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受敦煌艺术影响的著名艺术家
敦煌壁画和彩塑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艺术所有的表现语言，而且还融汇了中西方现代艺术的全部表现形式，所以敦煌能让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折服。那么，敦煌百年来影响了哪些艺术家呢？这个话题绕不开较早来到莫高窟的三位中国艺术家：张大千、常书鸿和董希文先生。
尽管张大千比常书鸿早一年多来到莫高窟，但我还是要将心中第一的位置留给常书鸿先生，因为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常书鸿先生留学法国，并在法国的艺术沙龙得过金奖，是一位西洋画造诣很深的艺术家。他看到敦煌艺术之后，着迷至深，义无反顾地来到莫高窟，一辈子研究敦煌艺术，由此可见敦煌艺术的魅力。常先生毕生认定莫高窟，是因为他深知西方所谓现代艺术诸流派，都是吸取了东方艺术的表现语言，而敦煌艺术正是东方艺术的最典型的代表。
我拜读过常先生的许多论文，他对西方艺术有着深刻理解和认识，但他的追求是要让东方现代艺术崛起。在敦煌，他找到了东方艺术最恢弘壮丽的源泉，心灵在这里撞击出了火花。一个人一辈子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碰撞”的机会是相当难得的。他看见了新艺术时代的光芒，找到了中国千年艺术的民族根基，这一创作的力量源泉令他投入了毕生的精力。
他临摹的敦煌壁画《九色鹿本生故事》（图6—1）中展现的色块与塑造的方法，正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追求的塑造手法。从他获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法国作画时，潜意识里在追求东方某种色块的响亮和明快。他临摹了敦煌壁画之后，才知道中国古代艺术家早已彻悟到形体和色彩塑造的艺术至高境界，他们平静恬淡地创作每一个作品。可以说，敦煌艺术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块色彩都令他着迷不已，折服终生。
▲图6-1 临摹莫高窟第257窟壁画—九色鹿本生故事 中国画 常书鸿
图6-2 仕女图 中国画 张大千
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来自1000多年前的作品，既让我们骄傲，也令我们羞愧。也许正因为这份沉重的荣辱感，压得他终生不能自拔。颇为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从敦煌艺术中走出来，这当然有历史背景和时代需要的原因。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抢救和保护敦煌艺术，是当之无愧的“敦煌保护神”。但是，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艺术都不能止步于保护，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因为艺术能唤起人类的觉醒。我想，常书鸿先生当年来敦煌的本意，也绝不仅仅是“保护”，应该还有更多的愿望。
张大千比常书鸿早一年多来到敦煌，他不像常先生是因为创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来到这里的，而纯粹是因为个人临摹与研究的需要。他在莫高窟待了两年零七个月，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朝代的代表作品。张大千是学水墨画出身的，精通中国的书法绘画笔法。临摹敦煌壁画之后，他所画的现代仕女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敦煌的色彩和线条来表现的，尽管有些老调新词，但在当时人们认为已是“出新”的艺术风格（图6—2）。不过，他的作品在西方展出时，没有逃过艺术大师毕加索的眼睛。毕加索对东方艺术造诣也极深，当他来看张大千的画展时，仅转了一圈，就一言不发地走了，张大千紧追至门口，希望他给一点评价。
毕加索只说了一句话：“怎么没有看见你的画？”
这当头棒喝令张大千吃惊不小，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什么是“自己的画”，他苦苦探索，在晚年创作了“泼彩画”系列，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画风。“泼彩画”大胆地运用了敦煌艺术中艳丽浓重的色彩，兼收了水墨画的线条笔法，使得张大千脱颖而出，进入了现代中国画大师的行列（图6—3）。
另外还有一位值得关注的画家是董希文。董希文是油画家，随同常书鸿一起来到莫高窟。他停留的时间很短，抗战胜利后即回到北京。从他在敦煌临摹和创作的画作可看出，他是一个艺术造诣很深并且很有想法的画家。他临摹的北魏第254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试图将自己的创作激情表现在临摹中，并没有忠实地再现古代的画法，而是用写意的画法表达了作品的气韵，其用笔流畅奔放，仅取用了全幅的“神意”。
图6-3 泼彩山水 中国画 张大千
另外董希文临摹佛爷庙的砖画，虽然看上去忠实地临摹了画像砖上的画面，但他始终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紧扣作品神韵的临摹主导思想。所以，他临摹的作品总是神韵非凡。西方的一些艺术家临摹前人的作品时也是如此，比如梵高临摹米勒的《播种者》，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风格。
董希文回到北京后，创作了著名的《开国大典》。这幅巨幅创作运用了不少敦煌色彩的画法，而且很好地融入了个人风格。他最出色的作品应该是《哈萨克牧羊女》（图6—4），该画现收藏在中国美术馆，我认为该画最能代表他艺术成就的顶峰。他将西洋的绘画表现手法，真正与敦煌壁画水乳交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受敦煌的影响但又看不出具体痕迹在哪里，出自西方油画而又有浓厚的东方味道，这正是艺术的最难之处。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里，在中央美院开办了董希文工作室，但他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更令我们遗憾的是董希文先生的早逝。
除这三位较早来敦煌的艺术家以外，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便是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平山郁夫虽然也无比崇拜敦煌，但他早期的创作审美思想和造型受的是古印度艺术的影响。1958年，他来到敦煌后，也按敦煌第419窟壁画（图6—5）的表现方法创作了一些人物画作品（图6—6）。当然，他的许多丝路风情作品更具独特的艺术风貌，是日本一位不可多得的伟大艺术家。
图6-4 哈萨克牧羊女 油画 董希文
还有许多艺术家都来过敦煌，并声称受到敦煌艺术的影响，但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敦煌的气象。有一类是完全继承了敦煌壁画的表现方法，如潘絜（jié）兹先生。还有一类是在传统敦煌的表现技法中融入变化，如有些人尝试用水墨去画敦煌人物，但“敦煌味”都太重了。真正像董希文、张大千先生那样吸收消化了传统，且羚羊挂角不着痕迹的大家太稀少了。现在有评论家和学者发声，说当前中国画坛是一个无大师的时代，虽言之过甚，但这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图6-5 莫高窟419窟壁画 隋代
图6-6 佛教传来 日本画 平山郁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