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其《城市建筑学》中提出城市是由它的标志（英文本用Lan MMark，里程碑）和母体（英译本用matrix）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张钦南说道，标志起着导向坐标的作用，但是，每个城市中那些林林总总的普通建筑——“母体”，却始终潜隐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阅读和识别城市的重要成分。人们认识老北京，除了天安门、北海白塔、前门箭楼等之外，主要是通过它的胡同和四合院来理解北京的居住文化；同样，人们认识老上海，除了国际饭店、跑马厅等之外，主要是通过它的里弄和石库门。事实上，每个城市的居住建筑形态，都是城市阅读的主要部分。法国的芒萨屋顶、德国带线的方格墙面、意大利的半圆拱券窗和廊，乃至澳大利亚人喜用的铁皮屋顶和遮阳等，都蕴含着许多文化信息，可以牵引出众多的联想。也许在这种标志和母体中存在建筑的“永恒之道”。
也许，我们在C. 亚历山大所说的建筑中的多种组成方式中，存在着建筑的“永恒之道”，他说：一个城市是由住宅、花园、街道、人行道、商业中心、商店、车间、工厂，也许还有河道、运动场、停车场等等组成的。一个建筑是由不断重复的墙、窗、门、房间、天花板、凹角、楼梯、楼梯踏板、门把手、平台、柜台面、花盆等等组成的。一个哥特式的教堂是由中殿、侧廊、西门、十字交叉耳堂、唱诗班席、龛、回廊、柱、窗、扶壁、拱、肋、窗花格组成的。美国现代大都会区是由工业区、快车道、中心商业区、超级市场、公园、独家住宅、街道、干线、交通灯、人行道组成的。
但是我们还是感到要回答建筑的“永恒之道”是非常困难的，也许这是一个永恒之谜。我们知道，古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神是植物之神，也是酒神，艺术之神。他是一切艺术的原型，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形象，因此，艺术家往往穷尽一生的精力去追求，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找到他的原型。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神庙是酒神建筑的原型，那么古罗马的穹顶、哥特式的教堂、印度的石窟和窣堵坡、中国的宫殿和寺庙是不是酒神建筑的原型呢？而到了现代，酒神的建筑原型究竟在哪里？于是，90年代在美国举行了一次设计竞赛，题为“20世纪建筑纪念碑”。任务书的内容大致如下：20世纪建筑创作思想意识方面、风格、流派和“主义”层出不穷，从抽象派、立体派到国际主义风格，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构成派、有机抽象派到解构派等等。似乎到90年代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一个世纪建筑标志。于是美国建筑师协会便主办了这次竞赛，并且用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来隐喻20世纪的建筑现象。也许，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人们有希望寻找到酒神建筑的真正原型。
本书将分四编，前三编是作为礼仪的建筑。第一部分是上古时期的建筑，从原始建筑开始谈起，然后叙述整个上古时期的建筑。从整个建筑历史看，在公元前四千年以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爱琴海沿岸、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美洲中部的国家诞生了世界上最初的文明，这些文明古国在建筑艺术方面做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有些遗迹保留至今，成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研究的对象。第二部分是中古时期的建筑，包括欧洲中世纪建筑、印度、东南亚、伊斯兰建筑、中古中国以及日本的建筑。第三部分是近世的建筑，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巴洛克和罗可可建筑以及中国的明清建筑。第四部分是作为展示的建筑，主要叙述近代，现代、后现代以及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趋势。由于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所以，近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建筑的开拓主要是从欧洲开始的，后来又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东方以及南美的建筑也达到了相应的发展，而在其他国家，如日本、巴西、墨西哥以及中国等国家，现代建筑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步。
原始建筑
亚里士多德说，建筑是“人类抵抗风雨的遮蔽物”，这是建筑最原初或者说最基本的定义。原始建筑或许要从这个最原初或者最基本的定义中去探讨。黑格尔对于建筑的起源列举了种种说法，有时说是起源于岩洞，有时说是起源于树巢，如此等等。如果要找建筑的最初起源，我们可以把人所居住的茅棚以及容纳神及其信徒团体的庙宇看作最近于最初起源的建筑。为着要更清楚地界定这种起源，人们往往从建筑所用的材料的差异上着眼，就建筑是从用木材开始的（维特鲁威有此主张，希尔特也有类似看法）还是从用石头开始的问题争辩不休。简单地说，建筑起源于很远古时期人类最初所造出的房屋。或者说，当人们从岩洞或者树洞里跑出来，或者从树上下来，摆脱了天然的穴居和野处，以最简单的方式造出了房屋以后，建筑就开始诞生了。确实，人类的建筑最初和动物一样，是穴居或者像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所指出的那样，想一想鸟的巢，海狸的窝，猿猴筑在树上的平台，那么，就未必能设想人在某个时候不能为自己建造某类藏身之所。最初的建筑或是凿穴而居，如中国黄土高原一带的窑洞；或是垒砌石屋、土屋，如非洲土著用泥巴制成的房屋；或是冰屋，如爱斯基摩人把冰做成块来建房屋。
人类根据渔猎和畜牧的需要，在不断的迁徙中，搭建简单的窝棚。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物是1960年在坦桑尼亚奥杜维峡谷旧石器时代最下层的文化层中发现的。它是由松散的熔岩块堆成的围墙（有人说它可能仅仅是座挡风墙），距今已有175万年。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房屋是1965年10月在法国尼斯河上特拉·阿马塔地方发现的21间棚屋。已确定它属于12万年前阿舍利文化遗物。而在前苏联南部摩尔多瓦，公元前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建有帐篷。大约在公元前8千年，由于农耕的产生，而出现了定居的村落，而后出现了城镇。本雅明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建筑物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而许多艺术形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却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可是，人类对居室的需求却是永恒的。建筑艺术从没有被赋闲过。它的历史比任何一种艺术的历史都要长久。也就是说，整个人类历史的建筑，其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原始建筑的奥秘，一是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去探讨，二是从现存的原始民族去寻找，三是从宗教礼仪的意义上去领会。
考古发现与原始建筑
中国的建筑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的。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有7000多处。其中最早的是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两处，距今已有7000—8000年。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村落，面积达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典型的村落遗址如仰韶村落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郑州大何村遗址，住房多为浅穴或地面建筑，以木骨架抹草泥成为墙壁和屋顶。晚期的龙山文化出现套间房址，普遍有石灰质的地面表层，光洁耐用。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仰韶村落遗址，居住区的住房共分五组，每组都以一栋大房子为核心，其他较小的房屋环绕中间空地与大房子作环形布置，反映了原始部落的生活情况。西安的半坡原始部落遗址就为人们提示了原始建筑的艺术形象。遗址平面或方或圆，挖地为穴，四周从穴口撑椽木交于中心立柱头，上面覆盖草筋泥灰，在顶端束之成结，形成一种不规整的方或圆锥体。门道是两坡地上交的雨篷，与其锥体前方部分连接。富有意味的是，中国的半坡遗址就已经有了装饰，正如杨鸿勋所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安半坡’有一个列入建筑残件的浮雕或圆雕泥塑残片，似为动物形象，如果无误，则可以证明仰韶文化建筑装饰已有相当的发展。”建筑装饰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审美的意识。考古发现，中国最早出现的祠庙可以远溯到5000年前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大型女神庙，出土多个裸体着色的女神泥塑。这可以说是中国可见的最早的祠庙遗存。
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建筑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这是中国已知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的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架建筑遗址，推算原是一座长条形的体积相当大的干栏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根据出土的工具来推测，这些榫卯是用石器来加工的。这一实例说明，当时长江下游一带木结构建筑技术水平高于黄河流域。邓福星还列举了在中国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的陶屋模型。尖攒式屋顶，四周出檐，四壁一门三窗，外墙还刻有狗的图形，作为5000年前的房屋建筑，其基本结构与文明社会的住室已十分接近。
考古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分布的重心主要在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流域，其范围北抵江苏的扬州、海安一带，南入浙江的宁（波）绍（兴）平原，东及舟山群岛，西达宁（南京）镇（江）地区，是公元前5300年至前4000年遗存，是中国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一支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大莫角山下，发现有大片的夯土层与夯窝等建筑基址，在小莫角山南的良渚基址面上，还发现了成排呈圆或椭圆形的柱洞。其柱洞口径达0.4—1.35米，大立柱遗迹直径一般有0.5米左右，最大可达0.9米。经钻探表明，夯筑基址总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这种大型柱洞与大规模的夯筑基址，显然与人们习称的礼制性宫殿建筑有关。也就是说，在长江下游当时已经有可能产生礼制性的宫殿建筑。
西亚和地中海的建筑有约旦和阿那多里亚（现在的土耳其），有些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另外如爱琴海岛上的克诺索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住处为半永久性的草棚，一期之初用烧过的土坯建造房屋，墙壁有石砌的基础；一期后半在石基上夯土筑墙建房。二期时房屋朝向一致，建筑显得更有规划。
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是用石头来建造房屋，如苏格兰的奥克尼群岛上的斯卡拉·布雷。1850年的一场特大风暴吹出了这个久被埋没的石器时代的村落，这个村落是大约3000年前被另一场风暴吞没的。村中的房屋全由石头建成并有人行道路相连接。房屋的墙壁向内突出而形成烟道，原来的墙壁表面可能是用草泥抹平的。房中有石床、石灶台，甚至还有石头做的梳妆台。欧洲还有一些国家的原始建筑是搭在湖中小岛上的木屋。1839年，怀尔德爵士考察了爱尔兰的一些湖上住宅，或者说是半人工的小岛。它们一般用石板、木块和树枝筑成的（也称粗杂木材住宅），建筑在爱尔兰的一些湖中小岛上。这位爵士所考察的第一个住宅位于拉格尔（Lagore），第二个湖上住宅位于丹贡诺（Dungonon）附近的拉汉湖上。此后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类住宅，直到1857年已有46个住宅被记载下来。1853年至1954年的冬天，在瑞士湖岸凯勒博士发现了“沉淀树林”，他认为史前人类在这里居住的证物相当于最近所证实的丹麦居屋证物。但是，这些发现还没有显示出西方建筑的特点。
真正显示西方原始建筑神秘特点的是原始巨石建筑遗址。这是欧洲最早的纪念性建筑，或者说是“神圣空间”。这些所谓的“史前巨石”（Menhir）的原始巨石建筑遗址，长期被当作传说中的巨人、神灵所为。17世纪时，英国学者奥布里认为一些巨石建筑为古代克里特人之神庙，开始逐渐认识到它是原始文化遗存。帕瑞克·纽金斯说道，原始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奥秘（可以用两个垂直的砌块支撑一个水平砌块），有时还为这种结构方法披上一层神奇而庄严的色彩。如将这样组合的三块巨石作为日出日落时阳光通过的门道；还有，采用这种结构方法将史前巨石柱（英格兰）作环形排列，它具有原始人类的神奇色彩。确实，在原始人看来，万物是有灵的，自然界存在着神秘的力量。他们感受到每天日落日出、四季轮回，以及人的生与死，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建造建筑物来祭祀天神，观测太阳或者埋葬死人。英国史前的南部居民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建造了巨型石柱。有人认为，这个石柱建造时间长达1700年，大约用了150万个工作日，每天约有1000人工作。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巨石建筑是用来举行祭祀仪式的。英国督伊德教徒在环形石阵中举行历史悠久的夏至曰祭祀仪式。因为夏至日的日出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宣告播种季节的到来和生命的复苏。另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巨石建筑是用来观测太阳的。有的学者指出，公元前1800年南部英格兰史前巨石建筑显示了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用当时最大的努力将观测太阳获得的时空坐标加以固定化、符号化。该建筑由一圆圈形排列的直立巨石构成，这些巨石指向一水平放置的石板和两个在内的小圆圈。整体结构恰好指向夏至日太阳升起地平线时的方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巨石建筑是一种墓室。邓福星在《艺术前的艺术》中列举了衰变期（大约在5000年～4000年之间）法国境内的巨石建筑，其实并非当时人们的住所。它们大多为墓室（另有一种图腾柱），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意义。这类建筑，还用巨大的石块来建筑“多尔门”（坟墓）、“阿里几门特”（排列很整齐的石道行列）、“门里尔”（竖立的巨石行列和石冢，以及英国阿米斯堡的石垣）。这些巨石建筑物，还以很大的工程来建筑堡垒防御敌人和野兽，虽然仅仅显示了一种单纯、雄伟的造型美，却也反映了人类为生活而斗争的创造魄力。
英格兰史前巨石门建筑
原始民族与原始建筑
我们要了解建筑的起源，可以通过对于现代遗存的原始民族进行观察，明白最“基本屋舍”（primitivehut）是如何搭建起来的。法国学者隆吉（Marc-Antoine Laugier）说道，野人要为自己造一个居所，用来保护自己而非埋葬自己。森林中掉落的树枝，对他的目标而言是正确的材料；他挑了四根最粗壮的树枝，立起来围成一个正方形；并在上头放了另外四根树枝；在这些树枝上面，他又立起了不相同的两排树枝，让它们相互倾斜并在最高点交叉。然后他在这种屋顶上紧密地覆上树叶，使阳光和雨水都渗漏不进去，因此，这野人有房子可住了。然而不同地方的民族有不同的搭建方式。
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文化特征往往是他们适应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最佳方式。这种情况经常见于当今世界上存在的比较落后的民族文化之中。如居于北美的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雪橇、冰屋等等，这些都是适应极地气候的最佳文化机制。如果把爱斯基摩人迁到沙漠地区，他们必定会放弃原来的雪橇、冰屋为代表的文化，而采取以骆驼、帐篷为特征的沙漠文化，否则就会被自然所淘汰。在这里，适者生存的自然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非洲的原始建筑
泰勒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在巴西森林的深处，旅行家们遇见了流浪的赤贫清教徒们的住房，它们甚至不是窝棚，而简直是一些用许多八英尺长的大棕榈叶靠在横木上构成的斜顶。这些面向迎风面的遮棚，掩遮着在那悬于两树间的吊床里伸懒腰的印第安人。因为有稠密的树叶在上面保护着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在好天气时并不缺乏某种舒适；可是在坏天气时，一家人甚至连狗也不得不挤向那地上燃起的篝火。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中可以见到几乎同样的原始建筑。他们在住地安居下来以后，通常满足于把许多长着浓密树叶的树枝插在地上，为自己安置一个夜间遮风或防风的棚。当他们把两排树枝在头顶上连在一起的时候，屏风就变成了窝棚。在较长时间定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下，他们就用树枝搭成一个真正的窝棚架，并用树皮或树叶和草覆盖棚顶，或者用草皮盖顶，从外面把窝棚抹上粘泥。罗伯特·路威也说，一百年前的塔斯曼尼亚人的房子非常简单，他们只是在地上钉几根木桩，拿一条一条的树皮靠在上面，就算完工了。东部印第安人的草屋，采用互相交叉的柱子，屋顶上铺上草或芦席。游猎或游牧的人则使用一种帐幕。这种帐幕是圆锥形的，用兽皮及树皮做成的，从西伯利亚到北美洲，向南直到得克萨斯州，全都有形式相同的帐幕。而现代非洲的建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停留在原始时期，如用夯土的方式来建造祭祀建筑，用泥巴来筑制住宅和谷仓。
这些原始建筑，无论是根据考古学发现和文献的记载，还是对现代未开化或者说是封闭的原始部落的描述，都说明建筑是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的产物。同时，随着建筑的发展，人类从原始的蒙昧时期开始走向文明，由于不同的需要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建筑。
宗教礼仪与原始建筑
据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群是利用天然的岩洞作为居住之地。由此可见，岩洞是原始人居住的一种方式。《易经》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因此在神话中，有相当多的神是住在山洞中的，西王母就是这样。《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人万物尽有。”在这里，“穴居”就是居住在山洞中的意思。
到了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简单的人工土穴或窝棚了。那么，是谁发明了房屋的建造，远古人类总是将原始艺术的创始人归结于神，《易经》将其归结为“圣人”，而其他的文献则将建筑的发明归结为“有巢氏”。文献表明原始建筑存在着“构木为巢”的“巢居”和“穴而处”的“穴居”两种主要构筑方式。对于这两种原始构筑方式，既有“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的记载，即在地势低而潮湿的地区作巢居，在地势高而干燥的地区作穴居，反映出居住地段高低、干湿对于原始建筑方式的制约；也有“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的记载。反映出不同季节的气温、气候对原始建筑方式的制约。有了“营窟”和“巢”，而后才“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礼记，礼运》）这里所说的“营窟”就是“穴居”。埃利希·诺伊曼说道，人类的建筑都是“洞穴的延伸，如住宅、帐篷、房屋、储藏室和圣殿”。而这些都是和女性或者说女神相联系，在利西亚和小亚细亚，房屋是“在这个古代母权国度的废墟上发现的坟墓和圣殿的精确副本”，“不只是圣殿、坟墓和房屋，支撑房屋构架的支柱也是大母神的一种象征。”最古老的房屋，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用数根柱子支撑着的草席造成的，甚至“门、围墙和畜栏，以及村庄和城市等聚居之地，都是女性的象征”。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描述当作是母权制时期建筑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体现具有原型的意义，而这些由洞穴延伸出来的建筑，埃利希·诺伊曼称之为“神圣的洞穴”和“神圣之所”。
建筑作为一种膜拜性的礼仪，实际上是从最初的“神圣的洞穴”和“神圣之所”开始的。拉丁文“神殿”（Templum）的词源是希腊文temenos，词根是tem，有分割、割裂的意思。原意为“奉献给神的地方”，然后扩展意思为人类用人工手段去划分空间，其所有主具有神圣性质：国王、英雄或者神。于是就有了卡西尔所谓的“神圣的空间”。卡西尔说，当一定的区域从空间的其余部分划分出来时，当它跟其他地方区别开来时，神圣化就开始了，并且也就树立了某种程度上是神圣的栅栏。这种神圣的空间，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神庙、宫殿和陵墓建筑上。
最早的城市则是具有宗教性和神圣性的。让·塞尔维耶说道，依据其曼达拉设计图，城池及其居民被高扬于俗世世界之上。这一点由于以下的事实而更加突出：城池有一个中心即mundus（按，拉丁文，意：世界），它建立起城池与另一个国王（即祖先精神居住的场所）之间的联系。那个mundus上面盖着一块石头。某些日子就把它掀起来，于是，死者的灵魂，据传说，从深井里跑出来，同活人混在一起。要说得更清楚些，也许可以加上一句：“按照曼达拉设计图建造的每座神圣或古老的城池，都是无意识的范型形象对外在世界的投影，”城池、堡垒或神庙成为心灵统一的象征，从而对于进去的或者生活于其中的人施加一定的影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各种神圣建筑的功能均由其象征意义来确定——代表着神权和秩序。我们从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甚至美洲的城市和建筑中可以感受到这种神圣性和秩序性的存在。
古埃及建筑
古代埃及位于尼罗河的下游，既属于非洲东北部，又和亚洲西南角的西奈半岛相跨，同时隔着地中海和南欧相望。贯穿埃及全境的尼罗河孕育了古代埃及的文明。希罗多德说，埃及人获得的土地乃是“尼罗河的赠赐”。古代埃及分为上、下埃及，孟菲斯以南尼罗河谷地叫做上埃及，孟菲斯至地中海岸的三角洲地带叫做下埃及。
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开始形成国家，约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686年为早王朝时期；约在公元前2668年公元前2181年之间是古王国时期，建筑以“金字塔”为主；在公元前2181年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是中王国时期，建筑以石窟陵墓为主；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是新王国时期，建筑以阿蒙神庙和国王宫殿为主。
建筑是一种宗教观念的体现。希腊历史学家卡洛斯说，埃及人把住宅仅仅看作是“旅舍”，而把坟墓看作是永久的住宅。黑格尔指出，“在埃及，地面上和地下的建筑物都是和死人的国度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说来，无形可见的事物被人见到而且得到房子居住，首先是在埃及。”因此他们最早的城市，是由坟墓构成街道的“死城”。H. W. 米勒说，由于受关于死亡和俄塞里斯（Osiride）神（地狱判官）复活的影响，国王的死成了一件神秘的事。这种“神秘”既表现在君王的葬礼仪式中，也渗透在崇拜实践中，成为墓葬平面格局改变的根本原因。举行崇拜活动所必须的结构分布在相应的仪式路线上：根据仪式程序，要走一条从沙漠的边沿开始，到墓室结束的“路”，根据各自的功能，有关的建筑：一系列的房间、走廊、院子和柱廊就布置在这条路上。这一系列建筑中，最重要的建筑是这条仪式之“路”的尽头——墓室建筑，这种墓室建筑就是为贵族和王族修建的“玛斯塔巴”（mastaba）。它的外形犹如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石凳子，后来更向上层层递减成为阶梯形式，直指向天空。它的内部，除了藏棺室之外，入口处还有一个不大的祈祷室。这时期的陵墓建筑当然还不能和后来的金字塔媲美。然而把冥土作为永久乐世的观念，已经显而易见了。
古代建筑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象征。金字塔是最典型的例子。金字塔，希腊文称之为“Pyramis”，因其形体呈四角尖锥形，与中文“金”字相似，故中国习惯上称之为“金字塔”。金字塔被称为“光明之丘”，象征着太阳的创世能量，也代表着埋葬其中的太阳的世间代表——法老的永世与不朽。埃及人对于死亡更重于生命，对于来世更重于今世。埃及人对于尼罗河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拜，他们在自然中观察到太阳从东边出来而从西边落下，于是相信日落之处为亡灵之城，所以陵墓都建于尼罗河的西岸。
希罗多德曾提到埃及人是最早宣称灵魂不朽的民族。埃及人迷信死之后灵魂不灭。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人生在世有两大要素：一是人的肉体，二是灵魂。人死后，灵魂可以自由地飞离尸体，但尸体仍是灵魂存在的基础。因此，要把尸体精心制成不腐烂的木乃伊，才有可能复活，继续在来世生活。三千年后就会在极乐世界里复活永生。因为他们相信，死人须在三千年中遍历陆水空三界的全部动物体系的生活之后才变回人的形体。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建造陵墓。这种陵墓逐渐演化成金字塔。
埃及昭赛尔金字塔
尼罗河决定了埃及的建筑艺术的特点，隔着尼罗河，西岸是死人的住处，东岸是活人的城市。而尼罗河则是理想的黄金通道，为了建造神庙与陵墓，可以用驳船或筏子将巨大的花岗岩石块从阿斯旺采石场运往下游。古王国时期的法老陵墓，是以金字塔的形式出现的。在尼罗河下游的吉萨和萨卡拉等地有大小70多座之多（一说80座）。最著名的要算是昭赛尔金字塔和吉萨金字塔。
昭赛尔金字塔（Zoser）：位于萨卡拉的昭赛尔，大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它的基底东西长140米，南北长116米，高约60米，这座阶梯形金字塔，四周共有六层阶梯，它是由马斯塔巴自下而上逐层缩小而成，象征着天堂及万物生存的不同层次。通过走廊和墓道，可以进入一个深约28米的墓室。这个建筑处理的用意在于造成从现世走向冥界的假象。金字塔的外面是沙漠中的太阳，而在金字塔里面则是黑暗统治着。
吉萨金字塔（Ciza）：建于公元前2700～前2600年左右的第四王朝时期，在尼罗河的三角洲的吉萨造了祖孙三代的三座大金字塔，是古埃及金字塔的典范。它们都是精确的正方锥体，形式极其单纯，比昭赛尔金字塔提高了一大步。其中胡夫（Cheops）金字塔最高。称为大金字塔，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塔高146米，底边长230米，用大约230万块平均重2.5吨的石材砌筑而成；哈夫拉（Chephren）金字增高143.5米，塔基四边长215.5米，塔的东边有一平面长方形的神庙，通常称上庙，靠近尼罗河谷建有下庙，上庙和下庙之间有一条长约496米的通道，闻名遐迩的狮身人面像即位于下庙的西北方；门卡乌拉（Menkaura）金字塔高66.5米，底边各长108.5米，规模较小。
埃及吉萨金字塔
埃及金字塔体现了埃及墓葬仪式的新观念和君主神圣化的信念。对于这样的金字塔建筑，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令人赞叹不已，尤其是在不同的光线下，金字塔会显示出它的不同的美。在广阔的沙漠上，只有金字塔这样高大、稳定、沉重、简洁的形象才是永恒的，才有纪念性，它们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表现力。它的特征就是宏大、单纯。谢林说，“埃及建筑中对宏大的追求，体现于另一方面。永恒不易的天宇、大自然中运动的千篇一律，使这一民族追求牢固和永恒；体现于金字塔的格调，犹如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其他古建筑物中，这种永恒不易的格调，从不允许埃及人以他物从事建筑，惟有巨石。”巨石是埃及的“永恒之石”，埃及人用这种“永恒之石”创造“来世的艺术”。然而人们还是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解释。黑格尔说，“我们发现最古的宏伟的坟墓纪念坊是埃及的金字塔。乍看起来这些值得惊奇的工程之所以使人惊赞的地方在于它们的体积大到难以测量。这立刻使人想到要费多久时间和多少人力才能完成这样庞大的一座建筑。如果单从形式方面看，它们并没有引人入胜的地方，只消花几分钟就可以把它们看完和记住。由于在形状上这样简单整齐，它们目的何在的问题是久经争论的。”那么金字塔除了是法老的陵墓之外，其形式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少学者认为金字塔的形式反映着古埃及人对于太阳神的崇拜。帕瑞克·纽金斯指出：“对于埃及建筑之谜，一个似乎合理的答案是：如此之多的几何形式，绝非来自自然的抽象，它们全来自埃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在他们的生活中太阳神占压倒一切的地位而被尊为万神之王。金字塔是通天的阶梯，这是根据金字塔和方尖碑顶部的金属装饰所产生的联想，而且金字塔四面都刻着带双翼的太阳。”这时古埃及人还保留着氏族制时代的原始拜物教，除太阳神崇拜之外，他们相信，高山、大漠、长河都是神圣的。早期的皇帝崇拜利用了原始拜物教，皇帝被宣扬为自然神。于是，就把高山、大漠、长河的形象的典型特征赋予皇权的纪念碑。这样的艺术思维是直觉的、原始的，金字塔就带有强烈的原始性和永恒性，仿佛是人工堆垒的山岩。它们因此就和尼罗河三角洲的风光十分协调。
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于埃及金字塔屡遭盗墓者的威胁，使得法老的陵墓由金字塔转换为石窟陵墓。但是埃及除了金字塔之外最著名的建筑要算是神庙了。
埃及神庙奉行政教合一系统，法老与国君和祭司是一人。神庙建筑遍布埃及各地，在一个时期内占有全国土地的六分之一。祭司们在宗教区内以祭坛、神像和圣殿为三位一体。每逢祭祀节日，祭司们抬着本庙神像去外庙访问，并在仪典中分别扮演神话角色，唱诵礼神诗篇。在埃及，神庙是神的“城堡”、“宫殿”。神庙中的“门墙”，有着特殊的意义，“门墙”被称做是“地平线上的大山”，太阳就从这两座大山之间升起，两座塔楼分别代表伊西斯（Iside）和娜芙提斯（Nepthys）两位女神，根据神话，这两位女神的臂上托着初升的太阳。门墙强调了神庙的立面和进入大门的作用，增强了神庙的肃穆。对于埃及人来说，神庙中的柱子（Dillar）象征着稳固。杰克·特里锡德说，在古代世界，柱子的象征意义通常极为重要，代表着神的力量与权威，也代表着生命力。埃及的杰得（djed）柱（后来建成的有四个柱顶的柱石）据说代表着奥赛利斯（按：一译俄塞里斯）的脊柱。而由柱子构成的神庙是最重要的宗教空间。
在中王国时期，底比斯曾是阿蒙神的崇拜中心，阿蒙神最初是风神或空气神，随后它与其他神祇，如科普托斯的富饶神“敏”，融合在了一起，再往后又与埃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拉”相结合，最后形成了宇宙之神“万神之神”。有这个神保佑，可以打胜仗，在供奉这个神的庙中人们献祭大部分的战利品和被征服民族的贡物。阿蒙—拉成了帝国的保护神：人们把底比斯女神“给”他做了妻子，承认月亮神洪斯（Hons）为他的儿子。这样形成了神的三位一体。而供奉阿蒙神的神庙建筑中最著名的要数卡纳克和卢克索的阿蒙太阳神庙了，这是新王国时最丰厚的给“阿蒙”的献礼。每年尼罗河泛滥季节的第二个月，由国王主持仪式，载着阿蒙神（Amūn）、穆特女神（Mut）和他们孩子洪斯神的神像的船，护送着他们从卡纳克神庙出发到卢克索神庙。这是古埃及人最重大的节日之一。除了水路之外，还有陆路，在两个神庙之间有一条排列着两行圣羊雕像的一公里长的斯芬克斯大道，如果举行宗教仪式的话，也是从卡纳克开始，而到卢克索结束，那将是何等壮观的盛典！
埃及卡纳克阿蒙—拉神庙
卡纳克阿蒙—拉神庙（Karnakdi Tempio Amūn—Rē）始建于公元前1400年，庙内的多柱厅是公元前1000年建造的，六座塔门的最后一座则建于公元前400年，其间相隔居然上千年。“卡纳克”，意为“城寨”。卡纳克阿蒙神庙，位于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首都底比斯东城的北半部，即开罗以南约700公里的尼罗河东岸。神庙总长366米，宽110米，以西面的主神殿为中心，大殿南北长103米，东西宽51.8米，大殿密密麻麻排列着134根粗壮的石柱，分16排而立。中央通路两旁有12根带有伞形纸草花的柱头，高达23米，为现存的古代最大的石柱。这个神庙也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庙宇。
卢克索阿蒙神庙（Luxor，Tempio）位于底比斯城尼罗河东岸。比卡纳克的阿蒙神庙规模略小，总长约260米，宽60米，14根高达20米粗壮的石柱坐落在两进院子之间，充满了阴暗神秘的感觉。
富有意味的是，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的建筑结构，给人以观察群星与太阳及其相互关系的便利。尤其是在卡纳克神庙柱廊所采取的方向，恰好使祭司在祭台上能够望见春分与秋分的落日。可见这种神庙在当时宗教崇拜中所含有的特殊意义。
黑格尔说道，人们在这些巨大的值得称赞的人类作品中信步游览，不免要想到这些巨石堆砌成的作品对于什么是神圣的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启示，说出了些什么。因为细看起来，这些建筑一般都有许多象征的意义交织在一起，例如狮身人首像和麦姆嫩像的数目，石坊和通道的位置标志出每年的日数，黄道十二宫，七大行星，十二月的季节之类。有时雕刻还没有脱离建筑而独立，有时真正的建筑因素如尺寸大小、间隔、柱墙和台阶的数目之类的处理方式又显得这些关系的目的并不在它们本身，即不在对称、和谐与优美，而在它们的象征意义。因此，这类作品显得具有独立的目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君民结合在一起。正因为神庙建筑的象征性，所以黑格尔将其列为象征性的建筑。而美国文化学家伊迪斯·汉密尔顿则赞美道，巨人般的埃及庙宇，惊人的大块花岗岩，看起来似乎只有暴发地震的力量才能把它们搬运在一起。埃及的庙宇不像是几何图形与匀称的美的结合的创造，而是某种别的东西。它体现着科学与一种感人的精神，不过最主要的是力量，一种超人的力量，一种坚如磐石、无比强大的力量和压倒一切的气势。相形之下，人所具有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了，人似乎不复存在了。埃及的建筑家们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威力，它所占据的不可抗拒的绝对统治地位。在他们的头脑中一点也没有想到人——这个微不足道的分子。因为在上古时期，人类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确实微不足道，但是人类却创造了可以和自然媲美的建筑。换言之，人类要表达神的威力，必须通过这种巨大、庄严的建筑才能实现。因此，在H. W. 米勒看来，作为对整个宇宙秩序都有意义的建筑，建造一个神庙，在动工之前需有一个特定的动机，一个详尽的设计和一个专门的奠基仪式。
埃及卢克索阿蒙神庙
埃及人不仅建造了神殿同时也在神庙建筑旁建造了神苑。这种神苑又可以说是圣林，是在神庙附近种植树木。日本学者针之谷钟吉指出，古埃及王（法老）们为尊崇众神而频繁地建造神殿，又在神殿的周围布置神苑。据说这种神苑在中王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一般认为是在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以后，以巴哈利的神殿为最著名。斯芬克斯的两侧，种植有金合欢，形成行道树。在塔门的附近和三个台地上，也都种有树木，这种神苑形式在绘画中可以见到。
早在古王国时期，曾经出现过木结构的阿比多斯宫殿。后来法老开始代行神的权威，他保证土地具有繁荣的魔力，他的神性由金字塔来象征。由于新的礼仪的增加，这种权威不断地被加强，于是法老开始吸取太阳神赐给他的生命力，再后来法老成了“太阳神之子”。中王国时期，第十二朝法老阿美尼姆赫特三世曾建造了被称为“迷宫”的十分浩大的宫殿。这个宫殿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有地上地下两层各1500间房子。地上的一层有12个院子，由朝南六道门和朝北六道门和双排石柱围成的通道相通。而到了新王国时期，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央集权逐渐巩固，法老也逐渐变为最高的、统治一切的众神之神的化身。于是就不满足于一般的府邸，而建造宫殿，甚至为自己建造神庙，追求庄严宏大的规模。在新王国初期，卡宏城（Kahune）的宫殿已经同太阳神庙相结合，但布局还不够严整。而在新首都阿玛纳（Tel-el-Amarna）建造了几所宫殿。在宫殿中可以举行仪典，对法老的崇拜逐渐达到高潮。而在十九王朝时期，宫殿和神庙成为一体，最典范的就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底比斯的拉美捷斯宫殿——神庙。
巴比伦建筑
巴比伦位于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肥沃平原，在历史上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片土地是十分富饶的冲击三角洲，人们曾经以“富饶的新月”来形容。圣经中称其为圣地。据传，《圣经》中《创世纪》中所描绘的伊甸园就在这里。《圣经》中也描述过古代巴比伦塔的故事。罗伯逊指出，在巴比伦和在埃及相同，这个国度经过起初在一个城邦之下统一，后来又在另一个城邦之下统一，便引起祭司们企图把各城市的神排列在一个分别等级的众神殿中。当巴比伦城成了统治的城市之后，它的神马尔杜克便合并了其他诸神的仪式和神话。确实，巴比伦是从苏美尔一阿卡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历了两度繁荣后才衰落。
公元前4000年，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城市国家（城邦），主要由三种文化组成：第一是苏美尔一阿卡得文化，其主要建筑是在乌鲁克和乌尔城。其次是巴比伦文化，公元前19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统一了两河下游，征服了上游并建立了巴比伦城。“巴比伦”按照阿卡得语的意思是“神之门”。公元前16世纪初，巴比伦王国灭亡，巴比伦城被亚述国王所毁。从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迦勒底人灭亚述帝国，又建立了统一的新巴比伦王国，重建了巴比伦城，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建筑有空中花园。第三是亚述古国，其建筑主要是在其首府亚述城，著名的有萨艮王宫。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帝国崛起，其建筑有帕赛波里斯宫殿。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说道，在苏美尔和阿卡得，土地被分成了十五个或二十个城市国家，每一个城市国家，在政治上，都是自主的，但大家却又都享有一个共同的物质文化、一个共同的宗教和一种共同的语言，而在经济上，大家也相互依赖得很厉害。每一个城市中心，都有所谓“神堡”，其中包括市神和其他神祇的一些庙。我们如果高兴，可以推断得出来，神是一些魔力的人格化；植物的死亡和再生，播种和收获等戏剧化的重演，可能一度被当作为强使农作物成长的魔术礼仪来举行。而古代巴比伦的神话承袭了苏美尔神话的丰厚遗产。在巴比伦的神话里象征有秩序的天神与无规律的神怪之间的对立。从原始观念深处，巴比伦人就对世界做出了二元化的解释，即善的天神和恶的神怪的永恒对立，并相信善的实力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苏美尔以及后来的阿卡得人（闪族人）的世界观中，崇拜自然界的力量——天空、土地及水占有很大的比重。因为这些力量对于两河流域农耕居民的生活意义特别巨大。古代苏美尔人崇拜天体和山岳。他们认为天上的神住在山里，所以称庙宇为“山的住宅”，逐渐形成了宗教性的山岳台。山岳台是一种多层的高台，由于是由砖和粘土建造的，所以与其说是以庙中的神灵保佑信仰天体和山岳的人们，不如说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帕瑞克·纽金斯语）。山岳台通过不断地重建形成了坡道或阶梯，有正对着高台正面的，沿正面左右分开上去的，或者螺旋式上升的高台。这种高台最初存在于乌鲁克。
巴比伦乌尔月神台
乌鲁克（Uruk），是圣经中提到的埃雷克（Erech）。美国学者B. M. 费根说，任何一个走近乌鲁克的人都会在几英里之外就看到巨大的亚述古塔庙和有阶梯的神庙金字塔。亚述古塔及其附属的神庙，一项耗费极大的公共规划，是乌鲁克人生活的中心。他说，乌鲁克人的全部生活及其与城市、村镇、商人以及数百里之外的矿山的联系都是围绕着神庙而进行的。从考古发现来看，这里有两座相当明显的建筑物遗迹，其中一座是位于市中心的“白庙”（Tempio Bianco）。地基高于地面12米。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高台”神庙（templi“alto”）的作用就像是一条走廊，神明在降临地球时就通过这条走廊。也许它和古埃及的台阶形金字塔有内在联系。巴比伦所谓的通天塔可能就是高台，我们如今只有凭想像去完成了，而残留至今的乌尔月神台倒是可以“眼见为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