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绢画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图2—1）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的泥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内有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和其他文物共7万余件。
王圆箓隐隐约约觉得这些经卷价值不菲，拿了两卷经书到县城去找当时的知县严泽，希望引起官府的重视。可是严知县目光如豆，认为这两卷发黄破旧的经书只是被丢弃的废纸，不屑一顾。1902年，敦煌来了一位新的知县叫汪宗翰，光绪庚寅（1890）科进士出身，王道士向他报告了藏经洞的全部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去莫高窟，顺手捡了几卷经文带走，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守好藏经洞。
图2-1 王圆箓道士 1907年
王道士两次找官无果，仍不死心，又从藏经洞挑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车，在沙漠戈壁里风餐露宿，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走了800里路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道台大人浏览了他带来的经卷，得出一个风趣的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不了了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颇感兴趣，于是通过汪知县要了部分藏经洞的古物。叶昌炽是个金石大家，看到经文以后颇为震惊。遗憾的是，他也没能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甘肃省府才下令，要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跟汪知县的说法一样，都是用一句话敷衍塞责，再无下文。
王圆箓无可奈何，斗胆越级冒死给大清朝廷“老佛爷”写了封密信。大清王朝正处于动荡不安之际，刚刚经历了庚子之乱的京城官员哪里顾得上山河阻隔的藏经洞。随着这封信的泥牛入海，王圆箓也随之灰心绝望了。
1907年，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赞助，考察丝绸之路。他从喀什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现了楼兰古城，在楼兰古城遗址上发掘到大量的历史文物资料。然后他继续向东到了敦煌，听说莫高窟发现了一个藏经洞，于是就带着一位蒋姓师爷去见王圆箓。
事情开始并不顺利，几经周折，斯坦因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是唐玄奘的崇拜者，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而来。这种“宗教式追寻”的谎言，让信仰虔诚而朴素的王道士感动了。斯坦因又以捐助修缮洞窟的名义给了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请求拿一点藏经洞的东西。王圆箓内心虽然觉得很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是，他既需要就地保存经文，也曾发愿要修复莫高窟塑像，还要造桥修路，这些事情哪一样都离不开白花花的银两。最终，他给了斯坦因好几大麻袋的藏经洞文物，斯坦因分装成24箱经卷文书和5箱绢画、丝制品，其中绢画就有500多幅。斯坦因将大部分经卷、文书、绢画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其余的留在了东印度公司，现存印度国家博物馆。王圆箓第一次用这些文物换钱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他看斯坦因不能用中文交流，就挑选了最烂最破的绢画和经卷给斯坦因。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得知了莫高窟的消息。伯希和找到王圆箓进了藏经洞，并给了王圆箓500两银子，要求通览一遍经卷，王圆箓同意了（图2—2）。伯希和是一个中国通，自然很清楚这些文物的价值高低。他在藏经洞里整整翻阅了21天，把其中有纪元题记的最有考古价值的经卷全部挑拣出来，共6000余件，再加上一些较新、较完整的绢画，一起骗买带到了法国。
伯希和走后，王圆箓又多了一个心眼，把一些品相好的经卷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藏起来。
1909年，伯希和将得到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公开展览，将藏经洞的发现公之于众。长期无人问津的经卷被外国人说是佳品，立刻惊动了朝廷。偏僻的敦煌居然有如此珍贵的文物，于是一纸电令发到敦煌，要求将藏经洞剩余的物品运往北京。
图2-2 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 1908年
1910年，敦煌知县奉命移送莫高窟经卷到北京，殊不知此时文物已去之大半，而接下来长途运输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遗书在途中几乎处于无人看守的状态，一路上大小官吏和关卡看守层层窃取，运送人员也拿经卷当手纸，生火烧饭，运到北京时只剩下8000余件残卷，现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地。
王圆箓私藏下部分经卷文书等，此后也渐渐流失。
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超低价“买”走了几百卷文书和2尊佛像。
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率团至莫高窟，盗走一批经卷。
1914年，斯坦因再临莫高窟，他又带走5大箱约600卷经书，满载而归，现大多藏于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以及印度。
1921年，白俄残部数百人侵驻莫高窟，对洞窟、佛像、壁画损坏极大。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胶布粘走壁画12块，劫走彩塑数尊，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在以上这些盗宝者来之前的1905年，俄国奥勃鲁切夫曾强行换走莫高窟一批经卷文书。
直至1925年，对敦煌文物的掠夺才正式停止，敦煌就在这悲剧声中被介绍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敦 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考古发现的一大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