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离活动为共和国及其公民带来了额外的利益。联邦政府在十年的驱逐活动期间所征收的土地，在一八五○年产出了将近一亿六千万磅轧好的棉花，等于是全美棉花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六。原住民土地产出的作物，占了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甚至占了全国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14显然，从获利的角度来看，一八三○年代的大规模驱离活动是合理的。
然而，单靠一张资产负债表，并无法看出美国人必须付出的成本。白人殖民者实施的种族阶级制度，比过去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存在的任何制度都还要压迫许多。被联邦专员描述成「半黑人、半印地安人」、「黑得像黑人一样」的吉姆．汤姆（Jim Tom），他便亲眼目睹了这个转变。一八三○年代初期，他跟乔克托族的妻子席姆玛霍雅（Shim-mah-ho-ya）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住在乔克托族东缘的汤比格比河（Tombigbee River）河边，大约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西南方四十英里处。他们跟席姆玛霍雅的母亲莎拉霍尤（Salla Ho Yo）一起种植一块共有地，而莎拉霍尤与他们比邻而居，住在双栋房屋的另一侧。汤姆的父亲是个自由黑人，也住在附近。这个由乔克托人和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用同一个锅煮饭，共享食物」。当一八三二年亚拉巴马州建立萨姆特县（Sumter County），并将管辖权延伸到他的土地上后，汤姆便趁自己还没遭到驱离之前聪明地将农场卖了。相较之下，他的妻子、小孩和岳母则跟联邦专员威廉．华德提出申请，要根据《舞兔溪条约》的条款获得土地所有权。然而，就跟其他许多案例一样，这位醉醺醺的官员没有登记他们的名字。15
没了自己继承的土地，这家人依靠属于汤姆父亲的土地生存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亚拉巴马州瞄准「有色人种」的迫害法律之下，这个混合了乔克托人和非裔美国人的社群渐渐缩小。到了一八四○年，萨姆特县有一万三千九百个左右的白人和约一万五千九百个奴隶劳工，全都是在乔克托人被驱离后才来到这里的。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那一百一十六个自由的「有色人种」。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持续恶化。富有的地主持续增加自己手上的土地、扩张他们的奴隶劳动营，白人居民的数量也跟着下降，被奴役的人口则往上攀升。到了一八六○年代，萨姆特县约有五千九百个白人，他们统治着一万八千一百个受到囚禁的劳工。自由黑人的人数缩减到二十五人，美国人口普查清单上更是一个原住民也没有，至今，位于亚拉巴马州的小镇根兹维南方的汤姆溪（Tom River），仍标志出了汤姆一家人以前居住的地点。16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相当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詹姆斯．南斯（James Nance），他便是新来的白人之一。他在距离汤姆的农场北方约三十英里的地方，买下三百二十英亩的土地之后，他写信回家力促父亲卖掉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里（Raleigh）附近的土地，以换取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黑奴」。南斯派他的奴隶着手改造他位于黑色草原上的肥沃土地。这群劳工砍下二十英尺高的巨竹，把野生动物赶尽杀绝。四年后，也就是一八三六年时，南斯夸耀自己的庄园「长了你所看过最棒的棉花」。不过，有一点让他抱怨，那就是「黑奴」太贵了，一个要价一千五百美元。尽管如此，到了一八五○年，南斯拥有的不自由劳工仍增加到二十四人，而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直到十五年后奴隶获得解放为止。17
南斯的奴隶，就跟一八五○年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那二十三万六千名奴隶（占了这些州不自由人口的整整百分之三十六）一样，他们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着，只不过这些土地，在二十年前还属于原住民族。《印地安人迁移法案》改造了这个地区和整个共和国。为了满足劳动营所有者的需求，奴隶商人强制乞沙比克（Chesapeake）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劳工跟他们的家人分开，并带他们去西部那些刚获取的土地。18这些美国人为了驱离原住民，付出了难以计算的成本。
投机者、殖民者和棉花大亨得到的财富维持了好几代，对受害者做出的伤害也是。在一八三八年，比尔斯使用从原住民的土地赚来的资本（包括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股份的五万两千五百美元），建立了北美信托与银行公司（North American Trust and Banking Company）。这间公司就像一间卡片屋，是用虚假的存款证明所建造的，目的是为了给比尔斯和他的合伙人带来利益。这间公司在一八四一年倒闭后，清算人在公司的财物中找到桃花心木的办公室时钟、绿色桌巾覆盖的餐桌、圆形书桌和纽约奥本（Auburn，一座庞大监狱的所在地）的地图。一个爱说笑的人问道：「公司的管理阶级是否曾想过，他们自己建立的那座巨大州级监狱？」19然而，虽然遭遇了这个挫折，比尔斯仍持续在华尔街坐稳纽约最显赫金融家的位子。
比尔斯在一八六三年去世时，他的家人光是贩卖家具（餐桌、花瓶、黄檀木椅子、红色锦缎扶手椅、锦缎窗帘、戈贝林地毯、黄檀木钢琴、欧布桑地毯、水晶吊灯等等），就卖了三万一千美元，在今天相当于五百四十万美元。比尔斯也持有多家铁路公司的股份、后来的纽约地铁的股份，以及数十间曼哈顿的房地产。南北战争结束时，他在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持有的一万五千美元股份，只剩下一千美元的价值。这是他在契卡索族持有的最后一点财富。20
这份财富，一部分藉由驱逐原住民所累积而成，使他的子嗣十分富裕。比尔斯放荡的孙子下场并不好，因为他就算每年拿到三千美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钱超过五十万美元），也不够支持他在巴黎奢侈的生活习惯。比尔斯位于佛罗里达领地狭长地区的土地，他的孙子便拥有一部分所有权。一八六五年，他在德国黑森林（Black Forest）的佛莱堡（Freiburg）所写的一封信里，便热血沸腾地描述了把德国移民送到该地区种植棉花、玉米、大麻和烟草的计划。他写信给半信半疑的手足，向他保证：「你会被这些人当成王一样崇拜。这听起来好像很疯狂，但我不觉得这为何做不到。」一年半后，他被送进疯人院。他的手足班杰明（Benjamin），反而比较像爷爷。就像比尔斯在一八三○年代，曾设想奴隶会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劳动一样，班杰明也坚信刚获得解放的非裔美国人，必须要有活可做。他说，如果他们不要，「黑人种族就会像在他们之前的印地安族一样开始衰退，最后逐渐消失。」21
比尔斯的其他后裔，比那位生病的孙子还要有成就。他的其中一个曾孙女在一八八五年嫁给一个意大利王子，还有一个则嫁给塔列朗－佩里戈尔侯爵（Marquis de Talleyrand- Perigord），被社会版面形容成是撼动「时尚界」的国际联姻。比尔斯的曾曾孙女在一九二三年嫁人时上了头版新闻，被描写成「本季最惊人的社交婚姻之一」：新郎毕业于哈佛大学（Harvard College）和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一间工程公司的总裁。两人的婚礼，在比尔斯位于曼哈顿的家曾经摆放的传家物（一张窄桌和一面大镜子）面前完成。22
用艾培斯最不饶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这面镜子就像「印地安人给白人用的镜子」。这位皮科特族的牧师举起这面譬喻的镜子，让美国白人看见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们几乎夺走原住民族的「整座大陆」、残害「他们的妇孺」，并剥夺幸存者「合法的权利」。接着，他们又强迫非洲人耕作土地，「在鞭子下度日」。比尔斯的那面镜子，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在原住民的土地上进行投机买卖所得的收益买下，它还实现了另一个不同的目的。在新娘宫殿般的宅邸里，镜子借着摇曳的烛光，映照出了将近一百年前，比尔斯透过肮脏污秽的原住民驱离传奇事迹，所创造的搀杂各种来源的巨大家族财富。比尔斯的曾曾孙女在结婚六十七年后，于一九九○年去世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导这位「九十三岁的银行业继承人」，留下了一座价值一千八百万美元的豪宅。23
跟这份财富对照的是失土者的穷困。根据一项保守估计，契卡索人贩卖分配到的土地时，损失了四百万美元，因为贩卖后的利润被投机商人而非原本的地主赚走。由于有些人收到的是贬值的纸钞，而且是预付金，不是合约上规定的金额，当中的损失可能逼近七百万美元或更多。同一项保守估计指出，契卡索族在地政事务办公室举办的拍卖会上，损失了三百万美元，使得出售个人分配到的土地与国家的土地，两者加起来的损失达到七百到一千万美元。这个数字如果没有转移到投机者手中，而是用来投资，将能成为供应当时全美三大企业其中一间的资本，等同每个被驱逐的家庭，都损失了四千两百美元。用今天的币值换算，每个家庭的损失，会落在十一万七千到超过一百万美元之间（看是使用哪一种货币转换的方式），差不多是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净值。同样地，保守估计显示，乔克托人的损失大约是一千万美元，克里克人则损失了四百到八百万美元。24这些庞大的数字，还没算入短短几年内失去多代传承的土地所造成的心理和情感创伤，也没算到许多提早离世、失去生命的失土者。
此外，真正完整的计算，还必须算进原住民丧失的东部家园特有的文化知识。在某些例子中，这件事影响不大，因为遭到驱离的目标近期才迁移该地区，像是俄亥俄州混合了塞尼卡人、莫霍克人、卡尤加人和奥奈达人的社群。但是在其他例子中，失土者失去了累积千年的地方知识，像是东南部的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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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离活动重新塑造了原住民与美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在这项政策推行的前八年，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原住民人口，从将近十万人骤减到一万五千人出头。这十年过了一半时，参议院印地安事务委员会审视了共和国内的原住民族状态，开心地说：「他们现在在我国国土之外，一个永远属于外头的地方。」25
的确，还有数十个原住民小聚落留在东部：北卡罗来纳州的山区仍住了几千个契罗基人；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领地仍有数百个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和塞米诺尔人生存在边缘地区；密歇根领地和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依然住着数十个渥太华族、奥吉布瓦族（Ojibwa）、斯托克布里奇族（Stockbridge）和美浓米尼族（Menominee）的家庭；超过四千名易洛魁人仍然留在纽约州。然而，从整个国家来看，原住民族和美国公民现在已经被大陆中间的一条线分割开来了。在一八三四年，契罗基族遭到驱离以前，约翰．罗斯曾把自己的族群比喻成「开阔地带的唯一一棵树」。他说，「周遭的树」全都被「一个猛烈的龙卷风吹倒，唯独一棵依然屹立」。26然而，四年后，南方没有任何一棵树屹立。
《印地安人迁移法案》所创造出来的地理分隔状况，具有深远的意涵，因为这就像是把共和国对种族的偏执心理刻在土地上，塑造出一条有美军巡逻、后来继续往太平洋推进的军事前线。曾有一段时间，战争部从一八三六年开始建造的军事带，被做为原住民族和美国聚落之间的分界。然而，就像其他许多野心勃勃但却经费不足的政府计划一样，这条界线所做到的，跟政府官员为它设定的目标相差甚远。兴建工程零零星星持续了十年，一个部分完成了，别的地方已失修损坏。27到了一八五○年代，「内陆边疆」早已跃过设想不周的「防御墙」，美军已经来到这条，一度做为边界的那条线的西边四百英里处，发动军事行动。
从逃亡黑奴转变成公众知识分子和美国最尖刻的种族评论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他便曾点出地理如何塑造黑人和原住民的命运。一八六九年，在西部发生一连串的原住民屠杀事件后，他告诉美国反奴隶制协会：「黑人没有像印地安人那样被杀光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太靠近你们的手臂内侧，所以你们伤不到他们。」他接着说：「倘若我们建立起独立的国族，前往你们文明的外缘地区，就在你们刀剑的正前方，我们肯定会像印地安人那样被赶走。」28
待在这个扩张中的共和国「外头」，会带来致命的下场。夏尼是众多执行地理分隔的「界内人」之一。一八五五年九月，他率领六百大兵来到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西部，在破晓时分，攻击了两百五十个布胡勒（Brulé）和奥格拉拉（Oglala）家庭的营地。配有长程步枪的士兵，射杀了八十六个要从一处窄沟匆忙逃跑的原住民。就像十五年前在佛罗里达领地大沼泽区的时候一样，夏尼这次也是在高处观看这一切的发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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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喜欢把一八三○年代的大规模驱离活动，以及其创造出来的那条不断往西移的界线，想成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坚称，联邦政府力量太弱，保护不了原住民；白人太过激进，不可能不去碰原住民的土地；原住民族太过落后，帮不了自己。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根据十九世纪所发生的一切，驱离活动看起来似乎也是势不可挡，只是原因不太一样：美国公民太过贪婪；资本的力量太过强大无情；联邦政府力量太弱，无法遏止好斗的南方州。可是，也曾有人这样说过奴隶制，但奴隶制在实行几个世代之后，却有够多的美国白人跟奴隶团结起来，迫使联邦政府插手干预。
奴隶制和驱离活动背后有着相互交织的成因，相似处比相异处多。两者都能创造庞大的利益；两者都获得北方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赞成白人至上主义，而且很多人都有在这些迫害政策中进行投资；两者都在国会引起反对声浪，但是这股反对力量始终属于小众，一部分的原因是「五分之三妥协条文」，让代表偏向南方奴隶州。南方蓄奴主讽刺、谴责反驱离运动人士的程度，和反对废奴主义者一样强烈，当他们跨大陆的野心遭到抵抗时，则扬言脱离联邦。就像联邦政府处处保护奴隶制一样，政府也藉由监督驱离活动的后勤事宜、挪出西部的土地给失土者，以及把整件事变成庄园主政治家和其北方盟友的假人道胜利事迹，最终促成了原住民的驱逐。虽然奴隶制和驱离活动有这些相同点，这两件事却有很不相同的结局：政府赞助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不会受到惩罚，蓄奴主也在驱离这场战争中获胜了。
驱离美国原住民和奴役非裔美国人，这两件事有一个根本上的区别。美国往西扩张时，基于对土地的共同兴趣，美国白人连手将杰克森送入白宫，驱离了长久居住在这座大陆的居民。相较之下，奴隶帝国往西扩张时，自我利益却让美国白人分裂，因为北方的农夫和有薪劳工，他们担心自己在农田和工厂的地位，会被不用支薪的劳工取代。但，跟驱离有关的政治，并没有那么简单。美国公民从来没有面临完全驱逐原住民族，和完全承认原住民土地所有权，这样的两个极端选择。极少原住民坚持维护每一吋剩余的领土，甚至是提出许多妥协与折衷，像是只割让部分地区、接受个人的土地所有权、信奉基督教（至少表面是如此）、采纳美国的农业做法，甚至是同意成为美国公民。这些既实际又可行的让步措施，是为了应付一八三○年代那些不公正的政治挑战所想出来的。约翰．罗斯不接受提倡驱离者所推广的决定论论述，坚持认为驱离跟政策有关，驱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白人无可避免地征服世界时所写下的一个章节，他认为驱逐原住民是一个政治决定。30
这个决定，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原住民族虽然常常用自己独特的传统和价值观反对驱离政策，却也时常会诉诸美国革命的价值观。这种言词上的借用是一种策略，不是虚伪；是一种习俗，不是天真。在一八三○年，克里克族的酋长稍微改编了一下《独立宣言》，同时放入他们的最高神祇，说：「伟大的气息之王……创造人类时是平等的，让他们拥有不受打扰的生命喜悦及自治的福气。」他们说，「受到启蒙的伟大共和国」会坚守这些价值观。同样地，塞尼卡人的酋长用罗马帝国的前例，提点了一下杰克森总统，因为罗马帝国的故事在革命时期，常被做为令人心生恐惧、具有教化意味的警惕，用来告诫暴君制有多危险。契卡索人引用了乔治．华盛顿赠予美国人的「自由」。最后，早在一八二四年，契罗基酋长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便诉诸「那句值得纪念的宣言：『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31
美国公民呼吁政府要尊重自己跟原住民族的条约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手法。宾州路泽恩县（Luzerne County）的居民写道：「我们享受的自由，最初是透过不断在永恒正义的祭坛献上生命与财产，以及人类原始不可剥夺的权利，才得到的。」缅因州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的居民警告，要是联邦政府驱离原住民，「我们担心我们的前人在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奋斗流血所要争取的人类基本权利会被踩在脚下，我国的公众信仰、共和国的荣耀都要变成耻辱。」在纽约州的拉法叶（Lafayette），公民们引用《独立宣言》，说从原住民手里「抢走」土地的政策是「残暴迫害」的行为；在缅因州的林肯县（Lincoln County），公民们警告，如果驱逐原住民族，「地球上唯一的自由政府」将会「变成最可怕的专制政府」。32这些美国公民，他们按照自己心里的希望重新想象了共和国的早期历史（虽然那段历史对原住民并没有比较友善）时，他们也引用了从美国革命开始，就根深蒂固的真实存在过的激进传统。这股在美国政坛上曾经强大无比的洪流，到了一八三○年代已经退潮，淹没于流入南方庄园主政治家、北方纺织坊主人和投资银行家口袋里的庞大利润之中。
要想象那十年的驱离活动，是否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或许很难，但是就连最有决心、最为专横的政府官员，都有可能被自己的政策定下的目标反咬一口。倘若共和国的革命价值观成功影响了众议院五张票的选择，原住民族就能留在东部，用各种想象力丰富又难以预测的方式，进行抗拒与调适，用我们无从得知的方法，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
在军事带以外的那片土地上，原住民重建了社群，但是损失数个世代的财产和数以千计的人命这件事，依旧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撰写〈新颚骨〉的乔克托人，他在西迁的路上写道：「印地安问题结束了／印地安问题结束了」，他故意讽刺政府官员的危险语言。他不愿接受驱逐政策的各种合理化借口，如待在东部注定灭亡、迁移西部保证获得救赎、政府是真心诚意的、原住民太过懒惰放荡、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等，他仍然坚信着：
我们前往西部的时候
你会说这样是最好的
我们永远不会这么想
我们永远不会这么想。33
1 Isaac McCoy, History of Baptist Indian Missions (Washington, D.C., 1840), 581- 82 (“He must be”); George A. Schultz, An Indian Canaan: Isaac McCoy and the Vision of an Indian Stat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2), 182- 203.
2 Leonard L. Richards, The Slave Power: The Free North and Southern Domination, 1780- 1860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2- 64, 179- 84; Leslie Friedman Goldstein, “A ‘Triumph of Freedom’ After All· Prigg v. Pennsylvania Re- examined,”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9, no. 3 (Aug. 2011): 786n81; Rebecca J. Scott, Slave Emancipation in Cuba: The Transition to Free Labor, 1860- 189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5), p. 7, table 1; W.L.G. Smith, The Life and Times of Lewis Cass (New York, 1856), 702 (“greater moral”); Willard Carl Klunder, Lewis Cass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ation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9 (“swallow Cuba”), 296- 97, 310 (“the abominable”).
3 Wilson Lumpkin, The Removal of the Cherokee Indians from Georgia (New York: Dodd, Mead, 1907), 1:40(“particular mission”); Head men and warriors of Upper Creeks to James Wright, May 1, 1771,enclosed in Memorial of James Wright to the Lords of Trade, 1771, Colonial Records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vol. 28, 2:806- 15.
4 Virginia Miller, “Dr. Thomas Miller and His Times,” Records of the Columbia Historical Society 3 (1900): 308- 9.
5 Black Hawk, Black Hawk’s Autobiography, ed. Roger L. Nicholas (1833;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79.
6 “The President’s Visit,” Niles’ Register, June 15, 1833, 256; Black Hawk, Black Hawk’s Autobiography, 80- 85.
7 Black Hawk, Black Hawk’s Autobiography, 7, and introduction, xiv- xv; Roger L. Nichols, Black Hawk and the Warrior’s Path, 2nd. ed. (Malden, Mass.: Wiley & Sons, 2017), 164.
8 Hopoethle- Yoholo to T.S. Jesup, June 12, 1836, Correspondence, Thomas Sidney Jesup Papers, DMR; Opoithleyahola to Abraham Lincoln, Aug. 15, 1861, LR, OIA, reel 230, frames 595- 596, M- 234, NA; A.B. Campbell to Joseph K. Barnes, Feb. 5, 1862, and George W. Collamore to William P. Dole, Apr. 21, 1862, The War of the Rebellion: A Compilation of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 (Washington, D.C., 1899), series 2, 4:6- 7, 11- 12.
9 乔克托人比契罗基人晚一年发给教育机构许可证，但是在一八四二年就开始运作，比契罗基人早将近十年。William G. McLoughlin, After the Trail of Tears: The Cherokees’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1839- 188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86- 120; Christina Snyder, Great Crossings: Indians, Settlers, and Slaves in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72- 96; John Ross to John Howard Payne, Mar. 5, 1836, PCJR, 1:390 (“the only chance”);; Clarissa W. Confer, The Cherokee Nation in the Civil Wa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7).
10 “Trans- 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 https://www.slavevoyages.org/voyages/SzPhOxXs (accessed May 8, 2019); Patricia R. Wickman, Osceola’s Legacy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1), 89- 103 (quotation on 100).
11 Wickman, Osceola’s Legacy, 144- 53 (quotation on 150).
12 John T. Fulton, Records of the Accounting Offic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ettled Indian Accounts, RG 217, entry 525, box 240, account 20610, NA; “Journal of John Shelby,” A Sorrowful Journey, ed. Randall L. Buchman (Defiance, Ohio: Defiance College Press, 2007), 49; Journal of Edward Deas, Feb. 4, 1836, CGLR, box 9, Creek, NA; Census of North Carolina Cherokees, 1840, William Holland Thomas Papers, DMR; “To Philanthrop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ly, and to Christians in Particular, on the Cond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Indians,” [Dec. 1, 1831·], reel 7, frame 861, MP (“experiment”).
13 要计算驱离活动的成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方法，因为部分花费被美军吸收，用来跟原住民族打仗或发动军事行动对付原住民。军队和印地安部门在驱离活动尚未开始的一八二○～一八二九年间及一八三○～一八四二年的驱离活动期间平均年花费总额的差距约为七千五百万美元。为了概略估算一八三六年和一八三八年联邦在驱离活动上支出的花费，我将一八三六年和一八三八年的支出减掉一八二○年和一八二九年间战争部和印地安部门的平均年支出。预算统计数字可在这里找到：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 194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49). 我计算了驱离成本在整个经济输出中所占的比例，然后依此换算成二○一八年的金额。Samuel H. Williamson, “Seven Ways to Compute the Relative Value of a U.S. Dollar Amount, 1790 to Present,” MeasuringWorth, 2019.
14 计算出来的数字所使用的数据来自：Steven Ruggles, Sarah Flood, Ronald Goeken, Josiah Grover, Erin Meyer, Jose Pacas, and Matthew Sobek, IPUMS USA: Version 8.0 [dataset] (Minneapolis, Minn.: IPUMS, 2018), https://doi.org/10.18128/D010.V8.0.
15 Records Relating to Indian Removal, Records of the Commissary General of Subsistence, Choctaw Removal Records, Claiborne, Graves, Tyler, Gaines, and Rush, Journal of Proceedings, 1842- 45, RG 75, entry 274, box 2, NA.
16 一八四○年和一八六○年的美国普查数据：Steven Manson, Jonathan Schroeder, David Van Riper, and Steven Ruggles, IPUMS 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Version 13.0 [Databa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8), http://doi.org/10 .18128/D050 .V13 .0; Virginia O. Foscue, “The Place Names of Sumter County, Alabama,”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Dialect Society 65, no. 1 (1978): 62.
17 詹姆斯．南斯购买的前两笔土地位于乔克托族领土外，但是地政事务办公室的公有土地转让数据库显示，他后来又在该族先前的范围内购买两百英亩的土地。James Nance to George Nance, Sept. 10, 1832, James Nance to his sister, Jan. 7, 1833, and James Nance to George Nance, Sept. 11, 1836, James Nance Letters, Alabama Department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Montgomery; U.S. Census of 1850 and 1860.
18 Michael Tadman, Speculators and Slaves: Masters, Traders, and Slaves in the Old South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133- 78.
19 David Leavitt Reciever &c. against Richard M. Blatchford, John L. Gramham, & Lewis Curtis . . . Million and First Half Million Trusts (New York, 1852), 100, 403; Fritz Redlich, 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 Men and Ideas (New York: Hafner, 1951), 2:342- 43; William L. MacKenzie,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Benj’n Franklin Butler (Boston, 1845), 147 (“did some”).
20 我将劳工购买这些商品所需的平均薪资进行加乘，得到此处的金额换算。Statement of Sales of Furniture at No. 30 West 14th St, box 30, folder 867, LPC; Williamson, “Seven Ways to Compute the Relative Value of a U.S. Dollar Amount”; Assets belonging to the Estate of J.D. Beers, August 1865, box 30, folder 867, LPC; Inventory of real estate, box 30, folder 867, LPC.
21 在这边，我使用相对劳工薪酬来换算成二○一八年的金钱。Lewis Curtis to William Giles,n.d., box 29, folder 857, LPC; Joseph Curtis to Benjamin Curtis, Sept. 12, 1865, box 27, folder 823, LPC; Benjamin Curtis to Joseph Curtis, Feb. 3, 1866, box 27, folder 823, LPC.
22 “American Women Near European Thrones,” Evening Star (Washington, D.C.), Sept. 12, 1908, 6 (“fashionable”); “Heirlooms and Flowers Mark Society Wedding,” Bridgeport Telegram (Bridgeport, Conn.), Aug. 17, 1923, 1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23 William Apess, “An Indian’s Looking Glass for the White Man,” in On Our Own Groun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William Apess, a Pequot, ed. Barry O’Connell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157; “Garrison Journal; At the Fish Library, a Chronicle of Death and Taxes,” New York Times, Jan. 6, 1992, B4.
24 根据某位投机者的账本，其一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土地具有百分之八十的利润，但是纽约与密西西比土地公司的董事坚持有百分之两百的最小利润。计算契卡索人的损失时，我预设投机者用他们购入价格的两倍重新卖出土地，这样的估算相当保守，一定能抵消做生意的成本。个别保留地总共卖了三百八十二万七千二百三十六美元。至于非保留地的部分，我只算到一八四一年（土地公司最活跃的时期）所卖掉的那三百万英亩，一共卖出三百零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美元。On profits: David Hubbard to J.D. Beers, Jan. 10, 1835, box 39, folder 1058, LPC; Richard Bolton to Lewis Curtis, Dec. 9, 1836, box 1, NYMS; Richard Bolton to John Bolton, Sept. 25, 1835, box 1, NYMS. On reserve sales:Records Relating to Indian Removal, Records of the Commissary General of Subsistence, Chickasaw Removal Records, Reports of Land Sales and Deeds, 1836- 39, RG 75, entry 255, box 1, NA。On the size of corporations in the 1830s: Robert E. Wright, “US Corporate Development 1790- 1860,” The Magazine of Early American Datasets (MEAD), https://repository .upenn .edu/mead/7/ (accessed Sept. 25, 2018)。我使用一八四七年的契卡索族普查，假定一个家庭有三点六人，不包含奴隶，因为奴隶被视为财产的一种。关于乔克托人的损失，美国参议院在一八六○年估计乔克托人被积欠将近三百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没有算入投机者之间进行勾结的部分及强迫卖掉的那几百万英亩土地，而这些都降低了市价。假设投机者平均获得百分之百的利润，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损失金额。克里克人的损失必须把投机者卖掉克里克土地的价格（每英亩两到四美元）扣掉他们支付给克里克人的钱（假如他们每一块地平均拿到十美元，就等于每英亩拿到三分钱）。44th Cong., 1st sess., H.Misc. Doc. 40, pp. 31- 32; Mary Elizabeth Young, Redskins, Ruffleshirts, and Rednecks: Indian Allotments in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1830- 1860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1), 107-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