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而言，庄园主可以看出原住民是不愿乖乖离开的。在一八二六年的《华盛顿条约》中，克里克人同意割让乔治亚州的土地，但条件是美国必须「保证」他们剩下的领土是他们的；同样地，乔克托人「全体一致」拒绝放弃自己在密西西比州的土地，不明白为何在传统的家园过得「和平」又「富足」的他们，却应该到他处寻觅新地；一样住在密西西比州的契卡索人则干脆地说：「我们没有土地要交换。」契罗基人不但拒绝展开协商，后来还否决了美国勘查一条通过他们领土的运河的要求，并透过一封冗长的信件说明契罗基人在美国法律下拥有的权利。特劳普如往常般夸大，说这条运河对联邦来说，好比巴拿马地峡（isthmus of Panama）连接两座海洋般这么重要。以无支薪劳工为基础且充满利润可图的南方帝国，他们想要扩张，依然得维持可看不可碰的撩人距离。19
想从原住民手中夺取对土地的控制权，南方政客必须想出更有效力的方法。在一八二六至一八二七年的那个冬天某个时候，南方州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议员碰面商讨驱离原住民的「其他办法」。这群谋划者数量多到创造了一个由三名参议员组成的子委员会，而且想当然，这三人会被选上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最受到影响的州。亚拉巴马州的约翰．麦金利（John McKinley），大力支持州的绝对至上权力与西进运动，在亚拉巴马州所声称拥有的土地中，克里克人持有超过一万平方英里，约占百分之二十。第二个委员会成员是密西西比州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Buck Reed），他是普林斯顿的校友，也是政坛新秀，虽然他的经验不足，却未遏制他对驱逐原住民的热忱。在密西西比州所声称拥有的土地中，乔克托人和契卡索人持有两万五千平方英里，也就是约一半的面积。第三个委员会成员是乔治亚州的托马斯．科布（Thomas W. Cobb），他拥护州权利的态度非常强硬。在乔治亚州共五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里，契罗基和克里克族持有七千平方英里左右，相当于百分之十二，即使乔治亚州在最近刚签订的《华盛顿条约》中取得了部分克里克人的土地，契罗基和克里克族拥有的土地面积，在乔治亚州仍相当多。此外，乔治亚州的庄园主，也很积极投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田。因此，托马斯．科布在参议院中蓄势待发，要打击每一个妄想威胁南方统治阶级的企图。前一年，托马斯．科布跟国会的其他极端分子，一起反对资助将坎伯兰路（Cumberland Road）从现今弗吉尼亚州西部的惠凌（Wheeling）延伸到密西西比河河岸的计划。托马斯．科布在反对活动中，提到「伟大的弗吉尼亚先知」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和根本性的《宪法》原则，说明坎伯兰路的建设会如何导致解放。20就这样，这三个南方人一起草拟了一项策略，将成为接下来全国驱逐原住民运动的关键。
由于要靠「协商和条约」将原住民有效地驱离南方州是「极度不可能」的，这个委员会便着手筹划其他「合法可行的手段」，来完成他们「如此希望实现」的目标。麦金利、里德和托马斯．科布，最后想出了一个以结果来说高度有效的简单办法。他们建议，南方州应该把法律延伸到「印地安族的人」身上，并特别将「人」这个字粗体呈现，强调原住民不应该被视为拥有自己主权国的公民，而是州的一员，他们做为州的一员拥有有限的权利。只要有机会，南方州政府应该挪用原住民的土地，并分配可供维持生计的小块地给失去土地的人即可。这三位庄园主政治家认为，这项策略会达到下列两种结果之一：原住民不是「很快就会搬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就是融入州的政体之中。21
委员会并未认真看待第二种可能性，反映出该地区的菁英阶级对于原住民「很快就会失去自己独特的性格、语言和肤色」这种说法，所抱持的怀疑态度。著名的乔治亚政治家威廉．克劳福德（William Crawford），他在一八一六年担任战争部长时，曾提出鼓励美国公民与原住民通婚的联邦政策。他写道：「我认为，这件事情蕴含的人道原则，能与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结合。」克劳福德甚至暗示，美国在欢迎更多欧洲移民之前，应该先接纳原住民。然而，到了一八二○年代，大部分的美国白人都十分轻蔑「克劳福德主义」（Crawfordism）。一个南方的社论作家问道，跟「吃害虫的印地安人」结婚怎么会「对白人体面」？在北方，当地公民谴责两名契罗基学生与当地女子的婚姻，并将其中一对夫妻制成雕像然后焚毁。一八二八年，马里兰州（Maryland）的议员约翰．威姆斯（John Weems）将一本《圣经》重重甩在国会殿堂之上，声称原住民是亚伯拉罕（Abraham）和奴婢夏甲（Hagar）的后裔，认为「白人和黑人的血液混合后产生黄皮肤」清楚证实了这点，并表示「他有看过两者的混种，很不讨喜。他比较希望他们离他远一点。」但是，倘若原住民无论如何还是决定留在仍有许多原住民支持者的东部试试运气呢？特劳普威胁，要是原住民仍继续待在乔治亚州，他们必定堕落至奴隶的境况，并「沉沦到无法再沉沦的衰败境界」。22
由三名南方参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承认，他们的计划「有点大胆」，但仍尝试引用国际法和历史来使它合理化，他们费尽苦心要证实原住民族隶属于州的管辖范围。身为州民，克里克人与契罗基人会受到统治阶级所掌控，因此州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他们。此外，假如原住民抗拒州政府的权威，《宪法》将迫使联邦政府「压制」他们的「叛乱」，就像同一个《宪法》条文要求政府镇压奴隶造反一样。23
另一个选项——联邦政府可以教化原住民，接着把他们变成公民——对统治阶级来说太可怕，让由庄园主政治家组成的委员会几乎不敢提及，就算只是讨论，对他们而言也「等于坦承那是可能实行的」。这三位南方参议员害怕联邦政府掌控公民权后会带来的后果，但是以结果来说，《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将实现他们的恐惧：在那个梦魇般的未来，各州决定自己居民特性、境况与权益的一切权力将被剥夺，他们认为，「南方州不应该也不敢放弃这样的权力」。24
米利奇维尔的报刊《南方记录者》（Southern Recorder），他们的编辑在翻印委员会的报告时，添加了一个透露很多讯息的冗长脚注。这位编辑表示，印地安人是「有色人种」。因此，他认为，「一个州里面，政府延伸给印地安人的权利，跟同一个范围内延伸给自由黑人和奴隶的权利，两者的差别只在两个种族的肤色。」粗体字的部分，清楚点出了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支持者，他们认为自己所承受的庞大风险。南方的「有色人口」，不管是自由的、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或原住民族，必须要维持「纯粹的居民（不是公民）身分，并受到州治规范所管控」。只要他们身为州民而非公民，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将隶属于同一个虽然不连贯但都极为压迫的体制，而在这个体制中，州政府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州政府也要仰赖联邦的力量，来维系这种种族阶级制度。25
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这场会面，有好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这个会议大体上是秘密进行的，并不是由国会举办，而且显然只有当地几份报纸报导过。我们不清楚全国有多少政治人物知道南方进行了这样的谋策，意图重塑共和国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第二，这显示了，在一八二七年夏天契罗基人草拟、批准自己的《宪法》之前，南方州早就已计划把法律套用到原住民身上，将他们逼出该地区。契罗基人批准的《宪法》，明订出南方契罗基族的「主权与司法权」，这个行为进而刺激了乔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们凝聚。乔治亚州的州议会，在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决议将管辖范围延伸到契罗基族，且自一八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州议会的决定看似是因为契罗基人批准的《宪法》，26可是从一八二六至一八二七年三人委员会的会晤，便可得知南方州早在契罗基《宪法》批准前便拟定了策略。
第三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场会面显示了，提倡驱逐的人所坚持人道关怀理由，实际上并不是政府资助大规模原住民驱离活动的原因。委员会的三名成员没有参与任何传教活动，且南方政治人物向来对社会改革家很反感。委员会几乎无法掩饰轻蔑的语气，揶揄地说，「慈善的人道政策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接着为自己残酷无情的策略，堆栈冗长的法律（不是道德）辩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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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南方白人对于将原住民驱离到「密西西比河对岸的荒废公地」的实际细节并没有多想。然而，虽然别人可能觉得这个大目标既不合理又流于空想，但是在南方白人眼中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8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把他们迁走。在一八○八年废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前几年，美国的奴隶进口达到了史上新高。光是最后那两年，奴隶船就运了约五万五千名奴隶到北美洲，这数量十分惊人。29因此，对庄园主而言，将住在南方的六万名原住民运送到密西西比河对岸的过程，并不难想象。
当然，奴隶贸易与原住民运送，这两种强迫迁移之间有一些差异。非洲人是跨洋运输，而原住民会是跨陆迁移，相较之下后者的难度增加许多，因为在崎岖不平的道路和遭到冲刷的桥梁上跋涉，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在十九世纪，水运比较快速便宜）。除此之外，参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个庞大商业活动的成员，是好几百间互相竞争的公司，但是相形之下，原住民的驱离活动却是由毫无经验、规模较小的官僚政府监督。少少几名在华盛顿市战争部工作的员工，要怎么驱逐南方的六万名原住民？更遑论全国的八万名原住民？最后还有一点，让运输奴隶和迁移原住民这两回事的比较变得复杂，由于利润是驱使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动机，是不带感情的金钱考虑，而这很大一部分决定了非洲人的跨洋旅程不会太好过。输入北美洲的奴隶贸易在最后十年间，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俘虏在所谓的中段旅程（the Middle Passage）当中死亡，而奴隶商人显然可以容忍这个数字；相对来说，政府资助的大规模原住民驱离计划，名义上是人道行为，至少政府是这样向世人表态的，所以执行官员能接受多少死亡？又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死亡率维持在门坎以下？30
南方白人手上还有一个有用的对照组。国会从一八○八年将大西洋奴隶贸易变成非法活动的同时，国内的奴隶贸易却开始大放异彩。在一八二○年代，人口贩子把大西洋沿岸约九万三千名奴隶驱逐到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在接下来十年，这个数字会增加近一倍，来到十七万一千人。如同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这所谓的「内部」贸易是由私人公司进行，他们会运用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s）来决定对人类俘虏付出多少照顾，奴隶商人有时甚至会举行「月光葬礼」，轻率地丢弃死掉的奴隶，防止潜在买家怀疑其余奴隶也感染了致命疾病。然而，内部贸易和跨大西洋贸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果原住民被赶到密西西比河的另一头，他们将依循跟内部贸易运输奴隶时一样的路线。一八二○年代，在南方活动的人，可以轻易看见非裔美国人以乘坐汽轮或徒步的方式前往西边。内部奴隶贸易的路线，让强迫迁移其他非白人种族这件事变得可能。之后，在大规模的原住民驱逐活动期间，富兰克林与阿姆菲尔德（Franklin & Armfield）这间最大的州际奴隶贸易公司，委任了双桅横帆船安卡斯号（Uncas），把奴隶运输到那些六个月前曾住着原住民的土地上。这艘船是以十七世纪皮科特酋长安卡斯的名字命名，而他就是詹姆斯．库珀的《最后的莫西干人》这本小说里，那位消失的印地安人。安卡斯的父亲，在儿子的坟前便说：「苍白脸孔的，是大地的主人。」31
虽然在执行面上，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州际奴隶贸易，但这其实并不是个完美的驱逐模范。虽然运输量较大时有时候可能多达两百人，不过一批奴隶通常只有三十到四十人。连全国最大的公司一年也没有运到两千人以上，跟之后要被送往西部的那六万名南方原住民比起来，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州际奴隶贸易受益于因为奴隶贸易而兴起的基础建设，包括定期的轮船、既有的资本市场、拍卖商和羁留所，且交易商也保有能赚取利润就中途把俘虏卖掉，或是随心所欲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等弹性。例如，假设天气不好或道路无法通行，他们就能前往他处。事实上，很多奴隶交易商在出发时并无一个固定的目的地。32反之，要远离已铺设好的道路和补给站，并把数以千计的原住民家庭，运送到就连地图上都没有绘制的某个西部地区地点，必会带来既陌生又让人招架不住的重重挑战。
若说两者往西的驱逐路线看起来很像，其背后的动机似乎也互有关联。配合良好的原住民驱离活动与奴隶运用，满足了南方菁英白人最沉醉的幻想。对许多人而言，南方州的存在本身，似乎跟这两个关键事务的成败与否息息相关。南方白人对原住民和奴隶的掌控，靠的是小心解读《宪法》的商业条款。此条款赋予了国会权力，得以「调节与外国、数个州之间，以及与印地安各族的商业活动」，这个权力看似将奴隶贸易和印地安族商业活动，都放在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南方政治家却坚持不是如此解读。在奴隶贸易方面，他们不将人口贩卖称作贸易，而说那是「迁移」，用这种无害的委婉说法，规避棘手的《宪法》条款。为了迎合同样的说词，当国会决定从一八○八年开始禁止进口奴隶时，援引的也是《万国律例》（Law of Nations），而不是看起来更切题的商业条款。33
至于「印地安各族」这方面，州长特劳普宣称，「乔治亚州必须是自己领地的最高统治者」，美国中央联邦政府，在乔治亚州是「一个外来力量」。由三位南方参议员组成的子委员会，扭曲了《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和《宪法》，限制了商业条款。他们说，《邦联条例》赋予国会权力，得以去调节、处理政府跟那些「不属于任何一州的成员」的印地安人之间的贸易和事务。《宪法》虽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但是委员会硬要在恶名昭彰的五分之三妥协条文（Three-fifths Compromise）里挖掘，说该妥协条文将「没有课税的印地安人」排除在计算公式之外。那么，假如有没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其他印地安人想必就有被课税了。于是，委员会开心地做出结论：「这不用争论就能证实，『有课税』且住在一个州里面的那些人，便是该州的『成员』」，也因此不受到联邦法律所管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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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发行的报纸质疑特劳普「低能的威吓」、可怜他的「疯狂与愚蠢」、指控乔治亚州「煽动」的行为，并提议采取「大胆果敢的立场」支持「印地安人的权利」。纽约《商业广告宣传者》（Commercial Advertiser）的编辑威廉．史东（William Leete Stone），他把特劳普比喻成《圣经》里的亚哈（Ahab），因为亚哈杀了自己的邻居拿伯（Naboth），以夺走拿伯不愿意贩卖的葡萄园，此举动使亚哈被神谴责。史东是纽约众多（至少在距离遥远的北方）欣赏原住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之一。他写道，亚哈凄惨的命运是「从拿伯手中巧取其先父遗产所应得的正义报应」，这跟克里克人的处境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史东藉此控诉：「这个族群若遭强迫迁移或歼灭，将会是举国之罪。」35
有一篇以「乔治亚州与克里克人」（Georgia and the Creeks）为主题的长篇文章，在一八二五年八月首先刊登在《纽约评论》（The New-York Review）这个新的文学期刊，但此文章因为内容渊博，而在北方的报章杂志中获得广泛的注意。这篇文章分析了乔治亚州和克里克族之间的关系史，评论了相关的条约和法律，并引述大量证据。但，实际上这篇文章想问的是，美国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共和国也跟爱好掠夺的欧洲帝国一样，在入侵美洲后争辩当地居民是不是人类吗？或许是。作者指控，乔治亚州呼吁「歼灭」原住民，想要「像处置牛群那样处置掉数千名人类」。美国会为「那些冒着黑烟、象征满足了血腥欲的小屋废墟」负起责任吗？若是那些旧世界的暴君，肯定会感到满意。作者写道：「我们可能会喋喋不休地讲着正义和人权，但就只是喋喋不休而已。」36
这些文采，完全无法改变南方根深蒂固的白人权力结构。这个地区的领袖已经习惯不去理会北方的改革者，只拥护某些崇高的《宪法》原则，使得自己世袭奴役与束缚他人权利的行为得以正当化。他们没有积极提出反对意见，而是诉诸讽刺和嘲弄的策略，虽然可能没有成功让更多人站在他们那边，但至少凝聚了乔治亚州为数不多的白人男性选民。许多忿忿不平的公民感到气愤，因为特劳普在北方成了笑柄，甚至成为「打油诗」和讽刺文的目标。这些公民也很不满南方的「特殊体制」变成「恶毒中伤」的题材。这些「用自己亲切的双手扛起所有人家务事、拥有好心肠又说话温和的北方圣人」，竟敢「如此」指摘特劳普，实在是令人生气，虽然这个发展早已可以预见：一八二○年代，源自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反星期天送信运动，支持者宣称共和国的存亡受到了威胁，已让南方白人更确信北方人都是假圣人。37
南方白人控诉北方人都是伪君子。一个署名「阿提克斯」（Atticus）的人，凭着正当理由，主张北方白人早已「实际歼灭了」原住民，现在「这些非常受到神眷顾又充满恩典的虔诚激进思想家」，却反过来要求南方要接纳原住民。他说，这是「内在已经腐败臭到天上去的虚伪行为」。阿提克斯对人道主义者除了不屑，还是不屑。他写道：「面对我们的抗议，他们提供哀声叹气的善心施舍做为答复；面对我们的反对，他们摆出一张紧绷的脸；面对我们认真的拒斥，他们露出哭哭啼啼的表情和往上拉高的眼神。」其它社评作家也同样藐视北方人，说他们只会贩卖「感性的垃圾」，难道他们忘了原住民是如何「被赶出北方州」的？《查理顿信使报》（Charleston Courier）在一封据说由驻扎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丹麦军官所写的信件里，找到了证明。该名军官写道：「每年我们都很受不了某些多愁善感的旅人，以及他们针对印地安族逐渐灭亡所发表的傲慢虚伪言论和哀叹。」他提出了一个病态的解决方法：为了原住民好而奴役他们。38
南方白人之所以很容易就会想要取笑北方的「狂热份子」，是因为他们早已是熟悉的嘲弄对象。可是，并非所有反对驱离的人，都符合那样的刻板印象。例如，原住民推派的酋长就很熟悉国会各厅堂，还能引用《独立宣言》。由孜孜不倦的约翰．罗斯率领的契罗基代表团，在一八二四年致信美国参议院时，在信中写道：「我们请求充满雅量的美国国会伸张正义，保护契罗基人的权利、自由与生命。」五年后，克里克人也写一封信给「亚拉巴马州与乔治亚州的公民」，内容不仅描述了《独立宣言》，还带有命令式的口吻。他们写道：「你们明白如何理解自由原则、自由法律和体制。那么，根据你们对这些法律的诚实认知，你们要给予我们，所有我们应得、由美国政府承诺给我们的权利和权益。」39
几乎是一有机会，原住民酋长就会阻饶试图驱逐他们的计划。即便帕塔瓦米人和迈阿密人被告知「必须离开，要不就会灭亡」，他们仍只同意割让一部分的领土，坚持要保留大量土地给自己。在佛罗里达，塞米诺尔酋长西克斯宣布，「我们不愿搬到」密西西比河对岸。他对一名美国官员说：「你说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在那里也是会死。」40
北方政治家和原住民的抵抗，让南方政治人物陷入一个尴尬的处境。他们虽然总是在贬低联邦政府，却还是需要它的协助才能清空该地区的原住民。只有联邦政府能够替失土的原住民找到移居的荒地、执行人口迁移，并且掏钱出来。由于庄园主政治家不可能是原住民福祉的拥护者，也无法让人相信他们是那样的人，因此他们需要国会的盟友，并在白宫找到跟他们一样决意驱离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一八二六年六月麦考伊突然的灵光乍现，对他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麦考伊说话的方式，就像个新教改革者，而且不像南方白人，他在哀叹「消亡中的印地安人」时，会带有某种道德权威感。41此外，他很诚恳，在政治方面也很天真无知。简言之，对那些自私自利的大规模驱离倡议者而言，他是个完美伙伴。
还有一点很幸运，那就是南方蓄奴主安德鲁．杰克森，在一八二八年总统大选后进入了白宫。十五年前，时任将军的杰克森，曾行军到克里克族的领土，烧杀那里的村庄和居民。在距离今天的伯明翰（Birmingham）东边约六十英里的塔卢沙奇（Tallushatchee），杰克森的军队烧毁屋舍，「像狗一样」射杀一百八十六人。少尉理查德．卡尔（Richard Keith Call）说：「冒着烟的屋瓦残骸之中，仍可见到半毁的人类尸体。」杰克森的人马继续往南前进，在库沙河（Coosa River）附近的塔拉迪加（Talladega），他们又杀了三百人。接着，在美国与克里克族的战争达到巅峰的马蹄湾之役（Battle of Horseshoe Bend）中，他们又杀了八百到九百人，其中有三百人是在游过塔拉普沙河（Tallapoosa River）时遭到射杀。42对南方来说，杰克森是南方的战争英雄。
杰克森的对手，是来自麻州的现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跟杰克森恰恰相反。身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个博学多闻、受过教育，且经常自省又充满北方性格的菁英份子。在一八二八年的大选，乔治亚州有将近百分之九十七的选民（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全都是白人男性）把票投给田纳西州那位好斗的庄园主，而整个州只有六百四十二张选票是投给他的对手约翰．昆西．亚当斯。从全国的投票分布来看，杰克森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选票，是差距悬殊的胜利，虽然在这个总人口约有一千三百万人的国家中，杰克森也只得到六十四万两千八百零六票。所谓「人民的朋友」，其实是被仅占了一小部分的白人男性选出来的。43
美国人大量涌入华盛顿市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一八二九年三月四日，数以千计的人聚集于国会大厦的东侧柱廊前面，目睹权力转移的一刻。一名旁观者表示，杰克森从大厦内走出时，迎面而来的是「一万张抬头仰望、欣喜若狂的脸，因为突然的喜悦而容光焕发。」但，观众里至少有一人很可能是内心忧虑、脸上没有挂着笑容的，他便是约翰．罗斯最忠实的盟友之一，契罗基人爱德华．根特（Edward Gunter）。在就职典礼当下，爱德华．根特就站在总统正前方四十五公尺外的地方，聆听穿着黑色西装的杰克森演讲。他或许有听到这位田纳西人短暂提及原住民的那句话，杰克森宣布：「我将衷心持续地希望，我们能够对我们领土范围之内的印地安部落遵循公正自由的政策，并人道且善解人意地，采用与我国政府的习惯和我国人民的感受相符的方式，关注他们的权利和需求。」44
结果，九个月后，总统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向国会进行年度报告时，要求原住民「自愿」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这个议题日后将定义了这位总统的执政。同时身为杰克森的国务卿和当时副总统的范布伦忆道：「在他的整个任期里，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可以说是他一手包办的。」国会立刻着手拟定法案，以响应总统的要求。麦考伊的愿景现在触手可及了。近日，麦考伊刚结识兰普金这位朋友，他是乔治亚州野心勃勃的众议院代表，为众议院印地安事务委员会的成员。
现在，传教士与蓄奴主，一起把这场战斗带进了国会山庄。45
1 Georgia Journal (Milledgeville, Ga.), Aug. 30, 1825, 1-3.
2 RDC (1825), 1:643 (“must be very valuable”); Southern Recorder (Milledgeville, Ga.), May 15, 1830, 3 (“savages”); Southern Recorder, June 19, 1830, 3 (“tributaries”); The Athenian (Athens, Ga.), Nov. 10, 1829, 2 (small tax);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15), 117-20.
3 Georgia Journal, Jan. 16, 1830, 2 (“negrophiles”), Feb. 10, 1831, 3 (“Indianites”), May 25, 1819, 3 (“waste public lands”), July 10, 1830, 2(“Georgia may forgive”), Oct. 3, 1829, 2 (“to some distant point”), Aug. 30, 1825, 1-3 (“submit”).
4 Daniel Immerwahr, How to Hide an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9), chaps. 1-2; Malcolm Rohrbough,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 1789-18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74-75; and Paul Frymer, Building an American Empire: The Era of Territorial and Political Expan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27.
5 Memorial of the Head Men and Warriors of the Creek Nation of Indians, Feb. 6, 1832, The New American State Papers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72), 9:192-96.
6 人口数据取自：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78-2008), 20 vols.; Martin Van Buren,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Van Buren (Washington, D.C., 1920), 2:293.
7 Conference of John Ross, Edward Gunter, and John Mason, Jr., Nov. 6, 1837, PCJR, 1:537-40.
8 造成南方耕种模式变迁、出现《奥古斯塔纪事报》所描述的那种荒芜地貌的原因，至今仍是受到热烈辩论的主题。Augusta Chronicle (Augusta, Ga.), Nov. 24, 1830; John Majewski and Viken Tchakerian, “The Environmental Origins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Climate, Soils, and Diseas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S. South,” Agricultural History 81, no. 4 (Fall 2007): 522-49.
9 Federal Union (Milledgeville, Ga.), Dec. 11, 1835, 2 (“by force”); Southern Recorder, Dec. 29, 1831, 2-3 (“mere mockery”).乔治亚州的地方政治比尼斯贝特所暗示的还要复杂：Watson W. Jennison, Cultivating Race: The Expansion of Slavery in Georgia, 1750-1860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2), 194-217.
10 RDC (1825), 1:639-40.
11 Trip Henningson, “Princetonians in Georgia,” Princeton and Slavery, https://slavery.princeton.edu/stories/princetonians-in-georgia (accessed Feb. 1, 2018); Joseph Yannielli, “Student Origins,” Princeton and Slavery, https://slavery.princeton.edu/stories/origins (accessed Feb. 1, 2018); Chronicles of Erasmus Hall (Brooklyn, N.Y., 1906), 47, 55.
12 Edward J. Harden, The Life of George M. Troup (Savannah, Ga., 1859), 194 (“great moral and political truths”), 197 (“positive obligations”), 204 (“simply occupants”), 205 (“breach of faith”), 217 (“birthright”), 230 (“indisputable”), 351 (“the Governor of this State”), Edmund P. Gaines as quoted on 390 (“little European despot”), 401 (“Chief Magistrate”), 531 (“Where principal”);Articles of Agreement and Cession, Apr. 25, 1802, Governor’s Subject Files, Executive Dept., Governor, RG 1- 1- 5, Georgia Archives.
13 Harden, Life of George M. Troup, 207 (“Of all the old States”), 405 (“civilizing plan”); John Ross et al. to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r. 12, 1825, PCJR, 1:104- 5.
14 Michael D. Green, The Politics of Indian Removal: Creek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Crisi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69- 97; Report of special agent, June 28, 1825, enclosed in T.P. Andrews to James Barbour, July 4, 1825, LR, OIA, reel 219, frames 363- 71, M- 234, NA.
15 Harden, Life of George M. Troup, 232 (“fomenting”), 289 (“the servant”).
16 The Constitutionalist (Augusta, Ga.), Sept. 2, 1825, 3; Jennison, Cultivating Race, 194- 95.
17 “To Socrates,” Georgia Journal, Aug. 9, 1825, 2 (“Troup and the Treaty”); RDC (1830), vol. 6, 2:1102 (“at the first prattle”); “To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Georgia,” Savannah Republican, as reprinted in the Southern Recorder, Sept. 27, 1825, 1- 2 (“A Native Georgian”).
18 RDC (1826), 2:775; Harden, Life of George M. Troup, 467.
19 Green, Politics of Indian Removal, 123; General Humming Bird et al. to Generals William Clark, Thomas Hinds, and John Coffee, Nov. 14, 1826, ASPIA, 2:713 (“with great unanimity”); Levi Colbert et al. to Thomas Hinds and John Coffee, Oct. 24, 1826, ASPIA, 2:720 (“We have no lands”); 20th Cong., 2nd sess., H.Doc. 6, pp. 2- 7 (Cherokees); Harden, Life of George M. Troup, 175. “Southern empire” became a common phrase in the 1830s. See Matthew Karp, This Vast Southern Empire: Slaveholders at the Helm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20 Press, 2016). John Martin, “John McKinley: Jacksonian Phase,” Alabama Historical Quarterly 28, nos. 1- 2 (1966): 7- 31; RDC (1827), 71- 76 (Reed); RDC (1825), 1:648- 60 (Cobb).
21 Southern Recorder, Apr. 9, 1827, 2- 3.
22 William H. Crawford to John Gaillard, Mar. 13, 1816, ASPIA, 2:28 (“It is believed”); “Crawfordism,” Macon Telegraph (Macon, Ga.), Apr. 30, 1827, 1; John Demos, The Heathen School: A Story of Hope and Betrayal in the Age of the Early Republic (New York: Knopf, 2014); RDC (1828), vol. 4, 2:1566 (“a mixture”); Harden, Life of George M. Troup, 206.
23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4, Section 4; Garry Wills, “Negro President”: Jefferson and the Slave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3), 11.
24 Southern Recorder, Apr. 9, 1827, 2-3.
25 Southern Recorder, Apr. 9, 1827, 2-3. 关于联邦政府对南方的箝制，请见：Leonard L. Richards, The Slave Power: The Free North and Southern Domination, 1780-1860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 William G. McLoughlin, Cherokee Renascence in the New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96- 424.
27 Southern Recorder, Apr. 9, 1827, 2-3.
28 Georgia Journal, May 25, 181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