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问：“既然原账上只是油画屏一件，而原画背后也没有记载的纸签子，那么根据什么定为‘香妃’画像呢？”曾先生笑着回答：“总之是官大表准，当时文物运到北京后，内务部朱总长看见这幅画像，就说这大概就是香妃吧。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是顺口一说而已，就定下来了。”到此我方知所谓“香妃戎装像”也者，不过是以意为之而已；但这幅肖像画画的是谁，尚待考证。
《国子监敬思堂补植丁香图》诗卷小记
翁孝濬画《丁香图》，纸本，纵一尺五分，横二尺五寸。画设色紫白丁香花各一支。自题：
成均后堂旧有丁香花，相传为前明嘉靖壬寅岁所植。康熙间，司业谢公补栽之，诗石具存。松岑大司成二兄同年，官兹七载，桥门辟水，广萃英贤，课校之余多所厘正。适于道光壬寅补植是花于敬思堂，以仍其旧。紫白各一株，春风嘘拂、芬馥署斋。承学之士即此可想见大司成栽培乐育，为百年树人之意，非徒留心掌故聊供娱玩而已，因写生以纪其事。时壬寅季夏之月，姚江玉泉愚弟翁孝濬，仿白云外史画法并识。
钤“孝睿之印”“玉泉书画”二印。
“引首”叶东卿隶书“国子监敬思堂补植丁香华图”十二字。款署：“道光壬寅季冬，松岑大司成属题，弟叶志诜。”钤“东卿”“曾典守石鼓文字”二印。
“后幅”诸名家题诗，有花沙纳、陆元纶、奎照、锡祉、吴钟骏、叶志诜、许乃普、王广荫、杜 尘、彭邦畴、潘曾莹、潘曾绶、李宗昉、赵光、祝庆蕃、穆彰阿、祁寯藻、潘世恩、贾桢、朱凤标、福济、慧成、方朔、陈官俊、宋炳文、魁福、倭什讷、胡宝晋、朱善旂、李士棻共三十家诗。今择录三家诗并序于后，以明此卷之故事。
敬思堂补植丁香花诗并序。国学东厢，旧有丁香花一株。前明嘉靖间，大司成龙石许公赋诗寄兴，张水南、王前峰诸公和韵，镌石传为掌故。国朝康熙五十七年，司业昆明谢公复补栽数本以继前脩。仆于道光丙申岁承乏成均，摩挲石刻，问前代灵根久经销歇，即谢公遗植亦复无存。于以叹卉木之微，虽托根得地，犹不能保其长茂，而前辈清尘、学宫韵事徒湮没于风雨为可感也。壬寅三月爰命补植二株，以复旧观。考前刻在嘉靖壬寅四月，今道光壬寅四月，相距三百年而岁次适符，殆亦有数存其间耶？仆不敏，非敢希踪先躅庶几诒诸同志，俾知续流风而存故迹，亦吾侪守官者之责也夫。爰倩同年翁玉泉农部绘图纪事，并追和前韵而系之以诗曰：
先达遗徽景昔年，名花憔悴剧堪怜。
婆娑树木犹如此，培植人材岂偶然。
羃 影低槐市雨，葳蕤香霭辟池烟。
亭亭双玉须珍护，阅尽仙班拟八骞。
款署“长白花沙纳”。钤“花印沙纳”“松岑”“长白山樵”三印。
衔冰虚署未经年（余于辛丑六月补司业，十二月迁侍讲，时在楚北学使任），遥溯流风着意怜。
多士如林原不易，名花得地岂徒然。
圜桥璧沼分新荫，翠柏苍藤共暮烟。
又是槐黄好时节，披图逸兴为高骞。
款署“松岑二兄同年大人雅正，桐轩弟朱凤标”。钤“朱凤标印”。
松岑性沉毅，无所嗜好，幼与余从师受经课艺之暇，惟爱花如命。昔年随侍先君子官蜀时，学舍之前隙地盈亩，即手植各卉，红绿纷披，色香馥郁，试之瓶隐，置之案头，时一摩挲，每有心旷神怡之趣，性有花癖，童时已然。迨乙酉，登贤书，捷南宫，入翰林，跻卿贰，一有余闲惟花是务。尝记其散署回家，遇售竹者于路，即招其随归议价，甫下车不暇除冠服，命僮种之，暑气蒸溽不计也。丙申官祭酒至癸卯始迁官，课士八年如一日。其间标名桂林，驰声杏苑者固不乏人，然成就后学，此学官之职也，姑不具书。惟喜其补种丁香花二株，不仅为学宫韵事，且与前代默合，足垂永久。是爱花之心至斯始畅，树木如此，其培植人才之意不可想见哉？余不文，始纪实以志。
款署“岁在乙酉小阳七日，陟廷兄倭什讷书于松江节署之江天一览”。钤“倭什讷印”及“陟廷”二印。
是卷图诗纪事于此三家诗序中俱见始末，余二十七家诗不录。
几净闲临宝晋帖 窗明静展游春图
几净闲临宝晋帖
窗明静展游春图
这一对楹联，是伯驹兄八十岁生日我送的礼物。因为当时他通知朋友们在莫斯科餐厅聚餐，不收礼。如果要送，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是欢迎的，我们那一次真的做到了“纸半张”。联的下款是“朱家溍撰，许姬传书”，当不是一人只沾半张纸么？那天在酒席筵前，从“平复帖”、“游春图”谈到“蔡襄自书诗册”，这都是一同捐入故宫博物院的。伯驹说：“听说《蔡襄自书诗》册到故宫博物院以后，又重新揭裱，改成手卷了，是有这回事么？”我说：“是揭裱改成手卷了。”伯驹说：“是你出的馊主意？”我说：“当然不是！事先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坚决反对了。”伯驹说：“蔡襄自书诗册，完完整整毫无残破的情况，为什么要揭裱呢？简直是大胆妄为。当然在宋代曾经是卷，不过裱成册已经又几百年了，有什么必要又重裱。”我也了解伯驹的心情，他完全能料到我决不是出主意揭裱的人，不过因为我家曾经是《蔡襄自书诗》册的收藏者，所以要在我面前共同发泄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蔡襄自书诗》册于民国十一年为先君所得，载在《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卷二。先君有跋云：“蔡忠惠书在宋时早有定评，欧阳文忠尝言，蔡君谟独步当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东坡亦云，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崇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此册行楷略备，无美不臻，其婉约处极似虞永兴，而温栗不减柳谏议，盖真能博采约举以自我一家书派者，欧苏之言非溢美也。梁蕉林《秋碧堂》、毕秋帆《经训堂》，皆曾据经入石。毕氏籍没，遂入内府，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辛亥后复出，予以善价得之地安门市，为寒斋法书之冠，珍惜爱护不啻头目视之。壬申春末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究索累月，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于是复贷巨金赎之而归，时助予搜访者：彦明允、林石田、邵幼实、张庚楼、沈羹梅诸公，及刘廉泉、王搢青两厂友也，而地方贤有司亦与有力焉。予何德能而能堪此，因思物之聚散有时一得一失何常之有？况忠惠遗迹传世极少，若不及时流布，公诸艺林，设有蹉跎追悔何及！用是不敢自秘，亟付影印，以广墨缘，并为述其颠末如此。”款署：“萧山朱文钧翼厂甫识”，钤“朱文钧”“翼厂”二印。跋中“予以善价得之地安门市……”具体地说，是指地安门桥南路西有一家古玩店，字号“品古斋”。这家古玩店只一间门面，看起来平常，过去北城的王侯将相第宅很多，落魄的公子哥儿，或是这些宅门的管家们，顺手拿几件东西，随便就卖给品古斋。宫里的太监，还有些和太监勾结的内务文化教育人员等从宫中偷的东西，出了神武门，唯一最近的销售处所也是品古斋。所以品古斋得天独厚，时常有出人意外的精品出现。琉璃厂和东四牌楼的古玩店也时常到品古斋来找俏货。《蔡襄自书诗》册就是当年“品古斋”郑掌柜的送到我家，先父看过以五千银元成交的。《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的作者崇巽庵先生与我家是世交，他第一次看到此帖实际就是在我家。当时先父叮嘱他不要外传，所以他在续记中称此帖“近复流落燕市，未卜伊谁唱得宝之歌”。先父跋中提到：“壬申春末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究索累月，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之说，是指1932年此帖被我家一仆人吴荣偷去又复得的事。事后听赏奇斋掌柜说：“吴荣偷得此帖，便拿到琉璃厂一座与我家没有交往的古玩店赏奇斋求售。”赏奇斋掌柜一看便知道是从朱家偷到的东西。他把此帖拿在手里表示只肯以六百元买下，否则就给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吴荣只好答应，得了六百元走去。“赏奇斋”掌柜便把上述情况立刻通知“德宝斋”刘廉泉，“文禄堂”王搢青。刘王两位又立刻通知我家，除以六百元赎回以外，又酬劳一千元。此帖拿回以后决定影印出版。先父当时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于是委托故宫印刷所，由经理兼技师杨心德用十二寸玻璃版按原大拍照，张德恒（现在台北故宫已退休）冲洗，影印出版。这是《蔡襄自书诗》册第一次影印发行，书衣有先父题名“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款署“翼厂”。距今已六十多年了。
《蔡襄自书诗》素笺本，行楷及草书，十一篇诗，共七十三行。宋杨时题：“端明蔡公诗，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者，欧阳文忠公所题也。”此后宋至清历朝诸家题共十二则。鉴藏宝玺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收传印记则有“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贾似道印”“似道”“长”“悦行”“武岳王图书”“管延之印”“梁印清标”“蕉林”“棠村审定”等。曾经著录此帖的书，有《珊瑚网》《吴氏书画记》《平生壮观》《石渠宝笈三编》《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清代曾刻入《秋碧堂法帖》《经训堂法帖》《玉虹鉴真法帖》。
据前人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可以明确《蔡襄自书诗》的收藏者，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最后进入宫中，收入宝笈三编。辛亥革命后，宫中书画器物有不少流散于民间。自民国十一年为先父所藏，历二十年。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后方工作，家中因办理祖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帖作价三万五千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伯驹。在伯驹家历十余载，最后随《游春图》（图二十三）《平复帖》等名迹一起捐献给国家。自此以后《蔡襄自书诗》册便入藏故宫博物院。以上便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蔡襄自书诗》以后的收传次序。
图二十三 隋 展子虔《游春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伯驹是光绪戊戌年生人，算来今年也是百岁了，他生前对文物事业的贡献是昭在简册的，因此，国家文物局为他举办纪念活动，委托故宫博物院编纂一册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捐赠的书画集。我曾读书画集的稿本，自然而然想到，数十年之间，《蔡襄自书诗》册曾先后在我们两家收藏，也是翰墨之缘，而我们两家都本着化私为公的精神，不约而同把所藏全部捐献了。
观真迹展览小记
《法书大观》上被刮去的御题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1995）的纪念活动中，故宫在新绘画馆举办了“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展览，集中了七十二件多年未和观众见面的珍品。其中唐代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共十行，在“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末行的后面有八个被刮的字痕。宋代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末一行“谨空”二字后面也有八个字痕和一个印痕（图二十四、二十五）。许多参观的人都在当场议论纷纷，如果用漫画方式来表现，在他们头上一定是有一大串问号。现在展览尚未闭幕（编注：“真迹展”已于10月25日结束），我想，正有必要向观众说明一下。
图二十四 唐 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五 宋 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 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见《宣和书谱》《大观录》《墨缘汇观》诸书著录，并曾刻入《快雪堂法帖》。清乾隆间，进入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妙于取势，绰有余妍”八字，就是原迹上被去掉的八个字。
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见《墨缘汇观》著录，并刻入《快雪堂法帖》。清乾隆间进入内府后又刻入《三希堂法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淳澹婉美，玉润金生”八字，今天的真迹上，也只能看到残存的字痕。
以上二帖是和“王献之东山帖”“欧阳询 商读书帖”“颜真卿湖州帖”“柳公权蒙诏帖”“苏轼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黄庭坚惟清道人帖”“米芾提刑殿院帖”“吴琚寿父帖”“赵孟 道场何山诗帖”共合一册，旧题《法书大观》。此册不见《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漏点的。日本鬼子发动侵略战争，古物南迁之后，故宫继续在各宫殿提集原藏物品的工作时，在漱芳斋前檐木炕的炕板下，发现此册夹在几个破座褥中间。炕板下本不是收贮物品的处所，何况是珍贵的古人法书册，怎能放在炕板下与地面相接触呢？很显然，这是溥仪未出宫前，太监准备盗走，一时又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暂且放在炕板下等待时机。当时的盗窃者对于清代御题和宝玺尚有顾忌，所以把所有十二帖后的御题和宝玺全部去掉，从痕迹上看，很有可能就是用手指蘸了唾液匆匆擦抹的。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准备影印出版此册《法书大观》。当时我在古物馆任编纂，为《法书大观》写一篇出版的前言当然是我的任务。每幅作品查著录，写小传，给一百多方宋元明清的收传印记写说明，这都很容易，惟有御题被去掉这一节不好写。马衡院长当时被易培基的冤案给吓住，他说：“虽然太监盗窃是事实，并且是溥仪未出宫以前的事，与博物院无关，但最好别沾上什么盗窃的字眼，你查查书，看有什么可以依据，为这刮去的字，能够言之成理。”我听了他的指示，就引用了一条《石渠随笔》，“御笔卷册，最爱用旧宋纸，有偶书不慊意，命艺匠刮去一层再写者。题旧画亦偶有刮去再写者”，我在这条引文下面接着写：“然则此册所题，亦缘书不慊意而刮去者欤？”马院长当时看了满意，也就这样出版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借着给参观者讲明白真迹上的痕迹从何而来，顺便也更正一下五十年前我这掩盖真相的说明。
《听琴图》遭贬
在“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的展览中，每走到“宋徽宗听琴图”（图二十六）的前面，总能听到有人不约而同的赞叹，这幅画从北宋保存到现在八百多年还这么干净漂亮。趁现在展出之际，有必要把这件国宝的遭遇讲一下。1933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指控盗宝，实际上只是当时的派系斗争。本是一件冤案，经过调查不实。但原告不撤诉，要求继续调查。于是又提出一个办法，清查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没有假古物，如果有，那就是易培基以假换真盗走了。这个逻辑是以故宫没有假东西为前提，他们的理论是皇宫里如果有假东西就是欺君之罪，所以不会有假东西。可是实际皇宫里一样也有假古物。举例来说，清代自乾隆嘉庆以后，皇帝根本不欣赏古文物。外省督抚、关差、盐政等等遇有万寿节日，照例的贡品中，除当地特产外，在贡单上总得点缀几样文雅的贡品，于是市场上的假古人书画、假古铜器便很自然地进入皇宫，反正皇帝也不看这些东西。到了晚清西太后时代更是如此。这些假古人书画上面都挂着入库时经手的首领太监们记载的黄纸条。法院调查时，因为是审理故宫博物院的案，所以博物院原有负责鉴别文物的专门委员不被信任，由法院另外聘请社会上的名画家黄虹宾到故宫执行鉴定任务。黄先生看出上述大批假古字画，便另外装箱，由法院贴上封条，认为这都是易培基掉换过的。
图二十六 宋 赵佶《听琴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1949年，这一批法院封存的东西已经冻结了十多年了，我觉得是到了该动一动它们的时候了。但我知道马院长是最谨慎的人；如果我请示他能不能开箱，他一定说先不要忙着开。我采取的策略是在聊天时，随便说了一句：“法院封存的箱，现在也可以打开了。”不用问话的方式，他也没有回答。
我就作为可以开了。我把封存的箱都打开了，一箱一箱看过，都是有凭有据，但是从故宫原存清代遗留下来的贡品中的那些假字画中发现了这一轴《听琴图》，还有一轴宋代马麟的《层叠冰绡图》，都被黄先生当作假东西封存了十多年。我拿了两轴宋画给马院长看，果然他也没批评我擅自开箱的事。
这就是《听琴图》被贬十多年又重见天日的一段过程。
辑二
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
清代的画珐琅工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中空前地提高，尤其是雍正年间，造办处从原来采用西洋料，发展为自己烧炼珐琅料九种，是当时西洋料所没有的颜色，这在当时是一个划阶段的新成就，是瓷器史上值得一提的事。研究瓷器的前辈所著《匋雅》及《饮流斋说瓷》，对清代珐琅彩的说法，有些揣测之词在内，后出的专著《古月轩瓷考》，对前人虽有所辨正，但著者自有其不同角度的揣测之词，这是因为过去未发现可靠的史料的缘故。现在从故宫博物院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初步搜集到一些直接的、可靠的史料，对于画珐琅器的研究，可使我们脱离过去的那些揣测之词的影响。下面选择其中关键的部分，分门别类，按年月编次，从中可以说明造办处的画珐琅、炼料的是什么人；画花写字的是什么人；烧造的是什么人；哪些人参加了这一整体工作；有哪些作品以及制作改进的过程等。
一 烧炼珐琅料的技术人员
1．“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2．宋七格，“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喻、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炼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
3．“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浅蓝色、松黄色、浅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共九样。新增珐琅料：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以上共九样。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将此料收在造办处做样，俟烧玻璃时照此样着宋七格到玻璃厂每样烧三百斤用，再烧珐琅片时背后俱落记号。闻得西洋人说：烧珐琅调色用多尔们油，尔着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如有，俟画‘上用’小珐琅片时用此油。造办处收贮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尧烧瓷器用。遵此。”
4．“于七月十四日，查得武英殿露房旧存收贮多尔们油十六斤十两二钱。西洋国来使麦德罗进的多尔们油四半瓶，连瓶净重十二斤四两。从蒋家房抄来的多尔们油一瓶，连瓶净重一斤四两，共三十斤二两二钱。于七月十七日写折启知怡亲王。奉王谕：着拿一小瓶试看。遵此。”
5．吴书，“九月初二日，首领太监吴书来说，奉怡亲王谕：今配烧珐琅用的红料，将玻璃厂的柏唐阿，着吴书挑选二名学配红料。遵此。”
6．胡大有，“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吹釉珐琅人胡大有一名……”
7．邓八格，“雍正八年三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持进画飞鸣食宿雁珐琅烟壶一对，呈进。奉旨：此鼻烟壶画得甚好，烧造得亦甚好，画此烟壶是何人？烧造是何人？钦此。海望随奏：此鼻烟壶系谭荣画的，炼珐琅料是邓八格，还有太监几名、匠役几名，帮助办理烧造。奉旨：赏给邓八格银二十两，谭荣银二十两，其余匠役人等，尔酌量每人赏给银十两。钦此。本日，用本库银赏邓八格二十两，谭荣二十两；首领太监吴书，太监张景贵、乔玉，每人十两；催总张自成、柏唐阿李六十，每人十两；胡保住、徐尚英、张进忠、王二格、陈得、镀金匠王老格，每人五两。记此。”
8．“雍正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柏唐阿邓八格来说：内务府总管海望传，着在圆明园造办处做备用瓷器上烧珐琅各色器皿等件。记此。”
9．马维祺，“二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二十五日柏唐阿马维祺，为烧珐琅活计立窑，用高二尺八寸、宽二尺五寸木桌六张，高五尺、宽三尺立柜一件，板凳六条，水缸二口，长七尺、宽六尺铁顶火一份。回过内务府总管海望，‘着用造办处库内无用木头做给’。记此。”
10．“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学烧珐琅。钦此。”
从上列史料可以看出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有是吹釉的，都是主要的作者。其余参加烧造的，如吴书等人也是技术人员，都是作者之一。
造办处制作的包括画珐琅在内的工艺美术品，所以达到高度精美，除实际操作者之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喻和唐英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怡亲王允祥和庄亲王允禄在雍正弟兄当中都是属于没有政治野心而爱好艺术的人。凡钤有怡亲王收藏印记的古代书画都是相当好的，从他的藏品就可以说明他的欣赏水平。所以他管理造办处，合格的制品都精致不俗。海望是一个富有设计能力的人。沈喻是个画家，有不少作品传世，他所画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曾雕版刷印成书。唐英后来在江西主持烧瓷器。这些人在怡亲王允祥管理之下，发挥自己所长，所以当时造办处制作的工艺品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
二 画珐琅的画家
1．宋三吉，“雍正三年九月十三日，员外郎海望，启怡亲王：八月内做磁器匠人俱送回江西，惟画瓷器人宋三吉，情愿在里边效力当差，我等着在珐琅处画珐琅活计，试手艺甚好。奉王谕：尔等即着宋三吉在珐琅处行走，以后俟我得闲之时，将宋三吉带来见我。如其果然手艺精工，行走勤慎，不独此处给他钱粮食用，并行文该地方给他养家银两。记此。”
2、3．张琦、邝丽南，“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喻，为画珐琅人，并南匠告假回南一事，写得汉字启折一件。内开：画珐琅人张琦，告假六个月为省亲搬取家眷来京事。系广东巡抚杨文乾养赡。画珐琅人邝丽南，告假六个月为省亲定姻事。系两广总督孔毓珣养赡。”
4．贺金昆，画院的画家，钱塘人，善人物花卉，他的画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有著录。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过的珐琅画九寿字托碟样，再烧造二份，将腰圆形的亦烧造二份。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时，务要精心细致，其花样着贺金昆画。钦此。”
5．谭荣，即曾画飞鸣食宿雁珐琅鼻烟壶，受雍正夸奖，得赏银二十两者。
“雍正六年七月十五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柏唐阿黑达子持来，画珐琅人南匠谭荣具呈红纸折一件，奉怡亲王谕：着照红纸折内所开房屋数目查明，向房库人员说租给谭荣居住。遵此。于八月十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传，着西华门外平常人官房一所，行文给南匠谭荣住。记此。”
6．林朝楷，“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
“八月二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启称：画珐琅人林朝楷，因身病告假回广，前六月内已经回明。奉王谕，准其回广在案。今又据呈‘林朝楷来时，原系广东总督送来之人，蒙皇上赏赐伊本地安家银两，今若不知会总督，惟恐林朝楷在广难以居住，故此求转启王爷知会总督，将林朝楷在广所食安家银停止，俟林朝楷病好了来内廷效力时，再行知会’等语。奉怡亲王谕：不必行文知会，尔等将总督家人传来，说我的话，带信与总督知道，今造办处画珐琅人林朝楷，系有用之人，因身病告假回广东养病，将伊送回广东，到广之日，将伊本地所食安家银两暂行停止，俟病好，照旧着人将伊送上京。来时将伊所食安家银两再行发给。遵此。”
7、8．周岳、吴士琦，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遵此。”
9、10．汤振基、戴恒，“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怡亲王府总管太监张瑞，交来年希尧处送来匠人折一件，内开：画画人汤振基、戴恒、余秀、焦国俞四名……”
11．郎世宁，著名的意大利画家。过去曾传说珐琅彩器上面的西洋画都是郎世宁画的，纯属揣测之词。郎世宁的绘画传世作品见于《石渠宝笈》著录很多，也见于如意馆的日记档，而画珐琅器的记载只有一次，虽然不能肯定没有第二次，但从一般画珐琅器上西洋画面的技术程度来看，也不完全像是郎世宁的手笔，估计他画的珐琅器是极少的。
“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据圆明园来帖称：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高足红玛瑙杯一件，有靶红玛瑙杯一件。传旨：着内务府总管海望照高足杯样，足矮些的，做金胎珐琅杯一份，亦随盖随托碟。着郎世宁画好些的花样……钦此。于雍正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做得二份，内大臣海望呈进讫。”
按金胎画珐琅器本来少，至于杯随盖、随托碟成分的尤其少，可能因为是特殊的器物，才特命郎世宁作画。
12．邹文玉，画院的画画人，康熙五十六年曾和冷枚、徐玫、顾天骏、金昆等人合画《万寿图》。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内大臣海望传旨：……再水墨画珐琅甚好，将画画人戴恒、汤振基伊二人着画珐琅活计，其所进之画持出，再唐岱所进之画亦持出，其余活计俱好，着留下。钦此。画画人戴汤二人改画珐琅。”
“雍正十年七月初一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沧州传旨：百花斗方山水大碗，画得甚好。钦此。内大臣海望传：着将画百花斗方山水画珐琅人邹文玉，用造办处库内银赏伊五两。记此。”
“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今日进的金錾西洋番花水盂一件，白磁胎画珐琅青山水酒圆一对，俱做得甚好。钦此。司库常保随奏称：西洋番花水盂，系雍和宫随来的錾花匠胡鈜所做，画珐琅山水酒圆系造办处画珐琅人邹文玉所画，此二人技艺甚好，当差亦勤慎，但伊等家道贫寒，所食钱粮不敷养赡家口之用，等语。具奏。奉旨：尔降旨与海望，应如何加赏钱粮之处酌量加赏。钦此。本日内大臣海望遵旨将胡鈜、邹文玉二人每月所食钱粮加赏一两，自本年六月起按月关领。记此。二十四日内大臣海望奉旨：里边做活计的匠役赏给好饭吃。钦此。”
13．张维奇，“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人张维奇情愿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钱粮，每月工食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喻、员外郎三音保准行。记此。”
画珐琅自铜胎发展到填白瓷胎，成为清代瓷器中的极精品，它的画面风格随着瓷胎也在变。把画珐琅的作者，按年月排列出来就能说明这个变化：雍正三年至五年，担任画珐琅的有宋三吉，是江西景德镇画瓷器的人；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人。而从六年即开始有贺金昆、戴恒、汤振基、邹文玉、谭荣等画院画家参加画珐琅的工作。如贺金昆就是很著名的花鸟画家。所以精洁如玉的填白瓷胎和晶莹鲜艳的珐琅料，加以名画家工笔花卉、山水的作品，自然要使这一工艺品放出异彩了。
三 画珐琅的书家
1．徐同正，原是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虽然不是专门为画珐琅器写字的人，但下列这条史料是载在“珐琅作”的档案内，估计徐同正就是为画珐琅器足底写款的人。“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为造办处无写篆字的人，启怡亲王，今有写宋字人徐同正会写篆字，人亦老实，欲给徐同正工食食用，令其在造办处效力行走等语。奉王谕：尔等酌量料理。遵此。本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喻，同议得每月给徐同正工食银五两。记此。”
2．戴临，是武英殿待诏，《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都著录有他的墨迹，故宫藏品中曾见戴临写的《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大挂屏，另一面是高其佩的画。戴临虽非著名的大书家，但写在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娟秀而不纤弱，气静神闲，与珐琅彩的画风相得益彰。
“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瓷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白瓷碗一件，传：着画梅花，或本色，或红色地章烧珐琅。记此。”
“雍正九年十月三十日，司库常保奉上谕：将珐琅葫芦做几个，画斑点，烧本色，盖子镀金，葫芦上字照朕御笔，着戴临写。于十月二十八日做得大些小些样各一件，呈览。奉旨：照大些样烧珐琅葫芦色，其字写时着戴临再放些，画样准做。钦此。于十年三月初三日呈进讫。”
四 画珐琅绘制烧造过程中的设计和修改
1．“雍正三年正月十九日，郎中保德、员外郎海望，交成窑五彩罐一件、黑玻璃用泥银合烧鼻烟壶一件。传旨：嗣后烧珐琅，照五彩罐上花样画……钦此。”
2．“雍正三年正月二十日，郎中保德交定窑甜瓜壶一件，奉怡亲王谕：俟我来时再说。遵此。于二十二日，海望将此壶交珐琅作催总张自成持去，着仿此壶样做木样。记此。”
3．“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4．“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司库常保持出有锁青玉壶一件，奉旨：着照此壶样式烧珐琅壶一对，再比此壶收小些，做金壶一对。此壶靶甚大，收小些，盖子做安簧的，锁不必用。于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做得珐琅壶。于七年十二月做得金壶。奉旨：先前做过的三足珐琅马蹄炉与通身花样对的不准，今改做四足与通身花样，其花样改画些亦可。九月二十五日，海望持出珐琅盘一件。奉旨：此盘外面淡红色地，深红色花，花样画的好看。嗣后造珐琅器皿，照此盘套画。颜色不拘，深浅红、蓝、绿、黄，烧造几件。钦此。”
5．“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郎中海望画得‘太平如意庆长春’瓶花样一张，随桃式挂瓶样一张，呈览。奉旨：尔等酌量造办。钦此。于九月二十七日，做得珐琅式挂瓶一件，随象牙茜色长春花一束。”
6．“雍正七年四月初二日，据圆明园来帖：郎中海望持出洋漆万字锦绦结式盒一件。奉旨：照样烧造黑珐琅盒。钦此。于十月二十八日做得。十七日持出古铜小瓶一件。奉旨：此瓶式样甚好，着照此瓶做木样，烧造珐琅瓶一件，口线、腰线俱镀金。钦此。于八月十九日做得。”
“又持出大些古铜瓶。奉旨：此瓶款式好，尔照此款式烧造珐琅的几件。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烧造得一件，进呈。奉旨：此瓶釉水比先虽好，其瓶淡红地、深红花，淡绿地、深绿花，太碎太小，不好看，嗣后不必烧此等样。或锦地，或大些枝叶花样，用心烧造。钦此。于八年十月三十日，做得珐琅瓶一对，呈进讫。”
7．“雍正七年四月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郎中海望持出呆白玻璃半地瓶一件，传旨：此玻璃瓶颜色甚好，底子不要浮楞，砣平。其身上画珐琅绿竹，写黑珐琅字，酌量落款，章法画样呈览过烧造。着玻璃厂照此瓶烧些。照此瓶颜色用别样好款式的亦烧些，上面或画绿竹，或画红花，或如何落款之处，酌量配合烧造。钦此。郎中海望，将呆白玻璃半地瓶上画得绿竹，并字款、图章，呈览。奉旨：竹子甚好，但竹叶略多些，先照此样烧造几件。钦此。本日交玻璃厂柏唐阿石美玉讫。”
8．“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太监沧州交呆白玻璃胎泥金地画珐琅花卉水丞一件。传旨：此水丞款式甚好，但口白线宽了，改画细些。其周身花卉改画好花卉，烧造几件。钦此。”
9．“雍正十年五月二十四日，首领萨木哈持出画珐琅芙蓉四寸瓷碟一件，传旨：照此碟尺寸，画黄地梅花碟六件。于六月二十九日做得画珐琅黄地红白梅花四寸碟六件。又持出画珐琅葵花海棠蜜蜂酒圆一件，传旨：照此酒圆上花样，随大随小画百碟茶圆几件。钦此。七月二十七日，太监沧州传旨：着烧珐琅画黑地白梅花四寸瓷碟一对，珐琅画红地白梅花四寸瓷盘一对，俱画好着些。钦此。于八月十二日画得。”
10．“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司库常保奉上谕：画黄地珐琅夔龙瓷碟，红色大线再吹时用西洋大红吹做，再瓷碗足嗣后不必画回文锦。钦此。八月初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回明：拟做画珐琅画黄菊花瓷碟、盘、碗、茶酒圆，共九对。于九月初八日做得，内白地黄菊六对，绿地黄菊二对，白地墨菊一对。十五日奉上谕：珐琅盘、碗、茶圆、酒圆，俱烧造的甚好，嗣后将水墨的多烧造些。钦此。九月初三日，宫殿监李英传旨：将彩漆寿字桌上应用的，着做淡绿珐琅盘十二个，画十二节花卉。钦此。于十一年八月初八做得。”
11．“雍正十年八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太监沧州传旨：着雍和宫查有脱胎填白瓷小碗、碟、茶圆拿些来画珐琅用。钦此。于九月初一日，将脱胎填白瓷酒圆四件，上画珐琅墨菊花。本日司库常保持出填白釉橄榄式瓷瓶一件，奉旨：着画黄菊花，写诗句，配六腿座。钦此。于九月初八日做得。九月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绿地黄菊花盘子上山子青色甚好，再画珐琅水墨山水器皿俱用此青画。钦此。”
12．“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旨：蓝地珐琅碟画的甚好，颜色不好，嗣后往精细里做。画青山水甚好，嗣后照样烧造些。钦此。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所进墨菊花碟，嗣后少画些。青山水茶圆、酒圆俱好，再画些。其画青竹茶圆，但竹子不宜青色，嗣后青色竹子不必画。钦此。”
13．“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八日，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瓷胎画珐琅孔雀碗一对，传旨：此碗花样画的甚好，着照样再画几对。钦此。于五月初二日画得孔雀尾瓷胎珐琅碗一对，呈进讫。”
14．“雍正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司库常保持来画珐琅大玉壶春瓶一件，传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甚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钦此。”
15．“乾隆元年正月初七日，太监毛团交青玉双管瓶一件，传旨：照此双管瓶样式，烧造珐琅双管瓶一件，画吉言花卉，先画样呈览。钦此。于本月十四画得双管瓶纸样一张，一边画青花百福莲，一边画黄地西番花样，呈览。奉旨：准做黄地西番花样。钦此。十九日太监毛团交春秋万纪绢画一张，系吴域画，上画流云架、三友瓶。传旨：照画三友瓶样式做珐琅瓶一件，随铜架。钦此。于三月十一日，将拨得蜡座，画得合牌三友瓶样，呈览。奉旨：准做。钦此。于八月二十日做得。四月十七日胡世杰交来洋漆二层子母盒一对，传旨：照样烧珐琅子母盒一对，其托泥腿放高些。钦此。于二年八月十二日做得。”
16．“乾隆元年五月十七日，太监毛团传旨：玻璃器皿上烧软珐琅伺候呈览。钦此。于二十日，司库刘山久、首领萨木哈将烧造得亮蓝玻璃软珐琅鼻烟壶二件，持进交毛团呈览。奉旨：鼻烟壶上花卉画得甚稀，再画时画得稠密些，俱各落款。钦此。于二年三月至七月又做得十一件。十一月十一日，太监憨格交红磁碗一件，传旨：着将此碗烧珐琅花样。钦此。于十一月十九日做得呈进。”
17．“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交瓷画珐琅百花献瑞壶盖一件，传旨，着照此盖花样烧造玉壶春一对。钦此。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画得白瓷玉壶春瓶样，呈览。奉旨：准烧。钦此。于九月初九日，烧造得画珐琅红龙玉壶春二件。”
从上列十七条史料中可看出，关于画珐琅器的花样、式样，也是尽量利用其他工艺品种好的成果，还有更多的花样是特地设计的。设计的方式，首先是画纸样（即平面图）。其次是木样或合牌样立体模型（多层纸裱的纸片或纸板），需要镂雕的活计，则先拨蜡样（也是立体的）。除了珐琅作的画珐琅人自己画样之外，画院的画家（如画画人吴域）也参加过画样。还有管理人员如海望，不但画过纸样，而且在呆白玻璃瓶上试画绿竹、字款、图章。海望在雍正年间，由内务府员外郎管理造办处升郎中，雍正八年升总管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元年，虽然早已由内务府大臣升任内大臣，但仍旧管理造办处。在这十多年中，造办处各作活计内多次见过“海望画得××纸样”的记载。他未尝以绘画著名，也未具体做过一件工艺美术品，却是一个出色的设计者。
五 画珐琅器的烧造地点
清代铜胎画珐琅的制造地点，文献足征的首先是广东，不仅有前面所引用从广东挑选画珐琅匠的记载，而且故宫博物院藏品中还有铜胎画珐琅灯帽内“粤东祥林店”的牌记为证。其次是《扬州画舫录》中有珐琅名工王世雄的记载，此外就是北京了。北京造办处珐琅作有前面所引用的大量铜胎画珐琅的记载，还包括金胎银胎的。具体地点是：造办处、圆明园、怡府。玻璃胎画珐琅，从上面引用的记载看，烧胎绘制都是在北京造办处玻璃厂和珐琅厂做，尚未发现其他地点的记载。瓷胎画珐琅的脱胎填白釉瓷器，都是江西烧的，至于绘制烧造成为画珐琅彩瓷器，则大量是在北京紫禁城内造办处及圆明园造办处和怡王府，而且每次都有具体的记载。雍正年间，有江西年希尧烧来瓷胎的一笔总账：
“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三对、画珐琅瓷碟二对、画珐琅瓷酒圆四对。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二对……”
以下每年陆续烧画珐琅瓷器，至十三年十月止。
雍正七年以前，制作珐琅彩瓷器除用宫中旧脱胎填白釉瓷器以外，还多次命江西烧造瓷器处年希尧烧造填白瓷器备用。雍正七年这一批四百六十件是最多的一次。这个烧造程序一直继续下去到乾隆年。
“乾隆元年五月初二日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瓷器烧造些来。钦此。”
珐琅彩瓷器的胎在江西烧造，雍正年的成品都是在北京造办处绘制烧造，乾隆年的成品也大量是在北京完成的，但也有例外：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瓷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五寸瓷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仙瓷碗一件，收小些，亦烧造。钦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