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的旗舰种—丹顶鹤
王春丽是2017年去的向海。那时这座保护区遇到了一些问题。
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自2007年以来，整个保护范围内，就再也没有野生丹顶鹤成功繁殖过了。为了解决保护的问题，向海和桃花源达成了合作。桃花源作为民间机构，管理着全中国第一个交由民间组织管理的公益保护地——四川平武县的老河沟公益保护地。10年来，老河沟的保护非常成功，成了民间与政府合作的典范。
向海正是看重这一点，才把保护区中17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拿出来和桃花源联合管理，成立了向海生态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保护中心”）——在保护地的管理当中，科学家会把生物多样性最高、珍稀或濒危物种最集中的区域，划分成核心区，而在核心区之外，依次是缓冲区、实验区。可以说，核心区是一个保护区最重要的区域，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保护。
王春丽很幸运，成了这个保护地的初始管理人员，拥有了一个打天下、创建一个保护地的机会。
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75平方公里的联合管理区域内，主要管理单位是谁？到底要怎么管理、怎么联合？没有人知道。所以桃花源的队伍抵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这个地方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像医治病人一样，一开始需要诊断病因，考量以前的治疗方式，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让病人变好。
通过调查，王春丽和同事发现了这块保护区内最核心的问题：没有地，丹顶鹤生境被破坏得特别严重。向海的保护级别虽然高，但它存在着中国保护区的一个普遍问题：人多，且土地权属复杂。这里有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个人承包的土地，草原归草原局管、水面归水利局管、芦苇归芦苇办主管……整个保护区分属于不同的人与机构，偏偏就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保护区的。保护区里面的人为活动很多，有放牛的、有打鱼的、有捡鸟蛋的，大家很自然地把栖息地分完了，却没有给鸟留出它们的地方。
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很郁闷，在一开始走了很多的弯路。一个国家级保护区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怎么能如此侵占自然？这么搞，野生动物还怎么活？于是王春丽和同事们就开始和保护区、森林公安一同严格执法。但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执法治标不治本——有时候甚至就连治标也很难。
在执法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碰到一些“钉子”，有时候一个不留神，执法车辆的轮胎就被牧民用刀子捅了；有时候一亮出来执法证，对方抢过去就给撕了。而这些都算是轻的，不叫事。
有一次，保护区里的领导带着王春丽去清理保护区中的一个“窝棚”。核心区为啥会有窝棚？这得说说向海的这些牧民。他们和西北的牧民不一样，不是游牧民，而是定居的牧民，每天放牧，都是以住处为中心四处走，晚上再把牛赶回圈舍。一般来说，他们聚居的村子附近，草场都不会太好。所以，牧民们就得到远处，到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每天一来一回太远了，有的牧民看到水草好的地方，就拿木头、塑料布，搭一个简易的窝棚，用来夜晚藏身。有时候，窝棚所在的地方实在是不错，牧民们会逐渐把简易窝棚扩大，甚至建成永久的房屋，在周围开地种田。王春丽那次去清理的其实都不能说是窝棚，说是别墅也不算太夸张。
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建别墅可还行？但没想到的是，窝棚的主人扛着煤气罐就冲了过来，手拿打火机，威胁说如果敢清理，那大家就都不要活了。
还有一次，有牧民把牛群违规放牧到了保护区的核心区。这当然也是违规的，森林警察要依法、依规收缴这些牛。结果，牛主人带着一大群人抄着家伙冲了过来，索要被没收的牛群。为首的老大爷挥舞着一把刀，他叫嚣着，突然便把刀一横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声称如果要收牛，他就自杀。
面对这样激烈的对抗，王春丽产生了一些思考：执法是一种治理顽劣现象的手段，但是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就得知道当地人为什么会选择去违法。所以，现实中让她苦恼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即使罚款重，甚至牛还会被收走，牧民为什么还是一定要到保护区来放牧？于是，王春丽和同事们一起开始了新一轮的密集访谈。
一开始大家的戒心很重，没人愿意跟他们谈。这帮人就天天去找牧民，牧民回家就跟着他回家，他凌晨3点起来放牧，就3点去草原上找，找到了就只是聊天。
终于，大家开始愿意和保护人员聊一些深入的问题了。通过大量的访谈，他们对当地越来越了解。每个村子里，哪一家有多少人、多少地，养了多少牲口，人的脾性怎么样，是否遇到什么问题，都得了解。最终，王春丽确定了这个问题中最关键的核心要素——草料。
牧牛对草料的需求非常大，但保护区周边的草原，因为前些年的过度放牧，退化严重，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草了，都是沙丘，牧民只有向核心区放牧才能够活下去。2019年，向海所在的通榆县，GDP中畜牧业产值大约占到了25%，在有的家庭里，养殖收入甚至能占到全家收入的100%。也就是说，如果这些牧民失去了放牧的牧场，明天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就会成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牧民都要去争取一块草原，哪怕他知道这块地位于保护区当中，在这里放牧可能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认定，如果不如此去放牧，就活不下去。
这些人，被草料扼住了咽喉。
另一面，通榆的肉牛闻名遐迩，完全不愁卖。只要给这些牧民提供足够的草料，他们就不愁过活。但草料从哪里来？如果不让牧民在保护区里放牧，却又不帮他们找到足够的草料，违规放牧的问题就很容易反弹，治理达不到效果。
桃花源的科学家们凑在一起，聊出了个想法。基金会首席科学家王德智博士有个师弟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他们项目组在青海、甘肃推广过一种特别高质量的饲草，叫青贮高粱，特别适合解决向海的问题。一株青贮高粱可以长到6米多高，作为草料，它产量高、质量好，富含蛋白质和糖。更关键的是，青贮高粱不挑地，盐碱地里也可以长得很好。刚好，向海多的是沙化特别严重的土地。在这种地里，如果种玉米什么的，收入是不太行的，灌溉成本还特别高，如果天头不好，不下雨，还需要买很多柴油从地底抽水，而刨去浇地的成本后，一年算下来，可能就剩不下多少钱了。
这么一想，逻辑就通了。如果能说服当地牧民拿出那些不好的土地，或者是不想种的地，去种青贮高粱，投入成本不大，却能够满足牛羊需求，这不挺好？
但说着容易，做起来特别难。2017年，王春丽和同事们开始找人去种青贮高粱，一整年下来，连1户都没找到。当地根本没有人种过饲料作物。这些牧民觉得，放牧本来就不用投入成本，为什么非得去种草料？外面草原上都是草，为什么要种？大家都很不理解。但如果站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就一定会清楚，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后面的形势肯定会越来越严峻，得想一下退路。向海毕竟是国家级保护区，真的开始严格执法后，大家又该怎么办呢？
到了2018年，终于有1户牧民点了头，同意合作。但那一户特别糊弄，保护中心提供了种子给他种，还特地说明不需要用特别好的地，就试着种一下，好好监管，看它能长成什么样，在咱们这儿适不适合种，这样就行了。选这家的时候，王春丽是考虑到他们家有合作社，饲料需求量特别大，肯定对这样的好饲料有很大的需求。但最终，她很失望，这家人撒了种子之后都不管，苗长起来就把牛赶进去，牛直接吃掉，他们反而还说青贮高粱种不起来。
这位姑娘很崩溃。
等到2019年的时候，王春丽和同事们反思了一下——问题可能出在筛选农户的方式不对上，没有真正找到有需求的人。他们又通过大量的走访，了解目标农户的情况，看大家是不是真的特别缺草料、是不是认真干事、是不是勤快、有没有圈养牛群的想法等等。最后选定了10户人家，那时他们就想，如果能成2户，就算成功了。
在这10户人家里，有一个特别年轻精干、有想法的小伙子，名叫刘殿友。这个小伙子30多岁，家里除了他和媳妇儿，还有个孩子。他们家以前不是牧民，这几年才买了十几头牛。
其实，向海附近虽然是牧区，但每家每户的状况也很不一样。有的人家，几代人养了几代牛，一家子其实也没几个人，但牛有几百头，需要雇人来放牧；有的人家穷，只有几头牛。不管哪种，养牛都是高投入、高风险的营生，种牛价格贵，想入行成本不低，万一遇到疫病，或者年成不好缺饲料，死几头牛就是巨大的损失。像刘殿友这样脑子活泛的人，入行也很谨慎。他觉得，未来保护区肯定越来越严，放牧会越来越难，因此，在决定养牛时，他只攒了一小群牛，还决定圈养而不是放养。这就和保护中心一拍即合了。
刘殿友家也没种过饲料作物，所以保护中心给他提供了种子，还提供了种植、饲养的指导。青贮高粱的技术不光是种，它作为“青贮”，是需要在收割之后，放到地窖里密封进行发酵储存的。因此，刘家特地向其他村子的技术员学了开窖的技术，在家里修了青贮窖，修好后大家还搞了一个仪式来庆祝。
最终，刘殿友家的青贮饲料算是成了。怎么叫成了？那一年，他家的7亩地收了50多吨饲料。
这还不算。每年冬天，向海的牛饲料都特别有限。而到了3月至6月，这段时间当地叫“跑青”，外面的牧草刚刚长起来，根本不够牛吃。在跑青的季节，牛都特别瘦。但靠着青贮高粱，刘家的牛没有掉膘，肥肥的，产崽也特别好。刘殿友一家特别高兴，王春丽也特别高兴。终于，第一次，青贮高粱在向海成了。虽然只成了1户，没有达成2户的目标，但也足够能证明青贮高粱是能够在向海种成功的。
2020年，向海的试点从去年的10户，增加到了50户，大家的种植水平也上来了。王春丽觉得，这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好处，争先恐后来学。到了2021年上半年，因为上一年的示范效果特别好，保护区就建立了一个示范屯。他们判断，放牧对鸟类影响最大的是在繁殖季，水泡子里生活的水鸟也得到地上来做窝是不是？牛群踩踏、啃咬草地，这就会影响鸟类的繁殖。所以保护中心和这个屯子里所有的养殖户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哪一家在鸟类繁殖季把牛给圈起来，不外出放牧，他们就免费提供青贮高粱的种子。屯子里有一些纯养殖的牧户不太会种地，也没有地，保护中心就租了一些地用来做示范田，并交给村里的合作社，种出草料来给最需要的人。
当年，全屯的养殖户都放弃了以前的全年散养，只在秋收之后将牛羊拉出圈舍放牧，计划到明年的三四月收回，只放养大约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候鸟飞走了，放牧带来的影响比较小；庄稼地里谷物收完后留有茬儿，以及一些遗落的谷物，正好可以遛牲口去吃。这是真不容易，以前当地都习惯放牧，现在变成了小半年放牧、大半年圈养的模式，可以说是生产方式都变了。
而向海的保护成果，在动物身上也能看到。
2017年，丹顶鹤恢复了在向海的繁殖，甚至以前从来没有过繁殖记录的疣鼻天鹅，也在向海繁殖了。疣鼻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中国原产的三种天鹅中最少的一种。它们个头儿大，对栖息地的要求比较高，愿意繁殖，也算是认可了现在的向海。这些鸟的繁殖，一年可能还是侥幸，但自2017年之后，丹顶鹤和疣鼻天鹅年年在向海繁殖，这就不是侥幸了。
从一开始的无人愿意合作，到一人，到十人，再到五十人，现在到一个屯子，保护中心的草料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这种生产模式也开始从示范屯推广到其他地方。通榆政府对这项实验特别欢迎，也十分需要。每年，环保部门都要搞“绿盾行动”、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很大，因此，当地非常需要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违规放牧问题的模式。桃花源这样的民间机构，船小好调头，适合去做实验，来辅助政府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疣鼻天鹅
现在，通榆县政府准备全面推广青贮高粱的种植。县里还有一个包拉温都自然保护区，是省级保护区，正在准备试点。
通榆准备在每一个村屯都建立一个牧业小区，这个小区会建在离村子比较远的地方，专门给大家圈养牛羊，实现人畜分离。牛羊圈养起来之后，就需要大量的饲料，刚好就和青贮高粱连接上了。其实，长期以来通榆县政府一直在提倡种植牧草，也一直在鼓励老百姓粮改饲，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在政府鼓励大家转型的指引下，这片区域算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模式。
王春丽认为，人的生存和自然保护不应该相矛盾，如果产生冲突，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就需要去找到造成问题的那个最小、最根本的单元。就好比是牛羊吃的一棵草，抓下去，从草做出文章来，它最终能够实际发挥作用、解决问题。保护机构也希望能多做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给政府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这些方案在成为各地通例之前，还需要因地制宜。
而在向海工作5年后，王春丽被调到了四川平武县的老河沟公益保护地。这里的生态环境和向海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利用自然的方式也不同，这给她的工作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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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沟公益保护地，是全中国第一个社会公益型保护地。
2012年，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政府，将这片土地交给了民间公益组织桃花源管理。这在中国，是一项制度上的创新。在此之前，从未有民间力量主管一个保护地；在它之后，多地政府都发现了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优势，民间力量也更多地参与到了保护地的管理当中。
老河沟的旗舰种—大熊猫（图片由桃花源提供）
老河沟所在的区域是四川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之一，隔着山，就是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片典型的亚热带山林，而国宝熊猫是这里的旗舰种。除了熊猫，这儿还生活着川金丝猴、亚洲金猫、羚牛、中华鬣羚等很多动物。而现在，老河沟已经被划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
其实，老河沟的底子并不是特别好，这里曾经是一片林场。在不允许伐木之后，还留下了很多问题。目前，老河沟最主要的破坏是盗猎。
在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前，其实不存在盗猎，因为没有专门的法律去管辖。那时，打猎就是打猎，不存在盗。这片山区中，打猎是多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形成了文化。
而且虽然都是打猎，但其实也分很多种流派。
有专门只拿枪到山上寻找动物打的，当地方言叫“摸摸路”，大概是因为需要上山摸着路找动物痕迹。这种猎人最辛苦，技术要求最高，但成功率不高，他们能上山一两周，就靠山中的食物和泉水活下来。尽管可以在野外生存很久，但什么都打不到也都是常事。而在禁枪之后，“摸摸路”已经很少见了。有的猎人靠猎犬。川北这一带自古产好狗，名为“青川猎犬”，擅长跑山寻找猎物。但好的猎人并不靠狗击杀猎物，好的青川猎犬也懂得不去硬碰硬。猎犬的职责是把猎物从山里赶出来，围住，然后让猎人一击致命；而另外有的猎人则靠猎套，他们上山下各种陷阱，守株待兔。
这几门手艺虽说没有明确成立各自的“门派”，很多人也都会，但每个猎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那一种方法。
如今，打猎为法律所不允许。老河沟一带的盗猎，最多的就是下夹子。王春丽在巡护时，几乎不可能和正在下夹子的盗猎者打照面。所以像向海的那种当面冲突，其实极其少见。但这并不是说工作就好做。
要清理猎套、猎夹，就需要大面积的排查和巡护。老河沟的巡护路线长短不同，短的当天可以回，远的则要上山两三天，晚上都要住在山上。而巡山也特别苦。一天得走一二十公里的山路，倘若天气不好，遇到下雨，可能连火都生不着。但要保护这里的山，就得靠巡护员一步一步地走。
当地有位巡护员叫敬怀云，大家都叫他敬老师。他真的是一位老师，本行是教体育，后来在乡镇的学校里工作，他除了教体育还能教数学。就是这么一位体育老师，在加入保护中心后的第一次上山巡护时，走山路走到几乎崩溃，没别的原因，就是太累了。但敬老师后来依旧坚持了下来，并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巡护员。
而下山之后，大家又要到社区去做访谈工作。
和老百姓打交道，都是巡护员一次次地敲开陌生人的门，去当面聊。被拒绝过是肯定的，但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让人特别难拒绝的热情。比如要是遇到一位特别爱喝酒的老大爷，那就得陪他喝，不喝这天是聊不下去的。但大体上来讲，老河沟这一带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民风淳朴，百姓热情。王春丽就曾遇到过一对夫妻，让她反思了人际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初次相见的时候，这对夫妻正在烤火。他们俩刚从西藏打工回来，以前和王春丽从未打过照面。但一看到她和同事从窗边走过，就叫住了他们：“进来烤火！”几人进去后，叔叔马上端出了苹果、瓜子，又拿红薯给大家烤着吃，并且要留饭。王春丽很吃惊，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能什么也不问，只是看见从他家窗边经过，就热情地招进来，留饭，又说起他的女儿怎么样、他的儿子怎么样。王春丽的妈妈以前教她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随意让人进家门，在这里怎么就不对了？
王春丽无从知晓他们的热情从何而来。等到走的时候，叔叔说：“再来哟，下次来提前打电话，我好给你们准备腌肉。”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人看到的，总是有限的一面。
但就是在这淳朴又热情的山村里，还是有很多人在打猎。
王春丽曾工作过的柏林保护站，最近才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把这里委托给了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管理。这里的山沟很深，村里的田很少，曾经有一些人专门就靠打猎维生，今天打羚牛，明天打麂子，就是这样生活。猎人运气好的时候，赚得不少，一年能有大十几万。但运气不好的时候，则相当可怜。可更关键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和违法绑定在了一起，是不能持续的。所以，现在也就没有专职猎人了。但是当地又很穷，还是有一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选择上山搞钱。
王春丽听说过一个故事：曾经有一家人，在孩子要上学之前没有凑够学费，家里男人没办法，喝了两口酒，扛枪就上山找钱去了。那时已经快过年了，漫天下着大雪。
对这样的猎户，保护人员也很无奈。能怎么办呢？面对他们，先得普法，告诉他打猎是不行的。上山打羚牛，今年孩子的学费是给凑齐了，可一旦被抓住，后面几年可就都没有办法供孩子上学了。王春丽和同事们一定得把这种可能性告诉他，这涉及他的利益。这时一定不可以用外来管理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管理他的“盗猎问题”，而是要从他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从根子上解决盗猎的可能。
这样的工作，就还是得从社区访谈开始。
王春丽得摸查清楚山沟沟里猎人的属性。有的猎人是生计性的，他们打猎是为了维生；有的是娱乐性的，不打猎也能活得好好的，打猎就是为了好玩，是喜欢。而这两种方式的对待处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生计性的猎人，王春丽和同事们就尽可能帮他们寻找替代性收入，比如说帮他们转化为保护区的向导或是社区巡护队员，这样可以带来一些经济收入，同时再想其他办法，帮他们找一个更好、更稳定的维生方式。这就需要保护人员多跟这些猎户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想出门打工、学个手艺，还是想做点生意？了解了这些，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乱帮，有时候人家需要一根针，保护人员却给了一捆线，这就帮不到点上。
而可以成为巡护员的猎人，是保护区非常欢迎的。还有谁，会比在山里来去如飞的“摸摸路”们更懂一座山呢？在老河沟西北的新驿村，就有桃花源的一个巡护队，整队的队员都是老猎人。他们安装的红外相机拍到动物的概率特别高，因为，他们太知道哪里会有动物了。在另一个村子，巡护队长则是一位擅长使陷阱的老猎人。王春丽和同事们在清猎套的时候，会拍照片给他看，他看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谁下的猎套。这些老猎人巡护员在进入保护行列之后，成了保护人员最得力的队友。
至于娱乐性的猎人，保护区也不会一开始就用强制性的手段。保护区会靠着巡护员的人情关系，先劝解那些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弃打猎的人。
有一些猎人非常支持工作，他们自己把猎套拿到保护站，跟王春丽讲：“唉，我从此之后再也不干了，我就给你放这儿了。”这个姑娘也会告诉他们，其实大家都特别理解，以前没有经济来源，必须靠山吃山，所以才会选择打猎的生产方式，既往不咎，但是现在谋生的途径有很多，不必非得踩着法律的红线去维生。对那些特别顽固的，就需要法律来教育了。前几年，当地判了一个盗猎者，那个人打猎就是为了好玩，自述盗猎是为了到山上“寻找超越自己的感觉”，这样的盗猎者，不抓怎么行？
保护区也不是说非得要把谁给抓进去，让谁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在社区之中，王春丽和同事们还不得干这样伤人的事情。她在保护区工作的这几年，增加了很多对生活、对生存的认知，生活真的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生存下去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在人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很多家庭都很艰辛，他们养牛，或者上山打个什么东西，这可能就是一个孩子的学费、一个老人的医疗费。
有任何办法，大家也都不愿意违法。大家也都是体面人，也得顾及面子。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被保护区抓了，或者又跟保护区对抗了，大家都有手机，今天信息传播如此方便，一瞬间各种消息、视频传出十里八乡，谁都会不好意思，谁都会觉得自己特别惨淡，没有人是愿意走到那一步的。老百姓如果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是不会、也不想走犯法或需要冒风险的路来维生的。没有人是傻子。
如今政府扶贫的力度很大，对产业转型又有很强的决心，提供了许多的帮助，而且还有桃花源这样的机构来辅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有一些人继续顽固犯法，这个时候，再结合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可能才会好一些。
王春丽始终认为，无论是面对向海违规放牧的牧民，还是老河沟违法打猎的猎人，都不要先入为主，不要首先把别人预设成坏人。和老百姓打交道，就得用真心换真心。在很多时候，要和他们做朋友，甚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这样的角度来帮大家解决问题。
而这就还得说回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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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丽和同事们曾做过一个公益辅导班，这个想法就是在实际生活的需求中，一瞬间迸发出来的。
那是保护区一位同事家的孩子，快放暑假的时候，同事就很头疼，因为大人都在上班，没有办法辅导他。正好，那时桃花源有几个还在上大学的志愿者，当时就有一位接话了：“你们家孩子，我可以帮你教。”于是一拍即合。王春丽和同事们就在村子里找了房子，让志愿者开班辅导同事家的孩子。一旁的邻居马上知道了，就说：“我们家孩子也不会，你也让我们去吧。”于是，邻居家的孩子也来了。事情传开后，眼瞅着1个孩子就变成了15个孩子。
后来，保护人员在社区走访的时候，就特意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是否有这方面的需求，于是发现，这不仅仅是需求，更是现实的苦恼：有很多父母外出打工，只有爷爷奶奶在家带孩子，很多孩子功课都不会，就必须得去辅导班。这就要花钱，而比较小的孩子也没办法送过去，家长还得跟着，这样就还会占掉一个劳动力。
这种情况下，王春丽认为，虽然乡村支教这事跟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但老百姓有需要，如果他们做了，这就可以成为保护工作的润滑剂。
从那以后，桃花源每年都会招大学生志愿者到向海教学，也尝试去跟一些大学的支教机构、社团合作。对那些来支援的志愿者，桃花源会提供路费和住宿。而吃的方面，就全都由学生家长来供应了。
中国的农民特别聪明，擅长内部治理，辅导班这么小的事情，村里人却都特别上心。每次要开班了，老师要来了，村里的“话事人”就出来说话了，他会指定一个人负责解决老师的吃饭问题，于是这个人就开始计算：咱们村15个学生，这次辅导班开30天，家长得轮流来，那好，10月1号就去王小二家，10月2号就去张小三家……一个排班表就这样形成了。每天放学的时候，当值的那家孩子就会拉着老师说：“老师，今天你们要去我家吃饭，我妈妈杀了只鸡！”
夏天，向海其实也很热，王春丽都不用操心，家长就会自己想办法，他们会凑钱买风扇送进教室；而到了冬天，取暖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家长们就会把课堂拉到自家的炕上。
原来，大家是真的会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保护区帮了他们的忙，他们也得提供条件。补课这件事，其实是他们的自身需求，所以他们不会觉得麻烦，倒不是说这是在照顾志愿者，而是大家会觉得别人来帮咱们的孩子，咱们就不能让志愿者在咱们这儿受委屈。其实大家的心地都很善良，且知恩图报。一个人对老百姓的一点点好，落在老百姓的心头后，那就是一座山。
王春丽做的这些事是自然保护吗？当然是，虽然这看起来也很像是扶贫。但说是扶贫似乎又不太恰当，因为扶贫工作组还能给大家发衣服、发柴米油盐，王春丽能发个啥呢？她和同事能做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帮人帮到点子上。
而把王春丽做的这些事情称为“生态扶贫”，应该还是恰当的。
▲向海湿地中的人造鸟巢。这是给东方白鹳、黑鹳这样的大型鸟类用的，湿地里树少，能够做巢的地方也不多，因此人为的补充可以辅助保护
▲夏日的向海湿地。天上飞舞的主要是反嘴鹬，水面上的主要是翘鼻麻鸭，都混杂着一些别的鸟
▲被赶进湿地中吃草的牛群
▲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聊天
▲王春丽和刘殿友（右）身后的就是青贮高粱，但这片高粱还没完全成熟，待全部长成，至少还能高一半；文稿中的“青贮”是为更严谨的表达，是“青贮”还是“青储”？在一线，远有着更重要的问题待需解决
▲除了做社区工作之外，王春丽和同事们也要做动物的工作。笼子里是一只阿穆尔隼，大概是撞到电线导致翅膀折断，还好遇到了好心的加油站员工，救回来送到了保护区。加油大哥说：“这鸟啊，吃得可挑了，给了肥又（肉）又不吃，净整瘦的。”
▲在老河沟，社区工作仍在继续，其中最让人喜欢的一个环节是—在老乡家蹭饭，这是向导洪叔的家
老河沟柏林村的野外向导洪叔、王春丽、巡护员敬怀云。洪叔年轻时也是打猎的一把好手，在柏林保护站成立之后，他上交了自己的猎套，不再饲养猎狗，现在的他成了巡护队员最好的向导
探险家和穿山甲
李成第一次到墨脱跑野外的时候，就遇到了生命危险。
门巴族的神山，位于墨脱县东南方约50公里处。方圆百里无人烟，从墨脱出发单程就需要走3天时间。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下属的一个县，藏语中的意思是“祖先”。
那次他是去拜访贡堆神山 的。几个人从波密 的雪瓦卡村出发，翻山走了4天，走到了墨脱大峡谷深处的一个村子——多卡村（这个村子现在已经搬迁下山了）。然后沿着多卡村，顺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向墨脱县城的方向走。走到第3天的时候，在峡谷中遇到了一段正在修路的区域。
这一路，全是马帮的骡马道，是当地老百姓已经用了几百年的土路。
为了打通墨脱最后不通公路的上三乡，政府从下游县城向上游修公路。一行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骡马道和新修的路之间的交会点。
修新的路本来不会影响骡马道。但是要修路，就得放炸药开山，连环的爆炸，把山体上的岩石全给炸松了。藏东南的墨脱是中国降雨量最多的地方，他们去的时候刚好是9月底，雨季还没有结束，连续几天的大雨把松动的山体浇透了。山坡上的泥土、石头支撑不住，滑了坡，冲断了一截骡马道。
刚好就把路线截断了。
当地的村委书记劝，说这得多住几天。但已经在山中折腾了好几天的李成一行人，想早点去县城。于是大家决定到塌方的地方看看，试试有没有通过的可能。这一看，确实惊险，上方松动的石头还在源源不断往下滚，悬崖1000多米高，石头不断加速碰撞着，仿佛能看到碰撞出来的火花。随后，石头就落入在云雾里若隐若现的雅鲁藏布江之中，落水声根本听不见。那时李成觉得看见了地狱。
队伍开始出现分歧。
李成倾向于往山上爬，从高海拔的区域绕过这段路。另一个朋友和几位向导则倾向于在石头滚落的间隙，从塌方区域快速穿过去。后一种选择无疑会节省大量时间，穿越这一段，只需要几分钟。而此时的大家，也确实太累了。
最终，疲劳的一行人决定冒险试一试。一位向导先行，快速冲了过去，成功。第二位向导抬头看着上方，眼瞅着几块石头滚下去的空隙，找准时机，跳了出去。山民的脚步轻快，在碎石间跳跃着。塌方的山体像一条褐色的舌头，舔开一路绿色，舔断一条灰色的窄路，从山上舔到雅鲁藏布江中，江水奔腾轰鸣。
一眨眼，向导就跳过了半程。但在第二个一眨眼之时，山上滚下一块人头般大小的石头，正好砸向了向导，向导往前一冲，石头落进了背篓，只见他一扭身，甩掉了肩膀上的背带。背篓，还有其中的相机等装备，都跟着石头滚下了峡谷，在空中翻滚了不知多少圈后，零零碎碎地逃出了大家的视野。另一边，向导已经冲了过去。他回头看着簌簌的碎石，满脸惊悚。
此时所有还没冲过去的人互相对视了几秒，都决定上山绕道。只是那里的林子啊，火麻遍地——这是一种会咬人的植物，碰一下就能肿痛很久——但是已经没人在意被火麻咬了，大家都全身心关注陡坡。经历了刚才的那一幕，所有人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选好了再迈步，抓稳了再探身，踏实了再转重心，大家都想活着回去。一行人的身侧除了咬人的火麻，还有很多神奇的植物，例如各种桫椤，只是这时也没人注意看了。最终，花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才绕过那一段本来只要几分钟就能通过的被塌方舔断的道路。
还有一次，李成在墨脱碰到了熊。
那是2018年，李成已经从户外爱好者变成了专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任务也变成了上山维护红外相机——也是雨季刚结束，草长得很高。上山时大家什么都没看到，一路检查红外相机，换卡、换电池，都很顺利。干完活儿，下山就很轻快。走着走着，路过了一条河，满耳都是河水的声音。
突然，前方十多米处的一棵树剧烈晃动了起来。李成吃了一惊，抬头一看：熊！好大的一头大黑熊！一头胸前有月牙的亚洲黑熊！
那只大黑熊扭着屁股在下树，巨大的身躯晃动着树干，树冠哗哗作响，树枝疯狂摇动。李成当即举起了相机，这么近看到一头熊的机会可不多，赶紧拍！黑熊只顾着下树，也没太管人，下来后似乎是往远方跑了，树丛太密也看不清，但耳边逐渐没有了动静。当时李成就想，这大概是旅途当中很美妙的一次邂逅吧。
再往前走几步，这个在户外圈、野保圈中都有胆大名声的人被吓得炸了毛。
只见那树底下，有一头小熊，黑黑的，圆滚滚的，身体藏在树后面，探出脑袋，睁大了小眼睛盯着人，楚楚可怜的样子。向导一看，当即掏出手机拍了起来，他向前走了几步，小熊竟然绕着树藏起身体，想要躲开，但是脑袋还露在外面，偷偷看。如果能把这一幕拍下来，放到网上，大家一定会大喊可爱。但是在现场的李成吓坏了，赶紧扯住想要继续靠近拍摄的向导，反方向大步逃窜。
为什么？熊妈妈还没走远，熊宝宝大概是刚才没跟上。这种情况下，大熊随时会折返。保护孩子的母亲，攻击性是最强的。要是熊妈妈回来看到有人凑近了熊宝宝，很可能受惊反击，人不说丢命，也得受重伤。
这是李成在墨脱最危险的两次经历。
不说这些危险，在野外，还是有一些小事很辛苦，需要忍受。例如人们常说的，墨脱有“三宝”：蚂蟥、吸血蝇，还有前文提到的火麻草。尤其是蚂蟥，给许多到过墨脱的朋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毫不夸张地说，在有的地方，蚂蟥能扒满你的腿，那腿看起来就像是长了毛一般。要对付这些蚂蟥，当地向导会先抹盐，然后用刀刮，蚂蟥便一层层往下掉。
但就算遭遇过危险，还得忍受这些不便和辛苦，墨脱的野外还是给了李成很多收获。他去很多地方出过野外，但最喜欢的还是南方的丛林。这样的丛林有极高的生物多样性，让人无法不着迷。
尤其是墨脱。
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西藏而单方面制造的所谓“中印东段边界线”，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该线。
有一次，李成和同事们前往靠近所谓“麦克马洪线” 的低海拔热带雨林区域做物种调查。这里有些地方是之前没有被考察过的。在那里，一行人每走一步感觉都是新鲜的，似乎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满足了大家的探索欲。
李成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两栖爬行动物。刚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常见种类，然后就邂逅了一些老一辈科学家记录过但已经很久没有新影像资料的物种，随着逐步深入，一些失传上百年的、传说中的物种出现了。
例如，有一种叫棘棱皮树蛙的小型蛙类。这个物种是在100多年以前，由英国阿波尔（Abor）远征军的随行动物学家安南岱尔（Annandale）在墨脱一带发现的，后来它就在文献中消失了，再也没有过科学上的记录。那一次，李成就遇到了棘棱皮树蛙。一开始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那个传说中的物种，只觉得是一种长得奇怪自己又不认识的蛙，所以多拍了几张。回来一查，惊呆了，竟然撞了这么大运。
还不止于此，那一次，考察队还发现了2—3个新物种，现在都已经陆续发表了。
当然，李成在墨脱也见过一些大型的动物，例如双角犀鸟。这是一种大型犀鸟，脑袋上有一个巨大的角质盔。很多种犀鸟都有个特点：飞行时动静特别大。李成那次在墨脱，遇到了一只双角犀鸟，它从考察队面前掠过，翅膀扑扇的声音特别惊人，猛地一听，还让人略有些害怕。
在中国，双角犀鸟特别少，只能在云南的盈江以及西藏的墨脱看到。毕竟它们需要特别完整的热带雨林。
借助红外相机，科学家们能看到的动物就更多了。例如云豹，它们是墨脱森林树冠层上的顶级掠食者。李成在墨脱第一次拍到的云豹，是一个断了尾巴的个体，尾巴大概只有一尺长，如此看来，它反而不像云豹，更像是天然尾巴短的猞猁。
墨脱有着健康的云豹种群，数量多，栖息地也较为稳定。这可能是中国现在仅存的健康的云豹种群了。曾经，云豹遍布于中国南方的森林之中，黄山、武夷山、神农架等赫赫有名的南方大山和林区，都是它们的分布地。但现在，这些地方的云豹已经成了传说。这种长尾巴的树栖“大猫”，仅在云南南部边境区域和藏东南能见到踪影——相比之下，云南的云豹数量也少得可怜。而更糟糕的是，边境对面的老挝、缅甸的云豹种群，现状也不好。这就更彰显出墨脱云豹种群的珍贵了。
正在布设红外相机的李成
大型肉食动物的保护，是最难的。因为它们位于食物链的顶端。
要养活一只老虎，就需要大量的鹿和野猪；而要有大量的鹿和野猪，就得有大片的森林。因此，保护好一只老虎，就相当于保护了一大片森林；反过来，如果想要保护好老虎，重点也不能只放在老虎身上，还得关注鹿和野猪，以及那片栖息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老虎这样的动物，在生态学中被称为“伞护种”———这是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那些生存环境需求能够涵盖许多其他物种生存环境需求的物种。它们就像一把伞一样，“罩”着整片森林。
在墨脱，不光有健康的云豹种群，还存在孟加拉虎种群，以及健康的豺种群。这些顶级掠食动物，无不昭示着墨脱森林的健康。
而这种健康，是行走在森林中的人也能感受到的。
某个夜晚，李成在墨脱的森林里遇到一只赤麂，他很高兴，这是一种小型鹿。再继续往上走，在五六十米以内，李成又遇到了六只赤麂，这个密度让他特别惊讶。关键是，这些赤麂都不怕人。
有一只赤麂跑到他面前，当时的李成正打着手电，它可能有点看不清，就在两米远的地方看着他。李成听到赤麂的牙齿在不断敲击，这是略有紧张的表现，但它依旧没有往后逃窜。
能在野外观察到麂这种防御性的行为特别不容易。内地的麂，在遭遇过很多年的猎杀后，多对人类极为谨慎，远远听到声音就会逃之夭夭，哪还能让人凑近到能听见自己的牙齿敲击声音的距离呢？
但同样经过多年的保护后，内地也有一些保护区内的动物逐渐摆脱了对人的恐惧。例如唐家河的小麂就不那么怕人，也允许人靠近拍摄。
这也是做保护的意义之一——让人和动物，和谐共存。
而在李成下山的时候，又有一只赤麂在路中间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伸脚就能踢到它——肯定也不会踢，这么说意思就是距离近——李成抬起相机去拍，没想到太近了，镜头都对不上焦，还得往后退，它就一直待在那里不动。最后，李成摸了一下赤麂，它才走。这种感觉很特别。
李成还遇到过一只松鼠：松鼠受惊了以后，扭身一动，突然就飞来一只猫头鹰，把它抓走了。他感觉到，墨脱的雨林里确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当他走进去的时候，平衡就被打破了。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一种非常原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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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生态保护工作者曾是一名工程师，他的生活和生计与生态保护并无关联。但他就是热爱野外，他想方设法通过参与生态调查和保护活动去拥抱荒野。在长期的野外调查中，李成在整个生态保护的圈子中有了一种很特殊的名声：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对野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科研直觉，在南方的丛林里，如果他觉得林中有种什么样的生物，那很大可能就会有。
2014年，李成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说包括墨脱在内的藏东南区域，有中国最高的树。那时大家十分怀疑，而对文中利用清晰度并不算高的照片进行推测的方法，更有人直斥为“民科”做法。现在回头看，这种分析方式确实并不严谨。但很多时候，科学发现在最初，靠的就是灵光一闪，然后则是扎扎实实的长期探索。
格林村位于背崩乡政府驻地背崩村南向，雅鲁藏布江左岸的格林盆地中。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李成先后多次前往墨脱，和多个保护机构、研究团队合作科考。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22年，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北京大学吕植和郭庆华课题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成立联合调查队——队中就有李成——为背崩乡格林村 的一批不丹松测量树高；并于当年的5月8日确定了一棵巨树高达76.8米，位居中国大陆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