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David Eltis, “Estimates of the Slave Trade,” Voyages: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 http://www.slavevoyages.org/estimates/ygVmZkq4 (accessed Feb. 8, 2018).
30 现存的纪录显示，在抵达美国的奴隶之中，有超过三万八千人是在奴隶贸易最后两年由一百三十艘船（很多是被不同的投资者拥有）运送。David Eltis, “Slave Trade Database,” Voyages: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 http://www.slavevoyages.org/voyages/qWuTxkC5 (accessed Feb. 8, 2018), and http://www.slavevoyages.org/voyages/CakpCwJY (accessed Feb. 8, 2018); James McMillin, The Final Victims: Foreign Slave Trade to North America, 1783-181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二十一世纪的人道活动常常在算可接受的死亡人数有多少。Eyal Weizman, The Least of All Possible Evils: Humanitarian Violence from Arendt to Gaza (New York: Verso, 2012).
31 Steven Deyle, Carry Me Back: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table 4.1, p. 140; Calvin Schermerhorn, The Business of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15-186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2- 43, 150- 51; Robert H. Gudmestad, A Troublesome Commer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3;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New York, 1859), 443.
32 Deyle, Carry Me Back, 99, 102- 4, 107, 113- 19.
33 Gudmestad, A Troublesome Commerce, 53; David L. Lightner, Slavery and the Commerce Power: How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 Led to the Civi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36, 46.
34 Harden, Life of George M. Troup, 458; Southern Recorder, Apr. 9, 1827, 2- 3.
35 New Hampshire Observer (Concord), June 20, 1825, 2 (“seditious”); Essex Register (Salem, Mass.), July 4, 1825, 1 (“imbecile menaces”); Franklin Post and Christian Freeman (Greenfield, Mass.), Aug. 16, 1825, 2 (“madness and folly”); Rhode Island Republican (Newport, R.I.), Feb. 15, 2017, 3 (“bold and decisive st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 (New York, N.Y.), Aug. 13, 1825, 2 (“righteous retribution”); Laurence M. Hauptman and George Hamell, “George Catlin: The Iroquois Origins of His Indian Portrait Gallery,” New York History 84, no. 2 (Spring 2003): 130.
36 “Georgia and the Creeks,” The New-York Review, and Atheneum 1 (1825- 26): 174, 187, 188, 189, 190.
37 Georgia Journal, Aug. 9, 1825, 2 (“doggerel verse”); “To the People of Georgia,” Southern Recorder, Aug. 9, 1825, 1(“tender hearted”); Richard R. John, “Taking Sabbatarianism Seriously: The Postal System, the Sabb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0, no. 4 (1990): 517- 67.
38 Atticus, “To the People of Georgia,” Southern Recorder, Aug. 9, 1825, 1; “The Late Treaty,” Georgia Journal, Nov. 8, 1825, 2 (“were got rid of” and “sentimental trash”); Charleston Courier (Charleston, S.C.), Nov. 16, 1825, 2.
39 John Ross et al. to the U.S. Senate, Apr. 16, 1824, ASPIA, 2:502; “Address of the Creeks to the citizens of Alabama and Georgia,” Niles’ Weekly Register 37 (Aug. 29, 1829), 12.
40 John P. Bowes, Land Too Good for Indians: Northern Indian Removal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6), 67-68; Reply of the Head Chief Hicks to the talk delivered by the Commissioner Col. White, May 5, 1827,LR, OIA, reel 806, frame 5, M- 234, NA.
41 Isaac McCoy, Remarks 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Indian Reform, Embracing their Colonization (Boston, 1827), 12.
42 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His Indian Wars (New York: Viking, 2001), 62- 79 (quotation on 63- 64).
43 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The Course of American Freedom, 1822- 183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7- 48.
44 Remini, Andrew Jackson: The Course of American Freedom, 172- 77 (quotation on 175); Jeremiah Evarts to Joseph Nourse, Mar. 9, 1829,no. 18, ABC 11.1, vol. 2, Letters from Officers of the Boar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of Andrew Jackson,” Mar. 4, 1829, http://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jackson1.asp, (accessed May 2, 2019). 就职演说有两份草稿写了第二句关于原住民族的话：「他们的从属地位和我们的国家性格需要一个正义自由的政策。」“Inaugural Address,” 1829, PAJ.
45 Martin Van Buren,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Van Buren (Washington, D.C., 1920), 2:295; Isaac McCoy, Journal (typescript), Feb. 27, 1829, p. 61, MP.
PART 2 华盛顿市的观点
chapter 3 辩论
在一八三○年代的美国，好像每个路口都有发行自己的报纸似的。亚拉巴马州的伊利（Erie）、肯塔基州的夫雷明士堡（Flemingsburg）、缅因州（Maine）的利麦立克（Limerick）等数百个热情拥护某个议题的小镇，都有自己的一份报纸，有时甚至有两份。全国各地约有一千三百种报纸，服务近一千三百万的人口，等于每一万名美国人就有一份报纸，这数字包括了百分之十六遭受奴役、法律上不允许读书识字的人口。在这报章杂志的茫茫大海之中，自诩为专家的人无止尽地阐述「印地安问题」，即使他们有一些人从未见过原住民。麻州的《沙林公报》（Salem Gazette）表示，这是一个「令人相当担忧」的问题；《德拉威尔公报与州立日报》（Delaware Gazette and State Journal）嘲讽地说，这个问题激发了「阵阵的奇想、丝丝的哀伤和滚滚的辩才」；深信乔治亚州的白人会获胜的《沙凡那乔治亚人》，则对于「印地安问题」引起的「轩然大波」加以戏谑。1
同一时间，原住民部落也出现同样热络但更有根据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部分是发生在议会、教堂和家庭里，从未出现在印刷品上，而且原住民偶尔才会透过翻译和抄写员的协助，把想法写在纸上。幸好，契罗基人在一八二八年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契罗基凤凰报》。这份报纸在契罗基人的首都新埃乔塔（New Echota，位于现在的乔治亚州北部）发行，许多文章都同时用英语和契罗基语写成，而所谓的契罗基语，则是使用一八二○年代由来自小田纳西谷（Little Tennessee Valley）的契罗基天才塞阔雅（Sequoyah），他所发明的字母系统。在塞阔雅最初的手绘字母表里，这套音节文字是由八十六个华丽的符号所组成，每一个符号代表契罗基语的一个音节，但在印刷物上，符号被减为八十五个，变得比较方正，而且有些长得类似罗马字母的大写字母。在塞阔雅的「卓越发明」（约翰．罗斯这样形容）出现后，没几年，估计已有九成的契罗基人识字。《契罗基凤凰报》是他们头一次可以传播使用自己的语言的印刷物，在驱离政策的关键时期，他们利用新埃乔塔的报纸，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辩与动员。2
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契罗基凤凰报》发表一篇给美国国会的〈契罗基人请愿书〉（Cherokee Phoenix），此文同时用契罗基语和英语写成（虽然先出现在页面上的是契罗基语的版本，但是看不出来文章最初是用哪一个语言写成）。请愿书用英语写道：「你们既伟大又知名，而我们生活穷苦，没有富人的手臂和力量。」如同这个例子所显示的，口才很好的原住民常把自己写成恳求者，乞求力量更强大的一方。这个策略在原住民小区很能引起共鸣，因为原住民极为慷慨大方，尤其是跟美国白人吝于付出同情心的性格相比。请愿书问道：「你们愿意怜悯我们吗？」3
确立好施恩者和受惠者的角色之后，请愿书接着针对乔治亚州坚称，契罗基人纯粹只是「任意租赁契约的房客」这件事提出异议。请愿书上写到，该州侵略性的行动，违反了契罗基人跟美国的条约，他们没有把《一八○二年贸易往来法》（1802 Trade and Intercourse Act）放在眼里，然而该法明定，原住民的土地只能藉由联邦政府签立的条约进行转让，不能透过私人或州立的合约。驱逐原住民不仅违宪且非法，还会是「最高程度的欺压」。最后，英语版的请愿书做出结论：「这些合众起来的州，其人民恐怕是全天下人当中最虔诚自由的，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才对。」
契罗基语的版本，在一些关键处跟英语版很不一样，反映了契罗基族的政治家希望同时迎合美国大众和契罗基人的心理。英语版的请愿书赞颂「文明生活」和「基督宗教」，这些都能打动北方改革者的心，但是这些词汇在契罗基族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契罗基语版没有写到文明和基督教，而是提及「学习」、「书写文字的知识」，以及接受「神说的话」或「创世主」；英语版认可了美国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把契罗基人形容成「无知野蛮」，但是相形之下，契罗基语版只说他们是猎人；英语版的请愿书温和地告诉国会：「我们现在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冤屈。」但是契罗基语版则抗议「你们的人对我（我们）很差」，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公民「欺骗」了契罗基人。最直白的或许是，在描述了北方原住民的命运之后，英语版的请愿书问国会：「我们这些遗民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吗？」契罗基语版把这样的恳求写成控诉：「你们对我们还是没有同情心。兄弟，你们的意图就是要把我们赶到西部。」4
请愿书问世的时候，契罗基族的领土已经比先前缩减许多，范围从今天亚特兰大都会区的外围，往北延伸一百英里到大烟山（Great Smoky Mountains）的南缘，以及从亚拉巴马州的西侧，往东北延伸两百英里到接近北卡罗来纳州的富兰克林（Franklin），这些土地涵盖了起伏的丘陵、陡峭的山脉和宽广的河谷。信使把请愿书带到每座城镇，让当地酋长在议会上参阅契罗基语的版本，认可后记下当地男性居民的名字。根据《契罗基凤凰报》，由于「时间不够的缘故」，约有一万八千人的契罗基族未联署请愿，但是该文件传播的范围也大到获得超过三千个签名，他们的签名大部分是以契罗基语的音节文字写成。契罗基族的女性没有出现在联署人的名单上，虽然她们过去曾经发表反对土地割让的言论，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传统上，外交是男人的领域。她们在这件事情上缺席，或许是受到联邦政府教化计划的影响。事实上，一八二七年制定的契罗基《宪法》中，大量借用美国《宪法》，其中禁止女性在全族性的大选中投票，反映的正是共和国各州的法律。5
这份双语请愿书是个很好的政治行动主义的案例，其中深具启发性的，莫过于是个别联署人在文件上添加的文字，在在显示出他们的决心。一位匿名的契罗基人便要美国官员以美国与契罗基人的条约为前提，为自己的行为提出正当性：「 」，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我们知道酋长说的话，还是他们要掩饰我们碰面？」为了替国会解释这句话的涵义，契罗基人把它写成：「我们知道我们跟美国之间存在的条约，而你们要忽略法律吗？」还有一位联署人写道：「」，字面上的意思是：「那些住在卡瓦努基（Kanonugi）的一千一百强人（，）土地他们很爱。」此句话，当时翻译成：「哈瓦努基的居民全部有一千零一十人，完全成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爱自己的国族。」「土地他们很爱」这句话在签名之中出现不下一次，对契罗基人来说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句话代表他们坚决抗拒更进一步的土地割让，而这正是南方白人最害怕的。6
在契罗基人的协助下，克里克酋长在差不多的时间，也拟定了自己的英语版请愿书要给美国国会，但是由于缺少书写系统，他们无法将请愿书广泛流传给自己的人民参阅。克里克人引用了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条约条文，包括乔治．华盛顿在一七九○年签订的第一个克里克族与美国的条约。他们赤裸裸地揭开南方庄园主政治家的虚伪面貌，控诉那些政治家在麦考伊的帮助下，把大规模驱离计划掩饰成善举。他们说：「藏在不人道的丑陋羽翼之下的强制迁移，并没有被公开承认，而是被间接施加，要将我们从我们喜爱的安宁和火堆旁驱离，甚至逐出美国提供并严肃承诺给我们、使我们拥有绝对所有权的国度。」克里克人控诉，亚拉巴马州「透过我们原有以及公民权利赋予的残骸」，变得越来越肥胖。他们总结，问题不在亚拉巴马州的权益有哪些，或者克里克人该怎么做，因为这些是父权主义白人从不疲于阐述的主题，但关键是克里克人与美国的条约上写了什么规定。7
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奇蒙（Richmond）的众议院发言人安德鲁．史蒂文森（Andrew Stevenson），他完全不讨论、不理会两份请愿书，在一八三○年二月八日，他随手将它们摆在桌上。国会虽然漠视以对，这些文件却达到了一个策略性的目的：号召北方改革者重视这个议题。契罗基人的请愿书尤其有效果，它最初出现在《契罗基凤凰报》，后来被北部和西部各州的报纸翻印。这是这份新埃乔塔的周报，被拿来做为抗议驱逐计划的关键武器的众多例子之一，而它的存在本身，便驳斥了驱离如此紧急，是因为原住民很野蛮放荡的说法。身为美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和最热忱的种族主义者之一的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他对于契罗基语音节文字的天才发明很不以为然，说那「实质上是……白人的产物」。考德威尔表示，塞阔雅的「血液里流了很多白人的血」，她的创新灵感来自英文字母。8但，这无法否认这份报纸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一八二八年二月十一日，纽约的《商业广告宣传者》（Commercial Advertiser）收到第一期报纸后，表示：「这份报纸光看一眼，就足以将那些带有私心的白人，他们对于所有印地安人都无法过着文明生活，所做出的那些没有道德跟依据的声称和宣言推翻一千次。」连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纪事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份报纸「印得很好」。在一八二九年二月，该报充满才华的编辑布迪诺，他把报纸名称加长为《契罗基凤凰报与印地安人的拥护者》（Cherokee Phoenix and Indians' Advocate），反映出这份报纸把自己的角色扩大的目标：为所有原住民发声、抗议联邦政府的政策。联邦官员注意到了。印地安事务局的局长麦肯尼，他要求取得该出版物自发行以来的所有完整期数，以及未来每一期的两份副本。9
《契罗基凤凰报》的行为，公然反抗了那些认为「有色人种」不该为自己发声的南方白人。然而，白人这样的观念，早已占据了乔治亚州大会，并衍生出不少的措施，有些荒唐可笑，有些则是危险致命。一八二五年，当克里克人坚称《印地安泉条约》是诈欺时，特劳普托人撰写克里克族的历史，要「利用取自……真实来源的证据」，他试图藉由为克里克族撰写历史的方式，来证明克里克人是错的。几年后，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沙凡那出现六十份〈向全世界有色公民呼吁的请愿书：附带序言的四条内容〉（Appeal in Four Articles together with a Preamble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这份文件是由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住在波士顿（Boston）的非裔美籍废奴主义者戴维．沃克（David Walker）所写的，此份文件激起了乔治亚州大会做出行动，因为光是看到文件上使用「有色公民」而不是「有色人种」作为标题，就促使警方通报市长，市长又接着告知州长。在某一次特殊的开庭期间，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防止属于「有色人种」的水手（除了「任何自由的美国印地安人」），「跟此州的有色人种往来」。凡是散播鼓励「叛乱、阴谋或抵抗」的书面文宣的人，在新法的规范下都将处以死刑。同一天通过的第二项法案则规定，雇用奴隶或自由的有色人种为排字工人的印刷业者，都将遭到罚款。因为担心「有色人种」为自己发声一事可能会带来威胁，出生于乔治亚州，曾就读普林斯顿学院的现任司法部长贝里恩，他建议杰克森总统将《契罗基凤凰报》的印刷机器和铅字全部运到密西西比河对岸。他写道：「我必须大力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10
早在布迪诺的《契罗基凤凰报》出现以前，原住民早已有找到其他方式把自己的声音传递给美国大众。一个二十二岁名叫戴维．布朗（David Brown）的契罗基学者，在一八二三年中断了在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修习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法文的课程，代表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这个新英格兰的传教组织，前往东岸展开一趟演说巡回之旅。戴维．布朗在沙林（Salem）、波士顿、剑桥（Cambridge）和牛顿等地演讲时，就已经成为一位出色的演说家。现在，他让远至南方弗吉尼亚州彼得堡（Petersburg）的大量人潮也深感佩服。这趟旅程旨在为委员会募款，但是戴维．布朗利用这个机会培养更多人支持原住民、谴责印地安殖民地的构想。在波士顿时，他引述杰克森在一八一三至一八一四年间屠杀克里克人及其他的事件，告诉观众，「要是原住民从未看见白人的影子」就好了。接下来几年，他的信件偶尔会出现在报纸上。例如，他在一八二五年一封受到广泛翻印的书信中问道：「乔治亚人要怎么让契罗基人接受，用自己现在持有（且原本就属于契罗基人）的土地，来交换靠近落基山脉的国度这样的提议？」他继续说道：「除非诉诸武力，除非巨大的美国手拿着剑攻击契罗基族无辜的婴孩，否则印地安人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会像太阳与月亮一样恒久。」11
还有别的演说家，如：《契罗基凤凰报》的编辑布迪诺；布迪诺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康瓦尔学院（Cornwall Academy）的契罗基族同学约翰．里奇（John Ridge）；塞尼卡族（Seneca）酋长「红夹克」（Red Jacket）；图斯卡罗拉族（Tuscarora）的历史学家戴维．库斯克（David Cusick）；以及皮科特族优秀的卫理宗牧师威廉．艾培斯（William Apess）。他们的演讲风格有的谨慎小心，有的咄咄逼人；内容有的引述激励人心的感动故事，有的列出对美国的斥喝控诉。在这些政治行动主义者当中，没有人的见解和思路比艾培斯更敏锐。一八二九年，艾培斯出版了自传，是原住民所出版的第一本，在自传中他叙述了遭受可怕虐待和被剥夺的童年。他说，这样的经历有一部分是美国白人所造成的，因为他们抢夺他族人的土地，除了酒精之外什么也没回报。他写道：「我相信美国有很多好人，不会践踏穷苦人的权利。但，也有很多人乐意乘着马车辗过穷苦人及无辜原住民的泪水和鲜血，随时准备在印地安人身上进行投机买卖，用诈骗的方式骗走应当属于印地安人的财产。」在冗长的附录中，他列出了一些名字，他们是维护殖民征服的历史学家，与散播「『印地安人残酷本性』这种夸大描述」的报社编辑。艾培斯自行出版了自传，为原住民发声。在一八三○年代，他还批评了共和国洋洋得意的国史，揭露美国价值与美国给予「有色人种」的待遇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种种矛盾。12
女性要在反驱逐运动中扮演公众角色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当时在美国盛行的观念是，政治属于男人的领域。无法进行巡回演说的原住民妇女，长期以来都是在当地议会开会时表达自己的担忧，但在一八一八年一个相当特殊的案例中，她们写了一封信给联邦政府。懂得两种语言的契罗基女子佩姬．克拉奇菲尔德（Peggy Scott Vann Crutchfield）写道：「我们的白人邻居似乎希望我们毁灭。」她恳求地说，没有联邦政府的保护，「我们就要毁了」。到了一八二○年代，女性的声音渐渐转由新教的传教士代为传达。尽管如此，她们利用书信和回忆录述说的故事鼓舞了人心，有效地反驳了南方政治家散播的宿命叙述，并启发白人女性发起自己的全国性反驱逐请愿活动。13
从缅因州到华盛顿市，原住民的回忆录、书信和演说在当地所发行的报纸中广传，却鲜少散播到更南方，虽然这些文类，有很多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南方白人不想读到逃离奴隶制的非裔美国人所写的文字，当然也不想听原住民为自己发声。理由很简单，就像受到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原住民为自己遭受的迫害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词。没有他们的积极行动，就不会有针对驱离所做的辩论。当国会在一八三○年一月收到第一个「交换土地」的法案时，原住民已经孕育出激烈的反对力量。
● ● ●
杰克森上任不过数周的时间，他的政府便开始为之后成为他个人招牌的立法杰作进行准备工作。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拒绝支持杰克森的提议之后，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印地安事务局局长麦肯尼发起了纽约印地安委员会，宣称旨在保护与改善美洲原住民移民的生活。这是一个表里不一的组织，看起来好像是私人机构，却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位于北方的总部和其充满启发性的名称，成功把蓄奴主最爱的政策包裹在薄薄的人道主义之内。麦肯尼吹嘘：「这种机构可以转动世界」，它能「让所有反对者噤口」。14
然而，麦考伊认为该组织不过是在「吹牛」，而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创立六个月后，过去曾跟麦考伊有过往来的卡斯，他虽然发表了一篇替组织目标背书的文章，并获得广大的读者支持，委员会仍因人们缺乏兴趣投票表决而被迫解散，毕竟北方改革者极少人愿意用自己的名字，代言这个假惺惺的可笑机构。卡斯在不久后成为杰克森的战争部长，但他原本在新英格兰当学校老师，因为支持南方庄园主而走入政坛。卡斯撰写了一篇六十三页的文章，内容净是乱七八糟的曲解和空洞的臆测。他说原住民因美国人的「优越」而烦闷，还说他们缺乏远见、懒散成性、「有着难以缓解的怨恨」、听天由命，是「地表上的异常」，甚至说，原住民会存在真是奇了。卡斯引述了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瑞士律师艾默瑞奇．瓦特尔（Emerich Vattel）所说的话，但这篇文章主要仍是凭借两位美国权威：麦肯尼和「虔诚又辛勤」的麦考伊。15
这篇文章引起一阵轰动，激发了许多响应，其中最伤人的，莫过于出现在缅因州《邦哥登记簿》（Bangor Register）的那篇讽刺文。卡斯的对手说，四年前卡斯也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发表过一篇文章，但是那篇文章跟他最新的文章却互相抵触。在前一篇文章里，他虽然对原住民表示藐视，却也坦承他很「害怕」，认为驱离原住民的「这个庞大的公共慈善计划」，会「惹怒」美国白人「很想消灭」的「恶魔」。他最后的结论是，「比起冒险增加他们的悲惨际遇」，不如「什么都别做」。16
可是现在，卡斯却说了相反的话。《邦哥登记簿》的文章说，不要紧，「很多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都不得不每隔几天就扭转自己的看法，就像他们必须给时钟重新上发条一样。」假如寻常百姓都有权利摇摆不定，那么「密歇根领地的总长阁下」更有理如此。接着，这份报纸又嘲弄地说：「如果好好思索一个问题的其中一面，能让一个人展现任何天赋，好好思索问题的两面，肯定能展现两倍的天赋了。」《邦哥登记簿》表示，卡斯认为一族之主权要经过「白人的判断」，也认为印地安人若可以拥有主权，那必然是「透过良好的行为才能允许」。在卡斯看来，条约并没有约束力，因为印地安人是蛮人，但是《邦哥登记簿》总结印地安人是蛮人的证据时，却认为那些证据十分可笑：苏格兰历史学家罗伯逊从未踏上北美大陆，却说印地安人吃熊肉、没有财产的观念；瑞士律师瓦特尔则说，务农是「正派的行为」，应该要鼓励，所以印地安人「应该被歼灭」；卡斯甚至说，西班牙和法国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比美国糟多了。当然，《邦哥登记簿》的文章是针对卡斯的论点所做出的讽刺文，但这却也跟卡斯实际上的主张相去不远。《邦哥登记簿》的编辑塞缪尔．卡尔（Samuel Call），被视为是「一个愤世嫉俗、智识相当敏锐的绅士」，但是在这个讽刺卡斯的例子里，赛缪尔．卡尔的敏锐，有一部份可能来自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人（Penobscot），自从一八二四年他因为担任该州的印地安专员而认识了这个族群之后，便对他们十分同情。17
在美国公民之中，杰克森政府最孜孜不倦的敌人，就是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的通信秘书杰里米亚．埃瓦茨（Jeremiah Evarts）。埃瓦茨毕业于耶鲁大学（Yale College），原本是一名律师，后来发现从事社会改革是他的天职。虽然他曾经一度偏好原住民自愿迁移的做法，但原住民行动主义者改变了他的想法，让他开始反对将非白人赶出美国的计谋。事实上，除了埃瓦茨以外，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廉．葛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也因为非裔美籍行动主义者的要求，而经历过类似的转变，使他看清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背后的种族歧视。在一八二九年年末之际，埃瓦茨使用了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这个笔名，共发表了二十四篇文章，列出反对驱逐计划的理由。这些文章延伸了印地安人之前提出的论点，但这或许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埃瓦茨认识戴维．布朗和布迪诺，并曾前往原住民居住的南方地带好几次。在文章中，埃瓦茨提及了「认真」的条约、《独立宣言》要求的义务，以及契罗基人和其他原住民日渐改善的前途，只是他写得篇幅更长、针对的读者群更广。根据一位同时代的人的说法，这些文章至少出现在四十份报纸中，并在这个有着一千三百万人的国家里，被五十万人阅读过。18
在埃瓦茨的鼓舞之下，反迁移请愿开始涌入国会，来自纽约市、缅因州的布蓝兹维（Brunswick）、麻州的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我经授权而可以说，这座城镇的每一个人都支持这份请愿书」）、匹兹堡（Pittsburgh）、费城、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文丹（Windham），及俄亥俄州的香潘（Champaign）等地——然而，没有任何一个请愿是来自奴隶州。有的请愿书是印出来的，有的则是手写。联署者从两、三个到几百人都有。其中一份甚至长达两公尺，还有一份共有十五页。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菲利普斯堡（Philipsburg）的伯因顿（J. Boynton），他因为自己的请愿书只有二十个签名而感到抱歉，因而添加了一个手写备注给参议员：「基于交通状态不佳的缘故，没有什么机会可将这份请愿书拿给此城镇的居民过目，但我又不愿意拖延更久的时间后才把请愿书转交上去。」参议院印地安事务委员会请求免除参阅这些请愿书的麻烦担子，因为他们已经清楚表达了驱离原住民的坚定心愿。一名来自乔治亚州的众议院成员表示，那几千名联署人，「跟几百万名保持沉默、内心知足的人比起来不算什么」。另一人则说，跟「知足的绝大多数人」相比，「弱势的小众族群总是最吵闹」。19
这些请愿书是以北方教会传福音的口吻写成，可以预期是带有教区色彩，反映出全世界都应信奉基督教这个毫无疑问的信念。但，因为部分使用到原住民行动主义者的论述，这些请愿书也极为激进。纽约市的联署人表示，声称「不论是欧洲君主的特许状，或比邻的州之间签订的契约，这些文件若可以依据撰写人脑袋里所想象的界线或经纬度，来赶走原本住在土地上的居民」，是很「幼稚」的；宾州居民说，美国白人是「入侵者」；缅因州布蓝兹维的联署人则坚持，原住民对他们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拥有完美的权利」；缅因州北雅茅斯（North Yarmouth）的居民问，难道美国要「把条约扔在地上……践踏」，把它们奉献给「贪婪或不敬神的野心」？他们接着说道：「我们相信神不会让美国诉诸纯粹政治的理由。」20缅因人希望，美国会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单纯利己的事情。
这些请愿书反复提到一点，那就是驱离会为共和国的名声留下污点。纽约州莱星顿（Lexington）有一组人表示，这会「给我们的国家性格烙上无法消除的恶名」；另一个来自宾州的团体则说「自称文明、说要好好尊重自己名声的国家，很少犯下」这样「极度不公义」的举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职员所签署的请愿书，则把美国政策比成「科提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的血腥征服」。他们说道：「靠武力把事物硬是变成对的，这样的信条一向只会激励野心勃勃、没有道德原则的征服者。」他们非常担心共和国的名声「在文明世界的眼中」一落千丈。这些联署人说，驱离是「暴虐迫害的」、「难以匹敌的背信弃义之举」、「惊世骇俗的恶行」、「永久不灭的羞耻」。21
最后这一句来自宾州「女士们」的谴责，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美国女性在政治方面传统上并没有一席之地。她们呈交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请愿书，是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请愿，这个请愿是由诞生在激进改革家庭的教育家凯瑟琳．比彻（Catherine Beecher）所发起。比彻受到埃瓦茨和契罗基妇女的公开示威抗议所鼓励，在七个北方州中，她号召了将近一千五百名女性参与请愿。她们知道自己的请愿具有创新精神，但是仍坚持要被听见。来自缅因州法明顿（Farmington）的十八名女性承认，「娇嫩的情感与端庄的举止向来是女性的特征」，「在一般状况下」这些特征会阻止她们向国会请愿，但她们很高兴自己活在一个现在可以允许、甚至鼓励她们这么做的时代。她们其实没有理由这么乐观。然而，她们省去了娇嫩与端庄，大声责难「我们的先人打仗流血也要争取、把我们跟其他国家明显区分开来」的那些权利，遭到了侵犯。22
同样地，缅因州哈洛维（Hallowell）的「各色女子」也表示：「我们通常不会干涉政府的事务，但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事发言。」纽约州刘易斯（Lewis）的女性也坦承，她们「岔离自己平常专注的领域」。然而，她们接着说，驱离原住民这件事，涉及了「国家信仰与荣耀的原则，她们跟社会上的其他所有成员一样，被信任可以维护原住民的权利，不让其受侵犯」。虽然许多女性请愿者引起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传统顾虑，像是「家庭祭坛」的神圣性、「较体弱性别」的福祉，以及「亲爱的家庭」的维持，但她们谴责美国政策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男性。23
在蓄奴主眼中，慈善家是「懦弱」、「多病」、「虚软」的人，比不上南方的白人男性和他们「行使主权时无所畏惧、充满男子气慨的模样」。女性发起的请愿活动，只是这整个运动阴柔倾向的另一个表征，这种带有性别歧视的批评，非常受到支持杰克森的北方人认同。《匹兹堡水星》（Pittsburgh Mercury）认为，「女性请愿」是「非常需要受到指责的」。就连某些辉格党（Whig）的报纸，也反对「漂亮美人」参与政治。《新英格兰评论》（New England Review）赞许地引述了弗吉尼亚州一名以口才犀利而出名的议员，约翰．兰道夫（John Randolph）所说的话：「女士们——愿上帝保佑她们——在任何地方我都喜欢看到，但议会堂除外。」24不令人意外地，乔治亚州的报纸挑出了仇女言论，甚至大肆宣传。
这种趾高气扬的姿态，后来在参议院达到了荒唐的巅峰。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中部、随后代表密苏里州（Missouri）的托马斯．本顿（Thomas Hart Benton），他曾因搞笑的自大作风而出名，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毫不留情地嘲弄了「善心的女性」和她们的男性盟友。他戏谑地说，这些女人因被打败而溃逃时，可别「指望她们娇嫩小脚丫的表现」，因为男人一定会跑得比她们快。他说：「我要建议这些女士们，别为了赛跑脱下帽子、撩起大衣，而是要坐在路旁，等着征服者到来。」一旦真正的男人来了，意旨像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所说的「如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那般粗鲁、拥有奴隶的印地安终结者」那样的男人来了，这些女人就稳当了。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