼灭』」。16
数名军官、甚至还有一名指挥官都秉持着波因塞特的铁石心肠原则，告诉士兵不要抓战俘。从西点军校毕业的自由思想者纳撒尼尔．杭特（Nathaniel Wyche Hunter），他鄙视地写到，「当今那些说了又说的措辞」，完全「无法令人满意」。这位乔治亚人渐渐厌恶起那些很有问题的陈腔滥调：「我没有权力探讨任何指令妥不妥当，因为士兵的义务就是服从；政府只是在履行条约；我们的敌人是残杀妇孺的野蛮人；最后，我拿钱是要做事，不是要思考。」他控诉，政府命令他犯罪，要他维护一个含有「人类或恶魔所能想出最卑鄙的诡计」的诈欺条约。还有一个士兵对塞米诺尔人感到同情，说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像狼一样被猎捕」。即便如此，当他追了一个家庭一整天，到了必须射杀他们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听从长官的指令。他嘲讽地引用莎士比亚笔下的法斯塔夫（Falstaff）所说的话：「这是『我们的职业，哈尔』，不是基于责任、名誉、荣耀、需要等那些东西。」在《亨利四世》（Henry IV）这部戏剧中，致力当个好强盗的法斯塔夫说：「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中努力奋斗并没有错。」17
即使士兵获得允许歼灭原住民，杰萨普的继任者仍无法成功终结战争。扎卡里．泰勒将军决定把半岛分成二十英里的方块，每一块由居中的驻防要塞负责巡逻。一名军官被下令巡视第二十和第十七个方块时，不禁大呼：「真是可笑！」他嘲弄道：「这听起来很好，纸上看起来也很好。」可是实际上，这所谓的「木桩之战」在进行后勤时是行不通的。这些驻防要塞通常够大，在胸墙后方能够抵御得了敌人，但是一旦士兵要巡视自己分配到的方块时，却不可能不被「大卸八块」。总而言之，扎卡里．泰勒的超理性计划完全不可行，但直到在辛辛苦苦竖立五十三根新木桩、建造八百四十八英里的马车路，和三千六百四十三英尺的堤道和桥梁后，美军才终于承认这点。18
在一八三八年的年初，扎卡里．泰勒主持了这场战争较有争议的军事行动之一。战争部向古巴购买三十三只寻血猎犬（bloodhound），用来在佛罗里达领地的沼泽之间追杀塞米诺尔人。然而，这些狗在多沼地带无法有效发挥功用，牠们的存在也对有关这场战争的公开辩论十分不利。纳撒尼尔．杭特希望塞米诺尔人为「伟大的猎犬征伐」进行报复。这些狗「根本一点价值也没有」。他气冲冲地说：「即便我们没有从这场『实验』中得到任何好处，仍得承受恶评。」佛罗里达领地的一份报纸无耻地建议把这些狗重新取名叫「和平猎犬」，但是牠们跟抓奴隶之间的关联还是无法打破。19北方人不愿遵从用狗追捕原住民的做法，大官最后也悄悄收回这些猎犬。
在扎卡里．泰勒之后接任的沃克．亚米斯德（Walker Keith Armistead），他则计划在半岛上画出一条贯穿金堡（位于今天的奥卡拉［Ocala］）的东西向界线，将塞米诺尔人赶到界线以南的地方。然而，即使有六千五百名士兵，这项计划最后也被证实是不可行的。说话毒辣的希区考克说，亚米斯德情愿把时间拿来在萨拉索塔（Sarasota）的海滩上捡贝壳。希区考克认为，亚米斯德「很没用」，是「很危险的人」。另一个军官也说，亚米斯德是个「愚蠢的老糊涂」。在他的指挥下，美军部队在一次和平协议中，竟把白旗插在冒着烟的断垣残壁上，附近还有遭杀害的塞米诺尔人尸首，结果如何当然可想而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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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致胜的美梦在佛罗里达领地的烈日下蒸发，士兵也丧失了曾经对这件事抱持的热忱。在这场战争中服役的义勇军共有三万人左右。他们是美军非常需要的人力来源，因为美军一次只能派遣一万一千名士兵的其中几千人到佛罗里达领地。有些义勇军虽然在前往前线时十分热切，但他们的热忱鲜少维持下去。有一些人甚至到了前线就幻灭了。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征兵时，穷苦的高地农夫据说认为征兵，以及「那些说志愿入伍有多光荣、有必要为自己和州添光的冠冕堂皇之词，都是胡说」。负担得起的人干脆付钱找一个健壮的人代替自己。在全国最大型、最残暴的奴隶劳动营所在地的低地地区，当地的庄园主则找理由不入伍。一名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说：「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低地有非常密集的黑人人口。」该地区的奴隶和白人数量为四比一，因此他解释道：「这个地区移除太多白人会不安全。」21
美国的正规军虽然较为训练有素，却没有比较投入。他们每个月可拿到六到七美元的酬劳，用今天的钱来算相当于一年两万零四百美元，在一八三○年代晚期和一八四○年代初期的全国经济衰退期间，这个酬劳是很不错的数字，却不足以将按日计酬的劳工、农夫和最近移入的移民变成专心致志的军人。军官可以不用参与致命的佛罗里达战争（Florida campaign），他们只要辞职就好（确实有许多军官这样做），但是二等兵除了完成责任没有别的办法，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是得做下去。22
在第二次美国与塞米诺尔人战争（Second U.S.-Seminole War）期间，每日上演的暴力事件既令人惊骇又让人麻木。米克从坦帕湾的布鲁克堡行军到内陆建立武器补给站时，描述了几个礼拜前才像英雄一样离家的志愿兵，他们所遭遇会打击士气的可怕经历。塞米诺尔人的枪手射中一名志愿兵的后脑勺，突袭另一名志愿兵后割下他的头皮，又射中另一名志愿兵的后脑勺，并击中第四名志愿兵的上半身。威胁似乎无所不在，可是他们却「看不见印地安人」。田纳西州的威廉．坎贝尔（William Bowen Campbell），他因「兴奋之情」和「爱国主义」入伍，甚至宣称他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没有战斗的机会」。他叹到，由于志愿兵「不会从印地安人那里得到危险」，战争殊荣就很难获得。然而，四个月后，他却沦落到「瓦解、挨饿、累垮，且不适合继续服役」的下场。他在威斯拉库奇河与塞米诺尔的神枪手交战时，跟他距离短短几英尺的朋友因为被子弹打中，数分钟内就死了。威廉．坎贝尔一开始相信，原住民得知田纳西州的志愿兵到来时，肯定会马上投降，但结果却是，在威斯拉库奇河交战后没多久，他所属连队的士兵，有一部分逃兵了。23
比起时时刻刻惧怕被子弹射中，更可怕的或许是佛罗里达领地「凶恶的气候」所带来的「永无止尽的死亡」。一个入伍从军的士兵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在写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叹道：「医生还是无法控制我肠胃的活动。」一个十七岁的德国移民逃家入伍后，在一边出血、一边呼喊母亲的神智不清状态下死去。还有一名士兵在站岗时发疯，大叫「印地安人！印地安人！」从此没有恢复正常。士兵说到「全身系统的沉陷、体格『经常性地凹下』」，加上疟疾肆虐，最终使他们「身体和心灵完全屈服」。24
在匹兹堡开业的律师威廉．皮尤（William Pew），他自愿到佛罗里达领地服役，并出征过两次。他跟第一步兵一起被派去到塔拉哈西东方约二十英里的地方，预计兴建一座堡垒，但他亲眼看着数十人纷纷生病，最后整连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病了。在一八三九年六月二日，他的日记写到指挥官生病后就突然中断。该指挥官不久便死去，皮尤也是。日记的最后一页，单独写了一句福音的引文：「就像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25
塞米诺尔人跟他们的非裔美国人盟友，因为很早就频繁接触疟疾，因此对这种疾病具有后天免疫，鲜少染病。可是，绝大部分的美国白人除了奎宁（quinine）之外，没有其他预防措施。一位医师助手坦承，这种从金鸡纳树（cinchona tree）树皮萃取出来的药物，被「整批整批地贩卖」，士兵吃奎宁像吃饭一样。然而，「把他放好」的指令（也就是准备埋葬某个人）依旧十分常见，到了军官可以不加思索便下达这项命令的地步。26
除了疟疾，士兵还会得到各种感染和战斗时造成的伤害，使得橄榄油、松节油和硝酸银也都算在内的各种「药物」，几乎或根本没有缓解的作用，不过当截肢器具、拔罐用的玻璃罐、切除工具、姆指小刀（抽血用）、疝带、夹板和头部穿孔工具等美军申请调拨的各项器具上场时，至少鸦片可以止住器具带来的疼痛。尽管有这些治疗工具（或者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大体数量依然不断增加。在佛罗里达领地中部的德拉恩堡，勉强做为医院使用的木屋都装满了尸体和快死的人，部队只得匆匆在尖木桩外面搭设单坡棚屋，以贮存更多遗体。有时，他们被迫将死者跟生者一起留在帐篷里，因为这样总比把遗体放在仓库，让聚集在发臭的尸体上的苍蝇污染粮食还要安全。27
根据一八四一年九月的数据，便可看出伤亡有多惨重，而该年的数据，若从发病率来说，算是最接近平均值的。驻守在佛罗里达领地的美军士兵大约有四千一百位，其中有超过一千八百人生病。根据一份文献估计，约百分之三十没有康复。那些永远「残弱被毁」的人遭到解雇，从此过着「贫穷、凄惨又悲痛」的日子。有的就这样死了。战场上每阵亡一个士兵，就有另外四人因病身故。28
这些按日计酬劳工、农夫和想要寻求荣耀的人数以千计，他们来到佛罗里达领地跟原住民打仗，然后藉由酒精来治疗身上的伤与心中的愁。一位代理军需官据说是从日出醉到日落。在距离今天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不远的海勒曼堡（Fort Heileman），士兵经常饮酒过量，而在佛罗里达领地中部的卡明斯堡（Fort Cummings），士兵甚至会翻医药箱找酒精。有一连义勇军收到命令，要在上完教会后集合，但是到了那时候，这些志愿兵已经醉到无法现身。上级长官也有出现自行用药的情况。曾经一度担任整场战争总指挥官的理查德．卡尔，他听说是个「醉到不行的酒鬼」，连作战时也还在喝。田纳西州志愿兵的罗伯特．阿姆斯特朗（Robert Armstrong）将军，有时候甚至会连续醉好几天，他的手下常常必须把他带到路上，让他远离酒精。29
当酒精没有用的时候，士兵会寻求更强效的药物。在佛罗里达领地服役五年的杭特，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沉沦到幻灭、病苦和忧郁的生活之中。他在一八四二年的三月曾短暂驻守在乔治亚州，发现一具烧了一半的尸体，据说是原住民的杰作，但他怀疑白人也有牵涉其中。这「骇人的景象」令他无法忘怀。他写道：「那味道真是糟透了，听见那老妇人在烫红的煤炭上灼烧，那声音真是恐怖！」「稍稍想起那件事，就让我反胃。」痛苦不断的他诉诸大量的「安眠药」，以便在夜里睡一下子也好。他也尝试过饮酒和玩女人，但这些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没有让他好过一些。最后，在健康毁坏、心灵破碎的情况下，他找上鸦片。30他后来在一八四九年死于乔治亚州的雅典，时年三十八岁。
连恩在佛罗里达领地服役期间，也受到永无止尽的死亡所折磨。年轻时的他，曾在一八三二年以傲慢自大的出纳员的身分，驱逐了俄亥俄州的秀尼人，因而晋升到上校。一八三六年十月，他率领九百名士兵到威斯拉库奇河，跟塞米诺尔人发生小型冲突，之后撤退到德拉恩堡进行补给。二十六岁的连恩受到热病与疲累所苦，在自己的帐篷中「透过自我毁灭结束生涯」，他拿剑贯穿右眼，插入大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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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士兵虽然忍受极大的痛苦，原住民承受的苦难却更大。两方有一个根本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原住民入侵美国国土、驱离美国居民，也没有任何美国公民因此挨饿。一名官员抗议道：「我们烧了他们的家、毁了他们极其薄弱的维生方式，却也替他们树立了暴力的范本。」32
原住民从一个营地逃到另一个营地，努力不让那些穿越了数英里水位及腰的沼泽、跨过了林木茂密的高地也要追杀他们的士兵超前。原住民若被抓到，将生死未卜。一连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义勇军，在死了好几个队友之后，才终于杀到人。一位目击者指出，受害者被「割了头皮，尸首赤裸裸地插在竿子上，带回营地给好奇的人观看」。距离今天迪斯尼神奇王国北方一百英里的地方，有一连田纳西州的义勇军突袭三个人，把他们追到一处深潭，然后将之杀害。还有一次，同一批志愿兵射中三个人的头部和胸部，让他们「在自己的鲜血中打滚」。一天晚上，他们找到一群扎营的原住民，射杀了其中八人，抓走了四名女子、八个小孩。其中一位士兵亨利．霍林斯沃斯（Henry Hollingsworth）写到，这些俘虏「用最可怜悲痛的声音」哭喊。他对他们没有任何同情心，甚至还比较怜悯自己饿坏了的马儿，问道：「看到这幅景象谁能忍住不掉泪？」33
包围、捕捉塞米诺尔人变成一种常态，士兵甚至把这件事称作「抓人游戏」或「猎物入袋」。有一次，部队抓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和她十岁的哥哥，孩子的父母则游泳过河顺利脱逃，几乎可以肯定再也不会看见自己的骨肉。女性俘虏经常会被「另外检视」以获取情报，但是没有任何审问者或受害者曾提及审讯的手段。还有一次，士兵涉过十英里的沼泽，趁着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在修补鹿皮软鞋时袭击他们。他的妻子跑了十几、二十公尺后被抓到，两个孩子也很快在杂草中被发现。士兵在回程路上干了一瓶酒，可能是在庆祝，也可能是出于绝望。34
一名军医说，塞米诺尔族的女人是「悲惨、黝黑、枯槁、皱巴巴的魔鬼」，他们的孩童则是「丑陋赤裸的小东西」。这些鄙视的描绘有几分真实。塞米诺尔人总是在逃亡，被迫依靠野生植物维生。契罗基人理查德．菲尔德（Richard Fields）比较同情塞米诺尔族，在曾经尝试透过协商结束这场冲突但却没有成功的代表团之中，菲尔德便是成员之一，他对于自己亲眼看到的景象感到相当惊骇。他写道：「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战争所制造的惨况。」他接着说：「是的，看到这么多匮乏与悲惨的情景，我感到恶心，内心沉了下去。」当他在今天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北方十五英里的地方，跟美国官员会面时，塞米诺尔族的女性穿着被丢弃的谷物袋，恳求部队给她们食物吃，甚至捡走从军队马匹的口中掉落的玉米粒。35
今天被认为是典型的塞米诺尔人房屋的奇基木亭（chickee），是使用六到八根柱子撑起茅草屋顶所建成，但这其实是失土者被迫建造临时住所，是这段暴力和困乏时期下的产物。从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开始算起，美军在短短十八个月内杀害和捕捉了两千四百人、烧毁数十座村庄、屠杀数千头牛和多达八百匹马，并将塞米诺尔人的厨具、家具和其他财物几乎全数毁掉，包括无可取代的种子库。幸存者除了枪枝，一无所有。36
暴力迅速失控。一名军官写到，他在一座废弃的塞米诺尔村庄里，在舒适的房屋和欣欣向荣的花园之中漫步，途中，他找到一张干掉的头皮，使他对这些失土的居民所拥有的同情心瞬间消失，并暗自欢喜「命运已经把怪物从我们的土地上铲除」。休战协议被打破后，一个通常思考很多的旁观者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奸诈的野蛮人不值得同情。」他说：「对他们仁慈，就是对白人残忍。」瓦克西哈鸠（Waxehadjo）杀害并斩首一名要前往塔帕湾的快捷骑士之后，引发了一次非常可怕的事件。吃完早餐后，瓦克西哈鸠把骑士的头放在炭火上。士兵后来找到他，将他逼入一座池塘，然后射死他。之后，他们把他的尸体打捞上岸，绑在树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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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美国与塞米诺尔人战争，彻底抹灭了《印地安人迁移法案》中，所有虚假的人道主义说词。贪婪的美国公民根本没打算将原住民送到什么西部的原住民天堂，而是觊觎住在塞米诺尔小区里的逃亡奴隶，并希望让该地区变得可以安全从事奴隶种植事业。一名南卡罗来纳州的老兵，甚至训斥联邦政府没有努力「找出从庄园被带走的奴隶的所在位置」。他认为，那才应该是这场战争最首要的目标。一个旁观者写到，从乔治亚州前来的投机者「口袋装满律师的权力」，要占据「印地安人的奴隶财产」。有一个士兵对于一八三八年元旦那天，在塔拉哈西北边的契卡索哈奇溪（Chickasawhatchee Creek）所发生的事件感到厌恶：他亲眼看见，第二少尉（second lieutenant）让两个黝黑的塞米诺尔人父女同意终身为奴。女孩被「出价最高的人买走后」，她的父亲哭了。38
其他军官则是进行土地买卖，而非活人交易，甚至还会为了找寻理想的土地筹划军事行动。一名士兵写道：「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们大部分的侦察行动都是在找这些东西，不是在找敌人的位置。」军队的一个分支「地形工程兵团」（The Core of Topographical Engineers），他们所勘查、绘制的地图，是「为了让他们进一步从事该死的投机买卖」；甚至有人提议使用第一步兵（First Infantry）挖掘运河，藉以抬高地价。比尔斯（除了他不会有别人）买下了了八百万英亩塞米诺尔人土地的股份，面积是康涅狄格州的两倍。幻灭的官员斯普拉格，他为这场冲突写下忿忿不平的记述，认为驱使战争的是「获利的精神」，而不是「为了维护任何原则」。39
可是，因为图利而打这场仗，理由似乎不够充分。杰萨普建议，应该要将佛罗里达领地的一小块区域让给塞米诺尔人，因为这个「充满沼泽和贫瘠砂质丘陵的国度」，他越看越不喜欢。他的朋友也赞成：「假如上天的旨意是要把这座半岛整个没入海底，从地理方面所得到的成果，肯定比农业方面失去的要多得多。」战争部长波因塞特马上拒绝了杰萨普的建议。他表示，妥协会使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其他原住民想要反抗，「泄露很大的弱点」，「玷污」军队的声誉。杰萨普违反了军事礼节，再次介入政府的决策，仍坚持这个目标不值得这么大的牺牲。波因塞特二度回绝杰萨普的建议，指示难民「应该被抓住或消灭」。不久后，他就换掉这位悲观的将军，改聘扎卡里．泰勒。希区考克说，到了一八四○年的年底，美国打仗完全只是「因为不想战败丢脸」。40
等到一八四二年五月，第二次美国与塞米诺尔人战争划下句点时，美国已驱逐三千八百二十四人，花了三千到四千万美元，留下数百个塞米诺尔人在大沼泽地地区，而今天，这些人的后代，组成了佛罗里达塞米诺尔部族（Seminole Tribe of Florida），以及佛罗里达米科苏基印地安部族（Miccosukee Tribe of Indians of Florida）。参与这场战争的一万名正规军当中，有一千四百六十六人丧生。在这场冲突中服役的三万三千名义勇军，虽然他们死于沙场的人数比正规军少，但是就算他们死于疾病的人数只有一半，美方的总死亡人数也有将近三千两百人。41
很遗憾的是，由于人口数据不完全，我们没办法准确判定究竟有多少塞米诺尔人失去了生命。这个数字可能高达一千人，也就是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若单论数字，十九世纪的其他战争、传染病和天灾造成的死亡，远远超过了在第二次美国与塞米诺尔人战争中丧命的人数。然而，塞米诺尔人的人口本来就没有很庞大，他们的小村庄，在美国孜孜不倦追杀他们所带来的生命与资源的巨大损失下，显得更加无助。相关数据让美国看起来不是很体面：每驱离四个人，美国就杀害一个原住民、丧失三名士兵、浪费三万两千美元。用今天的钱换算，这相当于每送一个塞米诺尔人到西部，就花掉八百五十万。42
美军把原住民赶到西部的同时，也将士兵和军官一起送到密西西比河对岸。打过黑鹰战争、第二次美国与塞米诺尔人战争以及美墨战争（U.S.-Mexican War）的夏尼，他便是其中一人。在一八五○年代，夏尼将成为征讨苏族（Sioux）的军事行动中的统领，为美国扩张到南北达科他州（South & North Dakotas）的事业做准备。但在一八四○年，夏尼则忙着把小船拖过大沼泽区的泥巴和草丛，将塞米诺尔人追到这座大陆的最边缘。十年前，美国的原住民驱离政策在这么多虚假的镁光灯下通过立法；十年后，佛罗里达领地南部的军事行动，标志了这项政策的残忍高峰。发现两艘独木舟后，夏尼的部队开始跋山涉水地追逐。夏尼在一旁观看助阵，士兵成功「阻挡」两名男子、「意外伤了」一名背上背着小孩逃跑的女子，然后又「追上」另一名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和两个年幼孩童的女子。随后，被一个藐视他的士兵描述成「冲动的生物」和「对自己的激动情绪不加以抗拒的受害者」的夏尼，他将男子吊死在一棵很高的树上，任由尸体慢慢腐烂。受伤的女子隔天死亡，她的孩子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没有文献记载。43
这些士兵还没完。他们在附近发现了有名的塞米诺尔酋长恰凯卡（Chakaika），追上他后将他射杀，割下头皮。那天晚上，他们一共杀了和抓了二十五人。夏尼又在一棵高大的树上吊死两个俘虏，并把恰凯卡被割了头皮的尸体吊在旁边。一名士兵写道：「今夜很美。」疲累的部队就在这些尸体下方入睡，明亮升起的皓月映照着生者与死者。44
1 Pensacola Gazette (Pensacola, Fla.), Mar. 16, 1839, 2 (“perfect knowledge”).
2 Lewis Cass to John H. Eaton, Mar. 27, 1835, CGLS, vol. 3, pp. 42- 44, NA.
3 Claudio Saunt, A New Order of Things: Property,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 1733- 181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4- 37; John T. Sprague, The Origin, Progress, and Conclusion of the Florida War (New York, 1848), 94, 272- 73, 283; John Bemrose, Reminiscences of the Second Seminole War, ed. John K. Maho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66), 88 (“famish”).
4 Wiley Thompson to Elbert Herring, Oct. 28, 1834, LR, OIA, reel 806, frame 84, M- 234, NA (“lose many”); J.W. Harris to George Gibson, May 11, 1836, CGLR, box 15, Creek, NA; J. Van Horne to George Gibson, May 23, 1836, CGLR, box 15, Creek, NA (“These people”); J. Van Horne to George Gibson, June 5, 1836 [mistakenly dated May 5], CGLR, box 15, Creek, NA (“It would have had a wholesome effect”); other Van Horne quotations: Journal of a party of Seminole Indians conducted by Lieut. J. Van Horne, May 23, 1836, CGLR, box 15, Creek, NA.
5 Joseph W. Harris to Lewis Cass, July 25, 1836, LR, OIA, reel 290, frame 91, M- 234, NA (quotations) ; Journal of a party of Seminole Indians conducted by Lieut. J. Van Horne, May 23, 1836, CGLR, box 15, Creek, NA.
6 Journal of a party of Seminole Indians conducted by Lieut. J. Van Horne, May 23, 1836, CGLR, box 15, Creek, NA; J. Van Horne to George Gibson, June 5, 1836 [mistakenly dated May 5], CGLR, box 15, Creek, NA (“even while”); Joseph W. Harris to Lewis Cass, July 25, 1836, LR, OIA, reel 290, frame 91, M- 234, NA; J. Van Horne to George Gibson, Aug. 23, 1836, CGLR, box 15, Creek, NA (“dissipated”).
7 Jacob Rhett Motte, Journey into Wilderness: An Army Surgeon’s Account of Life in Camp and Field during the Creek and Seminole Wars, 1836- 1838, ed. James F. Sunderma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53), 205.
8 Brent R. Weisman, “Nativism, Resistance, and Ethnogenesis of the Florida Seminole Indian Identity,” Historical Archaeology 41, no. 4 (2007): 198- 212; Samuel Watson, “Seminole Strategy, 1812- 1858: A Prospectu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America’s Hundred Years’ War: U.S. Expansion to the Gulf Coast and the Fate of the Seminole, 1763- 1858, ed. William S. Belko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1), 155- 80.
9 我将以下文献的数字加以更改：Erna Risch, Quartermaster Support of the Army: A History of the Corps, 1775- 1939 (1962; reprint,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S. Army, 1989), 228; Bemrose, Reminiscences of the Second Seminole War, 25（「十分可笑」）; Reynold M. Wik, “Captain Nathaniel Wyche Hunter and the Florida Indian Campaigns, 1837- 41,”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39, no. 1 (July 1960):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