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中珍宝之谜
出土文物的修复，北京故宫首次展示，世界性的瞩目与赞叹。三星堆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中国学者的特色与局限。坑中珍宝的破译，各路专家学者争相加盟。关于青铜器的探讨，海贝来源的争论，金杖性质的考证，鱼凫还是杜宇的猜测。在古蜀国闪耀的朦胧星光中，探寻的脚步仍在艰难地向历史的纵深穿插迈进。
是人是兽难分晓
按照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套路，既然古蜀的历史已有了一个雾中楼阁般隐隐约约的转承组合系统，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与这段历史和这个系统相匹配。也就是说，这些文物与古蜀历史上的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为王的时代有无内在的关联。如果没有，当作别论；如果有，属于哪个时代，相互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对号入座，并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档，等等。只有找到了这种内在的关系，最好是能对上号，研究工作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是重大突破。
对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美籍华人张光直，在追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时曾精辟地论述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发掘——由国家集中人力采用新输入的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所进行的发掘，是在河南安阳的殷墟。这件事情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对它的研究一定要使用文献的材料、出土甲骨和金文的材料，所以把考古学主要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内。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献，使它主要在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内延续下去。这种考古学的成见，影响到史前学的研究。假设中国集中人力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庙底沟，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中国的考古学会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遗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样。但是，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
既然历史不能假设，以安阳殷墟发掘为标志培养出的中国学者的学术思维和路数，也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一个大的改变。它所形成的强大惯性还要在考古学与历史学探索的学术道路上延长若干个时日。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如此，三星堆遗址以及器物坑的发掘与研究同样如此。那么，摆在众学者面前的三星堆遗址之谜，是否由于有了文献或多或少的记载与出土器物的参照，就能在历史的这个大框架中对号入座，在排列组合之中得以全面解开？这是一个有志于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古蜀文化探索的专家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既充满诱惑又荆棘丛生的探寻目标。
1987年5月26日，经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与省考古研究所请求，中国历史博物馆派员四人，重庆市博物馆派员一人赴成都，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会合，共同进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以便推进相关的发掘资料的整理、发掘简报的撰写和各项研究工作的进程。按照四川方面的规定，此次修复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纵目人面像、青铜人头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通过各方修复专家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修复进展顺利，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
青铜兽面具
1987年10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头像、纵目人面像等精品文物，随《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首次赴北京，在故宫展出。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地人士的极大关注，纷纷前来一睹为快。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闻听这一消息后，专程从美国飞往北京参观这次展览，并在青铜立人像前，久久伫立，赞叹不已。
从清理和修复的器物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五十四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因而两坑的发掘主持人“二陈”在共同撰写的发掘简报中，最早把这批器物称为“青铜兽面”“纵目兽面像”“青铜纵目兽面像”等等。这一提法公之于世后，很快受到了张明华、杜金鹏、高大伦等学者的质疑。这几名学者认为这些面具的形象压根儿就不是兽，而是活灵活现的人，应该称作“人面像”才合乎事实本身。这种面像的形式是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来并更加图案化和人形化了。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还指出，良渚文化里的一件所谓“兽面纹”的上半部，原本就不是什么鬼兽，而是一个明显的戴皇冠的人的形象。学者高大伦认为杜氏的这一说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补充说这种人面是从河姆渡“双鸟负阳图”演化而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因而为“二陈”最早所称的“兽面”变为“人面”，做了阶段性的更加符合理性的诠释。
在这些人面群像中，有的两个眼角向上翘起，如同竖眼一般；有的眼球向外高度突出，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员架上了现代化的俄罗斯高倍望远镜。如在二号坑发现的十五件人面像中，均为半圆形，根据形态可分为三个型号，其中造型最神奇怪诞的就是那件被当作古蜀王“背椅”或“宝座”，并轰动一时的眼球向前凸出16厘米的巨大青铜面具。
关于这件通高65厘米，面部至两耳尖宽138厘米的纵目面具的性质，有的学者开始把这件器物往已大体划定的历史框架中乱装猛塞，并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认为这就是蜀人的始祖神——蚕丛的影像。其推断的理由是，远古时代，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主要是动物，于是便产生了动物崇拜，同时也对祖先进行崇拜。图腾崇拜就是以上两者崇拜的结合。这一造型奇特的青铜大面具，可能就是远古蜀人的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产物。而文献记载中的所谓“纵目”，应是古代蜀人对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记，即采取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的蚕丛纵目的图腾神像。这一形象，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原始水平时期，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生动写照，就犹如女娲造人，以及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形象一样。
除了《华阳国志》记载蜀人始祖蚕丛“其目纵”及“纵目人冢”等语外，《楚辞》亦有“豕首纵目”的记载。因而有学者认为“纵目”应该是“竖眼”的意思，也就是和著名的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第三只眼睛差不多。但这个看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认为这样的联想未免相差过大，很有些胡思乱想的味道。“纵”应该是“向前”的意思，或解释为“前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纵身、纵箭、纵深发展、纵目远眺等等。如果将“纵”理解为“竖”，显然是只知皮毛而未解其本质。实际上，“纵目”一词的含义应当和青铜人面像的眼睛一样，眼球长长向外凸出，如同纵身跃出一般。这件面具的出土，正是文献中有关“纵目”的记载的写照，是几千年来为人们费解的难得的实物例证。
展出中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图：视觉中国）
在进一步考察中，有学者根据《山海经》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认为这件青铜纵目面像并不是什么所谓古蜀始祖——蚕丛，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烛龙”。这部古代地理名著，除记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外，还保存了许多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在一段故事中这样说道：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西北方的钟山上有一条巨龙。它的身躯很长很长，一伸腰就能达到千里之外。它的样子很怪，浑身通红，虽是蛇身，却长着人的面孔，但眼睛不是横着长，而是竖立起来。这个人面蛇身的怪物经年蜷伏在钟山脚下一动不动，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怎么呼吸。但只要它什么时候想起来开始呼吸，普天之下就会立即刮起飓风，搞得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弄不好还会像当今的原子弹爆炸一样，造成房倒屋塌、天崩地裂的恐怖局面。不仅如此，这家伙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睁眼就能把天外的阴极之地全都照个通亮，这个时候的天外就变成了白天。待它一闭上眼睛，天外立刻又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要它吹口气，天外就立刻会变成狂风呼啸冰雪漫天的寒冬。它只要轻轻地吸口气，天外又变成了炎炎似火酷热难忍的夏天。真可谓达到了通天入地、偷天换日的神奇境界。由于它能像蜡烛一样发出光亮，人们便称它“烛龙”。又因为它能照亮天外阴极之地，所以又叫它“烛阴”。
烛龙的眼睛何以如此厉害？《山海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大多数注家都赞成晋代学者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从“烛龙”的眼睛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这件特大号青铜人面像，有的学者便开始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就是烛龙“直目”的真实写照，也是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龙的形象的原因。如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左衽上的龙，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以及青铜神树复原后上面那条达三米多长的巨型盘龙，等等，都应与烛龙这个神物有关。
另据当代学者王兆乾等人的研究，认为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读音与烛龙相近，因而烛龙又可视为祝融。《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岷江）。”《蜀王本纪》则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以此来看，传说中的祝融同蚕丛一样，最早都活动于四川西北的岷山和岷江一带。由此，古蜀人很可能将他们合为一个神，并引为自己的先祖来崇拜。三星堆出土的龙形器物，便是蜀人将自己的先祖与神灵融为一体的具体表现。
但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十几件眼球突出的青铜人面像，既不是烛龙，也不可能是祝融，而就是传说中的蚕丛及其部族的高级官员。
带夔龙形额饰的青铜纵目面具
当然，考古人员还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和这个被称为蚕丛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鼻梁上装配有“龙”或“蛇”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称整个出土青铜器群中的绝品。这件面具宽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耳和眼采用嵌铸法铸造，角尺形的一双大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呈柱状外凸的眼球向前长伸约十厘米。鹰钩鼻子，大口微张，舌尖外露，下巴前伸。出土时尚见眼、眉描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的印痕，估计也应是这个青铜家族的一位高级神灵。
从这件面具的形象特点可以看出，古代蜀国的匠师们用大胆夸张的手法，将人和兽的形貌巧妙地结合起来，巧夺天工地创造出了面目威武、神情严峻，极富抽象的人兽杂糅的神灵偶像。由于这件文物在构思和制造过程中都赋予了极其伟大的天才的想象力，它在各类面具形象中异军突起，光芒四射。尤其是额上那道长长的直立的冠饰，犹如一道灿烂夺目的旗帜，壮美挺拔，迎风招展。只要站在它的面前，似能听到“哗哗”摆动的天籁般神圣高洁的声音。而那完美的造型设计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又使这件器物显得威震四座，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神秘慑撼之感。如此大胆狂放，具有穿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的造型艺术，不只是在蜀地前所未见，即是与中原同期的商周青铜艺术相比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
举世无双的青铜巨人
在北京故宫展览时，布展人员特地将一件形体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安排在整个展厅的正中位置。
这件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中层，身高122厘米、冠高10厘米，连座通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出土时已从立人腰的下部断为两截，下层方座底部残损。经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妙手回春的修复，基本保持了原貌。据陈德安等考古学家推断，此像铸造历史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如此巨大的青铜人像，在中国出土的商、周器物中可谓前无古人，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也为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冶铸史所罕见。这尊青铜立人像不仅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在这方面的一项空白，而且就时间论，比古希腊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顿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以上。即使在古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国中，也从未发现时间如此久远、体量如此重大的青铜人像。1972年，在意大利亚契市海湾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武士像，使整个欧洲为之狂欢。14年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横空出世，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并再度引起了全人类心灵的强烈震撼。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大的远古青铜人像，也是世界上同时期古文化遗存体积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罕见的绝品之一，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青铜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奇峰。
从外观上看去，这件罕见的青铜大立人像，身躯修长挺拔，头戴回纹筒形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套装三件，前裾过膝，后裾及地，长袍上阴刻两组龙纹。有专家推测，这套打扮可能就是商代祭祀时穿着的“衮冕服”。大立人的左肩向右斜挎一条“法带”，目光炯炯，直视天下。小腿和手腕上戴有镯子，赤脚，一双大手做“掐指一算”状，透视出神秘威严、变幻莫测、法力无边的魔力，大有视天下苍生如草芥，揽天下沉浮于股掌之中的气势。从华贵的衣饰、富丽的穿戴和古朴的台基装饰可以看出，这尊青铜大立人像所代表的，绝非一般身份和地位的人物，当是君主王侯之类贵族首领。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的君王都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号令天下的一国之君，又是统率全国大小巫师的群巫之长。这个国君平时做一些统治国家、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事情，战时则统率三军出征，用劳苦大众的鲜血保住他的统治地位，以便继续长久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遇天灾人祸或祭祀祖先、社祭、军祀时，则亲自出马，举行隆重的祭礼，以保统治阶级的地位平安与迷惑人民大众不要揭竿而起，毁了自己的安宁与幸福。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这尊立人像代表的是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也就是蜀王兼群巫之长的形象。
青铜大立人像
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宗庙内祭祀先王及上帝特设的偶像，其作用是沟通天地、传达天神的旨意。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大立人像赴北京展出之前，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现场，对这件刚刚修复完成的器物亲自做了考察后，对陪同的林向、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三星堆的发掘者与研究者们曾这样说道：“大铜人站在祭坛上，大家都会推测他是一个神祇。但究竟是什么神祇，似乎难以琢磨。我看，如果把大铜人双手所持之物的原来面貌弄清楚，则神祇的属性就容易搞明白了。这个铜立人双手皆把握成圈状，把握的方向又表示出所持为一长形物品。如做仔细观察，其双手把握之物的断面大体呈方形。在当时存在的物品中，只有琮的形态与这种情况最为符合。由此可推测，铜人双手原持一大琮，如为玉琮，则埋藏时可能取下而置于他处，如为仿玉木琮，则就会因腐朽而不存了。三代之时，礼天用璧，祭地用琮。铜立人既然手持大琮，当为祭地之神，可知大铜人本身也就具有地神的性质。”在这个推论的指导下，俞伟超建议发掘者和修复者一道，仔细查找玉琮的踪迹，以便确认这一推论的可能。遗憾的是直到所有的器物都修复完毕，也没有发现可以和这件青铜大立人相关联的玉琮出现。
对于俞伟超这一推断，三星堆最早的关注和发掘者沈仲常在表示赞成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认为：这件青铜立人像的双手大得出奇，与身体显然不成比例。当时匠师们为什么过分地夸大铜人的双手？而双手所执的原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件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执物确应为琮。琮内圆外方，外壁以减压法突出四块长方形凸面。从这件青铜立人像双手的握式中，正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凸面的一半。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树”残件中，曾发现一件仅存上半身的小青铜人像，这件小人像双手分开平置于胸前，手中各执一件琮，这恰为大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执的器物提供了事实上的佐证。在此之前，考古人员所见到的琮最多的是玉制品。玉琮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早见于良渚文化的墓葬中。经过考古学家多年的研究，一般随葬玉琮的良渚文化墓葬有以下四种特征：（1）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2）墓主人多为男性；（3）玉琮往往与玉璧同出；（4）有些墓还有人殉现象（如张陵山M4）。据此，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一种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有关的器物。它用于随葬，很可能具有避凶祛邪、保护死者平安吉祥之意，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玉琮就成为祭祀天地的礼器了。与三星堆祭祀坑时代相近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玉琮十四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载：“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对玉琮有如下论述：“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
青铜大立人像出土场面
最后，沈仲常总结性地说：“如上所述，玉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那么手持琮的青铜立人像所代表的又是什么人的身份呢？这件青铜立人像正身直立，神情庄严肃穆，双手执琮，琮的孔中或可能还插有通天地的木柱。在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中，高大的立体铜人像只此一尊，它象征的应是在这里主持祭祀的巫师。根据祭祀坑的地理位置来看，人像身着左衽衣，结合同时出土的具有蜀文化共同特征的遗物分析，这件青铜立人像象征的无疑是蜀人。而衣服上的云雷纹和青铜尊等容器的特征，又显示出与中原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特征。因而不妨做这样的推论，这件青铜大立人像，象征当时蜀人中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某代蜀王的形象。”
对于沈仲常的这一推论，同是四川学者的屈小强颇不以为然，他在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后，认为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太阳神的形象。其理由是：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与太阳长期共处中观察到，太阳能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还能明辨善恶，洞察人间。所以，大约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他们便开始奉太阳为丰产之神、保护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那尊高达2.6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就糅合进了传说中的太阳神形象。而头顶太阳的形象，在中原古史传说中是天帝少昊，他是黄帝与嫘祖在江水所生的儿子青阳。甲骨学专家们考证说，少昊部落集团各氏族“全是鸟的名字，明显是图腾的残迹”。又说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阳为名，奉太阳为神。从字义上看，少昊的昊字则是从日从天，是头顶太阳的人。因而古代人尊称少昊是集鸟崇拜（属图腾崇拜）与太阳崇拜（属自然崇拜）于一体的人间首领。
关于沈仲常与屈小强各自的推断到底孰是孰非，学术界并未做出硬性的评判，但不管做何结论，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应忽视，那就是这具青铜大立人像在出土时，被拦腰折为两截。这个显然并非正常的现象，二号坑发掘的主持者陈显丹，对此做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蜀国的政权发生了巨大变更，取得政权者将古蜀王所崇拜敬奉的神灵作为战利品献祭给天帝，或作为一种最大的“封禅”所举行的“碎祭”。二是当时蜀国面临着灭顶之灾，蜀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自我牺牲”的决定，但又不能真死，于是他铸造了一个替身，这就是人们现在所看到的青铜大立人像。
为自圆其说，让这个解释看上去更趋合理化，陈显丹还列举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割发以代首级的故事作为佐证，并认为曹操的灵感与做法就是仿效先祖先王的风俗与做法实施的。按陈显丹的说法，三千多年前的古代君王，当他们在洪涝、干旱、地震、雷击等天灾人祸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经常会以“死”的方式向天帝“谢罪”，如同后来的皇帝们搞的“罪己诏”模式。他们的死法是在举行了祭祀礼仪之后，架起木柴将自己焚烧。当然，主持祭祀大典的君王们不会把自己真的投入火中，而是采取用自己的替身人像进行焚烧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庄严、肃穆、凝重的仪式。这种古老的仪式除古蜀国外，在中原的商王朝也屡见不鲜。据有关文献记载，商朝的汤王在打败夏朝的桀之后不久，天下出现了严重的干旱，整个国家陷于绝境之中。为除灾祈福，商王亲自登坛跪拜祈祷，但仍无雨。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商王开始对天祷告说：“上天啊，如果有什么过错，你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为什么要降罪于成千上万的百姓呢？”说完，便剪下自己的头发，又在地上磨自己的手，最后将自己的整个“身体”作为祭品奉献给了上天以谢其罪。这里记载的商王将自己贡献给上天，实际上就是类似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的替代品，最多只是把他那几绺头发割下，以此作为贡献而已。对于陈显丹的这一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则一笑了之，嘴上不言，心中自是颇不服气。
青铜大立人像摹图（背，正）
通天神树
在三星堆遗址二号坑中，共出土了八棵被称为神树的青铜器物。这些树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烂并经火烧，大多残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称为一号神树，修复专家杨晓邬与他的助手们经过三年多呕心沥血的修复，总算使这件器物比较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此树通高3.96米，整株树分为底座、树身、龙三部分。圆圈形的底座上有三个拱形的足，如同树根状。主干之上有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每一枝的枝头上都站立有一鸟，全树共九只鸟。树的顶端因为残缺，不知顶部的具体情况。但从残缺的顶部仍能看见有一个巨大的果实，推测树的顶部也应该有一只鸟站立，因为它的结构与其他枝头的结构在整体上相同。神树的主干外侧有一条身似绳索的残缺的青铜龙，由树冠沿着树干蜿蜒而下，那弯曲的身子总长度达到了五米。龙身是用铜管扭成绳索状而成的，直径约十八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势。整个形象看上去大气磅礴，雄壮威武。那高昂的龙头与扭曲的龙身，给人以腾云驾雾、自由流动于天地间之感。这棵神树是中国国内出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据修复专家杨晓邬说，在一号神树的修复过程中，开始并不知道树干与那条残缺的青铜龙有何种关系，待各自修好后，神树怎么也不能单独立起来，非要有个支撑架才能立稳。经过一番观察，发现神树的底座和树干有几块多出的小铜片，望着这几块小铜片，杨晓邬突然意识到可能与刚修复的那条巨型龙有内在的关联，于是赶紧和助手把那条青铜龙搬过来核对，结果发现树与龙正是相互配套的一件器物。待把龙配上之后，神树站立后便不再倒下。这个时候杨晓邬才明白，这条攀在树上的巨龙除了它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外，在技术工艺上明显地起到了保持树的重心稳定而不倒的作用，单是这一方面的铸造技术，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成就。后来经过多个实验室配合研究，神树的树身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手法，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看，神树造型结构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整棵树虽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但观之仍有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之感，完全称得上是神工鬼斧，巧夺天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除排序为一号的大型神树外，那棵中型神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只是上部已基本残断无存，仅有一根枝头上有鸟造型的树枝大致可以复原。树的底座呈山形状，应表示神树长在神山上，上面刻有太阳和云气纹。座圈的三面各铸有一方台，上面有跪坐人像，人像双手不知握有什么东西。估计此树原高度也应在两米以上。小神树共有四棵，但均因残缺太甚，无法修复了。不过从残件上可以看出这些树的树干呈辫绳状，树座盘根错节，浑然一体，树枝端头造型应为人首鸟身像，有学者把它誉为人们常说的“连理枝”予以解释。
关于这大大小小的青铜树所体现的主题和用途，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铜树的修复之时，曾受四川方面的邀请到成都做了亲身观察，并对当地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俞伟超云：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立人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象奇特，更在于其含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据初步推断，二者都应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大铜树尚未全部修复，全形还不太完整，但大致可知是在一根大树干上，分出多层的三枝树杈，每枝树杈上，又再生出许多枝叶。上面悬挂着大量小件物品和神怪形象，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尽管其细部还有许多复原不了的地方，但整个铜树的形态，一眼望去，就可以知道它同东汉时期在四川和云南、贵州以及甘肃和青海东部墓中随葬的铜质摇钱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那种东汉的摇钱树，我在1980年已著文说明是社树的模拟物。关于古代的社树崇拜，《论语·八佾》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知商代是流行的。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着很多商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蜀人同商人一样崇拜社树就成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古代的农业部落因为见到粮食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并把这种土地之神叫作“地母”。社树就是一种地母崇拜的体现物。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生，当然会出现这种地母崇拜。况且以后的东汉时期，四川又是铜质摇钱树最流行的地区，这自然潜藏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把三星堆大铜树推定为社树的模拟物，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一号青铜神树
神树上的神鸟（图：视觉中国）
对于俞伟超的看法，考古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论，只是有不少补充或另外一个系统的全新论述。如参加三星堆发掘的敖天照则认为，这几棵神树应是“早蜀先民宇宙观的实体模式，也是太阳崇拜的实物写照，与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有关。《山海经》和《淮南子》曾有扶桑和若木的记载，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二号铜树，就是栖息神鸟的扶桑和若木。扶桑在东方太阳升起的汤谷上，若木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天上的十个太阳，由十个神鸟运载。一个在空中，九个在枝头……这就是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宇宙有‘十日’的神话传说，即太阳崇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神树上的具体体现。用这种方式以祈求太阳适时出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关于敖天照所说的扶桑与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过一番论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树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学者以郭老的这篇文章为底本，再次推断、论证青铜神树所牵涉的扶桑与若木等问题。不过如同古人所云，姜还是老的辣。就学术水平而言，后来者似乎都未超出当年郭老论述的范畴。因而只要看了郭老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其他学者的考证也自然成了小巫与大巫的关系。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3期）的第三个故事中这样说道：
1969年11月，在河南济源县轵成公社泗涧沟村西南，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的砖室墓。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器和陶俑，也有部分铁器如刀剑带钩之类。
在陶器中有一株陶树，通体施釉，上半部呈暗绿色，下半部呈黄色。树顶站一大鸟，头上有浅冠，颈与身直竖，颈颇长。树枝九出，约略以三枝为一轮，由上而下的第一、第三、第四枝上各有一小鸟；第二、第六、第九枝上各坐一猴；第五、第七、第八枝上无物，或系脱落，但无痕迹。三只小鸟和三个猴子都没有施釉。枝端有叶上翘，叶的外面，第一、二、三、四、六枝均着一展翅的知了（蝉），第五、七、八、九枝无蝉而有花。树脚呈三角锥体，三面穹窿，以三棱锐点突出为脚。锥棱上有飞蝉、奔马、踞坐的狒狒，两手各执一长物而食；锥面上有三个裸体的人，左腿上屈，左肘内屈，放在膝上；右腿下屈着地而坐，右肘撑在地上者一人，撑在右膝上者二人。此外有些花纹，似杂草。
这株陶树，同志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定为“古代传说中的扶桑”。新华社曾据以报道，但未加以说明。我现在把我的意见叙述出来，以供参考。
在古时候，中国有一个神话式的传说，说天上本来有十个太阳，每一个都载在乌鸦的背上。这十个太阳和十只乌鸦都栖息在汤谷上的一株名叫“扶桑”的大木上。它们轮流值日，一个太阳和乌鸦值日时，其他九个太阳和乌鸦便在扶桑树的下枝休息。太阳背负在乌鸦上，大概是一半白昼、一半黑夜的象征。
有一次，太阳们没有遵守这个规约，十个太阳同时出来了。于是灼热不可当，草木和农作物都被烧焦了。老百姓们不仅热，更找不到东西吃。那时有一个会射箭的人名叫“羿”，他是尧皇帝的臣下。尧皇帝便命令羿去射太阳和乌鸦。羿果然射落了九个太阳和九只乌鸦，只剩下一个太阳和一只乌鸦在天上，于是老百姓就起死回生，天下太平了。
陶制扶桑木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后一阶段。树顶仅有一个乌鸦站着，象征着剩下的一个太阳，下边的九个树枝只附着鸣蝉、小鸟、猿猴；树下的人和物，在草茵上，都好像悠然自得或奔逸欲狂。但人身上是一丝不挂的，正表明其原始，是所谓“葛天氏之民与？无怀氏之民与”了。
上述故事，我是从好几种古书上的记载综合起来的。为了表明不是杜撰，也或许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我想把那些资料综述在一道。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矢曾，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庄子·齐物论》：“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照疑当作‘焦’）。”
《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北堂书钞》卷百四十九引作“命羿射十日，中九乌，皆死，堕羽翼”。《艺文类聚》卷一所引略同。）
由上引资料看来，《淮南子》虽然把这故事定在唐尧时代，其实并不甚古。原始民族，数目字的观念是很有限的，所谓“以三为众”，正是实证。数目发展到十，并且以十进位，这是表明：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了。
由传说的积极一面的精神来看，它标示着“人定胜天”——人能够和自然界斗争，并矫正自然界的不守秩序。这是自有人类以来的人民创造历史的不断的过程，这是可取的一面。但故事却把这种精神归之于“善射”的羿和有“圣德”的尧，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了。其实即使羿这个人果真存在，果真善射，他所用的弓矢绝不是什么“帝俊”所赐，而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射的技巧也是几十万年来人类在渔猎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这些都绝不是个人英雄所能够独创。何况征服旱灾是劳动人民的水利工程——浇水、打井、凿塘、筑堰等等——的劳绩，也绝不是弓矢所能办到。帝俊和尧皇帝的莫须有更不必说了。
故关于射日的故事，公元前的诗人屈原也早就怀疑。他在《天问篇》里曾经发出疑问：“羿焉弹日？乌焉解羽？”（羿在什么地方射落了九个太阳？乌鸦在什么地方折掉了翅膀？）可见富于人民性的屈原，早就不相信这个强调英雄帝王的神话传说了。
实际上这个传说可能产生于殷代。《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又说：“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即帝喾，亦即帝舜，屡见于殷代卜辞，被尊为“高祖夔”，故帝俊是天神，亦是人王。所谓“羲和”其实即是娥皇，在《尧典》变成为管天象历数的官。《尧典》成书甚晚，可能在战国时代的初期。
殷代已是奴隶社会，是产生羿的传说的很好的温床。殷代以十日为一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十日的名号，可能也就是十个太阳的名号。
不仅太阳是帝俊的儿子，月亮也是帝俊的女儿。《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名曰常羲），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准十日为一旬，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值日，可知十二月为一岁，天上有十二个月亮在轮流值月。这很明显，是有了岁月旬日的历术之后，才有这些神话式的传说产生。这就是这个传说产生于殷代的证据。
生月的常羲，后来成为奔月的嫦娥，实际上是与娥皇为姊妹的女英。嫦娥又成了有穷后羿的妃子。后羿也善射，相传是夏代中叶的一位好田猎的诸侯。其实后羿和羿，是一非二。神话传说的变异性往往如此。
十分巧合的是河南济源县出土了扶桑木，约略同时在北京后英房出土了元代螺钿漆盘的残片，上有嫦娥奔月的广寒宫。扶桑木浑厚庄重，广寒宫精巧玲珑，同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样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佳证。日月交辉，爽朗地在为当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欢呼！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青铜神树底座（图：视觉中国）
除郭沫若所说的扶桑之外，在古代还有建木与若木两种树的说法，并且与四川之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据传在“都广之野”这个地方，有一棵树名叫建木。此树有枝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龙蛇等动物。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天地的正中央，即所谓“天地之中”。一些名叫“众帝”的神人通过这棵树上天下地，此树由此成了登天之梯。关于这个“都广”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大多认为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或更大胆地说是广汉的三星堆一带。而传说中的若木，生长在建木的西边，和扶桑树一样，也是树枝上有十个太阳。那太阳的光华普照大地，大地万物在这光明的照耀下得以生长。
扶桑、若木、建木，这三棵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树到底代表着什么？它们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按四川学者樊一的解释，中国的古典神话传说，太阳大都是由鸟来代表，“金乌西坠，玉兔东升”这句成语可谓人人皆知。这就是说，凡是神树上的鸟，代表或象征的都是太阳。古史传说中的三棵神树，则代表着古代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地是一块平面，上有弧形的如同盖子一样的天，这就是古代最为盛行的“盖天说”。从东边到两极，也就是整个天际。古代的中国人以东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为三个主要的坐标，构造了一个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不仅中国如此，在古代西亚、印度、埃及和古代欧洲的古典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中，也有神树的故事传说和神树的图案造型，那些神树之上也有一个或多个太阳。西方学者把这种神树称为“宇宙树”（Cosmic Tree）。由此可以看出，中外的所谓神树实际上都具有相同的性质，都反映了人类早期原始的、朴素的世界观及宇宙观。不论是中国的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树的记载及传说，还是外国“宇宙树”的出现，它们都代表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代表着人类早期对天际宇宙的共同认识。三星堆神树与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扶桑等神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它与外国的宇宙树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或者说，宇宙树这种称呼，似乎比一般称谓中的神树在定义上更加准确、科学，也更能揭示其本身的性质和内涵，因而可以说，三星堆神树就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按照樊一的说法，神树或者说宇宙树反映了古人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学者再行怀疑。可以想象的是，在缺乏科技知识的古代，还有什么比东边的晨曦、中天的艳阳和西山的落霞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呢？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宇宙树又是象征生命成长的生命之树，而生命则来源于大地、天空和太阳。三星堆神树，正是太阳崇拜的产物。
那么，三星堆青铜神树究竟是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树中的哪一种呢？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颇多，各执一端，分歧甚大。但多数学者如樊一、赵殿增、陈德安等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综合了多种神树的特征和功能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理由是：
一方面，三星堆青铜神树完全符合扶桑和若木“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三层九枝及其枝头的九只神鸟，正是金乌即太阳的写照。尽管三星堆神树因为顶部残缺，树顶是否还有一只鸟尚不能肯定，但表现的是“十日”神话却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原来只有九只鸟，如同马王堆帛画中只有九个太阳一样，仍然无须去怀疑它是“十日”神话的一种真实形象的反映。“十日”，是古人举其成数而言，本质上在于反映古人的一种天体宇宙观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太阳为坐标而建立起来的时辰观念。而时辰、季节对早期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讲，可谓性命攸关的大事。正因如此，世人在某种画面或某种造型上就见到了同时出现的许多太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上的扶桑图，可以说是最形象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幅帛画的画面上，一条龙缠绕在扶桑树上，九个太阳一大八小。树顶的那个最大的太阳，如日照中天，普照大地。而那太阳图案中的鸟——金乌，更明白无误地向世人昭示了枝头的鸟究竟代表着什么。将这幅图画与三星堆出土神树对照，上面的鸟所代表的是不是太阳也就一清二楚了。三星堆神树这件稀世之宝的出土，使古史传说中的扶桑和若木得到了实物例证，而天上有“十日”的神话也因三星堆神树这一实物的存在，让当今人类进一步了解了先民们的世界观与神话之间的关系。
修复后的青铜神树摹图
另一方面，三星堆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无论中外，古人往往认为自己处于大地的中央，故而“中心”甚多。建木和出土的三星堆神树一样，都有树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黄蛇”，即张牙舞爪的龙。这个记载与实物得到了相互的印证。据发掘主持者陈德安说，三星堆神树出土时是与一大堆巫师雕像在一起的，这表明神树与群巫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互不可分，其用途是相同的。以“群巫之长”为首的巫师团体，正相当于那些通灵显圣，能借助建木这一登天之梯自由上下的“众帝”。而那条颀长无比的大黄龙，或许正是巫师与众帝们上天入地的得力驾乘。
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才认为三星堆神树是一棵代表古蜀先民宇宙观念的神树——宇宙树，它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并具有“登天之梯”的功能。巫师们借此神树，用以连接天地，沟通人神，并最终达到巫文化中特别突出强调的天人合一的神奇境界。
是神坛还是帽子
