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雍的中和韶乐都要从宫中运到国子监去，陈设起来。皇帝到了国子监之后，先行释奠礼，到孔子位前行礼，再到谊伦殿，换下来时穿的常服，更换朝服。然后，礼部尚书请皇帝到辟雍去升座。皇帝的前面是讲案，右手是书案，由国子监祭酒（也就是国立大学的校长）带领所有司业、训导、教官监生预先到辟雍南边分两行站好，随皇帝来的官员也排成班。皇帝升座、开讲。讲授时，所有的人要跪听。讲完后仍由国子监祭酒带领所有生员在大成门外等候跪送皇帝。
再举一个例子，大阅图。这次展览的大阅图不是故宫原有的那一份，是五十年代文物局调拨的，也就是从社会上收购来的，不全，只有两卷，描绘了大阅时受阅队伍的真实情景。大阅，如果按《大清会典》上的规定应每年举行，实际上如果当年发生别的事情也就岔过去了，不再举行。以乾隆大阅来说，第一次大阅是乾隆四年，第二次就是乾隆二十三年了，中间隔了那么多年并没有举行。在《乾隆御制诗集》中有诗谈及此事，说大阅多年未行，此番因平定西域，有布里雅特、哈萨克等酋长来朝，特行大阅，使其瞻仰云云。说明并不完全按照会典的规定行事。《日下旧闻考》上对当时各处行宫的陈设均有详细的记载，例如，“南苑行宫后殿屏风有圣容，‘擐甲踞鞍’”，就是全身甲胄骑在马上，《乾隆大阅图》就是那张乾隆骑马的画像。从画法上看绝对是朗世宁画的，但图中施皴法的土坡一望而知是中国画家所作。此像并无落款，乾隆的样子也很年轻。最初一直以为是乾隆四年即第一次大阅时所作，无意中翻阅《乾隆御制诗集》，有他七十多岁时的一首诗，描述又见此像之感慨，头一句“大阅戊寅画像斯”，接着又说，像中的自己“俨须眉”，是个伟丈夫相，但今日下马入斋者，已然是须发皆白的老者，跟画像都对不上号了。由此可知，此像应该是画于戊寅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三年，当时的乾隆已经四十多岁了，仍然很年轻，两撇小胡子，英气勃发。乾隆所穿的甲胄至今仍藏北京故宫，和画上画的完全一样，可以知道当时完全是写真。
《光绪皇帝大婚图》（图〇六）在绘画的水平上较之康熙乾隆时期差多了，从传统画法上也属于画得比较粗糙的，但毕竟是个记录。陈列中有一个错误的说明为“皇后出宫”，在此特别要说明一下，这不是出宫，画面上描写的皇后应该还在自己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奉迎”，就是奉旨迎娶的意思。奉迎的过程是使节来到后邸，就是皇后的娘家，请皇后登上凤舆。进宫出宫都只能是指紫禁城这个宫。顺便说一下大婚的大致程序，首先是纳采。纳采的前奏是问名，也叫选秀女，但与选宫女子的秀女不同，宫女子是在宫中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女性，此项工作由内务府管。纳采的选秀女是为选皇后做准备，是国家大事，由礼部负责。选定后行纳采礼，相当于老百姓家里的放定，男女两家的婚事基本定局时举行的礼节。纳采首先要派正副使在太和殿授节，正使持节，带着十匹鞍马，就是备好鞍的马，十份甲胄，一百匹缎，二百匹布。第二步是大徴，相当于老百姓的过礼。给皇后家里一百两金，二万两银，全套银茶具，一千匹缎，鞍马二十匹，仗马二十匹，甲二十副。给皇后的父母金一百两，全银茶器，帛五百匹，布一千匹，马十匹，甲十副。正副使至后邸送大徴礼，皇后的父亲在大门外跪接，马拉到院子里，金银器、绸缎等陈列在正厅案上，皇后的父亲率子弟跪接。下午赏宴，宴席由光禄寺预备。第三步是奉迎礼，也就是娶亲。这天的正副使换了，不再是礼部尚书或内大臣，改由大学士或亲王、郡王担任。带着皇后的册、宝，册和宝都放在龙亭当中。对皇后来说，叫做仪驾。奉迎的队伍在太和门外授节，并从午门的中门出去，整个队伍以凤舆（轿）为中心，加上命妇组成，命妇要穿朝服，乘马。迎接皇后的队伍到了皇后家以后，正副使宣旨、宣册，就是把关于皇后的册封决定宣读一遍，皇后的父亲把旨接进去，命妇女官服侍皇后从屋里出来，接旨、接封、接册、接宝，然后登舆，就是上轿。队伍进大清门，所有随从仪仗在太和门外停止，凤舆和随从的品官命妇掌灯进乾清门，凤舆停在乾清宫门外，皇后下轿先至皇后宫中稍事休息，再到坤宁宫与皇帝共进合卺宴。次日见皇太后，下午在太和殿赐百官宴，赐后父宴。整个大婚情况基本如此。
图〇六 清宫廷画家绘《光绪皇帝大婚图》之“喜轿前往皇后父府邸” 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的大婚载入了《大清会典》，其余诸帝都是即位前结的婚，也就没有大婚礼了。
清代院画，如画院的沿革，画院画家和非画院画家的区别，他们的待遇和工作任务，以及画院与清朝制度之间的种种关联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可以将翔实的史料与丰富的藏品结合起来研究。我今天讲的虽然有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但由于时间很短，既没有展开，也没有深入，只是把问题分析一下而已。至于后半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大清会典事例》和《大清通礼》，比我讲的要详细得多。
从旧藏蔡襄《自书诗》卷谈起
故宫博物院藏宋蔡襄《自书诗》卷（图〇七），是他的主要传世作品之一。此帖曾由我家珍藏（当时是册） (1) ，虽已过去几十年了，收藏过程还历历在目。今追忆往事并谈谈蔡襄的书法。
图〇七 宋 蔡襄《自书诗》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自书诗》卷，素笺本，乌丝栏，纵二十八点二、横二百二十一点一厘米。内容包括《南剑州芋阳铺见腊月桃花》《书戴处士屋壁》《题龙纪僧居室》《题南剑州延平阁》《自渔梁驿至衢州大雪有怀》《福州宁越门外石桥看西山晚照》《杭州临平精严寺西轩》《崇德夜泊寄福建提刑章屯田思钱唐春月并游》《嘉禾郡偶书》《无锡县吊浮屠日开》《即惠山泉煮茶》等共十一首。
卷后有宋至清时人题跋，今依序移录于下：
“政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子之子伸敬观。”
“端明蔡公诗稿云‘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者，欧阳文忠公所题也。二公齐名一时，其文章皆足以垂世传后。端明又以翰墨擅天下，片言寸简落笔人争藏之以为宝玩，况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泽乎？览之弥日不能释手，因书于其后。政和丙申夏四月癸未延平杨时书。”
“君谟妙画如此，诗词称之，宜乎每为欧公所誉，二公所谓陪奉得着也。张正民题。”
“君谟字画名世。每自书所作诗，不惟意在挥染，亦使后人得之便可传宝，向来过目不啻十许卷也。蒋璨。”
“东坡先生曾以蔡公书为本朝第一。此公自书所为诗也，才三纸余而真行草法皆备。欧阳文忠尝题其一篇云极有古人风格。可为三绝矣，真予家之宝也。”
“余旧得君谟所书诗十数幅，一卷于秦忠献公家。今复得此三纸。纸虽一同而界行不接，故难续于其后。因书以记。嘉定壬午岁除先五日，窠林老人向水、若冰甫。”
“蔡君谟书深得魏晋之意，深稳端润，非近时怒张筋脉屈折生柴之态。且其诗极有古人风致，诚为二绝。吴郡张天雨题。”
“端明蔡学士，书翰文藻与欧公并驱联璧，称誉当世。欧公亲题是作谓有古人风格。龟山先生道学先贤，亦推奖之，信不诬也。去公今五百有余岁，片楮在人间者无几矣。以恒宗友当宝惜之。林泉老生陈留张枢拜观。”
“华亭陈彦高平生以好古自喜，年已八十，家无余赀，而所藏蔡端明手书自为诗及宋诸儒先题识凡一卷犹存。它日命其子以相示，展玩再四，固念先哲身殁名传者有其实也。握笔知愧矣！愿为同志言之。后学奉化陈朴敬书。”
“楚纪善管公竹间示余所藏宋学士君谟诗累幅。学士自书其作凡十有一首。字画清劲，诚一代绝笔，如华星秋月，辉映大虚。当时欧阳公、龟山先生俱有品题，阅之诚希世之宝也。夫自皇祐至今流传数百载，非好古博雅之君子孰能知所宝乎。今观学士所书，殆不止此，惜其有缺简耳。竹间公宝而藏之，可谓好古博雅之君子矣。洪武九年正月庚寅匡山凷翁。”
“昔者孔子读诗，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曰：诗之好仁如此。盖高山景行，人自不能不仰之行之耳。蔡公君谟文翰有名一代，此其自书所为诗，辞气类陶彭泽、韦苏州。书法得晋人笔意，当时欧阳文忠已称其极有古人风格，龟山杨文靖公亦赞其左方。夫以蔡公之才贤自足为二公所景仰，况二公文章道德尤为古今所崇望，观此卷者安得不起高山景行之思。卷末题尤多名士。余同僚竹间管侯得之珍重特甚，非好仁之君子恶能然。壬午冬十二月甲子会稽胡粹中拜观敬书。”
“乾隆五十五年岁在庚戌七月朔日，观于吴中经训堂。丹徒王文治。”
卷后最末有先父题跋。
此卷所钤鉴藏宝玺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所钤收传印记则有“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贾似道印”“似道”“长”“悦生”“武岳王图书”“管延枝印”“梁印清标”“蕉林”“棠村审定”等。
曾经著录此帖的有《珊瑚网》《吴氏书画记》《平生壮观》《石渠宝笈三编》《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清朝时还曾刻入《秋碧堂法帖》《经训堂法帖》《玉虹鉴真法帖》。
据前人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可以明确蔡襄《自书诗》卷的收藏者，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最后入内府。辛亥革命后，宫中书画器物等除溥仪以赏溥杰为名携出的部分和作为向银行借款的抵押品以及赏赐遗老、赠送民国要人的以外，由太监和内务府人员窃出的也不在少数。蔡襄此帖想当然也是被太监们窃出的。当年地安门大街桥南路西有一家“品古斋”，是北城惟一的古玩铺（其余还有一两家只是所谓“挂货屋子”）。太监们出神武门，距离最近的销赃处所当然就是“品古斋”了。此外，北城的王公将相第宅很多，落魄的纨绔子弟以及管家们也都把“品古斋”当作销售场所。因此在“品古斋”常能发现出乎意料的精品，以至于琉璃厂和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铺也时常到这里来找俏货。
蔡襄此帖就是当年“品古斋”郑掌柜送到我家的，先父看过后以五千银元成交。《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的作者崇巽庵先生与我家是世交，他第一次看到此帖实际就是在我家。当时先父叮嘱他不要外传，所以他在书中称此帖“近复流落燕市，未卜伊谁唱得宝之歌”。先父在此帖跋语中有“壬申春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穷索累日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之说，是指1932年此帖被我家一仆人吴荣窃去后又复得之事。吴荣窃得此帖，便拿到一个与我家没有交往的古玩铺“赏奇斋”求售。掌柜的一看便知道是从我家窃得的东西，遂表示只肯以六百元买下，否则就报告公安局，吴荣只好答应。“赏奇斋”掌柜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德宝斋”掌柜刘廉泉和“文禄堂”掌柜王搢青，并请他们通知我家。刘王二位与先父商议，认为最佳办法是不要追究吴荣，而尽快出钱从“赏奇斋”把此帖赎回来。先父一一照办。此事如无“赏奇斋”与刘王两位帮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除偿还“赏奇斋”六百元垫款外，我家又赠掌柜的一千元作为酬劳。此帖拿回后先父就决定影印出版。当时他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于是就委托故宫印刷所影印，命我把此帖送到东连房（印刷所的工作室），由经理兼技师杨心德用十二寸的玻璃底版按原大拍照，张德恒（现在台北故宫）冲洗。这是此帖第一次影印发行。那时距今已整六十年了。
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重庆工作。家中因办理祖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此帖作价三万五千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张伯驹。此帖在我家收藏了二十余载；在张家十数载，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名迹一起捐献给国家。自此以后，蔡襄此帖便入藏故宫博物院。以上便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此帖以后的收传情况。
《宋史·蔡襄传》云：“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世人常称“苏黄米蔡”，此“蔡”是指蔡京；若蔡襄在此行列中则应为“蔡苏黄米”了。蔡书传世真迹虽少于苏、黄、米三家，也还有故宫原藏的二十余件，我都曾寓目。但都是书札，岁有早暮，力有深浅，水平不一。书札中固然有极精之品，但片言寸简究竟不如此帖十一首诗一气呵成。这些诗是皇祐二年到三年（1050～1051）所作，书写当在三年或更后一些。蔡襄生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卒于治平四年（1067），卒年五十六岁。皇祐三年时他四十岁，正是作诗写字精力最旺盛的年代。由于是诗稿，毫不拘谨，心手相应，挥洒如意。十一首诗真书者居十之三，余为行草书。从始至终，粗细笔兼用，真、行、草相间，或秀丽而端劲，或厚重而横逸，变化无穷，各极其态，而间架位置又浑然一体。更有起首处一行小楷（“皇祐二年……”），是书札中见不到的。《欧阳文忠公集》载：“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自序》横逸飘发，而《茶录》劲实端严。”《东坡集》载：“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未有正而以行草珍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也……”故宫藏有旧题蔡襄书《寒蝉赋卷》，为小楷，《石渠宝笈》未著录（现存台北故宫）。我虽未见原件，从影印本（《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三册）看，觉得字不好，也毫无蔡的笔意。如果蔡书小楷只是如此水平，那就不值得欧苏诸公交相称赞了。由此便更觉得“皇祐二年”一行小楷的可贵。《蔡君谟语录》云：“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这十一首自书诗正体现了这一则语录。
蔡襄此帖后自宋至明的题跋中都称此帖是卷的形式，著录书籍如《珊瑚网》《吴氏书画记》也记的是卷。《平生壮观》著录时已改装为册。《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仍是册。《珊瑚网》著录此帖为十二首诗，在《即惠山泉煮茶》之后尚有一首：“紫绶金章被宠荣，笔床茶灶伴参苓。只知江海能行道，未识朝廷旧有名。笑我病玄相□□，圭刀小试即春生。疮痍未复君知否？国手于今数老成。莆阳蔡襄。”按原迹题跋中明洪武九年（1376）的跋语很明确指出是“凡十有一首”。汪砢玉的《珊瑚网》一书成于明朝晚期，著录此帖为十二首，再加上所记署款为“莆阳蔡襄”，显然汪氏未亲眼见到此本原迹，当是另有所据。
清人著录此帖如《吴氏书画记》云：“小行书诗稿一卷，纸墨完好。诗十一首，字八百八十四，无题识，盖草稿也。”《秋碧堂法帖》《经训堂法帖》都是据此原迹上石。《秋碧堂法帖》刻工不失真，只是未按原迹行数刻，每一行顶移下二字归入前一行。《经训堂法帖》所刻略嫌细弱，但原行数未改。《玉虹鉴真法帖》同《秋碧堂法帖》，总之都是十一首诗，与原迹相符。
《石渠宝笈初编》卷五“乾清宫”著录有：“宋蔡襄自书诗帖一卷，上等地（第）一。素笺本，行楷书。款识云：‘皇祐二年十一月外除赴京，途中杂咏共得十三首，襄录呈安道谏议郢正。’第三首有旁注‘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九字。末有‘似道真赏’‘图书’二印。后别记语有‘政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子之子伸敬观’十六字。拖尾记语有‘魏泰尝观’四字。又‘合肥马玘德之尝览’八字。又杨时跋云：‘端明蔡公诗稿云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者，欧阳文忠公所题也。二公齐名一时，其文章皆足以垂世传后。端明又以翰墨擅天下，片言寸简落笔人争藏之以为宝玩，况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泽乎？览之弥日不能释手，因书于其后。政和丙申夏四月癸未延平杨时书。’卷高八寸二分，广六尺五寸五分。”
此蔡襄《自书诗帖一卷》是先进入宫中的一件，编入《石渠宝笈初编》。而蔡襄《自书诗》册是籍没毕秋帆之物，编入《石渠宝笈三编》。当年先父购得蔡襄《自书诗》册后，有些鉴赏书画的知交便来看新得的宝物。记得有一天宝瑞辰（熙）、陈弢庵（宝琛）来看这件蔡书。宝瑞辰世丈说：“里头（指宫中）还有一件，跟这本册页一样，那个是卷子，开头也是‘可笑夭桃耐雪风’，诗全一样。‘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后头杨龟山的题跋也都一样，文也相同。题跋的人没有这本册子的多。”二人都说：“那一卷的字不大好，是件旧东西，猛一看还不敢准一定说假，可是一看这本册子就可以比出来了，那一卷靠不住。”当时溥仪还在宫中，陈宝琛、宝熙、耆龄、袁励准等人奉命整理、集中古书画。书画上钤“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宣统鉴赏”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痕迹。过了若干年，我回忆当时他们说的话，再查阅《石渠宝笈初编》，便得到这样的认识：他们所看到的卷子，就是初编著录的《宋蔡襄自书诗帖一卷》。我虽未见到此卷原物，但我同意他们所持的此卷“靠不住”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写的诗相同，还不足以说明真假问题，因为一位书家写自己的诗文，有可能写几遍。陈、宝二先生以两件比较，认为那一卷的字不好，这是主要的；其次欧阳修题“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不可能在又一本上原文一字不改地重复出现，还有杨时题跋也是原文一字不改，并且年月日也完全相同。如果是蔡襄亲笔所书的又一本，欧、杨都有可能再题，但不可能用题过的原文，即使内容略同，在字面上也必有所变化，这种例子在书画题跋中是存在的。所以《石渠宝笈初编》卷五著录的那一卷不可能是蔡襄亲书的又一本。故宫博物院成立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报告》中未见此卷，不知流落何方。
清代宫中所藏蔡襄书还有一件真伪有问题的，即《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九著录的《蔡襄自书谢表并诗一卷》，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卷曾刻入《三希堂法帖》，我仅从《三希堂法帖》看还没发现有什么真假问题。徐邦达兄的《古书画过眼要录》谈到流落到日本的另一卷《蔡襄自书谢表并诗》，日本博文堂影印了单行本，题跋俱全，是一件真迹。我以《三希堂法帖》与之比较，也认为流落到日本的是真迹，而另一件则是伪迹无疑了。
除蔡襄《自书诗》卷真迹以外，我曾寓目的蔡书真迹都是故宫藏品，兹分述如下。
一、《蔡襄自书诗札册》，纸本，第一行书《山堂书帖》，第二草书《中间帖》，第三行楷书《蒙惠帖》，第四草书《别已经年帖》，第五草书《扈从帖》，第六《京居帖》，第七草书《入春帖》，第八楷书《内屏帖》。
题跋：
“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琢玉。米老虽追踪晋人绝轨，其气象怒张如子路未见夫子时，难与比伦也。辛亥三月九日，倪瓒题。”
“洪武己未四月，云间袁凯观于萧溪。”
“在宋号善书者苏黄米蔡为首，俗评以君谟居三公之末，殊不知君谟用笔有前代意，优劣自可判也。己未四月陈文东拜观。”
“后学陈迪观。”
鉴藏宝玺：
“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收传印记：
“图书”半印、“吴炳”“王延世印”“张镠”“项笃寿”“曹溶之印”“安岐之印”“安仪周珍藏”“心赏”。
《珊瑚网·山堂帖》后跋云：“内第九帖轩槛二绝，差减墨妙，玄宰眉公皆鉴此一帖为双钩廓填，余九帖并好。”徐邦达兄的《古书画过眼要录》认为此帖不是双钩，但在注中提出：“疑为另一名‘襄’者所书。同时陈述古亦名襄，他和蔡氏原有交往，不知此帖是否即述古之笔。”我曾迎光细看此帖，未发现双钩廓填痕迹，因此我同意邦达兄之说，但我认为是蔡襄自书真迹。
将此八帖著录为《自书诗札册》，始自《墨缘汇观》。入内府后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仍沿用此题。在《墨缘汇观》以前，各家著录或为《十札合册》，或为《九帖合卷》，此册现已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单行本出版。
二、《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宋十二名家法书册》，蔡书《山居帖》为册中之一幅，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原迹曾在《故宫旬刊》上刊载。
三、《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宋四家墨宝》，蔡书《陶生帖》《离都帖》《春初帖》《暑热帖》（图〇八）均在此册中，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原迹曾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单行本出版。
图〇八 宋 蔡襄《暑热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四、《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宋人法书册》，蔡书《思咏帖》为册中之一幅，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原迹曾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单行本出版。
五、《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之《宋四家集册》有蔡书《郎中帖》《安道帖》，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原迹曾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刊载在《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十一册。
六、《法书大观册》有蔡书《持书帖》（又名《宾客七兄帖》），为册中之一幅，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原迹曾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单行本出版。
七、《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之《宋诸名家墨宝册》，蔡书《脚气帖》为其中之一幅。原迹曾刊于《故宫周刊》合订本第十六册。
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宋四家真迹册》，蔡书《澄心堂纸帖》为其中之一幅，曾刻入《墨妙轩法帖》。原迹曾由故宫博物院出版。
九、《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之《宋贤书翰册》，蔡书《大研帖》为其中之一幅。原迹曾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单行本出版。
十、《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之《宋四家法书卷》，蔡书《致资政谏议明公尺牍》为其中之一幅。曾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刊于《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三册。
以上所列真迹，可以代表蔡书的全貌。欧、苏、蔡诸公都再三提出：古人善为书者，必先楷法，然后进入行草。从上述蔡襄真迹可以清楚看出一位大书家的真书与行草的关系。近代各处书展好像是草书占主流。能写行草同时也擅长楷书的书家固然有，但是不多。有不少人本末倒置，不下功夫学楷书就先瞎涂乱抹，写些不合草法的所谓“草书”，不合隶法的所谓“隶书”，自称创新，成为风气。我想起溥心畬先生的作品，常见的都是草书，传世楷书极少，以致许多人误以为他只写草字。其实心畬先生的楷书结体劲媚，深得柳法。启元白兄的楷书亦端秀遒劲，不让前贤。他们都是按真、行、草的步骤成为大家的。本文列举蔡书真行草诸真迹的目的，是想引导青年同志学书要走正道，要以楷书为基础。董其昌跋蔡襄《谢赐御书诗表》云：“此书学欧阳率更化度碑及徐季海三藏和尚碑，古人无一笔无来处，不独君谟也。”当然，学楷书不外临习唐人所书诸碑，欧阳询、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大书家所书之碑，选择任何一种都是值得刻苦临摹的。但临碑不可呆临，必须经常揣摸墨迹（影印本即可），才能看出古人用笔的起收转折、轻重疾徐。譬如临写化度寺碑，同时经常看蔡襄《谢赐御书诗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书法自学丛书》中载有此帖），体会一下董其昌的看法。又譬如临写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到了一定程度，再经常看蔡君谟的《自书诗》《蒙惠帖》《澄心堂纸》，可以体会到蔡的行楷多从颜书而来。临摹多宝塔碑，最好是宋拓“鑿井见泥”中“鑿”字不损本（故宫藏、文物出版社印行），因为宋拓本还保存许多近乎行书连笔牵丝的笔道，更容易看出继承发展的关系。练习楷书使点画间架达到巩固的程度，然后渐入行草领域，这是学书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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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襄《自书诗》原为卷，自毕秋帆家入内府时已改为册，今故宫博物院又改裱为卷。
元人书《静春堂诗集》序卷
此卷为元人龚 、陆文圭、杨载、汤弥昌、陈绎曾所书《静春堂诗集》序。虞集、郭麟孙跋。钱重鼎诗。卷末附黄溍撰《故静春先生袁君墓志铭》（图〇九～十一）。
图〇九 元 龚 《静春堂诗集》序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 元 杨载《静春堂诗集》序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 元 陈绎曾《静春堂诗集》序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墓志铭载：“吴之隐君子曰袁君讳易字通甫。其先有起进士为京官者……皆仕而未显，至君复不乐仕进……行中书省署君石洞书院山长……既归，卒隐弗仕。即所居西偏为堂曰静春……有书万卷，悉君手所校定……君少敏于学，蕴积之素一发业于诗……卒以大德十年……得寿四十有五……”据此知《静春堂诗集》作者袁易生于南宋景定四年。《静春堂诗集》为袁易次子袁仲长裒辑遗稿编成，请他父亲的知交们题序。陈绎曾于至治元年写的后序，其中有：“尽出先生遗稿尝手所校定，可缮写者若干首，俾予叙……”说明此时尚未刻板成书。泰定元年，汤弥昌序云：“殁后数年其子仲长始裒其诗刻梓以传。余时官金陵，弗及知，暨旋里，取而视之，则散落不少。昔通甫无恙，与余无三日不晤言，否则走奚奴，递诗筒，于是诗章乐府余得之最多。至是授仲长□篇，而集始粗备。”此序虽有“刻梓以传”之语，但只是将要刻板而非已经刻板。至明代，吴讷为袁易的五世孙袁以宁题此卷时，有：“诗既刻板，后毁于兵火，此卷为当时诸公手书，幸哉独存”。说明确是曾经刻板，但《静春堂诗集》未见刊本传世。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抄本《静春堂诗集》四卷，有黄丕烈批校和题跋（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有《静春堂诗集》四卷，为两淮马裕家藏本，现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发行。
元灭宋以后，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闾里间，以诗酒玩世，属于宋朝遗民。生于南宋的袁易就是这种类型的隐士。龚 之父龚潗在宋亡以后绝食而死。钱重鼎也是宋亡之后不复仕进。袁易以世外人立场，遇物兴怀，因时感事，形之于诗，当然为他这些朋友所欣赏。如龚 的序中推崇袁易的诗可以和王安石相比。陈绎曾的后序评论袁易的诗，“严古似建安，工致似三谢，娴雅似徐庾……”等等，都是感情用事的赞语，是不太符合实际水平的。最恰当的还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纂纪的、陆锡熊为《静春堂诗集》所撰提要中的评论：“有元作者绮缛居多，袁易诗虽所传无几，而风骨遒上，固足以高步一时……”这是客观的评语。关于《静春堂诗集》序跋的始末和他的诗品，简述如上。
此卷本幅：第一，龚 楷书《静春堂诗集》序，四十九行，款署：“延祐庚申日南至，高邮龚 序。”钤“谷阳书屋”“龚氏子敬”印二。纸纵三十一点二、横一百五十一厘米。第二，陆文圭行书序，三十一行，款署：“辛酉清明前三日，书于成德堂，墙东老叟陆文圭。”钤“墙东老臾”“陆子方”印二。纸纵三十一点二、横九十八点四厘米。第三，钱重鼎行楷书五言诗一首，十五行，款署：“通川钱重鼎敬题。”钤“钱重鼎印”印一。纸纵三十一点二、横六十三厘米。第四，郭麟孙行书跋，四十一行，款署：“郭麟孙谨书。”纸纵三十一点二、横一百二十点二厘米。第五，杨载行书序，三十一行，款署：“至治二年十一月四日，浦城杨载谨序。”纸纵三十一点二、横九十九点六厘米。第六，虞集行书跋四行，款署：“蜀郡虞集。”钤“虞集”印一。纸纵三十一点二、横九点六厘米。第七，汤弥昌行书序二十六行，款署：“泰定甲子春三月，汤弥昌序。”钤“长沙汤氏弥昌”“师言甫”印二。纸纵三十一点二、横六十九点一厘米。第八，陈绎曾小楷书《静春先生诗集后序》，二十九行，款署：“至治元年三月既望，吴兴陈绎曾序。”纸纵三十一点二、横四十九点五厘米。末附黄溍撰《故静春先生袁君墓志铭》。以上八家书序、跋、诗者，以名望而言，当然以虞集为首。《元史》本传称：“集其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然而他在此卷所书三行半跋，纯属敷衍之作，不能与他本人另外许多传世墨迹相提并论。以外如陆文圭、钱重鼎、郭麟孙、杨载、汤弥昌诸家，堪称博学多识、诗文兼善。他们虽不以书名世，而平日居处山林、意趣高远，故所书皆古雅绝俗。龚 、陈绎曾二家则与诸家又有所不同。龚 所书序，笔势清圆秀劲，端重而飘逸。《书史会要》称“龚 书有晋宋人法度”，并非过誉。此序楷书就很像李建中。龚 墨迹传世不多，此幅以外我曾寓目的还有安麓村所集《元人法书大观》册（现藏故宫博物院）内有一幅龚 的行书《致钱翼之教授书》，笔势迅疾，无意求工，而点画波磔无一不合矩矱。陈绎曾所书后序，小楷精雅有致，巧拙互用，可谓酷令人爱。《书史会要》称：“绎曾学识优博，真草篆隶俱通习之，各得其法。”陈绎曾的墨迹传世也很少。
后幅有明清人跋。其一为吴讷跋，款署：“嘉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海虞吴讷敏德识。”钤“霜台清思”印一。按吴讷为明正统时人。跋文称袁易的五世孙都察院检校袁以宁持此卷乞题，吴讷在跋中详细地叙述序、跋、诗作者们的履历以及其与静春堂的关系。其次为朱存理题诗，款署：“契生朱存理上藳。”钤“朱氏性甫”印一。按朱存理为明正德时人。诗题为：“七月八日，访袁广文先生，承示先世静春遗墨，拜观之，因赋此拙语记之。”其三为潘奕隽跋，款署：“嘉庆甲戌腊八后一日，吴县潘奕隽题。”钤“潘印奕隽”“守愚”印二。按此卷自袁家散出后，潘跋为首次题记，即清嘉庆十九年。此卷为海宁陈鱣于败簏中见之，购归装成长卷。其四为嘉庆二十三年，潘奕隽再题，谓陈鱣既殁，此卷归黄荛圃所得。其五为黄荛圃五言纪事四首，款署：“嘉庆丁丑岁除黄丕烈题，明年戊寅季春之月顾凤藻书。”钤“梧生”“黄印丕烈”“荛圃”印三。其六为陶赓观款。其七为毛庆善跋，款署：“乡后学毛庆善谨志。”钤“臣庆善印”印一。毛跋称：明吴宽曾题静春堂诗集序，不知何时佚去，文载《家藏集》卷四十九，庆善嘱徐子晋补录于卷尾。其八为“光绪丁未三月宜都杨守敬观”一行。
此卷自袁氏家散出后，收传次序先为陈仲鱼，次为黄荛圃，两先生皆藏书家，以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名世。此后曾经《穰梨馆过眼录》著录。光绪丁未为三十三年，杨守敬仅书观款，当非藏者，不知清代末年此卷属谁？民国十年左右，先父以一千二百银元购于琉璃厂德宝斋。著录于《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卷二。先父逝世后，日本侵略军攻占我国沿海各省。我离家远在抗战后方四川。北京还有祖母母亲一大家人，有一时期生计无着，曾由琉璃厂商经手代卖过一部分藏品。经韵古斋手，有一批元明人墨迹卷册售与上海张珩，此两卷（当时是元人一卷明清人一卷）亦在其内。1949年以后，张珩所藏亦倾囊出售，遂归故宫博物院。
此卷后幅明人题跋中，朱存理的纪事诗虽然是写在《静春堂诗集》序卷后，而诗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另外一书一画两卷。今录原诗如下：“晓起候君扉，君方事盥沐。启扉延入座，疏棂逗晴旭。手挟高士图，赠君表流俗。君为出双卷，一展光烂目。静春十三诗，联翩凡两幅。曾寄鲜于公，评拟入山谷。后有诸老题，鉴赏意云足。载读静春集，序者人五六。黄公一埋铭，具见衣冠族。一一手迹存，爱护比金玉。当其示我时，瞻仰气逾肃。知为先世重，卷舒不命仆。客亦如主意，不使手汗触。再拜谢主人，为我烦一录。我生特嗜古，见此喜盈掬。缅怀蛟龙浦，丛薄荫渔屋。它日携此诗，泛舟访遗躅。”
朱存理的诗中有“手挟高士图”，是指赵子昂为袁易所画“高士图”（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七），画的内容是袁安卧雪的故事。赵子昂题：“余为通甫作此图，正以通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节耳。然余自谓尽其能事，此难与不知者道也。”画后有龚 、邓文原、陆文圭、倪瓒等元人十六家题，最后为明洪武二十三年高志游题，图为陈孟敷所得。
“静春十三诗”是指《袁静春寓钱塘杂诗帖》，后有鲜于枢题：“右十三诗，命意闲远，下语清丽，可谓不流于俗矣。然少加精密，杜少陵、黄山谷不难到也……”正与朱诗“评拟入山谷”相符（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七）。
“载读静春集，序者人五六，黄公一埋铭”这才指的是《元人书静春堂诗集序卷》。
综观全卷，元明清三朝的序、跋、诗、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更可贵在几家都是传世很少的元人墨迹，尤其龚 和陈绎曾的两序，是提供青年同志学书临写的好范本。
大米和小米
宋代绘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大为发展，形成了几个新的派别。以董源为首的一派，到了宋徽宗时期，米芾、米友仁父子（世称大米、小米），创造性地突破了前人，自成一家。这一画派的出现，在山水画上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给后来山水画家不少新的启发。今年（1961）为大米诞生九百一十周年纪念，小米诞生八百七十五周年纪念，兹就个人所知，对这两位画家概括介绍如下。
米芾字元章，是宋四大书家之一，同时又是画家。他的书法，继往开来，在四家中本领最全面。故宫博物院所藏《蜀素帖》（现存台湾）、《珊瑚帖》等，都是他的代表作。米芾并著有《画史》《宝章待访录》等书行世。他的作品署名芾，或作黻，又称海岳外史、襄阳漫士，生于皇祐三年（1051），卒于大观元年（1107）。本是太原人，后来迁居襄阳，又曾长期住在镇江等地。《宋史·米芾列传》载“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 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子友仁，字元晖，力学嗜古，亦善书画，世号小米，仕至礼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小米又字虎儿，晚年自号懒拙老人，生于元祐元年（1086），卒于乾道元年（1165）。年八十岁。
大米的作品
米芾在所著《画史》里叙述自己的绘画说，“枯木松石，时出新意……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出尘格，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对于人物喜画“圣贤像”，《宋史·米芾列传》说他“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又入宣和殿，观禁中所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说明他一方面具有大胆创造的精神，一方面又极力钻研，广泛的从古代绘画中吸取经验。在《画史》里他写了很多对古画的意见，有这样一条：“余家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现，林梢出没，意趣高古。”这对他的创作是一个启发，和他在襄阳、镇江一带常看到的云山烟雨联系在一起，于是在董源画法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运用泼墨法，参以破墨、积墨、焦墨等方法，画出云山烟树的意境。元明以来，称之为远宗王洽（唐代画家，泼墨法的创始人）、近师董源、别出新意的米家山。
米芾富有创造天才，但作品不多（图十二），南宋朱熹的文集里曾谈到米芾的画：“米老下蜀江山，尝见数本大略相似，当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胜处，时一吐出以寄真赏耳，苏文粹中鉴赏既精，笔语犹胜，顷岁尝获从游，今观遗墨为之永叹。”
图十二 宋 米芾《春山瑞松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有《米元章九老图》，明张丑《真迹日录》有《米芾自画像》，《怀星堂集》有着色桃花，从这些记载来看，米芾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云山一类是他的代表作。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以及《清河书画舫》等书所载，都是云山之类的名目，这些作品现已不传，无从断其真伪。清代著录以宫中收藏为例，《石渠宝笈》卷八乾清宫藏：“米芾《云山图》轴，素绢本着色画，元符元年夏，襄阳漫仕米芾”；卷十七养心殿藏：米芾《云山图》轴，素笺本，着色画，未署款，有陈继儒题；卷三十二御书房藏：米黻《云山图并自跋》卷，素笺本墨画，有绍兴己卯自跋；卷三十八御书房藏：米黻《岷山图》轴，素笺本墨画，款识云“芾岷江还再至海应寺，国详老友过谈，舟间无事且索其画，遂尔草笔为之，不在工拙论也”，有魏了翁题。以上四件均列为上等。尚有重华宫藏《云山》一卷，避暑山庄藏《云山烟树》一卷，列为次等。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只有《米黻云山图并自跋》一卷，现在台湾。其余都在此以前失散。
从著录来看上等的四件，其第一件绢本着色《云山图》轴，根据宋人的说法，米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今所见米画或用绢者，皆后人伪作”（见《洞天清禄集》），则此件恐系伪迹。其第三件《云山图》卷自跋为绍兴己卯，米芾的卒年是大观元年（见《疑年录》），并没活到绍兴，很明显是不对了。辛亥革命以后至解放前这一长时期内，宋元名迹过去在南北各收藏家手中的，亦纷纷出现，但从未发现大米的真迹。从过去情况来看，不免要得出“无米论”的结果。
小米的作品
宋代邓椿所著《画继》里面说，米友仁“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风肖乃翁”。蔡天启作米襄阳墓志说，“元符初，进其子所画《长江万里图》，时元晖年尚少，其小笔已知名当时”。元符初米友仁不过十三岁，已经成名，他在青年时代画的不少，晚年就不肯随便给人画了。
历代书画著录中曾经著录过一些小米的作品，有些名称虽然不同，而实际是一件东西，也有名称相同而内容不同的，并且其中真伪也有可疑之处。明代董其昌在《潇湘白云图》的跋语中已经说到在传为小米的画中，有的是元代高克恭（房山）的作品。所以传世的小米真迹也不很多，兹就个人所知分述如下。
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小米的真迹三件。一为《潇湘奇观图》卷（图十三），茧纸本，墨画云山烟树，有小米自题：“先公居镇江四十年□作庵于城之东高岗上，以海岳命名，一时国士皆赋诗，不能□记□。翰林承旨翟公诗：‘楚米仙人好楼居，植梧崇冈结精卢，□瞰赤县宾蟾乌，东西跳丸天驰驱，腹藏□（万）卷胸垂胡，论□□河决九渠，掀髯送目□八区，欲叫虞舜□苍梧’云云，余不能记也。□卷乃庵上所见，大抵山□奇观，变态万□□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余生平熟悉萧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卷以悦目交□□使为之此岂悦他人物者乎。此纸渗墨□（不）□（可）□（运）笔，仲谋勤请不容辞，故为戏作。绍兴□□孟春建康□□官舍，友仁题。羊毫作字，正如此纸作画耳。”钤朱文“友仁”印。后幅有薛羲、葛元喆、吴瓠硕、贡师泰、刘守中、邓宇志、董其昌等宋以来诸家跋，及朱希文等观款。见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卞令之《式古堂书画考》、吴子敏《大观录》、顾氏《过云楼书画记》诸书著录。
图十三 宋 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一件为《云山墨戏图》卷，澄心堂纸本，墨画层山浓霭，密树曲溪，带以村落，款“余墨戏气韵不凡，他日未易量也。元晖书”。后幅有董其昌、冯铨及清乾隆诸跋。有“梁焦林”等收传印记及“石渠宝笈鉴藏”诸玺。见《珊瑚网》《墨缘汇观》及《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安仪周所藏小米真迹三，除此卷外，尚有《大姚村妹家所作云山图》卷、《潇湘白云图》卷。他认为三卷中以《云山墨戏图》卷最好（见《墨缘汇观》《云山墨戏图》卷下），此卷历来皆认为是真迹，但款似后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