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李成的猜想成了现实。
1950年8月5日夜，在西藏察隅、墨脱一带发生了8.6级地震，这是20世纪第六大的地震，由聚合板块边缘碰撞引起。极震区内山川移易，地形改变，多处山峰崩塌，堵塞雅鲁藏布江。
不丹松是一种神奇的树。它们长得如此高大，却是一种先锋物种。这片森林位于山谷中的一片地震陷落带里。1950年的墨脱大地震 ，毁灭了老格林村和周围的森林，这棵巨树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刻断了一截，才没有创造更高的记录。山坡上有少量的不丹松种性强韧，活了下来，它们的种子占领了缺少树木的陷落带，于是一片巨树拔地而起，构成了一片不丹松森林。
子嗣环绕的老树们，保留着过人的身高。联合调查队在这片区域内找到了8棵70米以上的大树。科学家在地面的死树和一些没那么高的小树上取了年轮，以此推测大树们的年龄。根据初步的推算，76.8米的树王只有近300岁。而在它的身边，有一棵倒掉的巨树，身形也十分巨大，应该就是在70多年前“陨落”的。
门巴族使用的两种语言之一，另一种为仓洛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墨脱县以及达旺地方。使用人口约7500人。可分南部和北部2个方言，方言差异不很大。
李成为这棵最高的巨树起名为“辛达布”。他听说当地人也认为这棵巨树是神树，于是便问向导桑杰，“神树”用门巴话 怎么说？桑杰说了一串，实在有点长，于是李成就问有没有短一些的说法。“辛达布。”
向导脱口而出。在李成的解释里，“辛”是门巴话中“树”的意思；“达布”，是神圣之意。
但“神圣树”这个名字，有可能是个误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格林村的驻村工作人员认为，“辛”确实是“树”，但“达布”是“最高”的意思，所以“辛达布”应该是“最高树”的意思。不过，时至今日，这个名字的含义在人群中又发生了流变。格林村有些门巴族人说，“达布”是用门巴话音译汉语中的“大树”，然后再音译回汉语的一种表达。所以，“辛达布”直译过来就是——“树大树”。短时间内，一个名字的含义发生了这么多次流变，也是神奇的事情。
但辛达布大陆最高树的头衔，并没有保留多久。
现在看来，2022年实在是非常神奇。先是在3月，台湾省的科学家发现了一棵高约81米的台湾杉，起名“卡阿郎巨木”，刷新了中国的记录。然后就是5月8日辛达布的发现，刷新了大陆的记录。但就在短短的10天之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科学家在墨脱县隔壁的察隅县，发现了83.4米高的云南黄果冷杉。至此，它抢走了曾属于不丹松、台湾杉的桂冠。
这一年，堪称中国的巨树纪年。
但更刺激的还在后头。自己发现的大陆最高树的头衔被抢走，李成大概也有点不服气。在寻找最高树的这件事上，他也足够好运。
2023年5月，北京大学再次派出调查团前往墨脱隔壁的波密考察，李成这次依旧是调查团的一员。他们发现了一片巨大的西藏柏木林，其中最高的一棵达到了102.3米，大大超越了2022年的记录。这个高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仅次于北美红杉“亥伯龙神”，达到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更震撼的是，这片树林中有大量的巨树，光是90米以上的就达到25棵。去年的最高树，此刻不光丢了这个头衔，排名更是直落到30名开外。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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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长期在深圳生活，又热爱中国南方的森林，所以自2006年起，他就开始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那连绵不断的丘陵。这些年来，他参加了好几次广东的物种调查工作。然后，就找到了宝。
2016年，李成受邀参加广东惠东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一带有很多居民都见过穿山甲。
全世界已知有8种穿山甲，亚洲4种，非洲4种。中国绝大多数区域内分布的原生穿山甲，都是中华穿山甲。相比于其他的穿山甲，中华穿山甲在外形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有一对相对较大的耳朵，这让它们的造型看起来更萌。
而因为莫须有的药效，穿山甲遭遇了疯狂的盗猎。
一开始，盗猎者们盯上的是本土穿山甲，但很快，本土的穿山甲就被狩猎殆尽。早在一二十年前，黑市商人们就把手伸向了东南亚，这直接导致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的马来穿山甲也遭受重创。近六七年，非法贸易的黑手又伸向了非洲。
这些非法贸易能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呢？2019年，杭州海关查获了一起穿山甲甲片走私案，查封了23.21吨穿山甲甲片。按一只穿山甲平均有500克甲片来估算，这就有近5万只穿山甲罹难。这样规模的大案，在疫情的前5年，几乎每年都有数起公开。大家可以一窥穿山甲盗猎的庞大规模。
而在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很吊诡的事：科学家拿海关缴获的穿山甲甲片做了基因分析，结果发现了一个穿山甲新种——但是因为不知道甲片究竟是在哪里采集的，所以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新种。
前文中陈月龙救助的中华穿山甲。这个个体遭遇盗猎，幸而被执法部门救下，送进了救护中心
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公约于1973年6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通过，1975年7月1日生效。公约旨在通过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实施控制和管理，确保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不会危及物种本身的延续。中国于1980年12月25日决定加入该公约，公约于1981年4月8日对中国生效。
附录Ⅰ囊括了受到灭绝威胁的物种，这些物种通常是禁止在国际间交易的，除非有特别的必要性。
正是因为有这般疯狂的盗猎，2014年，评判全球物种濒危程度的国际组织IUCN，将全球穿山甲的濒危等级往上提了一级，达到易危（VU）以上。而中华穿山甲的濒危等级则直接达到了极危（CR），比当时濒危（EN）的大熊猫还高一级。2016年，管控野生动物跨国贸易的《华盛顿公约》 缔约国大会上，所有穿山甲都被提升到最高保护等级的附录Ⅰ 当中，并禁止跨国贸易。
所以，当李成听说广东有一片山林中可能还有中华穿山甲时，他无比兴奋。
一行人展开了大量的社区走访。很多人都说，咱们这一带，以前有很多穿山甲，现在就很少了。那么，现在他们家后面的山里，还有没有穿山甲呢？大部分人对此的措辞都是不确定，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到了2017年，经过多方打听，李成大致确认了在一座叫乌禽嶂的山峰脚下，很可能有穿山甲。当地水电站的一个职工说他在检修管线的时候，发现过一个新鲜的穿山甲洞。
那是当年的11月份，李成迅速带着红外相机赶了过去。确实是一个新鲜的穿山甲洞，有明显的爪痕，于是，洞口处就多了一台相机。过了一个多月，2019年的1月份，李成去回访。他去的时候满心忐忑，迫不及待打开了相机的盖子，就开始回看卡里的照片。翻了几张后……哎呀！拍到了！一只很健壮的穿山甲出现在了画面之中。
这段穿山甲视频颠覆了李成以往对穿山甲的印象。本来，他感觉穿山甲全身有盔甲，肯定是一种行动比较缓慢的动物，多少会让人联想起乌龟。但是在画面中，穿山甲的动作特别迅捷，全身肢体的协调性特别好。他不禁惊叹，穿山甲原来这么灵活！
李成特别开心。那段素材是在2018年12月31日的晚上拍到的。这是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拍到了穿山甲之后，李成开始在周围几个村子走访调查。确实发现，这里的人对穿山甲的描述要详细得多，还有很多人说山上也有新鲜的穿山甲洞，甚至还有直接目击者。有个人说，他最近在山上采野茶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有响动，转头一看，走过来一只背着小崽子的母穿山甲。这还没完，后面竟然还有一只很大的公穿山甲在追。如果这个描述是真的，那应该就是繁殖期的雄性在求偶。当时的李成还不太相信这个说法，但随着调查的继续，他发现这可能是真的。
为了调查、研究这些穿山甲，李成创办了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展开了对乌禽嶂地区中华穿山甲的专项调查和保护项目。
而乌禽嶂，是一座很神奇的山。
在客家话中，“嶂”是对山峰的称呼。乌禽嶂位于河源市紫金县与惠州市惠东县交界处，海拔大约为1200米，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水源——东江——的主要水源涵养区。它的南坡发源有西枝江。乌禽嶂下有好几个村子，人口也不算少，但这里依旧保存了大面积的低地长绿阔叶林。
什么是低地长绿阔叶林？它指的是分布在海拔50—800米之间的长绿阔叶林。这种林地非常重要，其中生活着很多低地特有的树木。恰好，中华穿山甲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森林，从调查数据看，它们几乎只生活在海拔800米之下的林地当中。
在中国，有很多划在山头上的保护区，而设置在低海拔的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保护区则很少。高山上的原生态需要保护，低地的原生态显然也是需要保护的。如果出国看一看，会看到很多划在低地的保护区，例如印度的好几个老虎保护区，都位于平原或丘陵地带。
说回乌禽嶂，为了搞清楚这里有多少穿山甲，李成及其团队成员把这里的低地常绿阔叶林划分成一个个一公里见方的网格，然后一个网格、一个网格地数其中的穿山甲洞的数量。最后，他们在几乎所有的网格里都找到了新鲜的穿山甲痕迹，要么是有其觅食的痕迹，要么是有其居住的洞穴。
此外，有的网格里还发现了很多穿山甲洞。当然，有很多穿山甲洞，并不代表就有很多只穿山甲。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几十个洞，很有可能是同一只穿山甲挖的。一只中华穿山甲一年就能挖上百个洞穴。
它们为什么要挖这么多洞？或者说这些洞都是干什么的？有些比较深的洞穴，是中华穿山甲用来居住的，但这种洞很少。更多的是只有一两米深的洞，这是用来觅食的。
它们为何会挖这么多浅洞来觅食？这和中华穿山甲的食物有关。在华南区域，中华穿山甲的食物主要是白蚁。因为水、热条件不同，这些白蚁不会像它们印度、非洲的那些热带亲戚那样，在地表之上建起几米高的白蚁塔，而是在地下的一两米处穴居。所以，中华穿山甲需要向地下挖出一两米的浅洞，来找白蚁吃。
如果一只穿山甲就能够挖很多洞，那该如何确认一个网格内有多少只穿山甲呢？
目前有个比较初步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测量洞口的直径来初步识别个体。中华穿山甲是长条形的体型，它们挖洞时，不会把洞口打得特别粗大，而是刚好能容纳自己的身体进入就可以了。并且中华穿山甲不是集群生活，同一个区域内的个体数量并不多，粗细刚好、差不多的个体就更少。所以，只要洞口直径有明显的差异，就能初步识别为存在两个个体。
通过这种方式，李成大致算出来，在乌禽嶂的低地常绿阔叶林中，中华穿山甲的密度是一平方公里有一只。这是个保守的数字。而通过各种资料比对后，他认为这里的中华穿山甲种群，是中国第二大中华穿山甲种群，仅次于台湾种群。
既然有这么多穿山甲，那就必须要保护。而这些穿山甲面临的第一个威胁，仍旧是盗猎。
乌禽嶂所在的区域内，只要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基本上都吃过穿山甲——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的十几位巡护员就全都吃过。时至今日，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大多数当地人已经放弃了这种无谓的口舌之欲——若是要问问那些吃过穿山甲的老人穿山甲好不好吃，大多数人都会回答很难吃，只是大家都说吃了好。为了这种又不好吃、只是据说有好处的吃食而犯法，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很划不来。
但问题是，依旧有一小撮人在铤而走险。他们还是想把毒手伸向乌禽嶂。李成在社区访问时，会私下询问当地人知不知道一只穿山甲能卖多少钱。让他惊讶的是，周边村落中询问到的价格出奇一致，而且增长都是同步的。这说明，还是有一个收购穿山甲的黑市网络存在——至少是曾经存在。
而可能存在的盗猎，并非仅仅针对穿山甲。有一次，李成在山下的一个村子吃饭，点了一盘牛肉。吃的时候，他就感觉味道不大对，怎样都不是牛肉的感觉。于是，他偷偷摸摸地打开了店家的冰柜，发现里面还有没处理完的中华鬣羚的残骸。
乌禽嶂所在区域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开车来乌禽嶂，会发现路边有密密麻麻的禁毒标语。11年前，离此地不远的陆丰破获过一起制贩毒大案，那一次，政府调集了4000警力清缴了一整个村子，震动了全中国。那些年里，周边的几个村子也出过制毒活动，自然也就留下了一些痕迹。就连生态保护工作者进山做物种调查，也发现过一些废弃已久的奇怪大锅，还捡得到新鲜的猎枪弹壳……
要解决盗猎，一般有两条路径：第一，是严格执法；第二，是寻求“替代生计”，让那些依靠打猎生存的人有别的活法，釜底抽薪。但在乌禽嶂区域，第二条路径非常难——一李成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没问几个人就放弃了。有位大哥一听说“替代生计”就问：“哎，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再看看我开的什么车？”后来李成想了想，确实也没法儿走第二条路径。乌禽嶂的所在区域，虽然是整个惠州最贫穷的地区，但好歹也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再穷也穷不到哪里去。当地基本不存在必须要依靠打猎才能维生的人。
所以，还是得靠执法。
幸运的是，保护工作得到了惠东县政府、惠东县林业局和当地镇政府的大力支持，针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打击力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当地也破获了几起盗猎案件，有数人被送进了监狱。
严格的执法，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李成刚到乌禽嶂地区展开保护工作的时候，经常能在山上看到兽夹，被掘开的穿山甲洞也不罕见，痕迹新鲜，不是陈年旧事。但现在，这种情况就很罕见了。
同时，当地政府和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也对当地人展开保护教育，告诉人们不要伤害穿山甲。很多当地人这才知道，原来穿山甲这么珍稀，开始以家乡有穿山甲为荣，并会主动帮助保护穿山甲，日常看到穿山甲的新鲜痕迹，也会赶紧告诉保育中心，让人马上去检查。比如之前有一次，一只穿山甲不小心从山上掉进了有围栏的果园里，出不去了。果园的主人发现了它，捡起来就抱到了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的办公室。李成检查了一下，小家伙并没有受啥伤，于是就近放归了。
在盗猎之后，穿山甲生存的第二个威胁就是栖息地的斑块化。
桉树，桃金娘科，桉属植物的统称，我国南方多有种植。桉树是重要的经济林木，其社会与经济价值很高。但速生桉树林本质上是一种农田，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肥，也必须进行精细的田间管理，这就会清理掉田间的许多生物。
在乌禽嶂的核心栖息地中，穿山甲种群尚好。但如果从周边的村子开车来到乌禽嶂山下，就会发现周围有大量的桉树 林，有茶园，有高速公路，还有电站长达几公里的水渠。而这些，都会把栖息地分割得四分五裂。
在乌禽嶂之外，在周边的山区当中，应该也有一些穿山甲，但它们和乌禽嶂穿山甲种群之间的连接异常艰难。当一个种群中的个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种群就会逐渐退化，甚至骤然崩溃。这是让人特别担心的一件事。
近几年，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穿山甲的新闻被频频报道出来，这些新闻的出现，通常集中在5—7月，因为这是穿山甲的繁殖季。可这样的事情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在繁殖季节，雄性穿山甲会特别躁动，四处寻找配偶，好传宗接代。如果一个穿山甲种群足够健康，那么，一只雄性穿山甲就不用到处迁徙，它很容易就能找到配偶。但如果很难找到异性，它们就需要到处走，而越是找不到，就越是得扩大寻觅范围，这样一来，它们就会有较大的概率出现在人类的地盘上。
如果一个地区有穿山甲被救助，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应该还有穿山甲种群；但如果在这里找不到大量穿山甲挖出的洞，那就说明此处穿山甲种群的状况并不好。
如何让这些穿山甲找到配偶，如何解决穿山甲栖息地斑块化的问题，会是接下来穿山甲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而前面提到的水渠，对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在李成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穿山甲标本，这只穿山甲就是在水渠里淹死的。
2020年的冬天，乌禽嶂下一个村庄的书记打来电话，说有一只穿山甲死在了电站的水渠里边。但那会儿刚好疫情复发，待疫情缓解后李成再找过去时，便只能在水渠中找到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穿山甲尸体了，而它的甲片已开始脱落。这令人惋惜。
通过这件事，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认识到电站的水渠对穿山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除了乌禽嶂，广东南部其他的区域，也报告过穿山甲淹死在水渠中的案例。其实穿山甲有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水渠的两壁非常光滑、陡峭，有些水渠的水流也很急，即使再擅长游泳的小动物，掉落到水渠后也都是九死一生——甚至那些水栖的青蛙，掉落水渠后，也会因为跳不出来而死在其中。
所以，许多保护工作者都呼吁，在建设水渠、公路的时候，也要考虑生态，采用一些对环境更加友好的设计。例如，当公路途经动物多的区域时，要考虑架设生态廊道；建设水渠的时候，要把水渠的两壁设计得平缓一些，使掉进去的动物能逃出来。而就是这样的小改变，会对生态保护带来非常巨大的帮助。
穿山甲保护的第三个威胁，是狗。
在农村，狗都是散养的，有些狗还会变成无主的野狗。在乌禽嶂区域，李成发现这些狗对穿山甲的威胁非常大。
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控，保护工作者多次发现有狗刨穿山甲洞的情况出现。这就显示出散养的狗或者野狗，对穿山甲有捕猎行为。在乌禽嶂北坡，他们就发现过一只被狗咬死的穿山甲。而来自台湾的经验也显示出，野狗会袭击穿山甲，台北动物园就经常收到因为被狗咬伤而需要救助的穿山甲。
这就是那只落入水渠淹死的穿山甲，它后来被制成了标本
除了直接袭击之外，狗还有可能把犬细小等病毒传染给穿山甲。在分类学上，狗所在的食肉目和穿山甲所在的鳞甲目，关系非常近。这就意味着二者存在一些共患病。如果山上的野狗多，那么它们的粪便、尿液就有可能污染穿山甲的生活环境，进而给穿山甲的生存带来风险。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难。
目前，位于乌禽嶂的中华穿山甲保护地还只是一个等级比较低的保护地，它是民间生态保护组织和政府合作的一个试点。李成一直呼吁将乌禽嶂纳入法定的保护地范围之内，据说此事的推进已经有了一定的眉目。而随着政府的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到来，乌禽嶂必然有着光明的未来。
毕竟，能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穿山甲种群，实在是太难得了。除了穿山甲，这里的溪流里还有眼斑水龟、平胸龟这样的濒危物种；在山林中有小灵猫、中华鬣羚等哺乳动物，以及海南虎斑鳽等珍稀鸟类。这里保存着极高的生物多样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乌禽嶂距离深圳、广州不到300公里。一开始谁都没想到，在粤港澳大湾区竟然还有这样一块地方，这就让这块保护地有了极高的教育意义。
在接下来的几年，李成计划把保护站的一楼逐步升级、改造成一个用于科普宣教的场所，让它首先能服务社区，服务周边的学校。之后如果规模能再加大一些，就可以邀请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学校来进行自然教育。李成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科普基地。
在之前，李成的精力更多是放在穿山甲的监测、调查和保护上。接下来，他希望用更多的努力去推动宣教，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同时带动社区的绿色发展。而最终的目的，是把乌禽嶂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范。
也许在未来，穿山甲们不用牺牲生命，就能帮当地社区获得可观的经济价值。到了那个时候，哪怕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不再驻扎在这里，或者说不再有人专门去巡护，穿山甲也是安全的。因为“保护”会成为老百姓的自觉，“保护”与他们的收入有关，是他们的收入来源，这才是真正的生态资源转变成了经济价值，而且是可持续的、生态友好的经济价值。
乌禽嶂一开始是片集体林，属于当地老百姓，以前盗猎也比较多。现在，诞生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保护机构和当地的老百姓想通过行动带来不一样的改变。这里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出来，也象征着广东在新时代的改变，那个全国人民固有的“广东人什么都吃”的刻板印象，终究会转变成为在生态保护上的锐意进取。
而这，也会是整个中国的转变。它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
▲风将南迦巴瓦峰山尖上的雪吹起，这座雪山是墨脱乃至林芝的象征
▲西南山地的暴雨非常恐怖，经常会将道路冲断，这张拍摄于盈江（拍摄时隔着车前挡风玻璃）
▲旱蚂蟥。此时它还饿着，如果它吸饱了血就会变得肥肥圆圆，到过墨脱的朋友不会陌生
▲白斑棱皮树蛙。与前文中提到的棘棱皮树蛙同属棱皮树蛙属，它只有一节手指大小，此刻它刚蜕皮，比较白皙
▲苏铁蕨，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这张苏铁蕨拍摄于乌禽嶂
▲赤麂。拍摄于柬埔寨金边的他茅山动物园及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巨树辛达布，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西子江生态保育中心的众人合影
▲李成等人在山中找到的子弹壳，说明盗猎依然在危胁野生动物
▲李成在乌禽嶂山下的一个村子曾发现餐厅用中华鬣羚肉冒充牛肉。此只中华鬣羚拍摄于安徽皖南国家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乌禽障区域一景
我们在寻找洞穴中所安装的温度湿度计，这是用来监测穿山甲生活环境数据的，然而，连接温度湿度计的钢丝锁断了，设备丢了是小事，数据没了很可惜。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找回温度湿度计，甚至想到能不能让宠物貂钻进洞内把它叼出来，逐渐离谱，最终还是没能找回，非常可惜
百万大象
女主人添了几根柴，火焰被撩拨得更旺了，暗处摇曳起了人影，灶上的大锅里飘出鸡肉的香气。她的丈夫揭开锅盖，拿筷子挑了挑，找出一根鸡脚，吹了几下，递给了身边的孩子。这是普洱乡村冬季的早晨，气温才十来摄氏度，小孩子光着脚板，举着鸡脚，吧嗒吧嗒地冲出了房门，飞似的玩去了。男主人又挑了挑，找出一块肉，偷偷塞进了妻子的嘴里。
突如其来的一块肉，让这位农家小妹扭捏了起来，她转过脑袋，羞涩地笑了：“阿么……嫑（biáo）整，着人看见了……”
“人”叫曹大藩，他装作没听见，但这一幕却看得清楚，一瞬间，心里的氤氲被光刺破了。直到20多年后，谈起自己的职业生涯初期，这位粗犷的汉子始终都忘不了这一幕。
高中毕业之后，曹大藩逡巡了许久。他做过小生意、倒过货，当过水手、出租车司机。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一度年入大几万，开车也能月入好几千，这在那时的云南，是高收入。然而，曹大藩的内心十分躁动，他总觉得生命中少了些什么。2000年，他把自己放空，在家里待了小半年。这时，一个亲戚找来跟他说，有个什么国际动物保护协会，和政府搞了个大象项目，需要找个司机，让他去试试。正好无事可做的曹大藩就同意了。
至此，过往人生和保护自然毫无关联的24岁小镇青年，就这样和亚洲象扯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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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什么国际动物保护协会，则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IFAW），1969年成立，总部现设于美国，1994年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立加入IFAW，并在云南开展亚洲象的保护。
2007年4月8日，云南省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
彼时，消失了许久的亚洲象又重新回到了普洱市——那时还叫思茅市 。历史上，这种庞然巨物曾经分布到了黄河沿岸的河南。但随着气候逐渐转冷，人类的狩猎与对土地的开发加剧，亚洲象逐渐退缩到了云南之南靠近边境的区域。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亚洲象和许许多多动植物一起获得了被保护者身份。而随着中国对枪支的严厉管控，人们意识的提升，盗猎也越来越少。云南，重新成了亚洲象的庇护所，它们逐年繁殖，国境另一边的种群也被吸引而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云南大约只有150头亚洲象。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
中国亚洲象的数量翻了番，它们也开始了迁移、扩散。但在这时，大象们发现曾经的栖息地，许多已成了农田。这些保护区之外的集体林甚至是农业用地，曾经都是亚洲象的栖息地或潜在栖息地，如今却变成了橡胶、水果林的种植园，甚至是玉米地、辣椒田——这样的开发，并没有预想到巨兽会回归。随着人类和大象之间的不期而遇越来越多，矛盾就渐渐凸显了出来。
1992年，亚洲象踏出了西双版纳，出现在了普洱。许多年都没有见过大象的普洱人民有些不知所措。2000年，受云南省林业厅之邀，IFAW来到普洱和当地展开合作，共同成立了普洱亚洲象工作组——组里有IFAW的员工和志愿者，有高校学者，有从林草系统和环保系统借调而来的公务员，但就差一个全职且能开车的行政人员。
曹大藩便被招募了进来。
项目启动之初，曹大藩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司机，他的任务是开车把专家、学者送到大象活动区域附近的村寨做调研。这活儿他确实做得也相当不错。那时，要跑遍普洱所有有大象的村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地的林草系统，拿出了最好的一辆越野车给工作组使用，那是辆有着20年历史的丰田4500。
21世纪头几年的云南，经济相当落后，许多村寨还没有通公路。比如故事最开始的那个村寨，它位于普洱的南部，当时它距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一段21公里的泥巴路，一到雨季，湿滑难行。最难走的一次，这21公里曹大藩开了7个小时，每走一段就会陷车，时不时就得下车刨地。待最终开上水泥路的时候，曹大藩甚至突然忘了该如何在正常的道路上开车，一直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在慢慢挪移。走了一段后，车上的专家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专业司机才回过了神。
张立对司机曹大藩最深的印象则是，他救过大家的命。
曹大潘在西双版纳的野象保护区，在密林中穿行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一年雨季，路面湿滑，那辆古旧的老丰田侧倾溜下了沟，但还好没翻。曹大藩让大家赶紧下车，他找来石块卡住轮子，好歹止住了车身的继续下滑。然后他让大家走上坡，自己一个人，一点一点把车挪上了路。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吉普车就会彻底掉下山。
作为招募曹大藩的领导，张立却并不认为IFAW只是想招个司机。这个岗位名叫“行政助理”，除了开车，日常采买也在工作范围内，这件事曹大藩也做得兢兢业业。一次项目组进驻一个深山中的村寨，车都开不进去，老乡家的食物又不够那么多人吃，怎么办？只能靠人扛。这些事情，主要就是曹大藩做的。
然而，张立觉得这还不够。如果只是开开车、买买东西，对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来说，还是缺乏光明的前景。因此，他要求曹大藩不能只当自己是个司机，还得做更多的业务。所以，工作组的各种社区访问、IFAW的各种培训，曹大藩都会参加。这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也让他对大象有了新的认识。
经过大量的走访，IFAW和曹大藩确认了这些和亚洲象共存的人所面临的两大问题：第一，亚洲象会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第二，这些庞然大物会伤人，甚至能置人于死地。这些结论其实在同野象生活区域内的村民接触之前，他们就是知道的。但从大家口中获知的故事，则让这简单的结论变得更为具体，更为触目惊心。
在一个村寨中，曹大藩遇到了一位头脑颇为灵活的本地个体户老板。这位大哥是当地的致富带头人。他包下了200多亩地的一座山头，在山上种下了甜龙竹和菠萝。这两种植物都是能赚钱的经济作物，颇受市场欢迎。眼瞅着收获的季节即将到来，竹笋纷纷破土，挺在叶丛里的菠萝开始冒出香气，可是，大象来了。
这群亚洲象有十几头，自南方而来，向北迁移。它们日常的主食是茂盛的粽叶芦，这是一种禾本科的植物，能长到2—3米高，成片生长，人藏在其中根本看不见。大象遇到之后，会用鼻子卷起较嫩的新叶，轻轻一揪，嫩叶就断了，大象再把嫩叶往嘴里送。肥厚与鲜嫩的叶、茎，有一丝丝的甜味。但再甜的草茎，也比不上人类的甘蔗、菠萝；再大片的草丛，也比不上无垠的水稻。这些大家伙，毫不犹豫、没有负罪感地冲进了农田，它们所过之处，一片狼藉。
眼看大象糟蹋的痕迹离自己的山头越来越近，象群的喧闹似乎已经入了耳，这位致富带头人把心一横，又掏出2万元——这可是21世纪头几年西南边陲的2万元——雇来挖掘机，围着自己的山头，挖了一整圈2米宽、2米深的壕沟。
象群终于抵达了山头前。它们似乎已经闻到了山上甜龙竹和菠萝的香气，软嫩多汁的食物就在前方，但那条壕沟挡住了去路。大象这么大、这么重，它们也害怕摔倒或是跌落至沟中。一时间，人类胜利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象群记下了这个山头，它们大大的脑袋中藏着许多的智慧和记忆。
转眼间，普洱的雨季到来。大雨时常下，小雨落不停。山里的泥土随着水流冲刷崩解，地形发生了许多小小的改变。那一圈围绕着果山的壕沟，开始出现了漏洞。
象群敏锐地发现了变化，它们找到了壕沟塌方的地方。打头的大象倒退着身体，用后脚小心翼翼地尝试土地是否紧实，能不能撑住它沉重的躯体。见土坡没有进一步崩坏，于是它转过身转了几圈，用自己的四足踏地，让土壤变紧。随后，象群们都下了沟，它们用象牙戳刺对面那早已被大雨冲刷得松软的土墙，做起了“土木工程”。不一会儿，它们就制造出了一个溃口，然后抬起前腿，狠踏泥地，一个可以向上攀爬的斜坡就此显现。
亚洲象突破了“护城河”，进入了满是甜龙竹和菠萝的山头。这里成了象群的开心乐园，也成了那位致富带头人的伤心地。
这样的惨剧，在云南时有发生，只是并非每家每户都有这么大的损失。这也导致了那些生活在大象分布区域内的一线居民，对大象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厌恶。就别提时常发生的大象伤人事件了，这更是让人们恐惧。据西双版纳州林业局统计，1991—2016年之间，大象共造成53人死亡，299人受伤。要知道，在这期间，象群最多也不过300头而已。
派拉蒙影业出品，并获得第1届奥斯卡金像奖杰出艺术作品奖提名。
1933版本的黑白影片《金刚》，融合动画、真人和模型为一体，开创了特技片的先河，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一时。这是“金刚”的第一次亮相，它也成为被日后影坛翻拍无数的英雄角色。
1927年，一部名为《象：一部荒野戏剧》（Chang: A Drama of the Wilderness） 的默片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梅里安·C.库珀（Merian C. Cooper）和欧内斯特·B.舍德萨克（Ernest B.Schoedsack）。6年之后，他们推出了那部旷世经典——《金刚》（King Kong） 。《象：一部荒野戏剧》讲述的是一家勇敢的猎户面对自然的挑战，打败了种种野兽，找到美好生活的故事。在电影的最后，一群大象袭击了猎户的村寨，将房屋夷为平地，人们奋起反击，设下层层陷阱，打败并俘获了象群，将它们变成了牲畜。这个段落中出现了上百头亚洲象，这些庞然巨兽奔跑时，黄沙漫天，大地摇晃。这样的画面，在那个年代，震撼了全世界。
这个故事虽是虚构的，但它一定在文明与自然的万年互动中真实发生过。这样的反击，是人类面对猛兽袭击时的自然反应——它代表着人类的不屈、勇敢、智慧，是一切美好特质的彰显；但它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最终一定会有一方失败，甚至是两败俱伤。
来到21世纪，这样的故事断然不会发生在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约束，这些面对大象的原住民不可能再拿起猎枪。但如此的厌恶和恐惧假如日日积攒，一定会导向严重而惨烈的后果。这需要有人进行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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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普洱的亚洲象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盗伐森林，这种经济活动会导致它们的栖息地迅速被破坏，使其需要到森林之外觅食，这导致了更多的人象冲突。IFAW决定以给原住民找替代生计、提升收入为突破口，消解矛盾。
即使只是慢步朝你走来的大象，也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分布有黑颈鹤的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有一种小额信贷的生态扶贫方式，即通过给贫困居民发放资金扶持脱贫的项目，来减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张立带着曹大藩和项目组的同事到贵州去调研了一圈，决定参考小额信贷的方式，来推动普洱的亚洲象保护。
2000年，IFAW争取到了一笔资金，便在普洱的亚洲象生活区域成立了“IFAW社区互助基金项目”：他们会为每户加入项目的人家提供人民币800元，这钱不多，因此不是发给个人，而是让参与者组织起来，至少五户结成一组，把钱集合在一起，放入公共账户中共同使用。每个小组要选出一名组长、一名会计、一名出纳，向全体成员公开款项的进出和使用。小组的成员，可以向组长提交书面报告，申请一笔款项作为本金，进行种植、养殖或做些小买卖之类的活动，以收入来维持项目。一年之后，借钱的成员需要把本金和利息交还小组，以供下一年使用；而在接下来的一年，再换其他人申请。
正在沱沱河考察的张立，此刻他的后车陷在了草原上的沟壑里
曹大藩和他的同事们，拿着这份方案来到各个村寨，一户户地，向早已熟识的村民讲解政策。听到有钱拿，大家都很高兴。这帮子好像啥事都不做，就是每天来聊天说是要保护大象的“闲人”，终于要做正事了！
在项目组的不懈“推销”下，不少人家加入了。最多的一个村子有40来户人家加入，资金池一下子就有了3万多元，这能做不少事。一年之后，还真有好些村民依靠资助赚到了钱。这个项目得到了执行地南屏镇的高度评价，2003年，镇政府从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拿出了3万元，加入了互助基金项目中。
那这个扶贫项目又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
在和村民签署资助公约时，IFAW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坎坎：接受资助的成员，不得进行盗猎、毁林等破坏自然的活动，否则取消资格，资金收回。靠着这笔钱，保护机构成功进入了社区，从而获得了更多化解人象矛盾的机会。
参与互助基金项目的村民得到的并不只是每户的800元，他们还收获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甚至是看到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在执行项目时，曹大藩和同事们完全是按照发达地区的商业规则来制定基金公约的。想要拿到钱，村民就需要制订自己的使用计划，需要说服集体自己的计划有可行性，第二年是可以确保交还本金和利息的，整个小组就好像成了资金使用者的投资人。这一套操作，让大家拥有了和现代商业社会接轨的基本能力。在未来，当他们走出深山之时，这本领，用得上。
2003年的春节，曹大藩是在村寨里过的。他和同事为当地策划了一场新年活动，邀请全村人一起吃饭，还设置了诸如套圈之类的游戏，赢的人会获得奖券，能够兑换米面油盐酱醋茶。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活动最后，大家都坐到村长家堂屋的屋檐下咵天。这时，那位致富带头人走了过来。
项目启动的时候，因为嫌麻烦，又觉得800元太少，他一直没有参与到项目中来。但这场活动并没有拒绝他，这本来就是面向整个村寨的。
致富带头人找到张立，在全体项目组人员的面前，终究是开了口：“我也想加入你们那个老象项目。”大家都很奇怪，800元对他来说太少了，他为什么又要加入呢？大哥说：“钱嘛，你们给多少，我不在意。只是我觉得你们确实是在为老象保护做事情，还认真，所以，我还是想要参加进来。”
互助基金项目运转了5年。到后期，IFAW已经不太需要监管款项的使用了，因为参与者不是小孩子，他们自己能够做决定。这5年，也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5年。云南南方开始广种橡胶，农村收入腾飞，一户800元也不再算啥。不少小组解散，直接把钱分给了各家。这个项目的帮扶形式参考了小额信贷，但这些钱在本质上是一种资助，IFAW并没有想过把钱拿回来。相比资金，项目开展的过程和IFAW项目组投入的心血，切实地让人们得到了更多的帮助。
每一份善意都应该有标价。直面大象的人们为保护这些庞然巨兽付出了善意，那么，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补偿。而维护、补偿这些与象共存的原住民的机构，不止IFAW一个。
除了民间的力量，中国政府则拿出了一个更宏伟的方案。
2010年，云南开始逐渐分区域施行“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国家和省政府每年会拿出数千万元，交给商业保险公司为全省的农户、牧民投保。一旦农田、牧群遭受了猛兽侵害，或是出现了人员伤亡，保险公司就会评估赔付。这项保险，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是从全国税金的大盘中分出资金，来保护生态热点区域的自然。和猛兽打交道的一线农、牧民，自己不需要付出一分钱，他们得到了全中国的帮助和兜底。在实施上，这种责任险利用了商业保险公司的赔付逻辑来保证钱财支出的合理与高效，又有政府监管来控制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比例，以便来保证资金中的绝大部分都能用在生态保护的第一线。
这在全世界都是一项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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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曹大藩有了新任务——那时，他早已不再只把自己当成司机了。受当地政府的邀请，IFAW与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展开合作，在普洱市内作为亚洲象活动核心的两个县开展亚洲象监测预警试点。
监测它们，是为了避开它们。
人类不能伤害这些巨兽，一般情况下，它们也不大会直接闯入村寨。但是，假如有人在丛林中和亚洲象迎面相遇，就容易出危险。如果能掌握它们的动向，提前做好预警，及时让处在象群前进方向的人离开森林和农田，回家中躲避，这就能减少许多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