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
1907年，斯坦因将藏经洞的绢画带到大英博物馆之后，这批绢画就被存放于斯坦因密室，不对外公开展示，人们无缘看到这批稀世珍宝。因为资料的缺失，中国卷轴画的发展和表现手法一度成了难解之谜。
2002年9月，我有幸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简称SOAS）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大英博物馆研究敦煌藏经洞流失在英国的绢画。我之所以有此机会，主要是得到了该学院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教授的大力帮助。
韦陀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英国人，给自己取了一个与佛教护法“韦陀菩萨”相同的中文名字。他当时已60多岁了，从16岁开始学习汉语，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研究东方语言学与东方艺术学的专家，称得上“中国通”。我和韦陀先生在敦煌学国际会议上相识。他早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从事中国瓷器和绘画的研究，但他一直把敦煌绢画作为毕生的研究重点。后来，他将研究领域慢慢地深入到中国石窟壁画与造像，是一位享誉国际的敦煌学专家。
每一次召开敦煌学国际会议时，我都会借机与韦陀先生交流并陪同他参观洞窟。他也经常邀我同往，我有些疑惑：“韦陀教授，你为什么喜欢邀我一起看洞子？”
他幽默地回答：“你的眼睛不一样。”
我一愣，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什么毛病。后来我才醒悟，他的意思是我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就是“看法”不一样。
2000年，在纪念发现藏经洞一百周年的国际会议期间，我与韦陀先生开玩笑：“你研究敦煌绢画几十年，出版了研究著作，现在又来敦煌研究洞窟壁画。对于敦煌艺术，你是世界上拥有研究资料最全面的专家，而我却只能研究敦煌洞窟的壁画艺术，没办法研究敦煌绢画，只能算是半个专家，心中一直很遗憾，这是不是很不公平？”
他听后，笑着说：“哦！是的！是的！这件事是不公平！”
我感叹道：“如果能有机会去英国研究敦煌绢画就好了。绢画对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绘画影响太大了，而我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至少也要让我看见敦煌绢画是怎么画的嘛。”
沉默片刻之后，韦陀说：“我之前从没听到过这样的观点，你的想法很好很真诚，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实现这个愿望。”
我以为只是一时说笑，他说帮忙也许是出于礼貌，哪知道韦陀先生确实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当天晚上，他就上网搜索公费访问学者的相关资料。在英国，每年公费访问学者的名额极少，很难申请。他查到几个有可能的项目，但发现很多条件暂时不符合。这件事情难办，但他一直惦记着，回到英国之后继续帮我申请。2002年的上半年，他终于帮我申请到了名额。
英国的生活成本很高昂，当时英镑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12。韦陀先生为了帮我省钱，将有限的经费用在研究上，安排我住在他家。他将家中楼下的书房整理出来，铺上一张钢丝床。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一般家庭都不欢迎外人住在家里。按照英国人的说法，一个家就是一个城堡，自己的城堡是不能让别人进入的，朋友见面大多会选择约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韦陀先生的帮助令我感铭于心。
韦陀先生的夫人朴英淑女士，也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到达伦敦的第二天，英淑教授早早起来准备餐点，然后韦陀先生带我去伦敦大学办理落户手续、借书证等等。大英博物馆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虽然仅有一条马路之隔，但大英博物馆规定看绢画必须提前一周申请。在等候申请批准的时间里，韦陀先生带我参观了诸多博物馆以及泰晤士河等名胜。
一周之后，我收到通知，可以去研究绢画了。韦陀先生考虑到我的英语不好，就让他的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博士生赖依缦女士来协助我。敦煌绢画平时保存在斯坦因密室。观看时，博物馆会安排两名管理人员取出绢画，护送经过一个大展厅和一个过道，再送达阅览室。工作人员问我想要怎么看。我说要从第一号开始看，凡是斯坦因在敦煌带走的绢画，我都要看。于是，他们按照编号从库房取出绢画，每天让我看10张左右。两名管理人员就坐在我旁边，看护绢画。我看完之后，他们把绢画再护送回密室。（图2—3）
对于这批绢画，大英博物馆管理得非常严谨。有一次，管理人员把绢画送回去的时候，刚好其中一人有事不在，我问是否需要帮忙。他说不可以，这不符合规定。为了防止途中调包之类的事情发生，决不允许未经批准的人员护送绢画和进入密室。
绢画按尺寸分为小幅和大幅，在管理规定上有所区别。小幅绢画可以拿到阅览室，但有几十幅一米以上的大幅绢画不允许搬动。韦陀先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的时候，专门设计了竖式抽拉板橱柜，抽拉板的两面都裱上绢画，观看的时候就拉出来，十分方便。我日复一日地观摩，大概用了7个月的时间，看完了小幅绢画以后，才被安排到密室里面去看剩下的大幅绢画（图2—4）。
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意外惊喜。在放置大幅绢画的橱柜旁边有一面墙，原本用布幔围挡，有一天竟然揭开了。墙上玻璃柜中陈放着传为顾恺之所作的《女史箴图》绢画。我喜出望外，原来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在斯坦因密室。我对管理员说：“我今天能不能先看这幅《女史箴图》？”
得到允许后，我对着这幅画看了整整一天。
原来这次《女史箴图》揭开亮相，与正在举办的一个相关国际会议有关。负责编纂《女史箴图》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刚好也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位教授，叫马柯斯。那天下午我从博物馆出来，他得知我看过画作，就追问我：“你认为《女史箴图》怎么样？”
图2-4 敦煌藏经洞绢画 大英博物馆藏
我说：“很好啊！”
他说：“现在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此画不是顾恺之的原作，而是临摹品。认为是临摹本的观点中，又有两个争议，一个认为此画差不多是东晋时期的临摹本，另一个则认为是唐代的临摹本。你有什么意见？”
我聊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这幅《女史箴图》我初步看过，虽然只看了一天，但是我认为这幅画应该是临摹本，不是顾恺之的原作。”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画幅开头的两个人物的笔法不一样，第一个人物开始下笔的时候毛笔上水太多，没有勾出‘游丝描’很细很细的效果。画了一个半人之后，笔法才改成了‘游丝描’，这是临摹才会出现的情况。这幅画有人说是分两段，还有另外一段，我认为只有这一段。”
他追问：“为什么？”
我说：“从开始的这两个人物看，就可以断定这是一幅画的开头。作画的时候，画家会从中间主要的人物开始着笔，而临摹则是按顺序一个一个画，从边缘上的侍女开始画，这样画是临摹者的工作程序。”（图2—5、图2—6）
马柯斯教授听后很欣赏，认为我比较专业，讲得很中肯。
我分析画旁边的题字，认为是南朝时期的书法，还没有到唐代。根据藏经洞的《佛说生经》［南朝陈太建八年（576）僧人释慧湛所抄经书］中的笔法断定，画上的书法是南朝时期的风格。所以我估摸这幅画应该是顾恺之同时期人或后朝人临摹的。
▲图2-5 《女史箴图》图首 顾恺之 东晋
图2-6 女史箴图（局部） 顾恺之 东晋
我继续说：“如果要进一步发表意见，必须让我临摹一下，临摹以后，我再写篇论文。”
令我意外的是，马柯斯非常支持这一想法，他说：“我来给你申请临摹手续。”
一周后，他告诉我，申请成功了。我又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临摹《女史箴图》（图2—7）。我只选择了临摹画作后半段，因为前半段破损严重，笔法看不太清楚。
临摹完《女史箴图》后，离回国还有些时间，大英博物馆的管理人员问我：“正规编号的绢画都看完了，还有一些残片，是当时打开绢画掉下来的，有的两三个手指大小，有的半个巴掌大，你还要不要看？”
我说：“都要看！都要看！”
管理人员把371个编号的残片也按照顺序一一拿给我看。我边看边认真记录，帮韦陀先生找出了很多残片在原作中的具体位置。有很多残片是一些竹叶或者一节手指，我帮助他辨认残片的年代，确定在原作中的位置。这些残片按年代归类，被录入计算机，通过特定程序将画作复原。这个工作非常有趣。
沉浸在绢画研究之中，不知不觉一年的时光就要过去了。当初伦敦大学给了我2000英镑的研究赞助费，还有伦敦中国城唐人街光华书店的林玮女士，听说我来英国研究绢画，给了我3000英镑的资助。我在英国没有银行账户，钱也不方便带在身上，所以将伦敦大学给的2000英镑寄存在韦陀先生那里。回国的时候，我要把2000英镑留给韦陀夫妇，算作我的食宿费，表达我对韦陀先生的一点微薄感谢之意，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
图2-7 作者在大英博物馆临摹顾恺之《女史箴图》
但我在这儿一年总不能白吃白喝，不然心中实在难安。所以走的时候，我就说：“钱暂时先寄存在你这里。”
两年之后，我送女儿去伦敦大学读书，又见到了韦陀先生，他说：“你还有2000英镑在我家。”
我说：“那就算了吧。”
他说：“不行，这是伦敦大学赞助你的钱。”他把钱取出来给我，我真是盛情难却，也深深被韦陀先生的人格所折服。
在韦陀先生家的时候，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每天吃住在一起，我发现他的夫人英淑教授有眩晕症。她每天会有一两次晕厥过去，每次大概一两秒钟。她曾在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看过此症，中药和西药都吃过，但效果都不明显。眩晕症这个病，全世界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缓解。
我16岁开始学中医，学了3年，后来又到部队医院专门学过针灸、按摩，还在农村当过三四年的赤脚医生。中医治病讲究起因，要找到病根，然后对症下药。
我就问她：“你眩晕多久了？”
她说：“从去年开始，有一年多了。”
经过观察，我发现她的眩晕是压力导致的。英淑教授40岁时开始写博士论文，到了60多岁一直没有出版发表。她的导师一直觉得还可以更加完善，所以她的精神压力非常大，每天都在找资料。
我告诉她：“你不能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两三点啊！”因为这么晚已经违背了人体的正常作息时间。
我跟她说：“你的病是从心里面产生的。”我写了四个字“病由心生”。
她不会说中文，但是能看懂，看了我写的字，她从凳子上站起来，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释迦牟尼说的。”
我接着说：“你的病就是因为心里的各种压力而产生的。”
她问：“可不可以治疗？”
我说：“我可以用按摩的方法试试看，另外还要看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配合治疗。”我想用中医的按摩疗法，帮她把气血调正。
我开出第一个条件：“你的论文必须马上出版，不要被这件事情再拖累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中国的《庄子·内篇·养生主》中有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完美，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她默默地点头，我继续说：“韦陀先生现在必须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全力帮助英淑教授修正论文中的文字、语法。”因为英淑教授是韩国人，她在英语文字表述方面没有韦陀先生那么熟稔。
接着我开出第二个条件：“你必须每晚9点停止工作，并接受我的按摩，10点必须睡觉。”按照西方的医学研究，人体仅在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4点产生激素，此时是恢复人体免疫机能的最佳时间。每天工作到半夜两三点，违背了自然规律。
就这样，英淑教授接受了我的治疗方案。情况开始慢慢好转，英淑教授原来每天眩晕一两次，大概一周之后，出现了一两天的间断。3个月以后，英淑教授全身的气血基本恢复，约莫每周出现一次眩晕。再后来，眩晕次数越来越少。5个月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眩晕的症状。
图2-8 作者在英国韦陀先生家
治病要用心，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视病人如自己的亲人，这样才能够治好病。他们夫妇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令我心存感激，所以我也非常用心地去帮助他们。（图2—8）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英淑教授说：“成水，再过几个月你就要回国了，我可怎么办？”
我发现她的心理压力又出现了，便说：“你已经好了啊，已经没问题了。”
我从第7个月开始停止给她按摩治疗，并想方设法稳住她的心神。在后来的三四个月里，我经常关注她，怕眩晕症出现反复。
有一天，她带我去一个小商品市场逛街，回来的时候，她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学校办公室没有床，不方便按摩。我突然想到，她今天上午一直没有喝水，就让她喝点热水。结果喝了水，她马上就缓过神来了。
她就很吃惊地问我：“热水也能治病？”
我笑着说：“不是，因为整个上午你没有喝水，身体就处于虚弱状态，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导致生病。人每时每刻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不是等到生病了才来治疗。渴了需要饮水，起居要有规律，疲劳了要休息，等等，这些都要非常用心的。”
我回国之后，英淑教授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释迦牟尼派去救她的。这是一种友谊，也是一种情怀，因此我才能这么顺利地完成研究。但对我来说，真正需要感恩的是韦陀夫妇提供的帮助，让我圆满地完成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另一个愿望。
在英国观摩了一年的绢画，我发现很多古代绢画的画法和现在有许多不同，有些表现手法已经失传，后来我将所发掘的画法整理成论文《遗失千年的敦煌绢画技法》。这次考察研究，也让我从迷雾中找到了敦煌绢画和中国传统绘画的联系，以及对传统绢画的影响。中国卷轴画的发展和西藏唐卡的形成，都受到敦煌绢画的影响。唐宋时期，绢画一直在宫廷之中传承，到了宋代水墨画发展以后，绢画逐渐被宫廷冷落，仅在民间保存并流传发展。历代佛教水陆画的技法基本上传承了敦煌绢画的技法，最典型的就是现存于山西宝宁寺的一套明代佛教水陆画，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敦煌绢画和水陆画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